2015年8月的一天，邻居一个刚满14个月的小女孩在二楼骑学步车，因房子尚未装修，未安装护栏，孩子不小心从二楼摔了下来，命悬一线。被吓坏了的孩子母亲，慌慌张张地把小孩抱到鲍德立诊所。来到诊所后，她忘了叫医生，只顾哭着给家人打电话。此时鲍德立正在里间药房，听到动静后出来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孩子已经面色发黑，呼吸微弱。仔细观察，孩子伤到了头部，情况异常危急。

　　这已经不是一个农村诊所能救治得了的，如果是出于保护自己的话，他可以让孩子母亲打120，然后把孩子交给救护车就行了。可他没这么做，一边赶快给孩子做应急处置，一边拨打120。之后，为了赢得宝贵的时间，他用车送她们母女往莆田方向赶。约半个小时后，与市医院救护车在笏石交接。做好交接后，鲍德立仍没有置身事外，他又一路跟到了医院。

　　孩子伤得很重，因头部着地，造成头骨塌陷。市医院在紧急处理后，建议马上转福州医院。女孩母亲听后一下瘫软在地。鲍德立见状，边安抚边带上她们马不停蹄赶往福州省立医院。当他们心急如焚赶到省立医院，在孩子心电监护仪显示出一条直线的情况下被医生抢救过来，转危为安。后来赶到的女孩家人对鲍德立这种急难相扶的大医风范深受感动，一个劲地夸他是自己一家的救命恩人。鲍德立却说：见死不救三分罪，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和死神抗争的战斗，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义务也是职责，我怎么能撒手不管。

　　这是一个乡村医生的角色定位，更是鲍德立作为一名党员所践行的初心与使命。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在他的从医生涯中，像这种危险之时见真情的事例还有许多次。

　　北岸是沿海的经济开发区，近年来很多项目落地施工，开发建设热火朝天。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纷至沓来，因为鲍德立医术好、医德高、收费低，所以务工人员一旦感冒发烧什么的总爱去鲍德立诊所就诊。而且这些农民工大多利用晚上时间去诊所找他。有时患者需要输液，往往会拖到下半夜。而此时的他已经忙了一整天，非常疲劳，但他总能来者不拒，笑脸相迎，既不抱怨，又不提高诊金。因为他知道，这些农民工为了多赚几个钱，他们白天要干活，生了病，也要硬扛到下班，利用晚上去就诊。鲍德立深知他们的不易，为此他默默地在深夜为这些外来工留着一扇门、亮着一盏灯。为方便他们就医，他告诉他们，自己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无论多晚，都可以给他打电话。

　　对外来工尚如此用心用情，对邻里乡亲就更不用说了，不管谁家有人生病，只要一个电话，不管是三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他都在第一时间赶到。对村里的“三高”病人及伤残病人，他更是挂在心头，定期上门服务，为此村民们都称他是健康的守护神。晚报记者  钱碧云

　　昨日，记者在市博物馆一层外环廊及大平台建筑物下方看到，疫情过后，莆阳夜市项目恢复施工。场地机器轰鸣，各店铺内，工人正忙于装修。夜市外围以黄白相间为主色调，各色灯带制成的“人间一趟，积极向上” “莆田奇妙夜”等标语，彰显个性。一家家店招各具特色，灯带时尚浪漫。

　　该项目负责人陈小芳介绍，莆阳夜市面积2300平方米，是一个集研学、文创、夜间经济等文旅融合新业态空间，建有11坎店面，打造“网红”打卡点。场地中间设置综合性小型演艺舞台等，将举行体育赛事直播、民谣弹唱等文体活动，为夜市引来人流量。夜市连接市博物馆与新建的摘星楼，通向横跨的状元楼桥头，完工投用后，不同类型的商户将齐聚于此，共享空间，共享资源，打造新型的夜间经济发展模式，今后这里将是莆田市民游园的新起点。

　　为便于市民夜间休闲，市文旅局充分发挥文化场馆运用的叠加效应，统筹规划建设市博物馆莆阳夜市民生项目，依托周边充沛的人流量、便利的交通，打造创新创业与时尚消费，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促进文化消费提质增效。该项目由福建省莆仙戏剧院全资注册成立的莆田市文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目前已通过招投标，确定了第三方专业运营团队。

　　莆阳夜市第三方专业运营团队、1971文创园负责人陈建生介绍，目前莆阳夜市整体外观氛围已布置完成，将通过招商引进咖啡花艺、特色餐饮 、手工作坊 、研学游乐 、舞台演艺 、共享会客室等项目，建设莆田夜间经济的一处新引领点，也为外地来莆游客新增一处夜间休闲地，丰富人们的夜间生活。招商结束后，进入店面二次装修，由入驻商户自行完成，预计11月试营业，明年元旦正式投入运营。湄洲日报记者　黄凌燕

　　10月14日（农历九月初九）是妈祖羽化升天1034周年纪念日。为期2天1夜的妈祖金身巡安湄洲岛拉开了序幕。10月14-15日，由莆田市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主办，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湄洲岛党工委、管委会指导，纪念妈祖羽化升天1034周年系列活动在湄洲岛开展。

　　好戏连台 精彩不断

　　10月14日上午7点，妈祖金身巡安湄洲岛起驾仪式在湄洲妈祖祖庙正殿举行。为期2天1夜的妈祖金身巡安湄洲岛拉开了序幕。从圣旨门广场到海祭福船，道路两边站满民众，大家敲锣打鼓，护驾妈祖金身巡安海岛纳祥布福。一路上，泉州惠安女等独具特色的阵头表演，吸引人们观看。

　　活动中，28位手持扫帚的女性走在巡安队伍前列，她们头梳妈祖头，耳佩银耳坠，一身红衣红裤，与岛内各宫身着红衣红裤的女性妈祖敬仰者组成绵延数里的“红流”。以台商郑雅萍为代表的在岛台胞与岛内妈祖敬仰者自发在巡安沿途设立了60多处爱心驿站，为此次巡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当然，不能忘记在后方默默付出的祖庙妈祖义工们，他们穿着红色的志愿者马甲，精心为巡安人员准备餐点，为所有人送去妈祖的关怀。

　　巡安队伍最前方，为妈祖金身开路的千里眼、顺风耳神偶格外引人注目。为了能让两尊神偶在此次活动中亮相，在陆台胞饶瑞和、王淑华夫妇不远千里从昆山来到湄洲，对祖庙工作人员进行数月培训。在岛台胞们同样没有缺席这场盛会，他们在巡安沿途设立了爱心驿站，为所有巡安人员送去关怀。以妈祖金身巡安绕境湄洲岛为契机，两岸妈祖人再聚湄洲，共襄盛会。

　　中午12时，妈祖金身驻驾在青浦澳海滩宝船造型的祭坛上。

　　千百年来，妈祖文化随着渔民、船工、商贾、朝廷的不断传播和重视，目前全世界46个国家和地区共有上万座妈祖分灵庙，妈祖敬仰者有3亿多人。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这是对妈祖信仰的真实写照。

　　同谒妈祖 共享平安

　　当日下午，湄洲岛下山村深澳底妈祖福船隆重举行纪念妈祖羽化升天1034周年海祭活动。此次纪念妈祖羽化升天1034周年大会由市政协主席周青松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阮军，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俞建忠，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厦门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执行长蔡金山，越南妈祖文化董事会会长汤志强分别发表致辞。

　　大会现场，众人还一同观看了海内外41家妈祖文化机构代表发来的祝贺视频，其中包括以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大甲镇澜宫副董事长郑铭坤为代表的14位台港澳妈祖文化机构代表，以马来西亚雪隆海南会馆馆长丁才荣为代表的9位海外妈祖文化机构代表。

　　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郑铭坤在视频中预祝湄洲妈祖祖庙纪念妈祖羽化升天1034周年系列活动圆满成功，他说，“受疫情影响，两岸妈祖文化交流受阻，希望妈祖保佑疫情早日过去，让两岸妈祖文化机构的联谊交流恢复常态，也希望妈祖保佑两岸人民身体健康。”下午3时，海祭妈祖大典正式开始。礼乐飘扬，舞备八佾，主祭人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林金赞，上海玉成天赐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柳成，广东鑫泰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国珍携海内外信众依循祖制向妈祖行三叩九跪大礼等。而后，主祭人与18位童男童女、18位湄洲女、18位渔民行放生礼，以此祭奠妈祖。

　　活动上，阮军说，每年九月初九妈祖羽化升天之日，举行妈祖文化、海洋文明、民俗艺术完美结合的海祭妈祖仪式，缅怀扶危济困、济世救人的妈祖，是秋祭妈祖中最具莆田湄洲地方特色的祭典仪式，寄托着中华儿女对至真至善至美的不懈追求和敬畏自然、征服自然、保护自然的美好夙愿，推进妈祖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俞建忠说，近年来，莆田市委市政府、湄洲岛党工委管委会、湄洲祖庙董事会按照习总书记“保护好湄洲岛”的重要嘱托，在妈祖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特别是两岸融合、全域协作、世界传播、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出了积极贡献。

　　林金赞说，去年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各地妈祖敬仰者来湄洲谒祖进香等交流活动大受影响，但历经风雨终见彩虹，海内外妈祖人发扬妈祖精神，主动作为，也涌现出许多感人的爱心抗疫事迹，成为各地抗疫战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湄洲妈祖祖庙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促进两岸民众心灵契合，不断扩大妈祖文化朋友圈，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做好妈祖文化传播，进一步提升妈祖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此次纪念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美国、加拿大、越南、智利、苏里南、柬埔寨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上海、广东、厦门等海内外妈祖文化机构代表共襄盛举。

　　全岛沸腾　妈祖金身回銮

　　10月15日18时09分，湄洲妈祖祖庙上空绽开无数烟花，在众多信众的簇拥下，妈祖金身回銮祖庙，并在祖庙正殿完成庄严的安座仪式，为期两天一夜的妈祖金身绕境巡安布福湄洲岛活动就此落下帷幕。

　　当天下午3点36分，妈祖金身于天后行宫起驾回銮，岛内14宫的民俗阵头着传统服饰，与岛外民俗阵头紧随妈祖金身，一路浩浩荡荡，载歌载舞，踩街前行。在巡安队伍途经的环岛西路，家家户户燃放烟花恭送妈祖金身回銮。许多身穿红衣服的岛民纷纷为妈祖金身“挂脰”，祈愿平安健康。

　　经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巡安队伍回到祖庙广场，众人拾级而上，并在祖庙正殿举行庄严隆重的安座典礼。伴着通赞的主持，众人依次向妈祖行三献礼，三跪九叩礼，祈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至此，妈祖金身绕境巡安布福湄洲岛圆满收官。

　　10月14日至15日，妈祖金身环岛巡安，经过金海岸沙滩、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永久会址、妈祖平安里、天妃故里等标志性地方，途中驻驾福船，驻跸天后行宫，前往朝拜的当地民众和外地游客络绎不绝。

　　湄洲妈祖祖庙祭典活动与妈祖信俗的形成几乎是同时出现，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公元987年九月九，妈祖林默因救助海难而不幸捐躯，湄洲岛上民众因感恩妈祖生前救助，自发在现湄洲妈祖祖庙升天古迹处建庙立祠，自此妈祖文化从这里发芽远播。

　　在清朝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湄洲妈祖就以圣旨颁诏的形式通告全国，“以国家谕祭，享春秋二祭”。湄洲妈祖祭典与陕西的黄帝祭典、山东的孔子祭典并称中国三大祭典；并在2009年以《妈祖信俗》的称谓，成功入选我国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晚报记者 朱国庆 通讯员 周建国 徐国荣  文/图

　　幸福家园

　　蓝穹碧水燕声甜，红鲤相跃年华旺。

　　山溪侧畔爱晴柔，雄鹰高翔天地苍。

　　红墙青瓦燕翘脊，一川老房胜瑶台。

　　揽胜廊亭溢果香，红灯铁流奔小康。

　　生态样本

　　山山岭岭织锦绣，沟沟壑壑兴名邦。

　　千年陂堰育古府，鱼米之乡看春涨。

　　高铁新城如椽笔，壶山岫巍方英雄。

　　奋楫扬帆再出发，生态之源感党恩。

　　园林绿化

　　云霞长拥日光华，花草争催纷烂漫。

　　紫薇娇艳带秋阳，木棉花绽增祥光。

　　击剑练拳晨曦里，荔乡之肺润心田。

　　绿脉舞动路相随，画山绣水奏乐章。

　　城市交通

　　穿山越海铺长虹，舟车星河耀光芒。

　　木兰溪畔大道起，碧水通途绵延长。

　　奔驰山野似龙腾，名果须臾抵南北。

　　惠格岭上画巨轮，仙游山转披霓裳。

　　乡村振兴

　　一抹红色鉴初心，红绿融合路宽广。

　　昔日万壑英雄地，今朝千山绿希望。

　　田园如画解乡愁，振兴引擎调出彩。

　　细描家园栖凤亭，点染民宿稻花香。

　　大港归来

　　秋水催征争朝夕，东方大港正翱翔。

　　惊鸿一笔海霞红，晴虹架桥金波上。

　　山海联动一线牵，千帆竞发逐浪高。

　　涛涌月随海丝路，鲲鹏再扬金翅膀。

　　历史名城

　　一脉古城领风骚，人文鼎盛续华章。

　　鸟眉虎眼彰明志，纤云书写清风唱。

　　触摸岁月荧光屏，文化方舟盈秀色。

　　荔馥瓦青万神韵，丹楹亭榭看莆阳。

　　绿道乐章

　　天马岗峦舞东风，圳湖千岛碧水甜。

　　陂沿桂子花重重，苍松倚日竹影长。

　　悠悠绶溪钓矶石，书楼研墨梦里香。

　　草晴蝶飞逢盛世，道绕绿水清曙旷。

　　世上最长的线，当数慈母手中线。它密密地缝在游子的身上衣里，春夏秋冬、千里万里相牵绵。

　　这里要特别当回事地告白大家，我念及的慈母，不单单是生身母亲，也把故里华亭，乃至整个莆田，包括仙游枫亭，都拟人为一体而唤之。常相忆，未曾忘。

　　爱不是无缘无故的。我对枫亭的钟爱，原因特殊，是一团扯不开的情愫丝络。

　　枫亭是我文化旅途的第一个驿站：我小学升初中的考场就在枫亭，时名仙游六中内。得幸，被仙游二中录取；续幸，初高中连读。当年，光脚徒步从莆田华亭到仙游枫亭；六年之后，同样光着脚走进了复旦大学。

　　枫亭，是我平生看到的第一个外面的世界。枫亭，是我的福地。我从这里起步，跻身科学文化殿堂，继而走上职场，一路拥梦前行，青丝变白发，无怨无悔到如今。

　　其实，到枫亭之前，对枫亭便有一点了解。我们村老百姓吃的蛏子、海蛎等水产品，小部分来自于“界外”，更多的就是从枫亭过来的。或者向村小商店供货，由商店卖出，或者是货郎自己走村叫卖。人们发现，枫亭人和“界外”人一样勤劳、刚毅，每天大清早，他们就挑着担子出现在村口，遇到风雨天，蓑衣沥水，雾气汗气集于一身；人们还发现，枫亭人和“界外”人一样善良、大气，海蛎“干到”，蛏子滩泥少。去了枫亭才知道，它是一个离海只有几里地的古镇，属于仙游，沿海与其相邻的灵川（即“界外”）则属于莆田。我的故乡华亭也在莆仙接壤处。莆田和仙游，就是这样的密不可分！去了枫亭，我本人还发现，那里的电灯，比我家乡的煤油灯来得亮，更接近现代文明。

　　就读仙游二中的6年很难忘。我的姑妈一家在仙游城关立店谋生，当家的男“主持”（院士龚旗煌的祖父），掌握修理电机的好手艺，曾不止一次被仙游发电厂邀去排除电机故障。原来，我们教室的照明灯光里，有着我姑妈家的功劳！那6年，我得到姑妈的多方照顾。那6年，我结识了几位家在枫亭的同学，还有一位“界外”同学。他们星期天傍晚从家里返校，常常会有煮熟的小海鲜带回来。正在长身体而又饥肠辘辘的我，面对他们递过来的吃食，每每高兴得眼睛发亮！

　　其中一位枫亭同学，毕业后常年在家乡工作，退休后现如今仍住在枫亭沧溪老家。我姑妈的女婿也是枫亭人（枫亭兰友刘氏望族）。自今年9月10日枫亭遭受外来新冠病毒突袭以来，正是他们俩及时沟通信息，让我跟枫亭休戚与共，心潮随之起伏。

　　他们说“整个枫亭镇都封了，最大商场永辉超市关门休市，平时最热闹的角头弯渔街至北门桥头霞街，顿失人气，变得冷冷清清。”我为之揪心，连央视中秋晚会也没有心思收看。他们说“根据核酸检测结果，划出了高风险区和中风险区”，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冲锋中不失理智，分清“敌情”，坚守阵地；什么叫紧张中的从容，该检则检，该隔则隔，该医则医，再危急也不乱方寸。他们告诉我各地的医疗队纷纷赶来支援，我致敬之余为之感动——“履险者英，逆袭者雄”，“英雄”这个词有着厚重而崇高的内涵。每位英雄都不辜负时代。他们让我看了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列，依次接受核酸检测，使人不禁心疼，一阵难过。但又一转念：这里的工作做得多好，连“小枫亭”们都不慌张，没有眼泪，秩序井然……

　　还是他们两位，终于传来了枫亭和整个莆田“解封”的消息，乡镇的“卡口”全部拆除，枫亭人的生活正在恢复原来的模样，让我好高兴。视频里庆祝“解封”的烟花，就是我怒放的心花！

　　继南京、扬州之后，从暂停键到重启键，27天时间里，枫亭与整座莆田经受了考验，一场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考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担当，考验了全体人民的应急力、团结力、战斗力。正如一位莆田朋友所言：在这场与疫情的搏斗中，人们紧张而又慷慨地调拨着自己的全部情感，大爱领队，众志成城，每颗心都是一个小太阳，照亮彼此。

　　枫亭和我们华亭相隔约18公里。我对它一直是仰视的，且万看不厌。因为，我的“老家”也是枫亭。据《枫亭志·卷五》记载：“曾，祖籍鲁郡。清代，从惠安涂岭迁入枫亭粦山、秀峰等地。”小时候，多位长辈曾对我说起，我们曾家是从枫亭迁过来的。而且说得很具体——枫亭树兜（经考，即粦山一带）。世代口传，而且有《枫亭志》佐证，能不“认祖归宗”乎？所以，枫亭的事就是我们华亭园头曾家的事。两“亭”相望相思，亲不亲一条根哪！

　　2004年末，我去福建省作家协会所在地福州凤凰池拜访郭风老师，向他报告我的散文作品研讨会的准备情况。闲聊间说及“祖家”，我一五一十陈述。他记性好，说“年轻时抱着改变中国命运的志愿秘密奔走，经常出入莆仙山区，枫亭也去过。对，当地有许多曾姓人家。”我说以后想写写枫亭。“很好，人不可忘了来路。”郭老点了点头，认真提醒道，“写枫亭绕不过一个人——蔡襄，枫亭蔡坑人。他是北宋名臣、好官，大书法家、著述家。他的字在其生前就极负盛誉，老百姓珍藏，皇上也称赞。福州鼓山灵源洞有他的题字‘忘归石’，枫亭洛阳桥（即万安桥）有他撰文的《万安桥记》石碑。他的专著《茶录》《荔枝谱》都是传世的……”我记住了。

　　这里，我想告慰蔡先贤，您的家乡一直引您为荣，后人始终把您视为楷模，做官的楷模——以民为本，做人的楷模——清正规矩，办事的楷模——有始有终。大家明白，您做事犹如写字，结构上注意捭阖呼应，倡建横跨泉州湾的洛阳桥（中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东南沿海各地从此可凭借泉州港走上“丝路”，振兴经济），倡植七百里驿道树，发明殖蛎固桥基（开创了世界上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的先例），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多学科融合，就是搞“配套工程”。现代人向您学习，注重创新与行业配套，不忘环境保护，把枫亭治理得井井有条，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交通便利，社会安定。比如，从无到有在“白蛇过路”山坡上建起了一座大学，实乃长远规划指导下的大手笔。是的，人们继承了您追求理想、崇尚文教的风范，让物质富裕的枫亭焕发出精神文明的辉光。

　　枫亭人的肝胆，生长着爱拼才会赢的基因。从事个体工商业的人员，超出全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大家投身创业，不畏艰难，相信他行我也行。枫亭人的肝胆，生长着会过日子的基因。普通经济收入的人家，量入为出，摒弃虚荣，也把生活安排得多滋多味。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好的群众基础，枫亭——福建省首批具有文化遗产价值的“千年古镇”，仙游县境内的鱼米之乡，才壮大成为闻名的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经济强镇。一个地方兴不兴，能不能旺，有了国家的好政策，人便是决定因素！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归根结底，高品质乡镇的标准只有一个：人民安居乐业。试看枫亭，那里的集市才真叫兴旺啊！出售海产品的摊子比比皆是，价格公道，交易频仍。我曾经与一位摊主有过对话——“你这海蛎从哪里采办的？”“自己种殖的。”“是吗？谁教你种殖的呢？”“我们这些海的儿子，没有不会殖的，都是蔡襄教出来的。”他说完笑了，我听罢也笑了。这个笑是会心畅怀的。蔡襄，您深刻影响了枫亭，影响了整个莆仙。九百五十余载过去了，您并未走远！

　　山的意志、海的胸怀、鹰的翅膀、枫的丹颜——这就是我的“老家”枫亭，任何灾难都压不垮的枫亭，有着强大磁性的枫亭。我姑妈有个儿子在枫亭安家，两年前向我索字，我给他题了：扬帆出海枫亭好。他说：喜欢。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同乡同业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传统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揭示中国本土文化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制约与影响。

　　所谓“同乡同业”，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同乡同业传统，与民间乡族组织的发展密切相关，其集中表现为地域性商帮或族工族商。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教授曾经指出，明清时期的地域性商帮与族工族商等现象，反映了“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1]傅衣凌的学生郑振满、陈支平、王日根等教授，对明清以来的乡族经济与地域性商帮作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同乡同业传统与乡族组织的内在历史联系。[2]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同乡会馆与同业组织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例如，中国近代商会、同业公会与明清时期会馆、公所的联系与区别；在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变迁中，同乡团体与同业组织的分化与重组，商会与同业公会中的同乡与同业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课题。[3]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深受中国本土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是中外学术界的共识。早在19世纪末，荷兰汉学家高延（De. Groot）已经指出：“如果对根源背景没有清晰的概念，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婆罗洲公司制度的形成、性质以及荷印华人移民的最主要现象。”[4]不过，早期的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主要集中于秘密社会、方言群等社会文化传统，而较少关注海外华人的生存策略与经营模式。近年来，随着海外华人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展，华商网络与原乡传统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华琛（J. Watson）对香港新界海外移民的研究，论证了原乡传统对海外经营模式的影响。[5]刘志伟对广东顺德县《沙滘楚旺房陈氏族谱》的研究，发现陈氏族人到毛里求斯、留尼旺一带经商，在霹雳、邦加岛等地开采锡矿，都是原乡家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6]那么，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究竟如何利用原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建构商业网络？这是本文试图深入探讨的问题。

　　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兴化人”（Henghua people），特指讲兴化方言的人群，主要为原籍福建省兴化府莆田、仙游二县的移民，也包括来自福清县南部和惠安县北部讲兴化方言的人群。[7]在东南亚华人中，兴化人是人数最少的方言群，但却具有十分明显的行业特征。一般认为，东南亚的兴化人主要经营交通行业，所谓“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8]不仅如此，东南亚各地的兴化人也有相对独立的会馆、庙宇和仪式传统，尽可能维持“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状态，历来是东南亚华人中最富有凝聚力的方言群。[9]

　　马来西亚芙蓉坡为海外兴化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创建了为数众多的兴化人企业、社团、庙宇和家族组织。自2006年以来，我们为了研究东南亚兴化人的社会文化传统，曾多次到芙蓉坡开展田野调查，收集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10]本文主要依据历次田野调查资料，集中考察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与聚居形态、生计模式与经营策略、同业公会与同乡组织，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对东南亚华人“离散社群”与“华商网络”的影响。[11]

　　移民过程与聚居形态

　　芙蓉坡（Ujong）是马来西亚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的首府，也是享受特殊政策的“自由市”。[12]在马来语中，芙蓉原名“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在闽粤方言中谐音为“芙蓉”，故此得名。[13]芙蓉地处西马交通要冲，为铁路和公路的枢纽，南下马六甲和北上吉隆坡仅需1小时左右的车程。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森美兰州是开发较迟的地区。15世纪，来自苏门答腊（Sumatera）的米南卡保人（Minangkaba）来到这里，建立了9个小城邦，号称“九州岛”（Negeri Sembilan），这就是“森美兰”名称的由来。19世纪末，森美兰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1948年加入马来联邦。[14]

　　森美兰盛产锡矿，芙蓉的矿产资源尤为丰富。19世纪初期，华人来芙蓉开矿采锡，逐渐在此定居。1828年，芙蓉华人矿工约有1000人，到1860年达5000人，1874年华人总数为15000人。1859年，来自广东惠州的盛明利成为第一任华人甲必丹，可见当时广东移民占居多数。在1911年的人口统计中，全州人口共130199人，华人约占31.4％。到了1970年，全州华人总数为183444人，其中客家人63655，闽南人47723人，广府人43524人，琼州人9341人，福州人5802人，广西人5093人，潮州人4717人，其他为3579人。[15]在1970年的人口统计中，兴化人作为小族群，并未列入单独统计，显然是归入“其他”类，总数不会超过3000人。

　　兴化人最早抵达芙蓉坡的时间，目前尚无确切资料，但不会迟于20世纪初。1923年，兴化人已经在芙蓉创办了“九州岛自由车商会”，而在此之前，据说还创办了“三轮车公会”。早期兴化移民大多不是直接抵达芙蓉坡，而是经由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口岸，辗转抵达本坡。因此，在芙蓉坡的第一代兴化人移民中，许多人都曾经有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谋生的经历。这些早期兴化移民的移居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家族性的移民链，即通过族人带到南洋，或是自己到南洋投靠亲友；二是通过“牵头人”介绍，下南洋寻找谋生机会。由于“牵头人”一般都是回原籍组织新客出洋，因而以上两种移民形式往往相互交错，难以截然分开。大致说来，经由族人或同乡的互相提携，亲属朋友接踵而行，依托于原籍乡族网络前往南洋谋生，是早期兴化人向海外拓展的主要方式。[16]

　　在芙蓉坡，兴化人最初主要是做“苦力”，即当搬运工，因此大多聚居于今日火车站附近的巴刹尾一带，后来才逐渐扩散至全坡。据说，在巴刹尾一带，原来有三间兴化人的苦力间，这是新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这些苦力间是较早在本地定居的兴化人家庭开办的，一般楼下为店屋，楼上为住所。[17]黄传兴、欧珍珠夫妇经营的仁心点心店，就是芙蓉坡的早期苦力间之一，据其后人回忆：

　　以前我家在巴剎尾，开点心店。兴化人刚来没有钱的，都可以先住我家楼上，是打通铺，可以住60多人。（他们）相互之间常打架，因为拉车的人，钱放在枕头底下，常常怀疑被人拿了。没有钱付饭费和住宿费的，用香烟盒子记账。但是后来我父母吩咐，这些债不要去讨，（因此）现在我们几个兄弟都做得很好。[18]

　　苦力间是早期移民的主要居住场所，也是基本的生活单位，一般是同乡同族的移民住在一起。例如，黄家来自莆田石庭村，他们的住客主要是石庭黄氏族人。在同乡会馆和宗亲会形成之前，这种苦力间是同乡同族的主要认同标志，对早期同业公会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芙蓉坡的早期兴化人，主要来自于莆田江口的石庭、坂尾、东亭等村和莆田、仙游交界的溪顶等地。所谓“溪顶”，是指木兰溪上游的莆田华亭和仙游榜头、赖店一带。这些来自不同村落的兴化人，最初为了争夺地盘与客源，经常发生纠纷，甚至爆发过械斗。据现年80多岁的刘文彬老先生回忆，当时因为石庭黄氏人数较多，控制了火车站、巴士车站一带的地盘，所以东亭、坂尾二村移民结成联盟，与石庭人抗衡。至于“溪顶人”，主要是为英国政府从事搬运工作，“早期他们人很多，而且比较高大粗鲁，而石庭人则比较文一些，石庭人都怕他们”。[19]在成立同业公会和同乡组织之后，这些矛盾纠纷才趋于缓和。

　　东南亚兴化人的移居过程，一般都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过程。所谓“落叶归根”，主要是指二战前的候鸟式移民，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男子，到海外谋生主要是为了养家活口，因而经常往返于海外和原籍之间，晚年则回原籍定居养老；所谓“落地生根”，主要是指二战后举家外迁的移民，他们在侨居国入籍定居，娶妻生子，逐渐形成了海外的移植型家族。[20]芙蓉坡的兴化人家族，大多形成于二战前后，目前已繁衍至第三代或第四代。[21]

　　2011年8月，笔者在芙蓉坡观看了福莆仙联谊社举办的中元普度仪式，收集了较为完整的仪式文献。其中有一本《普度名册》，详细记载了参加普度的每一家族的祖先名讳，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当地兴化人的聚居形态。[22]由于每一家族的超度对象都是在本地去世的祖先，而参加超度仪式的家族代表都是年事已高的家长，因此这些家族至少在本地传历了3代以上。从这些家族的籍贯看，来自莆田江口的移民最多，其中共有石庭黄氏61家，坂尾许氏7家、西刘刘氏1家、梁厝梁氏4家、下孤关氏3家、东亭欧氏2家、庙前林氏2家、前面李氏1家、后埕张氏1家、后董白氏1家；其次为来自“溪顶”的移民，共有华亭徐氏3家、仙游杨氏1家、仙游彭氏4家、仙游苏氏1家、仙游邱氏1家、仙游蔡氏1家、仙游萧氏1家、仙游林氏1家；再次为莆田其他乡镇的移民，共有涵江苏氏1家、加口林氏1家、东尾郑氏1家、云峰王氏4家。此外，还有来自福清的江兜王氏1家、磁灶陈氏7家，他们也是来自兴化方言区的移民，因而也被视为“兴化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芙蓉坡兴化人的总人数约有三千多人，而在森美兰全州的兴化人约有一万人。他们分别来自莆田、仙游、福清、惠安的数十个村社，每一村社的移民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聚居的规模都不大。然而，在这些移民群体之间，却有着相当密切的社会文化联系，为维持同乡同业传统提供了必要条件。

　　【注释】

　　[1]参见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载《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收入《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此文最初题为《论乡族集团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载《社会科学季刊》1946年第2、3期。

　　[2]参见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郑振满：《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载《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其他相关研究参见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3]参见幼方直吉：《帮、同乡会、同业公会和它们的转换》，载《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1951年第3期；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载《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朱榕《上海木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以震巽木商公所为例》，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马敏：《中国同业公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理论月刊》2004年第4期；高红霞：《同乡与同业、传统与现代：中国糖商业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J. J. M. De Groot（高延）：《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袁冰凌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1月。

　　[5]James L. Watson，Emigration and Chinese Lineage：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James L. Watson， “Presidential Address：Virtual Kinship，Real Estate，and Diaspora Formation - The Man Lineage Revisited，”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63，No. 4，2004，pp. 893-910.

　　[6]刘志伟：《海外商业活动与乡族纽带——以沙滘楚旺房陈氏族谱为例》，载纪宝坤等（主编）：《族谱与海外华人移民研究》，新加坡华裔馆2002年版。

　　[7]“兴化”称谓源自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置的兴化军（后改兴安州），元称兴化路，明清为兴化府，辖地相当于今莆田市。参见莆田县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6～67页。

　　[8]区如柏：《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载《祖先的行业》，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年版。

　　[9]参见郑莉：《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0]该研究计划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系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主持，笔者参加了兴化侨乡与东南亚的田野调查。本文在诸多方面受益于该计划，谨此致谢。

　　[11]华商网络相关研究参阅：Liu Hong，“Organized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Networks：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s a Case Analysis，”Southeast Asian Studies（Kyoto），Vol. 37，No. 3（1999），pp. 391-416，reprinted in Documents on China Relations（Tokyo），No. 42（2000），print and CD-ROM versions；“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Singapore and Malaysia：A Case Study of Cross-Border Networking，”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London），Vol. 27，No. 79（1999）；Liu Hong，“Globaliz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in Henry Wai-chung Yeung & Kris Olds（eds.），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Firms，London：Macmilla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pp. 105-125；Liu Hong， “Social Capital and Business Networking：A Cas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Southeast Asian Studies（Kyoto），Vol. 39，No. 3（2001），pp. 357-381；戴一峰：《中国海商与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兼论亚洲历史的重建》，载《东南研究》2002年第4期；庄国土：《当代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版；刘宏、廖赤阳：《错综于市场、社会和国家之间——东亚口岸城市的华商与亚洲区域网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戴一峰：《“网络”话语与环中国海华商网络的文化解读》，载《学术月刊》2010第11期。

　　[12]参见丘盛添：《芙蓉开埠史》，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54～159页。

　　[13]参见陈志安：《芙蓉市的名称来历浅谈》，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64～169页。

　　[14]参见丘盛添：《芙蓉开埠史》，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54～159页。

　　[15]参见《森美兰的华族会馆》，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87～189页。

　　[16]参见郑莉：《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第二章，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7]黄玉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8日，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18]黄玉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8日，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19]刘文彬访谈笔记，2011年8月23日，芙蓉坡东天宫。

　　[20]参见郑莉：《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第二章。

　　[21]《盂兰胜会普度寄牒总簿》，岁次辛卯（2011年）农历七月廿七日，摄于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22]每年中元节的普度仪式，是所有兴化人都会参加的仪式活动。《普度名册》以各家族代表的名义登记，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本坡兴化人的家族数量与聚居形态。

　　（上）

　　（来源：莆田市侨联）

　　莆田父老总是把线面称作“索面”。仅仅从这种俗称的文字来源上看，就是汉唐上古的东东了。因为线面加工时，先把精制面粉加上适量的莆田贡盐，和团揉合后，先拉出象绳子般的粗面条，再反复拉成细线般的线面。早期的线面加工工艺比较粗糙，成品如一条条细绳子般，莆田方言按上古汉语称绳子为索，这就是莆田索面的由来了。

　　莆田索面和兴化米粉这两项麦与米的精细加工技艺，体现了莆仙人民的生活智慧，已被双双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而莆田民间对索面的烹饪功夫和巧妙用途，更足以体现莆田这个礼仪之邦的礼数意义和文献名邦的文化蕴含。

　　在莆田各地，制作一碗索面都是一样的考究。一般用十种配料，称为十全十美。配料分别为鸡蛋、花生、紫菜、红菇、香菇、黄花菜、芥蓝菜(或豌豆)、炸豆腐丝、五花肉丝、香菜叶(或芹菜叶)。

　　索面烹饪之法简单而复杂。先把配料中的花生米炸熟，五花肉煮熟后切成丝，豆腐切片油炸后切成丝，鸡蛋油煎成薄片后切成丝，香菇水发好后和红菇泡洗后入锅油炒至熟，芥蓝菜或豌豆放在沸汤中汆成七分熟，捞出放入油锅中炒熟，并加点盐。黄花菜泡浸后入锅炒熟。这些配料加工好后待用。然后把线面放入沸水中煮熟捞起，装入碗中，浇上适量葱头煸香的花生油，滴上一些料酒，用筷子撬松线面，不致粘糊。尔后，用筷子细心地把十种配料点缀碗面，这也是一门小小的艺术，要把花生、鸡蛋片丝、炸豆腐丝、黄花菜几种黄色配料和红菇的红色、香菇的褐色、芥蓝菜(或豌豆)和香菜叶(或芹莱叶)的绿色、五花肉丝的白色排列好，形成黄、红、褐、绿、白的五彩之色，寓意着“好釆头”。

　　在碗面上排列的十种配料，都充满了吉祥的寓意。其中，黄花菜又名金尖，代表拔尖，出类拔萃，出人头地。紫菜丝寓意发财，紫气东来。炸豆腐俗称“浮豆腐”，象征事业上升上浮。五花肉丝象征花开富贵。花生寓意添丁，人丁兴旺。芥蓝或豌豆其色青青，寓意青春不老。红菇其色红艳，象征着生活和事业红红火火。香菇和香菜其味芳香，寓意着好名誉，名声香。鸡蛋不仅代表着团圆，还有鸡生蛋、蛋生鸡永续繁衍的含义。而碗中的索面，每一条都长长的，象征着长命百岁，莆仙方言“面”与“命”谐音，故有此说。

　　这样的一碗索面，蕴含着百般深情的祝福，怪不得一碗索面，派用几多用场，绎出几多雅称。凡是男儿婚之喜日，不但新婚夫妇要吃一碗索面，雅称吃“象头面”。古代结婚叫结发，男女双方都要梳理发式，举行“象头礼”，所以，结婚时吃的索面称为“象头面”。在乡下，婚庆喜主人家还要做百十碗“象头面”送到族亲家中，以共同分享吉庆。

　　无论男女，寿庆之日，都要吃一碗索面，祝福寿星长命百岁，这个场合，索面被雅称为“长寿面”。寿星在祝寿之日，还会烹制好多长寿面，分享给至亲好友，表示大家都会长寿。此俗叫“分十面”，因为莆田方言祝寿称为“做十”，即五十岁起，每增十岁，都要隆重庆祝一番。孩子出生满月时，除了孩子要象征性地吃点索面，主家还要烹制好一批索面，分给亲朋好友，共享共庆，俗称分“出月面”。亲朋要出远门饯行时，或从远方阔别故里归来时，都要为之做好一碗索面。出远门的，为之送顺风，叫“顺风面”。荣归的，为之接风，叫“接风面”。亲朋在人生旅途中不幸遇险遭难，逢灾历劫，而后化危为安的，都要为之制作一碗索面，为之压惊，为之慰籍，民间雅称为“求长面”，意为有长长的生命在，一切灾难都不可怕！

　　凡是做生日的人，都要为之备好一碗索面，雅称“生日面”，以祝福其长生不老。

　　凡贵客亲人上门，主人都会为之烹制一碗索面，先行款待之礼，雅称“点心面”。

　　莆田人在春节正月初一早上和正月初四或初五做大岁的早餐，人人都要依例吃上一碗索面，雅称的“祝岁面”，寓意吃了这碗索面，就增加一岁了，所以有“祝岁面”吃过添一岁”的说法。

　　索面在莆田元宵佳节中最为流行。因为是一场盛大的人神共享、文化交融、友谊交往的节日，里社村庄之间，轮流着庆祝上元佳节，由各地推举的福首主持节庆系列活动。其中的重头戏是迎神赛会，互相邀约亲朋好友来看“闹热”，这样，竟然把一日的元宵节延长到近一个月。在这个漫长的节日中，接待四方来客宾朋的食品最常见用一碗索面，被称为“元宵面”。这种元宵面通常作为待客的午餐，也算是一种方便餐。而元宵晚餐则被称为“吃元宵暝”，文人雅称为“元宵宴”。随着妈祖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莆田现有妈祖庙宇一千多座。妈祖女神的元宵巡安、三月二十三日的生诞庆典、九月初九的升天纪念活动以及每月初一、十六的进香朝拜，每座妈祖庙都会迎来大批的妈祖信众。妈祖庙接待信众时，大多采用一碗索面，既方便，又有很深厚的文化意义，因为索面制作的食材大都来自祭祀妈祖的贡品，线面、紫菜、香菇、红菇等都是现成的，而且是供神之物，祭事完毕后，用以烹制出一碗碗可口的索面，被称为“吃福余”，吃过之后保平安。因此，这种索面被雅称为“妈祖面”“平安面”。莆田索面作为一种吉祥美食，不仅仅成为当地人的至爱美食，也成为八方来客青睐之物。因为区区一碗索面，蕴含着浓浓的地方味、文化味和人情味。

　　正是:一碗索面百般情，千载流传到如今。吉祥美食斯为首，个中滋味实无穷！

　　涵江位于福建沿海中部，濒临兴化湾，处木兰溪入海口。这里海洋、平原、山区兼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历来商贸兴盛，有“小上海”之称。这里具有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文化积淀丰厚，优秀人物辈出，体育、文化突出，民间音乐缭绕乡村。涵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文枕琴这一音乐瑰宝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人文环境。

　　（一）历史渊源

　　“文枕琴”系唐代“轧筝”遗存演化，经改良创新而来的。它原是莆田涵江民间古乐“文十番”中的主要乐器“蓁”。“蓁”又称“文蓁”（11条弦）或“蓁仔”（9条弦），因状如枕头，俗称“枕头琴”。“轧筝”是我国最初的拉弦乐器，古亦称“筑”。《史记·高祖本纪》有刘邦击筑的记载。皎然（公元八世纪）载《观李中丞洪二灵人唱轧筝歌》一诗中，已将轧筝的演奏形式，如以竹棒擦弦为伴奏的情景作了详细的描述。《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此外，宋代出版的《古代合璧事类备要》中也记载了“蓁形如瑟，两头俱方，七弦七柱，以竹润其端而轧之”。宋代陈旸所著《乐书》也写道：“唐有轧筝，以竹润其端而轧之，因取名焉”。元代陈旅（莆田人）在《和萧秀才（歌风台）》诗中云：“台前小儿更击筑，筑声更似三侯章”，可见在宋、元时，扎筝在民间普遍流传。特别是明万历（1573～1620）间，邑人布衣姚旅所撰的《露书》，对“文十番”中的“蓁”更有详细的记载：“‘蓁’形似筝，筝十四弦，蓁九弦。筝长今五尺，蓁三尺五寸，以文梓为之。俗云：‘筑也’。但筑旧云：以竹击之。今用桃枝擦松香，以右手据之，稍似末形耳”。这说明“文十番”的乐器和演奏手法，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同时，以蓁为主的唐宋宫廷器乐与莆仙民间器乐糅合，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十番”，明万历间已盛行于莆仙民间。清代，陈文龙的《格致镜原》云：“筑形如琴，十三弦。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击之，随调应律，唐代编入雅乐。”《中国弓弦乐器史》提到“在福建省的莆田市，当地民间乐种‘文十番’中有轧筝的遗存，称之为‘文枕琴’”。随着时间流传，这一古老乐种濒于失传，“文蓁”也趋于绝迹。

　　文艺复苏后，在著名民族音乐研究专家王耀华，项阳、刘春曙教授，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著名作曲家郭祖荣、黄文栋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下，涵江区文联原主席、莆田县莆仙剧团原音乐工作者黄福安于1979年开始对这一古乐器进行改良和演奏创新，接着在1983年、1985年、1987年、1999年又相继改良，并综其“文十番”“文蓁”“枕头琴”的名称，取名为“文枕琴”。《中国弓弦乐器史》肯定黄福安对文枕琴的改造是卓有成效的（全国有多处对轧筝乐器的改良），认为黄福安对文枕琴的改造“大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演奏技巧，终于使文枕琴这件古老的乐器获得了新生”，并把莆田列为20世纪轧筝存在的主要地区之一。1981年起由黄福安用改良后“文枕琴”连续六届在福建省“武夷之春”音乐会、武夷音乐舞蹈节上获奖，先后又获国家文化部、广电部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大赛作曲、表演二等奖，全国第九届“群星奖”音乐大赛作曲、表演铜奖，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艺术节专业组二等奖（其女儿黄丹丹演奏），又培养了继黄丹丹之后的多名新手获国家文化部“蒲公英奖”音乐大赛作曲金奖、辅导表演银奖、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赛二等奖，莆田市首届百花文艺奖授予文枕琴演奏节目“特别荣誉奖”。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等媒介播出，并赴日本、港、澳表演交流。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多次观摩给予高度评价，中外多家报刊、音乐杂志对“文枕琴”都作了详细的报道，并受到省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二）基本内容

　　“文枕琴”是“文十番”主奏乐器“蓁”的改良创新成果。“蓁”形如古琴，状似古筝，犹如早期藤编漆皮的枕头。琴上安9个或11个“人”字形琴马，上张丝弦，五声音阶排列。用芦苇杆抹上松香，一弦一音在弦上磨擦演奏。音量较小，音色深沉含蓄，略带噪音。改良后的琴，音色柔美典雅，保持特色，音域较宽。通过演奏创新，音域可达3个八度以上，音量大于原琴3倍，强弱变化自如，具有十分丰富的表现力。改良后融二胡、提琴、古筝、琵琶等乐器的演奏技巧于一炉，成为一种能拉能弹、可捻可拨的拉弦乐器。

　　首次用改良后的“文枕琴”创新的曲目为独奏《思念》，获得福建省第二届“武夷之春”音乐会最高优秀节目奖，继后又有独奏《湄屿潮音》《港湾遐想》《幽谷清音》《海峡女神》，小合奏《潮音》及与唱相融的《一斛珠》《海峡通途》《清风颂》等曲目相继创作推出，并在全国、省各种大赛中获奖。专门介绍“文枕琴”乐器的文章于1985年《乐器》（第4期）发表。《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人民音乐》《音乐生活》《福建日报》《福建音乐》及日本《八重山日报》《冲绳日报》等中外刊物作了报道介绍，还有《黄福安与他的文枕琴》多次在中央电视台、黄河电视台、东南电视台对外播出。

　　（三）基本特征

　　“文枕琴”继承发扬民间音乐传统文化，改良创新古乐器，使以蓁为主的唐宋古乐千年传扬，古为今用，融入现代文明，为乐坛增添光彩。基本特征：

　　1.在保持原有古乐器样式的基础上，对琴马、琴轴、琴弓、琴弦等作了革新。

　　2.在保持古琴音色典雅的特色上，改良为优美明亮、强弱自如、扩大音量的新乐器。

　　3.通过演奏的创新，扩大音域（音域可达3个八度以上），具有十分丰富的表现力；并融二胡、提琴、古筝、琵琶等乐器的演奏技巧于一炉，成为一种能独奏、合奏、伴奏，能拉能弹、可捻可拨的时代感强的乐器。

　　（四）重要价值

　　文枕琴的成功改造，不仅促进了海内外进一步了解“文十番”的宝贵丰富的文化遗产价值，而且传承了民间优秀音乐文化，使古老乐器焕发青春，在乐坛上增添光彩。

　　1.学术价值。文枕琴改良创新，弘扬了民间传统文化，提高了古老乐器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中国音乐史谱写新篇。

　　2.实用价值。文枕琴对民间古乐的发掘、抢救、保护及发展，对凸显古老文化精要，增添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五）传承谱系

　　从现存的涵江民间古乐“文十番”的传承及“蓁”（轧筝）的遗存资料看，现存资料仅知20世纪40年代演奏“蓁”的乐师有“郑山里（塘头三股村人）、郑金鸾（塘头三股村人，20世纪80年代仍邀请演奏）、郑立章（塘头三股村人，20世纪90年代仍邀请演奏）、郑下吾（哆头哆中村人）”。1963年，莆田县文化馆原音乐干部黄文栋带“文十番”节目赴泉州参加晋江地区第一届曲艺会演，1978年黄福安帮助重组塘头“文十番”队，1979年起黄福安开始对“文蓁”进行了多次改良创新。

　　(六)濒危状况

　　1.文枕琴作为传承民间古乐的新事物尚未被社会更深了解和接受。

　　2.虽然制作一批文枕琴，培养了新手，但在专业演出上仍然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

　　3.在现代音乐冲击下，文枕琴不如传统民乐如二胡、古筝等受到喜爱和普及。

　　释云岳，不知何许人也，生卒年不详。释怀仁、释蒲禅，莆田人，生卒年不详。云岳、怀仁、蒲禅三禅师为清代西来寺高僧。西来寺位于江口镇北蒲坂乡石狮村西来山山腰之间，古名麒麟山。山形如雌狮卧伏于迎仙溪畔，身上及周围有八只小狮子，故有“九狮献瑞”之美称。西来寺创建于唐哀帝天祐间（904～906），原名麒麟山来音寺。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间（1008～1016），西来寺毁圮为平地。清世祖顺治间（1644～1661），游僧号云岳者，由河南嵩山少林寺到此，见地势巍峨，山水清幽，即再迁募建，改号嵩山。因嵩山少林寺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在嵩山首创禅宗，历史上称达摩为初祖，称少林寺为祖庭。少林寺和尚因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开国有功，从此僧徒常习拳术，禅宗和少林拳负有盛名，在全国广为流传。为纪念少林寺初祖自印度西来，故取寺名曰“西来”。

　　清德宗光绪间（1875～1908），僧怀仁再建西来寺大雄宝殿、玉皇阁、仙公楼等。当时僧众达五十多人。民国初年（1912），民族危机与战乱，对于本已处在衰微之中的佛教无疑是严峻的威胁，各地以寺产兴学成为风气，这对佛教界是一个沉重打击，中国佛教界面临一场厄运。西来寺僧众式微，三年无人住持。民国九年（1920）海外僧人蒲禅及师弟性禅、惟禅三人由新加坡回国，暂住江口鼓峰寺。一日，三位禅师来西林岭福兴寺做供，闻西来寺无人住持，三人马上同往寺中探望，见到风景幽静，四周可开垦种植，遂发宏愿在此修建。一年之后，三位禅师之师父正明和尚在新加坡圆寂，蒲禅派性禅、惟禅去新加坡接续法嗣，而自己自愿一人留下住持西来寺，艰苦创造，经历数十年风雨沧桑，西来寺屋宇佛像焕然一新。至今寺中犹存一口铸于圣祖康熙十年（1671）的大钟。文宗咸丰六年（1856），闽浙总督沈葆桢为寺题“觉世度人”匾额。民国政府主席林森题“西来福地”匾额。寺后尚存祖师塔五座。

　　革命先辈吴梦泽简介

　　吴梦泽（1908-1983）别名黄弼、吴云山，出生于涵江区新县乡巩溪村，莆田早期党的领导者之一。1926年2月在莆田哲理中学读书时参加陈国柱在哲理钟楼创建的中共闽中首个支部，为共青团员，同年6月转为中共党员，后奉派往莆田广业山区发展党组织，建立莆田第一批农村党支部。先后任中共莆田县委农运委员、中共莆田北路区区委书记、中共莆田县委宣传委员会书记等职。1927年5月陈国柱赴中央请示工作时接手主持特区委领导工作，1928年12月奉调与陈天章一道负责江口工作，在东亭创办列宁小学，组织少年先锋队。后按照福建省委指示，经常前往福清指导工作，帮助组建特支和农会组织。据陈国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的《莆仙地区党史资料（初期）》载明：“1928年夏，我（即陈国柱—摘引者注）离莆后，主要的负责者是黄经芳、宋耀华、吴梦泽、王纪修等人。到了1929年夏天，县委全部改任，当时主要负责人是吴梦泽、王纪修、陈天章、陈兆芳、吴梅等人，1930年以后主要负责人是吴梦泽、王纪修、吴梅、张如琦等人。1931年以后主要的负责人是张如琦、吴梦泽、吴梅等。”从1928年起，吴梦泽在江口东源村村中心开云山诊所作掩护，与上述同志领导闽中革命活动，在陈天章光荣牺牲后，他秘密收留扶养其婶婶母子。因医术高明，建国后调福建省中医药研究所，至1983年底病故。

　　1956年初

　　1976年春

　　1979年夏

　　在几位热心学友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励下，我终于提起笔来，记述莆田哲理中学的老校友——我父亲的一些平凡小事。我想，这样做，也许可以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表达对父亲的敬爱和怀念之情；同时也不至于辜负学友的殷切期望。

　　父亲姓吴名梦泽，号云山，字子周。建国前从事地下党工作时化名黄弼。1926年，父亲在莆田哲理中学念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莆田最早党小组成员之一。他曾在党内外担任许多职务，出生入死搞革命，这些《莆田市志》中记载齐全，不再赘述。

　　1928年，父亲和几位同学的地下活动被当局发现，高中没毕业就被退学了。从此父亲一边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一边学中医，一边在涵江、江口一带活动。后来他从我爷爷那里拿到一笔钱，说是要到南京上大学，实际上他用这笔钱做地下活动的经费，并且在江口东源村开了个“云山诊所”（诊所的前身是寿安药房），这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医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携带妻小回到老家新县广宫夹漈，依然办起“云山诊所”，继续开展地下活动。我们六个兄弟姐妹相继出生，我们姓名的第三个字排列顺序是：仁、义、信、爱、和、平。命名是小事，却可见父亲的用心良苦。透过名字，可以看出父亲除了自己努力奋斗之外，还把理想和志向寄托在儿女身上。我们的童年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记得我们兄弟姐妹，还有邻居的小孩常常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在放学的路上，嘻戏追逐着，唱着父亲自编的莆田方言顺口溜，当时虽不知其所以然，解放后，长大了，才体会到这是父亲给我们上的最朴素的政治教育课，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烙上了仇恨的印记。在家里，父亲还常与我们一起听唱哼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懂得如何去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

　　建国后，父亲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之后，1954年调到福建省中医药研究所（后来改成中医药研究院）工作。从此，父亲专攻医术，医名就叫吴云山。不论严寒酷暑，不论山区沿海，父亲带领的科研小组都活跃在八闽大地的县级医院里。一年到头，父亲住在福州的日子屈指可数，父亲与家人相聚的日子少得可怜，但为了祖国医学的发展，父亲无怨无悔。

　　父亲搞科研的课题有的是在莆田医院完成的。父亲常说：“临床十年，天下无可读之书”，这说明当医生的临床实践至关重要。父亲每次来到莆田医院，轮到门诊，诊室里外都挤满了病人，每天中午十二点半过后，还下不了班。病人再多，父亲也不急不躁，总是面带笑容，“望、闻、问、切”认真细致，从不马虎。而对那些素不相识、求医心切找上门来的病人，父亲从不另眼看待，总是认真地为每一位患者把脉开出字迹清秀而工整的药方。当时，我在莆田二中任教，父亲工作之余，常到学校看我，我的许多同事就托我私下找他看病，父亲从未推辞。

　　父亲有一次回老家，恰好有个病人要找他看病，而这个病人正是曾伤害我家亲人极深的一位乡干部的妻子。族内有些人反对给她看病，可我父亲说：“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不能掺杂个人恩怨。”就这样，父亲给她看病，直到把她的病治好为止。

　　父亲不但医德高尚，而且对医术精益求精。他热爱学习，读书看报从不间断。记得解放初，老家的条件很差，父亲白天工作，晚上总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医书，直到深夜。父亲还有勤动笔的好习惯，经常总结经验，撰写学术论文。福建省中医药杂志社向他约稿，几乎每期《福建省中医药》都刊登父亲的论文。父亲说，这样可以与同仁切磋琢磨。父亲研究的成果显著，1958年秋季曾到北京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交流会。组织上对我父亲也很关心和重视，由于他的表现突出，当时他的月薪从80元提到148元。

　　父亲不仅治疗常见病、多发病，他还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怪不得凡是认识我父亲的人，都夸他态度和蔼，开的药方又便宜疗效又好，医术是一流的。当初跟我父亲一起搞科研的年轻人，如今都成了著名专家，他们至今对我父亲的医德、医术称赞不绝。

　　父亲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和蔼可亲、知识丰富、出口成章、幽默风趣的人。记得小时候，我用“粉牌”练写毛笔字，写了个繁体“学”字，一个字就写满了整个“粉牌”。父亲看到哈哈大笑，说“呀！要请箍桶师傅把字箍起来才行。”说完父亲就手把手地教我。从那以后，我逐渐明白了写字要注意笔划顺序，要注意汉字的结构。我上初中时，有一年春节，父亲也休假在家。我满心高兴地告诉他，我已看完《红楼梦》。父亲接着就说：“你把林黛玉《咏菊》诗背给我听听。”一时间，我张口结舌。父亲当即把诗背下来，并且一句一句地加以解释。父亲不仅教我背下这首诗，而且让我懂得，看课外书也要动脑筋，除了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外，还要记住一些美词佳句和精彩内容，这样才能充实自已。记得全国刚刚推广简化字的时候，有一次，我给父亲写信，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他信中的第一句就是：“你信末署名中‘爱’字中间多了一点，记住爱是甜蜜的，没有眼泪。”看后我笑得前俯后仰。父亲用他的风趣幽默告诫我要正确地书写汉字。1963年秋季，我担任一次校际公开教学，课文是《王冕》。上完课的当天，我到莆田医院父亲住处，告诉他，上课前我很紧张，差点忘了带“小黑板”(当时教学的辅助手段)。父亲听了立即背出两句“战鼓喧天之时壮士遗弓，乘风破浪之中舟人忘楫”，把我当时紧张的情景形象地描述出来。我俩对视之后，都舒心地笑起来。还有一次，我俩一起乘车回山区老家。车开到萩芦地段，我们乘坐的这辆车与对面开来的车差点相撞。两辆车都停在那儿，等到小事故处理完了，父亲把即景之作小声地吟诵出来：“两车接吻事稀奇，误却韶光二小时。勿道斜坡须着意，平原尤应紧操持。”这首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忆深刻。父亲用简单的28个字教育我：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谨慎。父亲就是这样把对子女的教育寄托于风趣幽默之中。

　　父亲对子女疼爱有加。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在莆田医院蹲点，我与父亲接触的时间比较多。他有时塞钱给我买点心，怕我饿着；他还为我买皮鞋，怕我冻着。那时我已经工作了，父亲还为我的生活操心。我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父爱的博大精深，父爱之恩重如山。

　　父亲也很重友情。每年春节回老家，都要邀几位一起参加“土改”的干部相聚，对两位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干部，父亲总会掏点钱给他们贴补家用。

　　父亲对子女关怀备至，对朋友解囊周济，而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俭朴。他烟酒不沾，从不吃零食。在单位食堂用饭，除了买菜外，从不买汤。他常说，饭后喝杯白开水一个样。父亲平素与水果无缘，他喜欢吃西红柿，他说西红柿亦蔬亦“果”，便宜又富有营养，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他的穿戴朴素、整齐，内衣的领口、袖口破了，舍不得扔掉，总要我母亲帮他补一补再穿。直到1983年12月去世前，身上还穿着我母亲为他缝补过的棉祅。

　　1982年，父亲退而不休，应莆田县志办的邀请，参加县志编写工作。之后，回到老家，继续为山区百姓看病。1983年暑假，我回老家，看到父亲消瘦体弱的样子，我伤心地哭了。原来父亲恶疾缠身两年了，只告诉我母亲一个人。二老瞒着我们兄弟姐妹，生怕我们担心。看到我痛心的样子，父亲说：“别哭了。要是解放前我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到，不是活埋就是枪毙，早就没命了，能活到这个岁数已经赚了，知足了。”他还说“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哭也阻挡不了。”即使病情已发展到很严重的日子里，他还坚持为父老乡亲看病。母亲劝阻，他的回应是：只要我在世一天，就有责任为患者看病，为病人排忧解难。后来经我们兄弟姐妹以及亲朋好友的劝说，父亲才答应到莆田医院住院治疗，可是已经到了食道癌晚期，唯一的办法就是挂瓶延长生命。父亲单位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十分关心，不仅亲自到医院看望，还让我弟弟、妹妹（他俩与我父亲同一个单位）回莆田照顾我父亲，并且交代：你们的假期不限，能照顾到什么时候，就到什么时候。在病床上，父亲还是手不释卷，他指定我送去《唐诗三百首》《宋词赏析》等。每天傍晚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刻，因为在莆田司法局工作的我表哥都会给他送来几份报纸。父亲边挂瓶边读书看报，四个多月如一日，难怪医院里的护士、病友都对他投以惊讶而又敬仰的目光。

　　就在父亲住院期间，那是1983年10月,有一天，传来喜讯，说父亲的离休手续已办好了。我们一家人都高兴得无法形容。父亲始终相信党组织会给他一个公道的结论，那一天他也特别地高兴和激动。

　　在医院里，父亲与病魔抗争的毅力令人敬佩。他始终那么淡定，对渐渐逼近的死神，父亲心中了然，但他毫无惧怕。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来到病房门口，一位护士悄悄地对我说：你父亲清晨脉膊异常，很危险，现在好转了。我走进病房，父亲轻声地对我说：今天，我差点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1983年12月29日晚上8点，父亲与世长辞了。一家人悲痛欲绝。我真真切切地听到我那知书达礼、善良贤惠的母亲哭诉着：梦泽呀！你一身医术，满腹诗书，就这样说走就走了……

　　岁月流年，最难能可贵的是父亲的信仰与执着始终不变。建国前，他跟随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建国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当个白衣战士，成为名医，救死扶伤，为传承祖国的医学做出贡献。他用自已高尚的品德、高雅的情操和人格魅力影响着子女，用他独特的方式方法培养教育子女，让子女健康成长，堂堂正正做人，兢兢业业做事。父亲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我爱父亲，我还没做够父亲的女儿！如果父亲泉下有知，我要大声地呼喊：爸爸啊！来生再世，我还要做您的女儿！(2016年12月27日)??

　　注：作者吴作爱退休前系莆田一中高级教师，本文由莆田二中《联谊园》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