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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历史上的抗疫

      □范育斌

      莆田是“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如今已建成一座宜居之城。殊不知,莆田历史上横遭无数次瘟疫,每一次都损失惨重。但是,面对一次次的瘟疫浩劫,莆田人民并没有怨天尤人,颓丧沉沦,而是刚强不屈,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们用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各种方术与疫魔进行殊死的较量,在浩劫中求生,在绝望中奋起。他们在同瘟疫的斗争过程中,对那些惨痛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总结,逐渐创造了一些防治的办法。

      中医药应用在莆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秦汉之际,我国中药学已初具规模,莆田则初现端倪。据《兴化县志》记载:汉武帝元狩年间,何氏九兄弟在九鲤湖炼丹,丹成食鲤得道成仙而去,而留下药炉、丹灶等;在县北的广业里卢峰,旧传有卢姓者炼丹其上;周时有仙人游于兴化仙人台,采药炼丹……有学者认为,这些“道家对于医药研究,实有贡献。”这些炼丹术为化学制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亦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本草学的发展,这或可视为莆田医药之滥觞。

      东汉时代闽地已有名医出现。“闽中相传,吴时有名医董奉(220~280),由侯官到庐山,善为人治病”。董奉,字君异,有很高的医术,与当时的华佗、张仲景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据《神仙传》记载董奉:“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董奉又将用杏换来的稻谷全部用来救济贫民、百姓。人们后来用“杏林”称颂医生,医家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后世遂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等来称颂医家的高尚品质和精湛医术。

      千百年来,中医与本草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名医的出现,说明闽地已盛产药材。东晋“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中原汉人随之迁居莆田,除了带来先进的农耕文化开发莆田这块“烟瘴疠疫”之地之外,还带来了祛疠疗病的先进中医药,开启了莆田中医药的历史。福建依山傍海,尤山峦起伏,植物茂盛,药材丰富。王彪之(晋简文帝时仆射)在《闽中赋》里有:“药草则青珠黄连,拳柏决明,苁蓉鹿茸,漏芦松荣。痊疴则年永,练质则翰生。”。《闽中赋》所列的药材大都朴实有验,有养生延年与祛邪治病的功用,其中青珠、黄连、拳柏、漏芦有治疗瘟疫的作用,这既是最早记载福建药材的文字,又说明当时闽地的药材已闻名于世。

      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曾写过一首《东山采药》诗:“一掬金丹向晚风,山前草木尽龙宫。诗书便是神仙味,更笑行冲问药笼。”说明那时百姓家中普遍采药,以备不时之需。别小看了这些廉价的中草药,它可是百姓避瘟的“护身符”。

      吴媛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位传闻中用中医药抗疫的名医。吴媛(649~714),出生苏州名医世家,从小随父习岐黄之术、辨本草之药、修医德之心。公元671年,吴媛定居莆田,行医修道。她来莆的第二年,莆田兴泰里方圆百里突发大瘟疫,疫情四处蔓延,村落尸体枕藉,百姓恸哭哀号。于是她深山采药,废寝忘食,她炼制的方药终于控制了疫情,受到重创的闽中渐复生机。她的大爱无疆,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和爱戴,民众都亲切的称呼吴媛为“吴妈”或“仙姑”,她成为莆田人民心中的抗疫女神而流芳百世。

      值得一提的是,莆田有“土医”因抗疫而名震京城。清朝的咸丰至同治年间莆田梧塘的许汝楫,生于世医之家,祖上精于中医药,他在潜移默化之中,博学工医药,尤擅用青草药,所用药物多为就地采摘易得的草药,奏效甚捷,在乡里行医有“土郎中”之誉。其后挟其术游四方,成为走街串巷的走方医。他“北漂”至京城,在京城“抗疫”中大显身手,并从“土医”一跃成为名震京城的“太医”,远近震其名。生平著有《瘟病癍疹辨证》一书,广为流传。其传奇故事在《莆田县志》与《梧塘镇志》均有记载。

      李健颐(1894~1967),也是莆田著名的中医学家。李健颐幼得庭训,尤崇岐黄仲景之学,深得医道之真谛。他目睹清末与民国期间的瘟疫肆虐横行,遂专攻温病学,常云他们的著作“乃温病之圭臬,医者不可不读”。其后,他悬壶莆田涵江,声名日隆。民国中期,他创新性地把二一解毒汤制成注射液,开创了中药注射剂之先河。该药特别对鼠疫有奇效,在莆田鼠疫流行时应用,疗效显著。在国内外许多疫病流行时亦被广泛采用,救人无数。1935年,他根据自己诊治鼠疫的临床经验整理编著《鼠疫治疗全书》出版,受到中医学界很高的评价,“为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的史实增添了浓彩华章”。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瘟疫(传染病)方面,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抗疫的经验与教训,这些抗疫的故事相当一部分往往蕴藏在民俗方面。我国民俗中常常是了解历史抗疫的信息来源之一,这些民俗反映出的抗疫活动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莆田端午节称“五日祭”,主要活动除了纪念屈原还有除秽防病。在除秽防病方面:首先,插艾于门楣上,艾叶芳香,可祛邪辟秽,净化空气,并有防病作用。其次,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同时,农村每家要用“五味草”进行洗浴,“五味草”大多用艾叶、菖蒲、牡香、香椿、华山矾等,煎煮的汤药用来洗浴,称洗“午时水”。古时洗后还抹雄黄,以消毒祛病,祈保安康。

      佩带香囊具有防疫作用。聪慧的古人将香药或香料装入于香囊内,未病时用以顾护正气,提高人体抵抗力,疫情来临时,则用于辟疫,这正如中医所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佩带香囊,它属于中医特色疗法里的“衣冠疗法”。

      佩带香囊的历史悠久。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其中“秋兰”为香草,“佩”指佩帏,即香囊。《山海经》中亦有记载,香囊“佩之可以已疫”;明代《本草经疏》载有“芳香之气,能避一切恶秽”。张山雷《本草正义》言其“芳香而不嫌其猛烈,湿煦而不偏于燥烈,能祛除阴霾湿邪”。

      莆田古时为了驱邪避疫,古人常用香药配制香方,制作成香囊或香丸,大人或小孩挂五彩香囊于胸前或腹部,香囊内装白芷、木香、佩兰、檀香、肉桂、小茴香等中草药,研成细末,气味浓郁,具有驱虫避秽、防疫气、开窍醒神、除湿散浊的功效,以预防疾病。有人认为,莆田古时的香囊与庚子年春节周仲瑛国医大师献方用于新冠肺炎防疫的香囊,功用大同小异,均具有芳香化湿、避秽解毒的功效。

      现代研究认为,这些组合而成的香药具有较好的抑制细菌、真菌及病毒的效果。对于流感等引起的呼吸道疾病可加快清除病毒,既可强身防病,又能对缩短病程有着一定的作用。

      莆田人佩带香囊还有一种用法,就是用来驱除“五毒”。俗话有:“带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民间传说毒蛇、蜈蚣、蝎子、壁虎、蟾蜍为五毒。民俗认为每年夏历五月端午节日午时,五毒开始孽生。于此日午前在屋角及各阴暗处洒石灰、喷雄黄酒、燃药香,以灭五毒,驱秽气。 端午节驱五毒用意是提醒人们要防害防病。驱除五毒的香囊也叫“五毒香囊”,意在辟邪保平安。

      值得一提的是,佩带香囊的另一功用是体现古时人的着装礼仪。试想,香囊是一个精美的刺绣饰品,随身佩戴于腰上,晴日方好之际,无论郊游或荡舟,清风拂过,轻衫间清香四溢,缕缕飘香,岂不是别有一番风雅韵致。故样式纷繁极尽精巧的香囊既能防病辟疫,又能显示古人的礼仪风貌与优雅风度。

      古时的莆田还有用香薰疗法来辟瘟防疫。“香薰法”能辟除秽浊疫疬之气,明代宫中,不论冬夏,必于殿口内设炭火一盆,其中燃苍术杂香,香火氤氲。《本草正义》记载苍术“芳香辟秽,胜四时不正之气,故时疫之病多用之,最能驱除秽浊恶气”。

      莆田的“香薰法”要备用“蚊炉”,装入“砻糠”(谷壳),加入苍术、白芷、陈皮等中药,点火煽出烟雾熏蒸,燃点蚊香等“除五毒”,用以祛湿避秽,消毒防虫。一般要对每个房间卫生“消毒”,消灭蚊蝇、跳蚤、虱子等,能消毒杀菌,预防疾病,对保护身体健康有积极作用。

      莆田端午节的“龙舟竞渡”风俗除了有健身防病之外,还有驱除瘟疫的内涵。中国是龙舟的故乡,龙舟竞渡作为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殊不知,它还是一项驱除瘟疫的仪式。在我国尤其是福建,向来认为五月为不祥之月,而五月五日更被认为是恶月中的恶日,这一天充满着恶气恶疫。为保平安,人们在这一天借助神龙和龙舟(灵物)举行驱邪逐疫的仪式。《五杂俎》卷二云:“竞渡吾闽亦喜为之,可又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所以,在吾闽尤其是闽中一带端午举行的盛大龙舟竞渡,其主要目的是驱瘟逐疫保平安。

      莆田涵江白塘湖与黄石一带几乎每年端午节都会举行龙舟竞渡比赛。其中白塘湖是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湖,也是莆田二十四景之一,每年举行龙舟赛事,观众人山人海,比赛精彩,场面热烈。当然,赛龙舟的运动,不管是参赛者还是观众,都会因为肢体的活动和情绪的高涨,促进血液循环,调整激素分泌,振奋精神,从而促进身体健康。

      聪明睿智的莆田人民在长期与疫病抗争中,在上述的民间习俗中可见一斑。特别是这些民俗至今不衰,说明它们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在民间得到了应有的对待。这些可以扩展人们对莆田历史上抗疫方面的了解,并值得回顾、思考及借鉴。

      历史上,每逢大灾大难、瘟疫流行,普通民众大多时候只能是期盼有超自然的力量降恩赐福、消减灾祸、转危为安。在莆田,也不乏这些神秘色彩的传说、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妈祖“救疫”的故事。

      妈祖显圣故事,自北宋以来就在民间流传,历经千年的演变,如今妈祖信俗已传遍全球,并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妈祖文化。

      妈祖不仅是海上和平女神,而且经常担负“抗疫女神”的作用。“宋高宗廿五年,福建莆田仙游境内瘟气流行,时日湖旁忽涌甘泉,朝饮夕愈,始知天后(即妈祖)救药之功,官奏闻诏封崇福夫人。”无独有偶。宋孝宗年间,兴化郡(今莆田市)发生瘟疫,疫情蔓延,民众恐慌,求妈祖保佑和救助。妈祖显灵,指点到庙旁取甘泉治疫。白湖近海,均是盐碱地,泉从何来?众人疑惑不解,但民众深信不疑,深挖不止,终于“甘泉涌出,请者络绎,朝饮夕愈”。瘟神最终被赶走,人们用砖砌井,把那口泉井命名“圣泉”。

      有关妈祖的各类传世典籍浓墨重彩地记述了妈祖的各类灵感事迹,其中就包括妈祖驱除疫疠和自然灾害的传说。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天后圣母事迹图志》记录了“莆田尹求符救疫”“授丸药吕德回生”的故事。这些助力抗疫的神奇故事,影响甚广。

      林兆恩也是一位定格在莆田历史时光里的抗疫英雄,他的抗疫义举可歌可泣。林兆恩号龙江,创三教合一学说,世称“三教先生”。明朝嘉靖年间,莆田祸起倭患。倭患猖獗,侵扰东南沿海,莆田首当其冲,倭寇连续侵犯骚扰莆田先后达15次,莆田倭害最烈。祸不单行。倭患又诱发了一场惨烈的疫情,疫情史无前例。在这生死关头,林兆恩“舍家纡难”,发动家小族亲与“三教”弟子掩埋死尸,赈济灾民。

      林兆恩积极组织抗疫,同疫魔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他创造“九序心法”中的艮背法为人治疫。艮背法属于气功疗病法,蕴含祝由术。据历史记载:“而吾闽中又有三教之术,盖起于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治病。”“兆恩以艮背法为人却病,行之多验。”林兆恩抗疫的成功,使莆田这片浸透沧桑血泪的土地重焕生机。

      在莆田文献中,还有不少与抗疫有关的记载,如广业里萍湖祖宫的“忠顺圣侯”,清源东里大所的“张公”,兴泰里的“广福娘”等,这些由人而成的“神医”,扶危济困、救灾解厄,而且还是疗病抗疫的心理医生。由于古时科技水平有限,人们谈疫色变,防治疫病的希望主要寄托于超自然的力量来驱凶逐邪。而各路神仙迥异的疗法,给病人以希望,让生者以欣慰,让人心向阳光,冲出阴霾。

      莆田春节闹元宵,闻名于世。其地域广、时间长、内容丰富多样已成为莆田民俗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古时人们认为四季转换,寒暑变异,瘟疫流行,是鬼魂乘势作祟,必须适时行傩以逐邪驱疫。所以,莆田的行傩有许多民俗活动,诸如游灯、跳棕轿、踩高跷、划旱船、跨马妆架、舞龙舞狮等,其中行傩巡游是其主要内容。

      傩又称跳傩、傩舞、傩戏,是汉族最古老的一种驱瘟避疫、表示安庆的娱神舞蹈。傩仪,源于古代以驱鬼逐疫为主要目的的傩祭仪礼,盛行于商周时代。

      仙游枫亭麟山皂隶舞是古代傩舞的遗响,是傩仪中的舞蹈部分,既有原始遗痕,又有今人的审美特质。它作为妈祖神驾出巡的开路舞蹈在莆田传承千年。该舞蹈动作古朴粗犷,特别是皂隶、八班、侍警的舞蹈动作别具一格,生动传神,其表现出来的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神威勇武的英雄气概,回荡着昂扬、乐观、健康的生活气息。

      “节到元宵兴倍生,普天人共乐升平。”莆田闹元宵行傩巡游非常热闹,十分“艳灿”。声势浩大的行傩队伍,绕境巡游,驱邪祈福,保境安康。元宵夜里,更是家家张灯结彩,明烛高照,香烟弥漫,供品满桌,迎神纳福。此时此刻,“有楼紫陌繁华盛,灯火辉煌不夜城”,人潮熙攘,欢声雷动,每一个细节都充盈着神圣的气息,是神人共娱叩击人心的狂欢时刻。其实,这精彩纷呈、非常壮观的元宵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映的是一场大张旗鼓、声势浩大、众志成城的群众性逐邪驱疫活动,用集体的力量驱走疫魔,其中的行傩巡游正是对瘟魔疫鬼的游行示威与昭告宣战。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莆田闹元宵,虽然含有对现实疫情的虚妄的反映,却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莆田人敢于挑战瘟魔疫鬼的勇敢行为。同时,这其中隐藏着莆田的文化密码,由此诠释了莆田人内植于心的抗疫精神以及莆田是一个勇于并善于抗疫的城市,有着战胜各种传染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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