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郡太守风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郡领县。郡释为群，即人所郡聚之地。郡长官为守，由天子任命，掌一郡政治、经济、军事、司法事务。郡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俸禄二千石。

　　汉承秦郡县之制，景帝时将郡守更名为太守。隋初废郡为州，以剌史为长官，掌一州之政，又称州牧。唐承隋制，后又将京都要地之州郡改称为府，以提高规格。各府设府尹为长官。宋代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由中央委派文臣担任州府长官，称知州事、知府事，知为主持、执掌之意。宋代于驻军所在地，不另派行政长官，而由军事长官主政，这类地区称为军，地位相当于府、州，军的长官称知军事，简称知军。元代设路，路领府，府领县。路设总管府，以达鲁花赤（蒙语制裁者、掌印者，转为监临官、总辖官之义）、总管为长官。明清仍以知府、知州为府、州长官，掌府州之政。

　　需要说明的是，自隋以后，虽无郡行政区，郡守亦非正式官名，但习惯上仍将府、州视同郡。并以古代官职称呼现职，故太守亦往往成为州剌史、知州、知府、知军的别称。明清时，太守专指知府。

　　莆郡作为兴化地区的行政区划，始于宋代。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念游洋地险，思欲以德化之，立兴化县，建太平军，不久改称兴化军，领兴化县。明年，自泉州划莆田、仙游二县归属兴化军，“始正体梳，齐于列郡”。八年（983），因军治游洋转输不便，奏准迁至莆田县。元代升为兴化路，明洪武二年（1369）改为兴化府，清代相沿不改，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行政区划。

　　依据兴化地区行政区划，及其管理机构设置沿革，本文所谓莆郡太守，涵盖宋之兴化军知军，元之兴化路总管（达鲁花赤），与明、清兴化府之知府。同时涉及一些佐官，即同知、通判等。史志常尊称知军（知府）为侯，称通判为通守。

　　一，莆守概述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新建的兴化军迎来了首任知军——段鹏。段鹏，京兆人（今陕西西安），上一年以司农左丞（司农寺为中央政府行政事务机构，六部的下属的办事机构，掌粮食积储、仓廪管理及京朝禄米供应等事务。）出知初置的兴化县。县虽属动乱之乡，段鹏奉太宗“以德化民”旨意，教民以礼乐忠信，旧染一新，以至邻郡皆望风向化。明年，莆田、仙游自泉州划旧兴化军，因段鹏于兴化县有治绩，遂署加著作佐郎，升知兴化军事，仍兼领兴化县事。段鹏可谓莆郡太守行列的排头兵。

　　自此之后，贤才君子相继来游。至清代宣统二年（1910），931年间，计有349名相继来任长官，其中宋兴化知军148名，元兴化路总管（达鲁花赤）14名，明兴化知府81名，清知府106（据新编《莆田市志》）。又于崇宁二年（1103）起，始置通判一职，与知军共理政事，实际起制约、监督知军的作用，多以京官儒臣充任。明清通判的权力较小。元、明、清均设同知一职，为佐官。

　　综观莆守行列，人才荟萃，风绩可观。有以下若干特点。

　　一曰：多途来守。

　　兴化军作为驻军之地，知军人选理所当然为朝廷所重，多由朝官加衔派任。这是莆守来源的主渠道。宋代多以六七品官的六部员外员、朝奉郎来知，明代官品提升，多以六部郎中（正六品）来守。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京官因触犯权臣贬谪出守的。宋仁宗明道元年（1033），刘太后临朝，权倖用事。殿中侍御史曹修古（字述之，福建建安人）。立朝慷慨有风节，遇事直言。因得罪刘太后，遂以刑部员外郎出知兴化军。到任后，淡泊明志、清廉从政，为人所称道。宣和五年（1123），蔡京当国。廖刚（字用中，福建顺昌人)。论奏无所避，遂署承议朗以“亲老”出知。不过是蔡京拔除眼钉肉刺而已。淳熙十四年（1187）来知的王居安，是个“遇事力争不少屈”的直臣，因直言论政，贬为宫职，后起为兴化知军。归朝后为左司谏，论弹权奸韩侂胄、史弥远朋奸误国行径，天下大快，而被调离言职，直至夺官罢职，被誉为“人中龙也”。

　　明代永乐二十二年（1424）来守的李至刚（名纲，以字行。江苏松江人），是个历事四朝、宦途坎坷的老臣。明太祖时坐累谪戍边，建文帝时坐事下狱。明成祖时为右通政，甚见亲信，进礼部尚书，后再次坐事下狱，久得释，降为礼部郎中。不料又因大学士解缙被诬一案，坐系十余年。明仁宗即位后得释，复为左通政。给事中弹劾其于皇帝驾崩时，不宿公署，饮酒食肉，恬无戚容。仁宗念其为先朝老臣，命出守兴化府，时年已七十岁了，两年秩满致仕。《宋史》称其“为人敏给（敏捷），能治繁剧（繁重政务），善于附会”。其出守兴化府，不过是朝廷一种善意的政治安排而已。《闽书》则称其“宽洪大量，留意文史。时方清明，闾阎无事，称卧治焉”。所谓“卧治”，即不劳而治，无为而治。明成化元年来知的岳正，(字秀方，京畿郭县人)。正统十三年（1448）廷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为明英宗所重用，一度入阁辅政。因不避权贵，仗义直言，为朝中奸佞所构陷，下狱谪戌，宪宗时复官后再度被贬知兴化府。其诗曰：“万里飘风一逐臣，帝教重起牧吾民。非才愧犹千里入，病体难胜海上春……”(《莆阳迎春》)。任职五年，兴办大批利泽民生之事。

　　兴化知军的另一来途，是从他地移知而来的。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十月，浙江衢州人江待举，字怀忠，由知处州（今浙江丽水）移知兴化军，这是一位为政宽厚的长官。嘉定七年（1214），浙江温州知州吴炎（字济之，福建邵武人）。因天性恬静，不喜治剧，坚请去小郡任职，而改知兴化军。这是一位重视教化，为人温和润泽的儒官。

　　此外，宋代还多次以福建省本路之福州、漳州、南剑州、汀州的知州或通判权兴化知军但大多来去匆匆。兴化军通判王孝遵，曾摄知军职二年。

　　有趣的是，宋代有两位京官两度出知兴化军。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惠安人谢履，字履道，以校书丞出知兴化军，秩满转承议郎归朝。六年后，因在任兴化知军改知他州，谢履以左朝请郎再知兴化军，十月底到任，未满一个月，因丁母忧离职。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七月，福建晋江人傅自得，字安道，以右通直郎出知兴化军，十二月罢职（事由不明）。乾道五年（1169）四月，又以右拳议郎再知兴化军，到任两个月后，亦因丁母忧辞官。看来，谢、傅二人两知兴化军，似与养母意愿有关，同时反映朝廷任官的人情味。

　　京官来守，原籍江浙者居多。总体而言，素质较好。除少数年龄较大，于任上致仕外，多属年富力强。明成化元年（1465）来知的翰林修撰岳正，年仅45岁，处事果断，有魄力，任上大力兴办利民之事，为民所德。

　　二曰：任期不长。

　　中国古代地方官实行定期轮任制，对于防止官员在一地任职过久，生出关系网，形成地方势力，进而垄断地方政治等弊病，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若任期过短，则使官员生因循苟且之风，难以尽心政务，革弊创新。宋代知军任期仅两年，正如时论所指：“到官半年始知风俗；去替半年（指离职前）已怀归志。其间留心政事，仅有一岁。若又不待满而选迁易（未及届满更动职位），则弊何不生乎？”不但给地方增添经济负担，亦不利于政务的延续发展。

　　莆郡太守任期，自宋至清，349名知军、知府，平均任期为二年六个月。总体上任期较短。据明人周瑛、黄仲昭《兴化府志·吏纪》所载的《府官年表》，宋兴化知军大体任期二年，多数按轮任制度规定任满离职，前后任衔接紧凑。由于种种原因，部分知军任期还要短，以至出现一年三任替代，甚至即任即罢的怪象。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绍圣元年（1094），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孝宗乾道五年（1169），均是走马灯般一年三任交替。从官员个人看，元祐五年（1090），谢履以左朝请郎再知兴化军，十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一月二十四日丁母忧离职。来任未满一个月。绍兴二年四月初，段敏学以右中奉大夫来知，四月十三日罢职，简直是即知即罢。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陈韡来知，不数日，即移知剑州。

　　此外，还有一些因病卒于官者。如南宋淳祐六年（1246），浙江奉化人汪元春(字景新)，差知兴化军，不幸刚二月而卒。北宋明道元年（1032），福建建安（今建瓯县）人曹修古来知，明年五月卒于官所。南安人王克恭(字彦礼)，于宋理宗时起知兴化军，上任半年而卒。由此看来，宋代莆郡知军任期之短，固然与个人及其家庭变故有关，但亦暴露任用制度及执行上的弊端。个别官员如詹时升，大观四年（1110）以承议郎来任兴化军通判，任职四年，秩满回朝。政和七年又以朝奉大夫出任知军，在职三年，先后共八个年头。是个特例。

　　明代兴化知府的任期，一般为四年，较宋代较为稳定。尤其明宣宗、英宗朝以后，多名知府连续任职五年以上。余灵于宣德十年（1435）来知，至正统七年（1442）卒于任上，任职达八年之久。天顺元年（1457）来知的给事中潘本愚（广东博罗人），成化二十年（1484）来知的丁镛(字凤仪)，任职均达七年。

　　岳正任兴化知府五年，笑视非议，连续兴建一批惠及民生的桥梁、水利设施，仅路桥达九座。因触犯豪绅利益，被毁谤而提前致仕。五年政绩，泽披民生五百年！

　　官员的作为，固然同任期有关，亦不可拘泥于时日之短长。南宋末年，莆田人、参知政事陈文龙(字德刚)，受命为兴化军知军，死守孤城，坚持抗元斗争。因叛将出卖被捕，守节拒降，以身报国。文龙叔父陈瓒(字瑟玉)，时为兴化军通判，曰：“吾侄不负国，吾当不负吾侄！”即募集义兵，收复兴化城，受命以通判权知军职。元兵破城后，陈瓒率众巷战，杀敌千余人，终寡不敌众，壮烈殉国。陈氏叔侄二雄，受命于国难之际，出任兴化知军，坚守汉民族气节，舍身报国。其任期虽短，却将一生报国之志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莆郡太守的一面旗帜。

　　三曰：去向有别。

　　莆郡太守离任后的去向，除罢职、致仕及病故外，主要有三条：一是归朝回任；二是提拔路官。宋代多名擢任本路诸司的相应职位，如漕司（即转运使司，掌一路财赋与转运，兼官吏监察）之转运判官，仓司（即提举常平司，掌赈灾与专卖事务）之茶、盐公事、市舶，宪司（即提点刑狱司，掌司法、监察事务）之提点刑狱公事等；三是移政他地。如宋陈龙辅为  避亲政知袁州（今江西宜春），江常移知建州（今福建建瓯），林栗、陈韡分别改知、移知剑州（今福建南平）等。

　　南宋杨栋与陈韡等人，是莆郡太守中，少数进入朝廷权力中枢者。杨栋［字元极，眉州青城（今属四川）］人，绍兴二年(1132)进士第二名。淳祐二年（1242）以枢密院编修官来知。任职仅一年，迁福建提点刑狱，寻加直秘阁兼权知福州，兼本路安抚使。职务更动频繁，屡起屡罢，历任太子詹事、工部侍郎、国子祭酒、礼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参知政事等职。宝庆三年（1227）来知的陈韡(字子华，福州侯官人)，开禧元年（1205）进士。不数日即改知剑州，因捕盗有功连连擢升，历任江西安抚使、工部侍郎、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二人都是宰相级的。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陈恭，字孟起，以举人出任兴化府通判，后升工部郎中，超拜大理寺少卿。正统，景泰间为工部尚书。亦是一位幸运者。

　　有趣的是，南宋崇安人刘子翚(字彦仲)，学者出身，以父荫补官，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任兴化军通判。为政务存大体，诚心爱心，劝民兴行。以“不堪吏责”，辞归武夷山。明代处州景宁县（今浙江云和）人潘琴(字舜弦)，于成化八年（1472）出知兴化府。为人有志学古，端方静定，笃于自信，视个人去留进退平静轻淡。入觐时，自动陈述体致之事。

　　四曰：学行可尚。

　　莆郡太守，多数为进士出身。南宋知军陈文龙，为状元，明知府岳正为探花，宋知军杨栋为榜眼。不少人博学知书，嗜学好修，学养较为深厚。宋知军廖刚，以进士起家，与著名学者杨时相友善，学术醇正。宋通判刘子翚，学问深博，学者称屏山先生。朱熹入门时，授朱熹以入道之诀。宋知军杨栋，离任后得以大用，同其深厚学养分不开。其为学本于周（敦颐）程（颐）理学，负海内重望。杨栋回朝后，尝进对，理宗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说乎？”杨栋对曰：“臣所学三十年，止此一说。用之事亲、取友、治凋郡（衰落之地）、察冤狱，至为简易”。

　　“文章可以润身，政事足以及物”。（欧阳修语）莆郡太守的学行素养，对其治政产生深刻影响。太守们执政中所表现的忠君报国、诚心爱民、清正廉洁等品德，无不是儒家所倡导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政治思想。这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是古中原地区的文化传统与习俗，历代士族精英的政治信念与人生哲学。

　　五曰：政风特色。

　　莆郡太守，人才英英，性格各异，如廖刚之至诚，李椿（字崇义）之仁恕，钟离松之谦退，潘畤（字德鄜）之强健，王弼（字延宾）之果断，乌石孙泽（字润甫）之刚毅，周宗璲（字景琰）之倜傥，潘琴之端方，孙呅之质直，姚康朝之平易，吴炎之清介，等等。虽在治政风格上表现有所差异，但在把握政务的价值取向上，则趋于一致。共同特点是，至诚守信，仁爱牧民，重视教化，清廉公正。容另文介绍。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之精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是古代先贤对民本思想的典型表述，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论说精辟，深刻反映管理国家的本质，成为历代贤能达士的焦点话题。可概括为二句话，一曰人民为大。如孟夫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二曰爱民为大。如孔夫人所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故此，官有百职，职有百务，总归于“为民”二字。

　　郡府作为古代承上启下的行政机构，其价值取向是否端正，甚为重要。史圣司马迁总结秦朝历史经验时指出：“牧民之道，多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不响应之助矣”。认为管理人民的方法，务必使人民安定。即使天下有臣子倒行逆施，亦定无人响应帮助他。唐明皇李隆基赐题诸州太守的座右铭，就是：“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对人民疾苦深切忧虑）。”南宋几位著名理学家均有从政经历。程颐曰：“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朱熹与弟子论政时曰：“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朱文公政训》）明代吾莆名臣周瑛出任安徽广德州太守时，特于公署立屏题词“视民如伤”，借以自警自励。他同后任刘太守谈及执政之道时称：“始（周）瑛作州（担任州长官），无他伎俩，但求免得罪百姓而已”。他与江西抚州太守论政时，更加明了提出：“政无善恶，安民者为善政；法无当否，便民者为善法”。将安民、便民作为衡量执政得失的最高准则。无不切中执政之要理。

　　莆郡太守执政为民事迹，分以下五点论述。

　　一曰：减负农民。

　　宋初，兴化地区百姓赋税繁重，身丁税征七斗五升，农民辛苦劳作一年所得，仅够交税。不得不逃亡他乡，甚至生子不养。时任福建转运使的吾莆名臣蔡襄，奏请朝廷大幅度减除漳州、泉州与兴化军的身丁税，以苏民困。南宋的税负更重，仙游小县人均承担税钱七百余文，税粮四斗，超过五代时期的苛政。一县税钱数倍于福州各县。沉重的税负，造成人民逃离，生活困苦，社会动乱。

　　史志记载，多位莆郡太守，关心民瘼，奏请朝廷减除税赋，以安定民众生活。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知军汪待举，向朝廷请免除本军船澳、浦草等多种税钱。孝宗隆兴二年（1164），知军张允蹈，请免除“犹剩米”二万零五百石，诏免其半。三年后，新任知军钟离松再奏请减除，诏令全数免去。

　　何物“犹剩米”？原来，高宗建炎三年（1129），闽西北建、剑、汀、邵诸州，盗寇窃发，朝廷遣兵收捕。福建路转运暂移司福州，就近于兴化取拨现存苗米（漕运供应京师的米粮）二万五百石，以应军期急缺。本是应急的权宜之策，可是自此却成为定例。漕司（转运司）谓之为“犹剩米”。每岁责令运缴福州，致使兴化军用度大窘。四十年间，每有水旱之灾，漕司不再核减。绍兴十三年（1143），数万户农民因灾无收，湧向莆田县府，请求减免。知县高维正，担心无粮充作“犹剩米”上调，关闭县门不为受理。以至民众挤拥践踏而死者其众，高维正亦终以此坐罪罢去。至孝宗隆兴二年（1164），再遭大旱荒年，朝廷委监司差官前来察看，放及五分。次年，军储不继，无米支持。于是，知军张允蹈疏奏朝廷，陈述“犹剩米”之利害关系。宋孝宗睿断减免其半，莆民欢欣鼓舞，感恩戴德。

　　乾道三年（1167），三月，钟离松以左朝请大夫来知兴化军，循例向天子辞行，听取“圣训”。宋孝宗指使“劝农桑”，叮咛告诫“以民为念”。到官后，遍问民间疾苦，获知“犹剩米”是“为斯民之深害者”。时值连年大旱，民间所收十才一二，其中亦有颗粒无收者。漕司虽许从实减免，但军储仅可支持到六月，难以为继。若依旧以一半“犹剩米”输之福州，本地则无水旱灾荒储备粮，使一方之民受其害。若坐视不恤，则民力凋瘁，狼狈日深。于是，披肝沥胆，冒不测之诛，极言陈情，昧死乞请将所输福州一半“犹剩米”尽行蠲除，以宽民力。钟知军所奏，仰副孝宗临遣训敕，充满忧民济世之情，兼及国家利益。孝宗从其所请，诏令尽除之。为兴化民众做了一件大好事。

　　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知军潘畤奏请减免绍兴年间开征的经制与总制二项的虚额钱（经制、总制钱，是朝廷向地方征调的各项财赋与杂税之总称，是南宋的重要财政收入），又奏请减免每年所征的丁米钱，所请两项各千数万，民众大蒙其惠。

　　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因春夏雨涝成灾，知军赵彦励（字懋训，河南浚水人），奏请以节省的财用，与民挪融代纳。又请将三县额征僧道免丁钱计六千九百贯，除去旧额，以现存之数为准。所请两项皆为朝廷所从。

　　南宋高宗时，鉴于土地税混乱不均，推行“经界法”，即重新丈量土地，重定税额，以扭转税负不均问题，取得了成功。但后来却中断停止。宁宗开禧三年（1207），知军王居安（字资世，浙江台州黄岩人），初上任便向朝廷列条奏报便民之事，乞请实行经界法，以平均税负、劳役。{nextpage}

　　对省司未能均衡各郡府的税赋、劳役负担，莆郡太守们亦据理力争，以减轻民众负担。南宋知军钟离松，在报请尽减“犹剩米”奏疏中指出：“一州一郡自有一州一郡财赋，不免通融支拨，但应当损有余以补不足。兴化岁入财赋比之福州才及十二分之一，岂应反令小垒裨助大藩？”终于得到改变。明代知府潘本愚，针对郡内逃绝户产业被豪强欺隐，粮号无征，往往责派小民帔纳的不公平做法，一律根究受产业之家征之；间有无从根究者，则令里长赔输，不以累小民，维护了税负公平。明代知府王弼，针对福州府奏报所属白沙驿供给不敷，乞请割兴化府财赋增加其供给，上司业已依奏处理。王弼曰：“此事不可以口舌”。乃上疏朝廷请述利害本末，得以更正。漳州草寇温文振起事，攻分邑、杀平民，泉、漳以南大扰。镇巡等官议定，联合各卫军及壮丁讨伐。时巡海使司马垔掌兵事，于莆田征召壮丁，王弼力争不可。司马垔曰：“奈何强以死罪负于身耶(为何将死罪强加于我身上啊）！”王弼曰：“莆郡小民寡，且与寇邻。倘征丁壮以去，寇至，将谁与守？夫失军机，死也；失土，亦死也。等死，死土可也！”意思是，丧失军机与丧失地（城邑）一样是死罪，难道可以令我因失土而负死罪吗？司马垔为其守职爱民的正义豪语所感化，于是放弃征丁而去，后亦终于平息贼寇之乱。王守不顾个人利害得失，不惧强势，处处捍卫莆民利益，深为郡民所爱。

　　唐代大臣李琪同唐庄宗论政时，指出：“救人瘼者，以重敛为病源”。（解放百姓疾苦，要将赋税繁重作为弊政根源），“养四海之贫民，无过薄赋”（养育天下百姓，最好办法是减轻赋税）。明代教官兼史家谷应泰曰：“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均切中执政要理。莆郡太守任上为民请命，反复奏请朝廷减免赋税，为民解困，可谓仁政矣！反映其“穷年忧黎民，叹息肠内热（杜甫诗《自京赴奉天县咏五百字》）”的安民济世情怀。

　　“莫讶此行无兴味，要将饿绝问耕农”。这是明代兴化知府徐济（苏州人）游凤凰山广化寺的诗句，反映对农民疾苦的关切。这是古代士族精英们的共同心怀。南宋知军钟离松，昧死上章，力除“斯民之深害”。其爱民义举，与莆田知县高维正闭城保官行径，形成鲜明对照。钟知军披肝沥胆为民请命，为朝廷所从，为历史所褒扬。其奏章《奏乞除免剩米劄子》，亦得以世代相传至今，弥足珍贵；高知县为了保官，不恤民情，不仅害民，自己亦以丢官而告终。这就是历史的辨证法，历史的正义性。

　　关注、推进莆郡境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利泽民生，是历代莆守执政之要务。史志记载大量莆守策划、主持修建，诸如城防、路桥、水利，儒学等，一大批惠及民生的项目，维护居住环境，改善交通设施，改进农业生产条件，提高郡民风教水平。其谋长远，其效显明，民蒙其惠，为民所德。

　　城防工程，是保护一方居民平安的屏障。兴化郡城，始建于太平兴国八年（983）诏移军治之时，筑城于要冲之地。内为子城，又为外城，时属草创，土垣（城墙）茅覆。宣和三年（1221），加高城墙、加厚墙基，改土筑为砖砌，辟五城门，门上为楼。城下为壕，引水绕城。

　　南宋理宗绍定初，因郡城年久失修，时西北盗寇南侵，势且及境，人心惶惶，悉欲逃离。致仕居家的名臣陈宓（宰相陈俊卿之子），倡议筑城保安，为官民所认可。时任知军的王克恭（字彦礼）因病，委其责予通判赵汝盥，事方有绪，不意王、赵二官相继去世。新任知军赵汝固（字   ），顾郡力已缺，拜疏求助于朝，有旨赐祠牒五千，钱未到而赵守离职而去。所谓好事多磨也。三年（1230），晋江人曾用虎（字君遇），以宗正寺丞来知。博访民众，锐意筑城。针对“城庳（低矮）且薄，不足恃”、“费杂且广无以继”之说，奋然曰：“庳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停止）。且吾患无政（政策），不惠无财。”于是，相度地势，料量工役。赏罚分明，斥逐操办不力的僧人（古代公益工程多由僧人主持），确保工程坚好。城墙周围七里有零，高一丈八尺，较前增高三尺，墙体里外均为石砌，上覆以砖。建五城门，上立楼橹（了望台），油漆一新，凭高望之，巨丽突兀，既完且固”。于是邦人始有生意（生活信心）。”明年，岁丰盗熄，曾侯下令免除夏税一年（以官府调节之余代纳）。南宋名臣、邑人刘克庄作《兴化军新城记》，高度评价曾侯筑城功德，称此役“盖三百年不克（能）为者，一朝而就”。其辉煌壮丽，“疑化人（幻术者）之所为，画史（画师）之所摹也”。称赞曾侯一反世俗“玩常而忽变，喜逸而惮劳”之习，“以习安为惧，以恃陋为戒，侯之盛心也”。其“治郡尤清苦，省逢迎之厨传（驿馆饮食车马费用），罢游观之土木，独民间有大利病，必勇于兴除，不以役巨费夥（多）而沮（终止）。”

　　元明亦多次修建城池。成化十年（1474），巡抚八闽都御史张瑄来莆巡察，谕郡县曰：“莆，名郡也，甲于七闽。今城不加甃（砖砌），濠不加濬，门楼倒塌，若此，咎若谁归？”郡守潘琴与同僚商议，乃广节冗费，细积羡余，购材陶瓦，又拆淫祠、废寺可用的栋梁瓦石，择日雇工，次第修之。“鉴旧弊，图远虑，城坚而池深，门楼高爽，轮奂一新”,历时一年完工。邑人名臣林文称赞,是役“其用力也齐，其成功亦速。规制宏丽，经营缜密，壮城池之金汤，固山城之保障”。（《莆中城门重建记》）。

　　路桥建设方面。郡城内外道路，旧时多凹凸不平。宋绍熙二年（1191），太守赵彦砺斥公帑羡缗，砻石（石头磨琢平整）而更之，凡十有二处，大约千余丈，横径直贯，坦然如砥（平整），民蒙其利。其后知府潘本愚、莆田县丞叶叔文等，相继督民修砌。乡下大小村落，凡经行道路，皆砻石铺砌。

　　兴修桥梁，是莆守们造福郡民的一大举措，其中不少堪称“世纪工程”，至今福荫吾民。

　　莆郡古桥首推宁海桥，位于木兰溪入海处，为闽省之要冲。四方之欲由海滨诸郡北上京师；上游诸郡南走交广，皆出其间。元代元统二年（1334），龟洋寺僧越浦募缘驾海为桥，并建寺护桥。至正十年（1350)，大桥为洪水冲毁。居民只好以舟摆渡，不免风涛之险。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池阳人（今陕西泾阳）徐则敬任兴化府同知，见宁海桥久废，“慨然以兴复为已任”。于是命工匠核算费用甚为浩大，财殚力困，难以举事。人谓功钜费繁，须用浮屠之法，度众财为之，苦于未得其人。适逢有人推荐灵云寺(壶公山)僧湘江。徐侯翌日即直上灵云之巅，登门请湘江法师出山主持众缘。时湘江正聚徒谈四方之教，见太守亲顾僧庐，毅然应命下山。居宁海小庵中，日遣其徒四出化缘，足迹南抵海、潮（广东南海、潮州），北溯建、邵（福建建州、邵武），遍叩于当代公卿臣室之门，得金钱约千万。于是伐石取料，招匠雇工，日夜施工。不幸，桥未及半，徐侯病故。永乐二年（1404），后任知府周宗璲与僚佐谋定，克成其事。前后历时十年而告成。作巨樑十五间，长八百二十尺，广二十尺，高三十尺，坚致宏壮。宁海桥为莆郡跨海大桥之最，其功之巨首屈一指，其成功在于得人。同知徐则敬有兴复之志，高僧湘江有聚财之能。《兴化府志》作者周瑛评论徐侯曰：“夫湘江以无为有，成此巨功，可谓能矣！而（引）来湘江者，非徐公则敬乎！夫徐公之于湘江，其精神气魄相感召，固有出于言语之外者矣。（徐公）一顾之顷而成数百载之功，非啙窳（苟且懒惰）偷生者所能也。”二人修桥，均出于安民济世之心。

　　始建于宋绍熙三年（1192）的江口桥（又名龙津桥、尚书桥），跨福清、莆田二地，会东西二溪，江面宏阔，为福莆交通之要冲。因溪海汇流，最易毁坏。仅明代便多次水毁，毁而重修，修而复毁。因该桥横跨两县，官方定例：南大桥九间（孔），由莆田县主管；北小桥十六间，福清县主管。凡遇崩坏，各遵照地界修理。天顺末年，北桥折毁十二墚，福清县坐视不管，行人苦于涉水过溪。御史魏瀚（浣）命莆田协作，计费钱七十余万，莆人以地有定界，仍责成于福清，竟亦莫就。彼此推难，历岁莫举。按察司佥事刘子肃以僧道罚银百余两，命莆僧则平谋划修桥，但则平仅用木梁架桥应急缓责而已。

　　成化元年（1465），岳正出任兴化知府。到任后便向河泊所官吏党哲，询问大桥失修原因。党哲对曰：“两县所以辞艰者，实因费侈（费用大），费之侈者止于（在于）桥梁。梁用十二，各广（宽）二三尺，修（长）二丈四五，必取于海外，非百人莫敢独往，非百工莫致其一。以十二梁计之，已用五十万矣！况陆虞（陆地上担忧）蛇虎之害，舟怵（船上恐惧）风涛之险耶！”岳正顿然想起经过前岭时，看见溪涧废桥狼籍，略无人迹，向党哲咨询其情。七日后，党哲回告其探得情况，曰：“去江口五里许，有废桥曰迎仙，其樑完者十（有十块石樑完好），广（宽）足以当之，而稍短者十之一（长度稍短十分之一）。海通潮汐，可以海舶出之（用海船运出来）”。岳正又同石工商议，石工曰：“就长其墩(加长桥墩宽度）可也。”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问计于民，岳正对修桥之事胸有成竹，遂向党哲面授方略，并令督成之。涉及桥墩、桥基、桥梁主体结构，木、石等材料取运，施工工具、工匠民夫工资及生活安排等，计划缜密，管理有方，上下齐心协力，不到四个月便完工。实计费银不足八十两，均来之于上司的罚款，未向民众特别征收。充分显示岳正的高超治才。岳正自撰《重修江口桥记》，记述修桥始末，详载用人用料，用工调度、财务开支等各项开支数据，乃至工人伙食安排（“给菜隔日鲜，再日肉”），亦显其精干公廉、节用爱人品格。

　　宁海、江口二桥的重修，可谓莆郡太守修桥利民的典型事例。史志记载，单是岳正任上，先后修桥九座，故民间有“三年知府九座桥”之誉。其后任浙江黄岩人王弼，一心以民众痛苦为念，大力兴建各项利民公共设施，修桥达十四座之多。充分表明莆郡太守执政惠民的价值取向，同时显示郡政的成就。正如邑人御史林诚在后来的一篇桥记中所论曰：（林）诚以桥梁虽王政中之一目（一个项目），然可以占百治（窥视政治）。使（假使）莆土地未辟，田野未治，则财用不足，是桥其（岂）可成乎？老有未养，贤有未尊，则礼义不兴，是桥其可成乎？俊杰有未在位，则职业不举，是桥其可成乎？故（林诚）于今日不为一桥喜，而为莆之政治喜，为牧守之得人喜。“（《重修尚阳桥记》）。按，成化十五年（1479），因海涛为灾，江口桥陷南桥二门。知府刘澄等率民重修，林诚撰此记，视桥为郡政清明安定之标志，甚有见地。

　　水利工程方面。古代中国以农立国，视农业为天下之本，富国安民之本。水利作为农业命脉，必然为各级政府所重视。清代钦定官书《牧令书辑要》曰：“水利一道，有关于民生甚钜，为有父母斯民于责者第一要政。”兴修水利工程，是历代王政之大务，既取水之利，且防水之害。莆田南北洋平原，系先人围海造田而来。众多的陂、塘、沟、渠，堤防、斗门、涵泄等水利设施，既斥鹵为沃壤，维系其勃勃生机，被称为“莆中水利之纲纪”。故此，历代历任莆阳太守，无不视水利为郡政之重大任务，前赴后继，不遗余力，治水惠民。

　　木兰陂是莆郡水利的龙头工程。始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三度易址，于元丰六年（1083）告成。长乐人钱四娘、林从世，侯官人李宏与僧智日，劳苦功高，功莫大焉！该陂于木兰山下，溪流宏阔、水势迂缓处，伐石作柱，依柱作防，共长三十五丈，深二丈五尺，分为三十二门。每门用木版为闸，遇水暴涨则减闸放水。成陂以来，溪流无冲击之患，海潮无吞啮之忧。计溉田一万顷，昔斥卤之地变为膏腴沃壤。南洋之田自此天不能旱，水不能涝。“民素苦歉（收），由此屡稔（丰产），一岁再收，向之窭（穷困）人，皆为高赀（资财）富户。”兴化军储才六万斛（古制十斗为一斛，十斛为一石），而陂田输三万七千斛。经济效益极高，官民均受其惠，故一向为郡府所重视，悉心维修。

　　重修木兰陂工程，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次。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郭朵儿（同庆人，今甘肃成县）出任兴化路总管，以兴利除害为己任。越三年，即延祐元年（1314），夏秋大旱，北洋田枯，井内外井水亦干涸。郭总视民饥渴犹如自己，亲往木兰陂视察，谋划治水事宜。慨然叹曰：“钱（四娘）、李（宏）之功，美则美矣，而（然而）惠未遍（普遍）也。”欲引木兰水北往南洋田。时有人谓之不便。郭总曰：“南水直注，其力大；北水横注，其力小。且水道回远，余波有限。如遇横溢，亦可为壑，不为病也（不成为问题的）。”  于是创建万金斗门，因地浚渠，引木兰水绵延曲折抵达城下，以灌北洋。次年春，复于涵江新港截海道，筑水泄，通木兰陂水于北洋，会合游洋、太平陂等水，以溉望江等里、阜山抵海之田；通仙游、莆田而之涵江余埔，二百余里，源远流长。农民无旱涝之忧，而沾舟楫往来之利。可惜工程未完，郭总因任期届满归云。明年秋，洪水泛滥，新港水泄溃坏。郭总时闲居于福州侯官，闻而患之。四年（1317）秋，聘任转运副使，委派场官员改水泄为徒门，因时开合。立砥柱，回狂澜，以便舟楫。今冬开工，明春告成。

　　延祐元年（1314），燕人张仲仪出任兴化路总管。继承郭总遗业，理清头绪。不久，因年龄关系欲告老辞官离去。郡民获悉后，向当权者提出“借留”张总，于工程完事后再去。当局  体恤民情，宣谕帅司省府勉励张总就职。张总于是营缮万金斗门，开山浚河绕郡以北。又于木兰陂下重造通济桥六间，以便往来。秋季，按察司博采公论所与，行文激劝仲仪。张总念及北洋地势低洼易泛滥成灾，乃重砌芦浦、陈埧二座陡门，分杀水势，北洋人始安受其利。“水别东西流不断，洋无南北利无遗”。（郭沫若《咏木兰陂》）故莆人谓“朵儿善创，仲仪善终”。为使木兰水普惠南北洋，万金斗门引水口广狭高下皆有定数，与民约定：南洋得水量七分，北洋得三分，避免南北争水闹事。

　　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广平人（今河北永年县）董彬（字文质）出任兴化府通判。木兰陂因长年风雨水流侵蚀，堤崩岸摧，下流尽泄，基本丧失引水功能。董守闻讯后，亲往视察，得知其情状。于是涸海为堰，尽发故址，以板附土，以石附板，钩锁结砌，压以巨石。又将木闸板改用石板，旱则水储于内，潦则水淫上过，实行自然调节。针对北岸易崩塌，布椿为趾，以石砌护岸。此役基本上是重新更造。“用工于民，而人不为劳；（资金）求助于民，而人不为以费，是所谓因民之利而利之者”。大约十八九年后，木兰陂再次损坏。莆田县丞叶叔文（浙江湖州人），筑上下堰涸溪海二流，剔板植椿，加固陂址，又疏治南北洋沟渠，深而广之，使利泽遍及莆人。周瑛《兴化府志》评论董彬时曰：“木兰陂莆人命脉所系，今南北二洋号称桑麻沃壤，其（岂）可忘二公哉！”

　　明弘治三年（1490），莆郡迎来了一位清廉公正、刚明果断的太守王弼（字存敬，浙江黄岩人）。王守是由时任吏部左侍郎的邑人彭韶推荐，由刑部员外郎来知兴化府。一日，王守会同同知朱海、通判翁理等同僚，前往木兰陂视察。面对宏伟的引水工程，王守情不自禁叹曰：“大哉陂乎！无是陂，是无莆民矣。”众官曰：“公（王弼）于大者固所优为，而于小者亦未尝忽（视），况合众小以为大而又大者，所托以不毁也。公其图之！”意思是，对维修木兰陂，大事固然应当优力作为，小事亦未尝忽视。合众小为大大，使陂有所依托而不毁坏。时莆民方苦于陂坏，闻王守之言，皆自愿献纳田畝的收入为公费。王守于是选择郡人年长有识者主持其事。旧时陂址牢固，至此渐穿，王曰：“涓涓不止，将成江河。”乃命查寻孔穴杜塞水流；旧时陂上流布设长石（俗称石埕）以接水，下流布设长石以送水，减轻水流对陂址的冲击。至此，下流石埕的长石脱落不少。王曰：“此不治，则陂仆（倒）矣。”乃命采伐长石七十余块补益之；旧时南北岸易于崩塌，王曰：“岸崩则祸及陂。”乃命筑岸，先布地牛（地基），乃加灰石，坚固陂岸。对祭祀建陂功臣的协应、升仙二庙，王曰：“是庙当与是陂相终始。今既倾圯，恶（怎能）可以无治？”乃命修治恢复旧观。

　　王弼此次重修木兰陂，不是在水毁之后的被动补救，而是针对种种易被忽略的隐患主动消除，防患于未然。显示其富有远见，扎实细致，认真负责的政风。莆阳名臣周瑛作《重修木兰陂记》，从哲学的高度上论述王弼修陂治水的做法，曰：“事有败于盛满，而功或成于细微。盛满何败？忽心生也；细微何功？畏心生也。吾每观天下事而究其成败，未尝不重致意于斯焉。”叹曰：“呜呼！盛满者，覆败所自起也；细微者，事功所自起也。（王弼）公戒覆败于盛满，竟事功于细微，使前人遗绪不改，莆人命脉复存。此之为见，岂但治一陂而已哉！”

　　明代名臣黄仲昭为修复延寿陂作记时，亦强调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曰：“水利，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畎浍（田沟）尽竭，人所不常见也。因其所不常见，而忽（视）其所其急，常情皆然。前日之患是已（已经过去），岂非吾人所当鉴哉？继自今尚恒虑（从今能够经常考虑）其所当急，而无忽于所不常见之时，则庶乎不蹈前日之覆辙，而其利可永（久）矣。”（《复延寿长生沟水利记》）。

　　窃以为，忧患意识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一种思维方式，亦是深谋远虑的表现。联想时下所闻的一些重大灾害事故，其领导者无不是高度重视，兴师动众，不惜代价开展施救，这当然是必需的。究其事因，则多是平时敷衍塞责，疏于管理，乃至玩忽职守所致。此辈往往“深入”于会议之上，“重视”于文件之中，作风飘浮，工作基础薄弱，故易为天灾所诱发，难免垮堤溃坝，贻害国家与人民，多是人祸甚于天灾也。正如南宋名臣刘克庄所论：“余闻物之成坏存乎数，虑之疏密系乎人。三板之城，可以不没；千丈之堤，有时而溃”。（《重修太平陂记》）他是针对南宋太守曾用虎，在重修太平陂之后，又建立日常护坡制度，落实人员与经费，以利及时清除陂患，确保陂水长流的做法，称赞：“（曾）公之虑远乎哉！”并道出同样富有哲理的高论。与周瑛“忽心”、“畏心”与“盛满覆败”、“功成细微”之论相为呼应，实为宝鉴矣。

　　总观莆守兴举境内公共设施工程，有以下特点：

　　一是急民所急，应民所需。

　　莆守兴作，并非“新官上任三把火”，心血来潮，或为政治作秀，沽名钓誉。而是遵循执政之道，以恤民为政之先务，忧民所忧，急民所急，尽心为民兴利除害，安民济世。

　　明代兴化府通判董彬，上任伊始，父老来告木兰陂受损严重，成为莆民之心病。董守忧形于色，既而叹曰：“使民饥而无食，吾能独安之乎？”遂劳心殚虑，相度地宜，围堰枯水，掘基重建，改木闸板为石板，使之自然调节。神庙亦整修一新。时董守任职已经满考，仍专心致志，不辞辛劳，往来省视，一鼓作气，仅四个月便告成。

　　南宋知军曾用虎，是一位“民间有大利病，必勇而兴除”的能臣。兴化军城，年久失修，盗寇进逼，人民逃离，多任郡守欲修而未能成事。曾守则急民所急，“锐意为之”，克服重重困难，二年告成，“于是邦人始有生意”。邑人名臣刘克庄盛赞此役“盖三百年不克（能）为者一朝而就”。（《兴化军新城记》）莆田县太平陂为北洋重要引水工程，溉田七百顷，年久失修，农失膏润，官莫顾 省 。曾守闻而慨然召见莆田县丞陈于頣，告曰：“陂塘非若职乎（修建陂塘，难道不是你的职责吗）？”在其督促支持下，一个冬春而完工，郡人感其德，更名为“曾公陂”。曾守任上，修举利民善事甚多，“莆人感之，为立生祠”。

　　为民谋利，不仅要有董彬忧民之心，曾守排难之勇，还要有克己奉公之徳。元代兴路代总管郭朵儿，“视民饥渴犹己”，任上，疏通水利，以利莆民。秩满归去后，闻所建新港水泄被洪水冲毁，为之忧虑。出任闽海漕运使后，犹忧莆民之忧，委派官员将新港水泄改为斗门，以便因时开合。立砥柱，回狂澜，方便舟楫。为引木兰陂水灌溉北洋，郭总创建万金斗门，其功未终。新任总管张仲仪，继承遗业。张总初欲引年（辞官养老），莆民向上请求“借留”，省司亦勉使就职，张总不计个人得失，毅然留任，不但建成万金斗门，又重造通济桥，重砌芦浦、陈坝二陡门，使北洋人安受木兰陂之利。

　　值得注意的是，莆守在兴建设施时，首先着眼于公众利益，而不为少数豪强势力所支使。唐时吴兴建延寿陂，灌溉东厢、延寿、延兴、仁德、孝义诸里之田，俗称长生港。后等贤里人建儿戏陂，分水溉一里之田。因其地势稍高于长生港，里人惮于浚导，故私设斗门阻塞，使水专注儿戏陂。东厢诸里虽失其利，若非大旱之年，犹可苟且，不以为病。成化十三年（1476），岁旱，诸里田渠干涸，无法溉田。而等贤里因独占延寿陂水利，田常厌水。于是城东欲复其利，尊贤里人怙势恃力，树旗群聚而争之。适按察司佥事陈轾来莆按察，城东报告其事，进言不可不恢复水利。陈轾毅然曰：“吾在此，可使豪专利而善良失业乎？”即命兴化卫指挥佥事丁远前往谋划。议定复决长生港，设置闸门，轮流泄水，兼顾双方水利。不意仍然争论不已。知府陈表闻而叹曰：“此吾职也！”遂亲身前往视察，周览其地势，洞察其是非，引见其里人而告之曰：“长生港实水势之所趋，自然而然者也；儿戏陂乃疏凿以致水，使然而然者也。岂可以一里使然之利，而专（独佔）诸里自然之利乎？”遂向刘轾回复，决定仍按丁远所议定的办法处置，仍于二水各命乡老一人掌管闸门开闭，又以他里与水利无切身利害关系者总督之，公正管理水利。“自此诸里复沾其利，而苗以不槁。”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莆守兴建惠民工程，因出于急民所需，顺乎民意，故而能“平易清慎，存诚心，行实事，不矫饰求名，上下孚（信任）之”。语出黄澜《重修车门、龙津二桥记》，称赞主持其役的莆田知县吴惟明，因其诚心为民行实事，故为民所信赖。由此可见，急民所急，应民所需，不仅体现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而且是一种仁爱的品德，奋发有为的精神境界。不由联想当代某些“矫饰求名”的面子工程，其始作俑者，往往出于急功近利、沽名钓誉，而不惜生态环境、人民安居，纯粹是长官意志，滥用权力、与民争利的畸形项目，扰民工程。

　　二曰爱惜民力，劳民不怨。

　　在古代工程技术条件下，兴建公共设施，需使用大量劳力。作为农业社会来说，用工须不误农时，使民劳而不怨。这是历代莆守兴建公用工程所遵循的一大法则。{nextpage}

　　天平兴国八年（983），诏命兴化军治自游洋迁至莆田。建设新军城，无疑是个重大而迫切的“政治任务”。首任知军段鹏，“从容整暇，往往于农隙时借请民力以为之”。因随就简，以原有都巡检廨（官署、官舍）为军治；建崇楼于军治之前，以鸣鼓角；迁都巡检廨于城西，以便巡警；建都监于军治之东，以提举兵马公事。“以及司法、粮储、关防、务局，或仍旧制，或新改作，皆以农休量假民力。其劳则鲜，其功则倍。黔庶（平民）有乐城之心，道路无怨咨之言”。（﹝宋﹞陈仁壁《兴化军厅记》）。郡志称“（段）鹏虽劳于使民，而民不怨。后世论创始者称（推举，称赞）段知军云”。

　　明洪武十三年（1380），兴化卫指挥程昇因增军士，请拓地扩城。命下，贫民以劳役为忧。知府李椿曰：“役以赋起”。即按照民赋多寡而授之役，令有干济才的莆田县主簿郭贞督察其事。郭贞劝助有方，“事集（完成）而民不扰”。弘治三年（1490）出知兴化府的王弼，“凡有兴作，必先营度无所苦病乃施工”。其修建治理木兰陂、洋城斗门、南港斗门、樟桥等公共工程与官府次舍，皆有条不紊修建，而“民若不知其有所为者”。

　　目睹有的城市，将中心城区土地出让给开发商，蛮横拆迁原有商住设施而长期违约不建，致店主失业，居民流离，交通阻塞，环境恶化，成为典型的扰民工程。此并非官不如昔，而是德性沦落，权力失制，政失所本也。对此，元代邑人傅定保所作《兴化军录事厅记》，对役不扰民的做法有全面深刻见解。认为：官有职分焉，治守系一城之耳目。居必爽垲（高、燥），规置必端直，宴处必静深，并非全是为了奉侍自己，而是用以疏明视听，养神安身，清明政令之源。世人既不满那些苟且无为的软弱庸官，亦诟病那些虽足以自奋，又乘兴建之机贪掠强派，令民忧戚的强官。“有能于政务余暇，储度财力，以新旧起废，使民不知役，可不谓贤乎？”老百姓欢迎拥护的正是这种，为民办事而不扰民的贤官能臣。

　　三曰多头集资，经营有方。

　　兴建公用设施，爱心是动力，资金是基础。历史上为何一些太守精英能够兴举善事，青史留名，而更多的人则喜逸惮劳，碌碌无为？其症结即在于此，尤其有一套解决费用之政策，否则，虽有心惠民，终亦难成其事。

　　北宋段鹏知军始建的兴化军城，至南宋理宗绍定间，已是四境荡然，破扉不闭。因北盗南进，城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郡府虽欲筑城安民，无奈郡力已屈，人事变故，难以成事。曾用虎来知后，欲成其事，针对“费杂且广，无以为继”之悲观言论，奋然曰：“吾患无政（策），不患无财。”锐意为之，两年建成。计费用緍钱二万四千余，楮币（纸币）六万六千余。其中，朝廷赐币四万，漕台助钱、楮各千，其余悉由郡库支付。这是国家、省、地三级集资的政策。

　　多方集资，尽量减轻民众负担，更不可借机敛财，这是莆守们坚持的一条原则。北宋创建的北洋陈坝斗门，上受众流而下泄之海，独当其冲。岁久失修毁坠，农民一再叫苦，只因工费繁重，计议者感到为难。南宋绍熙初来知的赵彥砺，截流裁基，新建斗门三间，费金钱四百余万，请于常平司得四分之一，又节约其他经费补足工程费用。均摊农民的费用仅为旧时一半，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赵守还以郡库羡余（地方杂税）收入，修建郡城大街小巷道路，方便民众。明代知府岳正重修江口桥，利用废桥石梁，节省费用过半，所费银不足八十两，且是出自按察司佥刘子肃的罚金，而非向民众征收。知府潘本愚重建府署，所需材木、砖石大多取于废寺，故“功成而民不知”。岳正视郡事应当修举者甚多，后顾郡库空虚，用度不足，于是节缩公私浮费，而多方经理工程。明知府潘琴重修城门时，议定“功可借于民，财不可敛于民”。乃广节冗费，细积羡余，购材陶瓦，又拆淫祠、废寺栋梁瓦石尚可用者用之。邑人名臣林文，为知府潘琴重建城门作记，赞曰：“噫！甚哉，创造之难也！谋出于苟简者，必无经久之计；财出于敛求者，必兴谤譺（非议，怨言）之怨。今财也出于公，而用之无虚费；力借于民，而使之以时。故民皆乐于趋事赴工，其用力也齐，其成功也速。”（《莆中城门重建记》）林文在《岳公桥记》中，称赞岳正“公来莆，兴民之利最多”、“经营有道，人心悦而用力齐，工夫易就，足为经久计。”都是对莆守兴建修举公共工程，所实行的有效政策的精辟总结，于今仍有借鉴之处。史志还记载，明代知府丁镛，闻知省上无官钱支持修建莆田县庙学，率先捐资倡导士民，于是“邑人亦多持镪(钱串)以来，建成大成殿、二庑、橶门等建筑物。

　　重视发挥寺门僧家作用，是莆守兴建工程的一大特色。元代兴建宁海桥，就是由龟洋寺僧越浦募缘筹资建桥的，并建吉祥寺护桥。明代兴化府同知徐则敬重修时，因费用甚大，财殚力困，亲自上壶公山恭请灵云寺（今凌云寺）僧湘江主持桥事，从募缘费用、主持工役，历十余年建成。江口桥历次修建工役，亦多由僧家主持其事。据郡志记载，宋明时期的桥梁、陂塘、斗门等公用设施，由僧人主持的达十四五项。僧家的严于戒律、清贫苦行精神，其超脱世俗而又为民所信赖的地位，以及个人才华，具有独特的优秀经理人素质。

　　四曰前建后修，精益求精。

　　莆阳郡守兴建的不少公共设施，都是跨世纪的工程，泽流百代，福荫莆民。许多郡守，对关及民生大事的城防、桥梁、水利等设施，尽力维护修理，立足长远经久，精益求精，改进创新，乃至清基移址重建，发挥更大经济社会效益。

　　莆田城始建于兴化军治迁移之时，土垣茅覆，实属草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历代均有加筑、修葺。宣和三年（1221），知军张穆筑城，增高城墙，加厚墙基，上砌砖壁，开辟五门，门为楼，城下为壕，引水绕城。元至正十四年（1354），兴化路同知关保依旧址重修。南宋绍定五年（1232），知军曾用虎筑城，“斥逐其不勉者，向之苟简，悉趋坚好。”城墙由原有一丈五尺增高至一丈八尺，表里石，外覆以砖，五门楼堞，焕然一新，遂以“石城”名冠福建。明成化十年（1474），知府潘琴修城，“鉴旧弊，图无虑，城坚而池深，门楼高爽，轮奂一新。”（林文《莆中城门重建记》）作为兴府府（军）象征的譙楼，历代多次修建，于今不减雄姿。

　　作为兴化平原水利命脉要害的木兰陂，始终为历代莆守所关注，不遗余力，维护修建，确保其引水溉田效能，其设计技术、工程质量亦有长足进步。元代兴化路总管郭朵儿、张仲仪，相继创建万金斗门，引木兰陂水北注，灌溉延兴、孝义、仁德三里田亩，北洋人始享受木兰陂水其利。木兰陂旧为三十二门，元人修治减去三门，因近岸处只宜筑固，以杀水势；旧时用木板为闸，随旱潦启闭，一时措手不及，或致伤人。明通判董彬皆易以石，合理设定高度，潦则水淫上过，旱则水留陂中，不假人力，自为启蔽。旧时所设小二、水手，皆自此废去；旧陂就土立石，元人重修时改为于石下立松木，每层不过五根，为脚单薄。董判乃砍木为板，厚四寸，入于土中，加石其上，钩锁结砌，压以巨石。后莆田县丞叶叔文认为：“董判以石傅（附）板为易坏，元人为址单薄亦易坏”。乃尽板而出，以松木椿入地九尺，广加一丈二尺，然后布石其上，钩锁结砌，牢不可动。凡三十二门，每门沿旧法代石为楗（柱），附楗立砥柱，柱上压以巨石。内叠长石以接水，外叠长石以送水（保护陂基不受水流淘空而动摇），然后陂立水中，屹然如山，宛如水上长城。明代知府王弼治理水兰陂，不放过涓涓细流，求孔塞穴，保护陂基，同时补缺石埕流失条石，加固陂岸，防患于未然，于细微处见精神，显示其深谋远虑。故郡志称木兰陂“前人创始，知识不凡；后人用计修治，亦或有可取者”。

　　南宋嘉祐中，知军刘谔创建的太平陂，其工程技术亦属创新之作。萩芦溪地险流长，刘守率众于溪流立基筑堰为陂，深二丈，阔二十丈。又以渠作圳，引水南注，沿山而行，皆用石砌理。遇山壑断处，作砥柱联驾石船（高空石渠）飞渡之。其势盘折蛇行二十余里。入境后分上下二渠，分灌高仰田与平洋田，灌田七百顷，又废原三水塘为田地，民受其利。绍定中，圳毁坏，郡守曾用虎命莆田县丞陈于頣从新修治，因石料用量大，有人建议：“松（木）性宜水，置于里，饰石于表，可省费。”曾守曰：“木不寿（命）于石明矣”。悉易以石，确保经久耐用。郡人更名为“曾公陂”。

　　五曰守身如玉，廉洁工程

　　不可不说的是，莆阳郡守在兴办公共工程的过程中，守正自律，廉洁奉公，少有牟取私利、贪贿自肥的劣行。上述请用僧家全盘主持工程事务，本身就是不插手工程，廉洁从事的明智做法。明代知府潘琴（字舜弦，浙江处州景宁县人）为人有志学古，端方静定，人撼之不动。不遗余力举办惠民实事。一日，有民来告其乡里有桥当修，潘守闻其情，即检府库中银一包与之。此银乃是旧时变卖其里中淫祠所得，“封缄如故”，民始知潘琴不是“墨吏”。

　　最为典型的是明代知府岳正，一位因忠直忤势而贬官来知的宰臣，莅任三载，拆淫祠，铸礼器，布庙学，修书院；作小西湖，开兼济河，筑南北堤；造桥开港，购谷实仓等等，修举甚众。由于府库空虚，用度不足，乃节缩公私浮费，而多方经理之，马不停蹄地为莆民兴办惠民实事。史志称“公来莆，兴民之利最多。”（林文《岳公桥记》）因触犯豪强势力，造谣生事，怀疑其财谷出纳，容有所私，谤议蜂起。乃进京力陈，致事以归。邑人史家周瑛对此特作评论，曰：“岳正之莅官，请托不行。凡所兴作，支给用度皆出自手，而嫌疑弗恤（体恤），故一时谤讟纷起，虽有一二持公论之士为之辨析，卒（至终）莫能胜。及其去任，莆预备仓积谷数万石，凶荒有备，民始德之。去任未几，家计肃然（衰落），滨（濒）于贫困，人始服其居官有清操云。”(《兴化府志·岳正传》)可谓查出了一个清官！其始作俑者出于自家利益，以怨报德，构陷正人君子，将何以立地自容。

　　莆阳郡守精英们的“廉洁工程”，显示出其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需要很高的素质与很严的自律精神的。北宋莆郡知军汪待举字怀忠，衢州人，每有干以私谋求私利者，曰：“某秉笔予夺，如见神明罗列其旁。干者缩颈而退。”诚然，神明是不存在的，守身如玉的自律精神胜于神明。面对时下大面积的“腐败工程”，前赴后继的贪官，不亦悲哉，不亦痛哉！

　　综合上述特点，莆守兴办公共工程，急民所急体现其爱民情怀，是其兴建之动力；使民以时、多方聚资，体现其处事的智慧与能力，是其兴建事业之策略、领导艺术；继承创新，讲求质效，志在长远，体现其兴建的务实与创新精神；守身如玉，廉洁工程，显示其兴建惠民之真诚。总之，执政为民，爱民惠民，贯穿莆郡太守精英执政之全过程，体现其执政宗旨、官德政风、学识能力与人生信念。

　　明代邑人户部员外郎陈中，致仕归里后，称赞莆田县知县刘玑，重修南安陂事迹具有“三善”：“下车之初即以水利为己责者，义之勇也；不为浅近之谋，而为长远之规，知之明也；为民父母，而贻民以无穷之利，仁（仁爱）之泽（思泽）也。为陂而具三善，是故可记。”须知，陈中曾参与修纂明成祖、仁宗实录的大文才。其称重修南安陂，“虽费乎民，而民以为贻千百年之利；虽劳乎民，而民以为贻千百年之逸。莫不同心协力，如子趋父事。”（《重修南安陂记》）亦可作为莆守精英兴修公共设施善事的一个总评价。

　　明代名臣邑人周瑛主纂的《兴化府志》，记载莆郡太守精英事迹时论曰：“盖治城郭（城墙），所以保民也；穿沟渠，所以养民也。历观有宋诸贤良来守吾郡，若王克恭、曾用虎，相继以筑城郭；若刘谔、郭汝贤、汪作砺、张渊，相继以兴水利。长城言言（高大），以战以守；流水汤汤（大河急流），以灌以溉。凡我郡人，恶（怎么）可忘所自（来因，由来）哉！”（《兴化府志·吏纪》）。其执政为民风绩，亦值得当今莆民们缅怀，长官们借鉴的。

　　古代先贤倡导以德治国，故而视教化为王政之本。所谓教化，就是教育感化之意。西汉大儒董仲舒曰：“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南面而治天下（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用教育来感化民众，比命令深切得多；民众为上官效力,比下令还要快捷）。西汉政论家刘向谈论政理时，把政治分为三等，视教化百姓为第一等（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教化既是为政之大务，故重教兴学成为历代之“国策”。儒学经典《礼记》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视敬教劝学为建国之大本，以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并将学校的兴废，作为国家政治盛衰之标志。吾莆明代名臣、国师郑循初曰：“学校之设，作育贤才，所以为天下致治之具。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古有天下者，未闻舍学校而为治者也。”（《皇明莆田县科贡题名记》）。

　　莆郡历史，生动地证明先贤重教兴学思想之先进性与实效性。莆郡的经济社会发展，与重教兴学息息相关。历代莆郡太守精英，把握重教方针，大力兴学，形成宋明时期兴化地区重教兴学传统之盛，以读书为故业成为一种风俗，造就科举鼎盛、人才辈出的局面，对整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亦极大鼓舞人们坚持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成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助动力，形成良性循环局面。

　　◆ 方仪倡建军学之功

　　兴化军学，始建于宋代咸平二年（999），由儒生方仪倡建。方仪先祖歙人（安徽歙县），至祖父方廷范（历任长溪、古田、长乐知县）居莆城刺桐巷，因名方巷。父仁岳，为秘书省正字。方仪身为儒生，目睹郡城庙学低矮破烂，不若佛教、道家宫祠，甚为感慨，决意将庙学“新而大之”。时逢朝廷有诏立学，方仪伏阙上书，乞建军学，得旨赐地。（何乔远《闽书》称，方仪“捐所居室建本军庙学”。）方仪、陈诩捐资助成之，郡人翕然输钱三十万建正殿，塑先圣、先师和十哲像，绘从祀于两壁。因资金不继，工程停止。咸平二年，方仪与弟方能、从子方慎言赴京科试，借机再次伏阙下表其事，乞请以官钱完建三礼堂与步廊、御书阁等配套工程，以表示朝廷向边远地区人民倡导文教之意。朝廷嘉奖所请，有旨给钱三十万，命从官库支付，由郡府长官主办之。工程于咸平六年（1003）完成，军学建制自此完备。

　　据时任仙游县尉段全所记，当年修建军学是高规格的大手笔。“材必市奇，工必募良，乃峻斯堂，乃延斯廊，乃崇斯门”。由正殿之北辟廊为室，以秘藏典籍，为生徒斋舍；又征集考据各式礼器形状，摆设模式，仿法陈列，大小齐备，无一遗漏。与畿甸、邹鲁等文教发达地区的孔庙比较，“庙之文（礼乐制度）不一缺也”。（段全《兴化军学庙记》），并高度评价方仪“无位而谋其始”、“变闽为鲁，实仪之力”的创学之功。

　　作为史家的邑人、明代名臣周瑛，在《方仪传》称：“由是莆之学校日盛”。并不惜笔墨全面深入论述其深远影响。曰：“莆置郡肇自太平兴国之四年（979），逾二十年未有学也。至咸平三年，始从（方）仪之请，赐地立庙学；继复从（方）仪及其弟侄之请，而学制始大备焉。夫（方）仪非有民社（人民与国家）之寄，于莆乃拳拳于学校之建如此，亦可谓知所重（重大、重要）者矣。自是莆人讲肄有所，教养有法，人才日底（抵）于盛，至称为海滨邹鲁。是因国家气运之盛使然，然学校教养之功，亦岂可诬（轻视）哉？”对段全“变闽为鲁，实仪之力”之论，作了全面的诠释。周瑛又曰：“自（方）仪请建郡学之后，迄今子孙第进士、登诸科者，累累不绝，弥久益盛。殆（大概）天亦有以侈（宽厚）其兴学之报（回报）欤？”周瑛表述了古人深厚的报应观念。其实，方氏子孙科弟盛况，正是反映了先贤致力兴学育人，促使莆郡文教事业蓬勃发展、社会进步的缩影。历史证明，兴化军学的创建，对于莆郡文教事业发展，“变闽为鲁”，铸就文献名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进而对以后郡政的正确导向，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众多莆守精英，以兴学风教为执政之先务，千方百计促使郡县儒学的发展。

　　三曰：充实学田。

　　办学须有资产支持，养学之难并不亚于建学。中国古代为扶持学校的生存发展，政府除拨付专项经费支持外，还创立学田制，以确保办学经费有稳定来源。学田，指学校拥有的田地，以租、佃方式收入资金（田租），用以庙学祭祀、教职薪俸、生员生活补贴等开支。学田来源，或从官田中划拨，或由地方官府出资购置，或私人捐献等等。学田制创始于南唐，推广于宋代，成为古代一种行之有效的赡学制度。明清时期，朝廷对学校生员定额供给食粮（或粮银），称为“廪饩”、“廪食”，食廪者称“廪生”，廪生有定额。超额生员称“增长”，无廪米。兴化地区好学成风，生员剧增，郡县对学廪时有补助。从史志记载看，凡是欲有作为的郡守，知正本、知先务的贤臣，总是诚心助学，舍得力气，不吝钱财，充学田、增学廪。

　　南宋知军赵彦励（字懋训，浚水人，今河南浚县），自下车之始便修明学政，亲与诸生课其肄业，教子弟诗歌，同然一律。获知郡、县学苦于庖廪不继，乃拨已废建兴寺田二十八顷入学，以益其费。兴化军通判王孝遵来任时，莆学弟子员日益，因岁屡不登，庖禀告匮。明年，孝遵以通判摄郡事，因以废寺田一顷多入学赡养之。

　　南宋知军王居安（字资世，台州黄岩人），执政以正本为先，重教扶学，拨予府学废刹寺田一十顷，岁入租谷千斛（古代十斗为一斛），以充学廪。由国学监丞来知的杨梦信（庐陵人，今江西吉安），待士民以礼。府学教授颜若愚言状，莆田旧有豪塘田以充学廪，后堤为海水所夺，郡人龙图学士陈宓尝以所辞俸钱八十万筑内堤，既而谋划筑长堤以抵于海，乃举债以益之。不意，田为富室所侵占，学校不得收其利。杨侯闻知，乃出公帑三十万以赎之；不足，又出三十万以益之，海田方回归学校。

　　稍后数年，以直秘阁来知的张友（毗陵人，今江苏常州），是一位“嗜学好修，趋向近正”的贤臣。可谓莆阳太守中重教助学之典范者。史志载，张友上任次日，即传令于学曰：“莆壤地褊小，赋入薄（地狭税少），不敌江浙一大户，而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之冠。吾闻泮宫（学校）养士多而廪（粮）稍少，突不黔（烟囱无黑烟，喻断炊）者累月。吾将为尔士续食焉。”主管者上报学校经费短缺情况，张侯即拨出钱二十万周济之。又以此非久计，乃割废刹崇福寺田，岁收租三百余斛，以充学廪。一日视学，见学生斋舍不免上雨旁风，慨然曰：“吾责也，其可以郡计凋寠辞（岂可因郡财困难而推辞）？”退而益加撙节，又得二千钱币，用以葺治学舍，配备几榻器皿。居乡名臣王迈造访学宫后，撰《兴化军修学增廪记》，生动记述张侯修学宫、增学廪事迹，称赞其心至力至，既修学宫，又不忘增廪，“今侯此举，实兼二美，盖出文俗拘挛（超越陈规俗例）之外”，“凡事关雅道者，为之忘倦”。师生绘张友像供奉于学宫，既感其助学功德，又借以申告后官效法之。

　　从史志记载可以看到，学田等校产被公私势力侵占现象甚为严重，乱世尤为突出。宣和末，例罢养士，仙游县学舍成为蔬畦与豢养禽畜之地，后为豪家所侵吞。新任仙游知县谢天民（字彦先，建安人，今福建建瓯），极力追复故地，以前供县宇私用钱二百万缗助建学舍，又变卖官田、舍得钱五十四万有奇，买田三十五亩，令学收租，以为后日修葺费用。

　　兴化军学，异时学租几万斛，生员数千名，视他州为盛。至元代至顺初，郡学领地被寺门、豪强侵占十之九，后虽渐次兴复，仅得十之二，视为一大难事。郡学旧有水泄地六十余所，佃于私家、寺院，久而均被占为己有。至顺二年（1331）上任的兴化路知事卢端智（字可及，毗陵人，今江苏常州），为人方严，查明其事后，命上牍于府，在巡视省官的支持下，收回寺院占田八十四亩，追收大户田租二十斛，又征得钱币一千五百万，以其半置田五十斛，余悉赡士。又筑堤确保租斛四百余的濒海学田安全，一时学徒赖以充裕。

　　知县谢天民，以贤能名列史传；知事卢端智，亦因其“有功于莆学甚厚”，青史留名。

　　四曰：政暇讲学。

　　莆守精英重教兴学，除物质上扶持办学外，还发挥自身学养优势，于政务闲暇进行讲学活动。

　　元代兴化路总管乌古孙泽（字润甫，临潢人，今属内蒙），读书举大义，惟求诸己，尤留意学校。召长老及诸生讲肄经义，行乡饮酒礼（古代乡学，三年业成，考其德艺，以其贤能者荐升于君。时由乡大夫作主人，为其设宴饯行，待以宾礼，饮酒酬酢，皆有仪式，称乡饮酒礼。后世由地方官设宴款待应举之士，谓之“宾兴”，本此。兴者，举也，以励风俗）。后人将乌总管与唐观察使常衮、及郡人方仪并祀于学宫，纪念其兴学功德。

　　南宋知军赵彦励，下车之始，修明学政，亲与诸生课其肄业，教子弟殖田畴之歌、采芹采藻之颂，同然一律也。

　　明代知府周宗璲（字景炎，浙江天台人），居官能兴利革弊，政事修举。政暇则召集诸生讲论经史。吴逵（字近光，江西新淦人，嘉靖进士），出知兴化府。善于折狱，庭多暇时，走学宫为诸生谈经课文。知府黄一道（字唯夫，广东揭阳人，正德进士），雅好书，书学赵孟頫，尝作书《大学》、《书经》，勒府学明伦堂之扉，郡人称其书法遒古。知府范梅，（江西丰城人）以进士莅任，爱民礼士，莅学进师生讨论经旨时，惟率俗厚伦、培养气节为谆谆。知府李大钦（字惟敬，江西浮梁人），以进士自南京刑部郎出知。任上，定课期，集诸生亲校之，文体为之一变。

　　以上诸例，虽是一鳞半爪，仍可窥视莆郡太守精英重教兴学之诚心，及其儒士风度。

　　五曰：县学书院。

　　对于县学与书院，莆守亦时有督视，资助兴建，体现多层次兴学育人之策。这是兴化地区文教兴盛不可或缺之一环。史志所载，以明代居多，仅以莆田县学、涵江书院为例。

　　莆田县学，原附于军学之中，元代迁薛公池上。年久失修，独存礼殿，风雨飘摇，惧不能支。明代时，县官多次主持修建。景泰元年（1450），兴化知府孙澜，于莆田知县刘玭所建的教谕廨舍后，又易民地助建训导廨舍。成化二十一年（1485），教谕程凤仪以庙学俱败，言状于提学佥事任彦常，曰曰：“是官钱无所出。”乃下郡县区划。知府丁镛闻之，率先捐资为士民倡，邑人亦多持镪（钱贯）以来。于是建成大成殿、两庑、戟门。弘治十二年（1492），知府王弼前来视学，深感与旧制不相称，乃节缩开支，支持建学。购置民地，以辟衢路，造泮桥薛公池上，移旧池亭置诸东西，扁其一曰“咏归”，一曰“乐周”。复于亭舍后建斋舍，及于通衢竖绰楔（古时用以表彰的木坊），扁曰“儒林”以表之。县学位序显严，轩朗深邃，面貌大为改观。之后，王侯拟劝民户出一夫之值，建明伦堂及斋舍，为当道所阻而止。弘治十五年（1502），知府陈效举公帑赢余，及前推官所筹划银钱，加之义民曾崇贤捐银置田所得租金，计银三百三十余两，建明伦堂、仪门、东西廊，月台、后堂、穿堂等。

　　涵江书院。唐敬宗时，孔子故里曲阜人孔仲良（孔子第四十一世孙）出任莆田县令，家于涵头。岁久，子孙流落为编民，南守宁宗庆元五年（1199），适逢朱熹过莆，访得其后人，为语郡君，特立先圣四十九世孙孔宜户籍，以自别于平民。理宗淳祐二年（1242），杨栋（字元极，四川眉州青城人）来莆为郡守，精于理学，奉行正心、修身之说，乃与涵江镇官郑雄飞建夫子庙，开设书院，以训其子弟，并辟田以供祀事及月廪之费。景定四年（1263），知军徐直谅向朝廷请题匾额，理宗书“涵江书院”赐之。元大德二年（1298），兴化路总管吕君政修葺之。元武宗至大中，访得孔子五十三代孙敬山，举为明经充山长。明代多位郡守亦相继修葺之。明清间书院屡毁屡建。对涵江书院的创建与修建，体现官府对先圣敬重之心，奉行儒教之志。

　　余疏理莆郡太守精英重教兴学事迹，遍读所见史志人物传记、校志和学记，强烈感到莆阳大地重教兴学风气之盛大，影响之深远，犹如一股富含养份的巨流，源源不断地滋润文献名邦的发育成长。{nextpage}

　　一曰：郡官加意。

　　郡长佐官，因其居于权力要位，对一地兴学具有主导作用。事实表明，凡是郡佐重视风教，加意学校，视兴学育才为己任，就能排除种种困难，成就兴学育贤善举。

　　郡志载，南宋知军赵彥励，“始自下车，修明学政”；知军吴炎，“为政先教化，崇礼逊宾，兴贤能”；知军姚康朝，顺从三邑民意，一鼓作气，三个月建成三百零六楹的贡院，一举解决十数年来，六千余士子科试无定所之弊，被誉为“建一役而三物成”的“创见盛事”。元代兴化路总管乌古孙泽，任上“尤留意学校”；同知廉大悲奴“尤加意学校”，“视学校如家，区划措置，俱出人表”。

　　属县长官也是如此。明代莆田县知县任益，“凡所当务，孜孜为之，而崇儒重道，聿新庙学，又其第一义”；南宋仙游知县蔡次传，来知县事，“市为政先后，首兴学校，作士气，增学廪，劝农桑，各得其道，民深怀之”；宋兴化县知县黄逸，“尤崇尚学校，建议道堂”，“邑人郑侨以文章魁天下，乃其所造就云”；明代兴化县知县吴旭，“尤敦学校之教，不踰年而化行政举”；甚至如宋代仙游县尉段全，“下车以兴学为首务”，迁学建庙，扶植风教，作兴士类，如此等等，无不是知本重教，以兴学为先务的贤臣良吏。

　　元代初年（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新版《重刊兴化府志》为至正二十一年，误也。）兴化路儒学被学官私借予人，久借不归，遂为真有。士论籍籍，累讼于官。时郡守佐官‘比事苟且，尼而不行’（类比别事，苟且搁置）。天历元年（1328），廉大悲奴来任同知，政化一新，“尤加意学校”。应郡老之请。命有司查考簿书，访询邻里，皆无异辞，遂判归学校。并加整修，新建杏坛。学官喜而相告曰：“我家旧物，他人是庐，遂致四十余不决；我侯一言，即复其旧，而且庙学俱修，教养靡阙。侯有功于学大矣。”《兴化路复教授厅记》称“（廉）侯视学校如家，区画措置，俱出人意表。又敬爱士子，菁莪乐育（语出《诗经·小雅·菁菁者莪》小序，乐于育材之意）。每举堂试，中隽（科被录取）者优崇之。”称赞廉侯“能为难能之事，必能致难能之功。”

　　二曰：上司督促。

　　从郡志记载看，兴化郡守中重视风教、热心兴学者，毕竟只是少数精英；苟且职事，忽视办学者却非少数。亦有一些虽有兴学之心，却乏成事之才，而一事无成。对于后者，上司的督促推动甚为重要。

　　元至正十二年（1352），福建路宪臣田九嘉偕二朵公莅莆视学。对学校神位失序（先师与先圣并坐），堂陛不伦（堂高陛低），戟数不备（仅用其半）、灵星门不作等非礼非古，即不合庙学规制做法，要求“厘而正之”，谓郡侯、判官乃麻歹曰：“子，前进士也，其为之，勿让。”郡侯承命一一纠正之。

　　明代宣德七年（1432），福建按察司佥事鲁穆莅莆视学。鲁公“夙以兴学校为心”，知府陈敬率诸生恳辞白之。鲁穆戒谕郡邑曰：“吾圣人之教，犹水之在地中，无往而不在。兹殿堂门庑倾圮，岂得坐视而弗加之意耶？”郡府应命重修。因顾虑工役广大，成之不易，多数项目尚未经始。明年 ，监察御史杨政、黄振、参议李珏相继到莆视察。视庙学修葺将半而未完，乃谓郡守曰：“功将成而中辍可乎？”遂召集莆老陈得普等捐资助建，完成尊经阁，明伦堂和诸生斋舍的修建工程，庙学为之焕然一新。弘治六年（1493），仙游县学明伦堂因大风损坏严重。巡按御史陆完、按察副使韩绍宗等行部至仙，视学坏甚，理宜改作。乃令知府王弼计度财用。王守留意惠民善事，遂发库银全面修建，八个月功成，“堂堂气象，称于巨邑”。以上修缮工作，无不是上司督促推动的成果。

　　三曰：教职尽责。

　　众多教职，居其位，谋其政，虽为冷官，热心兴学，贡献甚大。

　　南宋兴化军学教授徐士龙，目睹校舍“腐蠧漫漶，摧压略尽”，上任之始，“慨然欲改作”。向上官报告受损现状，获得大笔资金，仅半年完成改建工程，“凡庙学之制，细大毕具”，又设县学于孔庙之东，为屋凡四百八十间，不但制度雄伟，规划有理，雄冠一时。

　　元代郡学历次修建，均是教授动议促成的。元贞初年，军学孔庙摇摇欲坠，教授曹志曰：“斯庙不治见（将）坏，岂上之人宣明教化之意？责不任，孰诿？”末句意思是，自己不负起责任，推诿给谁呢？于是自告奋勇，相继向上司、郡官申请整修，得到认可后，克服经费困难，量力营度，末及一年告成。大约十年后，新任教授宋眉年，亟议重盖道化堂，得到上下各方支持，半年告成，并自撰《兴化路重修儒学道化堂记》。

　　这是一篇与众不同，值得回味的碑记。宋教授自叹身为教职，理应以教为所当急之务；名利并非学校之宗旨，而应宽缓恬淡待之。却为何汲汲于土木之兴废（指改建工程）？尖锐指出，其因在于“今之从政者无大小，所至惟视造创毁坏为殿最（视大拆大建为政绩大小），“舍本就末，失所先后，不特学校然（不只学校这样）”。强烈抨击官场上下舍本逐末，热衷土木创毁，忽视兴教助学的风气。由此可见，重教兴学虽是先贤奉为“王道”，并成为一个传统。然并不为所有执政者所实行，舍本就末者不乏其人。故而迫使一些以教学为本职人员，不得不出手从事区区土木，维修学舍,以尽其责。这种尽责，既是教职人员对兴学的赤诚表现，同时亦是教职人员“教非所教，学非所学”，以至“为之教学者，亦不自知所职可事”,这种教学职事的严重错位。宋教授为之悲叹再三。认为那些欲借土木为市及作为要誉之资（即贪贿、盗誉）者，更是令人不可思议。

　　四曰：社会扶助。

　　莆郡风俗，“以读书为故业”，有齐鲁遗风。“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故历代兴学善事，始终得到社会各方的扶助。北宋创建兴化军学，就是由儒生方仪、陈诩及邑人输钱三十万起步的。史志关于社会民众捐资兴学的记载不少。

　　南宋绍兴九年（1139），仙游县学为邻侵用，严重损坏。家居老臣陈可大（曾任广东、潮洲府学教授、肇庆知府等职），“率士人出家资以鼎新之”，并以余款购置学田三十五亩，年租二十一石，以供养学事。元大德五年（1301），兴化路儒学教授宋眉年，主持重修道化堂。“士辍衣食余来助不足”。部使者周重臣，至是亦以禄助。郡将、僚掾，视禄等差，间亦有助。“声应气从，俱若有以使之”。大德十一年（1307），兴化路修涵江书院，“郡侯吕君政捐俸为倡，贤士大夫与诸生翕从乐助”。

　　明宣德八年（1433），兴化府重修儒学，工程甚巨，修葺将半而未就。省官招集莆老陈得普等谕之曰：“若（尔）等咸（全）有子弟游歌于学，可不知所以重本者乎？宜可捐资，以助成厥（其）美。”众人欣然从命，题款者二百二十人，得钱三千，緍一万三千有奇。于是，尊经阁、明伦堂、诸生斋舍，得以次第完葺。弘治十五年（1502），知府陈效重修莆田县学，除府县筹划银二百九十两外，莆邑义士曾崇贤，尝捐银五百两，置租二百五十石以供郡县学费，至此稽其租入，得银四十二两。陈守委崇贤监护工役。

　　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莆田县庙学俱敝，教谕程凤仪言状于提学佥事任彥常。任曰：“是官无钱所出。”乃下郡县区划。知府丁镛闻之，先捐赀为士民倡，而邑人亦多持镪以来。建成大成殿、两庑和戟门。

　　以上所载，虽非全貌，亦足以窥视社会各方兴学助教的热情及其功效。

　　以上四方面的力量，汇合成莆郡重教兴学的巨流。虽有曲折迂回，亦有逆流，但终不可阻遏，澎湃前行，推动莆阳文教的兴旺发展。

　　从政务角度观察与思考，莆守精英重教兴学举措，对后人具有鲜明的模范意义与借鉴作用。

　　一曰：知本重教，政之先务。

　　兴学重教，是中国一个优良传统，视之为“王政之本”。知本重教，以兴学为政之先务，即视办学为执政之本，优先处置，是莆守精英们执政的一个突出特点。上文介绍的几位莆守，往往是下车之始即关注或着手处置学事，以时下语言表达，就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摆在优先地位处理。

　　下面着重介绍，吾莆多位资深名臣撰写的学记，精辟论述知本重教、执政以兴学为先务的政理。

　　南宋知军姚康朝三个月建成规模的贡院，邑人名臣陈俊卿誉之为“吾里创见之盛事”。称赞：“姚侯是举也，士获其所，僧安其居，为此邦壮观，以垂功后来，建一役而三物成，可谓知所先务矣。”（《宋兴化军贡院记》）

　　明宣德末年，黄常撰《仙游县儒学重兴庙学记》，高度评价仙游知县王彝重教兴学事迹时，对知本重教观念亦有阐发。曰：“故善为治者，必建学以崇教化。劝勉之职者，不可不以是（指建学）为己责也”。称赞王彝莅政以来，“首拳拳以兴学为务，其亦知所本欤！”

　　南宋名臣黄公度，盛赞兴化军学教授徐士龙重建兴化军学事迹，比之于汉代蜀郡（今四川成都）太守文翁。文翁以郡中起设官学、创立学馆闻名于史，称为“循史”。黄公度称颂文翁治蜀“知有所本”，即以兴学为本。（《重建兴化军学记》）

　　明代名臣林俊《修莆田县学记》，称赞知府张澜、丁镛、王弼和知县任益等，相继兴修莆田县学事迹，曰：“王侯可谓得为政之要矣。学校，风俗之本，人材之所关，公历政以新学，盖将因学以作人”。

　　南宋名臣卓德庆《县学尊经阁记》，称赞仙游知县赵与泌修建尊经阁，是“为政知所先后如此”。

　　郡志称南宋兴化知军王居安，“其论治以正本为先”，拨废寺田充学廪，是“正本所为也”。（周瑛《兴化府志·吏纪》）。

　　由上可见，所谓学为政本，在于学校为风俗之本，人材所关，因学而作养人才。南宋名臣王迈《兴化军修学增廪读》对此有长篇的全面论述。指出，今日学校之士，他日朝廷之士也。达而为公卿，穷而为师儒。人心涵万善，有不赀之富；身并三才，有不位之贵。道之高明，则可以官天地而府万物；德之川流，则可以泽生民而渐百世也。强调学校造就人才，尤其要养成良好道德。古代儒家倡行以德立国，以德治国。视办学为政本，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奉兴学为政务之先，是知学为本顺理成章之道，即必然表现也。明代吾莆名臣吴源（曾任太子教官，朱元璋特聘辅佐国政），更是大声疾呼：“于戏！尧舜之功，一时赖之；夫子之道，万世仰焉。顺之则治，弗之则乱，断断手乎不可易者。”（《莆田县重修儒学记》），元代兴化路学教授宋眉年，义正辞严地指斥大大小小之从政者“舍本就末，失所先后”的行径，反证了学为政本、政之先务政理的牢固观念。

　　二曰：守职尽责，心到力到。

　　我们看到，多位郡守精英到任后，面对学庙毁坏，学廪拮据，产业被占等现状，几乎众口一词，旗帜鲜明地坦言：“吾责也！”继而筹划经费，择贤董事，言而有信，行而有果，排除困难，使作为政本的兴学善事圆满成就。其守职尽责、重教兴学，诚矣。

　　读郡志可知，吾莆宋明时期历任郡守佐贰数以百计，然以兴学重教闻名于史者，充其量仅数十人而已。正如王迈评论南宋知军张友修学增廪善举时所论，曰“牧吾邦者，亦岂无是心（指兴学之盛心）？心至而力不至辄止；间有力可以及之，而修宫者或遗于廪士，增田者或忽于庥士（庇荫士人）。今侯此举，实兼二美，盖出文俗拘挛之外（突破俗例成法）。”可见，对兴学“心至而力不至者”并非少数，应急之术，苟且混政，乃至尸位素餐者，大有人在。正如名相陈俊卿所指：“今之为政者，文书、讼狱、钱谷之余，因循玩愒（休憇），何暇远图？否则，台榭游观所属焉”。（《宋兴化军贡院记》）

　　明代名臣史家周瑛，评论南宋仙游知县谢天民尽心兴学时指出，“陈可大捐赀以建县学，与郡人方仪捐赀以建郡学，用心一致。然郡惟无贤守，故方仪任之；邑无贤令，故陈可大任之。谢天民一到，即捐二百余万为学计，天民可谓贤矣。”（《兴化府志·吏纪》）说明对兴学助教，不乏冷漠敷衍者。莆守精英兴学助教之举，像张友“兼二美”者，实属凤毛麟角。更有如宋眉年所斥，“或者欲借是为市，及以是为要誉之资”者；元吴涛《兴化路修涵江书院记》所指，将兴学作为“观美之具”、“矜世取誉之地”者。看来，借兴学创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盗名要誉、贪贿谋利，古已有之。

　　窃以为，王迈实为盛赞知军张友兼备“二美”的兴学善举，而低估众多以“一美”助学善事。其实，倘若能为兴学助一臂之力，亦足以令人敬佩。关键在于是否尽职尽责、

　　心到力到。史志所载，元代兴化路同知廉大悲奴莅政，“尤留意学校”，“视学校如家”，一举收归被 侵用四十余年不决的教授厅；知事卢端智“尽复学中所固有业”；明代仙游知县王彝，莅政“首拳拳以兴学校为务”；明代福建按察司佥事鲁穆，“夙以兴学校为心”，督促兴化知府陈敬重修兴化府学，以及徐士龙教授、曽崇贤义士等人兴学事迹，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充分证明，只要为兴学助教有所贡献，纵使一事半件，人们无不感其恩德而青史留名，垂戒后世。南宋郡守张友、教授徐士龙等人的兴学壮举，堪称心到力到、尽职尽责之典范。

　　三曰：深谋远虑，千秋事业。

　　深谋远虑，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执政者必具素质。莆守精英奉兴学助教为先务，视为王政之本，本身就是深谋远虑的表现。难怪宋代仙游县尉段全，迁建仙游县学时放言：“我为不朽之事，尔用大壮之法”，是何等气魄，其虑何其远矣。南宋名相陈俊卿，为知军姚康朝创建兴化军贡院撰碑记，盛赞姚守功德的同时，尖锐地指斥“今之为政者”，“因循玩愒（休憩），何暇远图”，“台榭游观所属意焉”的苟且敷衍政风，是事出有因的。君知否，当时兴化士子科举，先是试于郡学，因其褊隘不久移至转运使行署廨舍。数举之后，因试员益众，多至六千余人，故又移至南山广化寺举行。由于距城五里之远，临时设施亦甚简陋，举子怨声载道。姚守来知翌年，三邑士子纷纷来告试无定所之弊。有人则谓役大费广，非历岁淹时未易猝办，打了退堂鼓。姚守以济剧之才，谈笑为之，三阅月而一举告成，使士获其所，僧安其居，既解燃眉之急，更着眼于长远之计。是举不可不谓姚守深谋远图之作。

　　置田增廪，是莆守精英兴学助教的常见挙措。这是关及庙学能否长期生存之基，不可小视其功效。明代名臣、史家周瑛论曰：“国家养士，所以图治也。盖庖廪不足，则教化不可得而施矣；教化不施，则人材无自而出，治功无自而成矣。”元代兴化路知事卢端智，“尽复学中所固有业”，复学田以廪士，筑堤防以固田，有功于学甚厚。周瑛特为其立传，并高度评价其兴学功德，曰：“卢端智仕元季世，而能尽力为学，以充庖禀，其为是不亦深乎！”称赞其见识学深远。同样，南宋名臣王迈，宏论知军张友修学增廪善举，指出，今日学校之士，他日朝廷之士也。心涵万善，身并三才，达而为公卿，穷而为师儒，泽生民而渐百姓。正是从培养人材，泽披生民的高度，赞颂张守修学增廪之盛心德意，深见远图。

　　诚然，从政者的深谋远虑素质，并非一日之功可就，而是长年磨练，刻苦修身养性，方能步入其境。名臣周瑛为同僚周孟时入闽提学佥事作序送别，借闽水的不同形势、渔情迥异而获利悬殊，劝勉周佥事对兴学教化育材之政，须胸怀大略，放眼长远，方可收获大利。其论可谓深矣！不啻对官员兴学的远见深识的诠释。这种深见，绝非莆臣黄公度学记所讥“乃知一时之功利，不足以当万世之教化”的“俗吏”们所能有的，而仅属于精英一辈也，与其学养、品德、官风息息相关。

　　上文所论莆守精英重教兴学的三个治政特色，不过是便于行文分析而已，实则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知本重教，体现其从政的价值取向；守职尽责，体现其从政的官德政风；深谋远虑，体现其理政的风略与功效。知本重教是目标，守职尽责是动力，深谋远虑是品第、境界。三大元素，绘出莆阳文献名邦兴学成就的灿烂画图。（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