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戒指

　　□王清铭

　　乡下人多房子少，一般是姐妹或兄弟同住一间房，共用一张床。乡下的闺女没有闺房，也没有“闺密”这个词，几个相邻的女孩年龄相仿，凑在一起，就算是闺密了。

　　大姐叫英，有三个要好的朋友，分别叫芳、兰、云，叫这种名字的闺女乡下一抓一大把，但比起我奶奶那一辈的女人就好多了。奶奶的娘家只给了她一个姓，她的名字是娘家所在的地方，叫“横头厝”。大姐她们虽然有自己的名字，但生活并不比奶奶好多少。现在的“闺密”两个字也写成“闺蜜”，但姐姐们的生活很少像蜂蜜一样甜过。她们只念过小学一二年级，就因为各种原因辍学了，大姐是家中老大，得帮母亲带弟妹，母亲得去土里刨食，大姐就不念书了。母亲曾说大姐那时念书挺好的，然后轻轻叹息一声。

　　大姐带弟妹，养猪，农忙时还是家里的全劳力。没有文化，整天与泥土打交道，闺密们的话题不外乎鸡鸭猪羊和稻麦豆菜之类。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巧珍只会说养猪，被高加林百般嫌弃，大姐她们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时大多数的农家只有一本书，那就是日历，即使有书，她们也看不懂。没有电视，连闹钟都没有，唯一的音响设备就是广播机。逢年过节，村里也会演上几场莆仙戏，看戏通常还得走很长的夜路，闺密们就结伴前去。戏里演得多的是千金小姐和落难公子，后来公子考中状元，与小姐完婚，戏台上锣鼓喧天，闺密们也看得心花怒放。回家后她们还要在煤油灯暗淡的灯光下，叽叽喳喳地议论一会儿。当然时间不会很长，第二天她们还得早起，煮饭、喂猪和下地。有一次演的是《春草闯堂》，戏中的丫鬟“春草”胆大泼辣，戏弄了胡知府，还巧妙地成全了公子和小姐的婚事。她们议论了一阵，但该干嘛还是干嘛去，如春天里的小草，在各自的角落顺其自然地活着。

　　那时还有露天电影，放的多数是黑白电影，闺密们不喜欢银幕上那些高大全的英雄，反而青睐电影里的女特务，每次看了，她们都要议论一番。大概女特务嘴唇抹了口红，指甲上涂了蔻丹，就有闺密们偷偷模仿。当时唯一的化妆品是华士莲，但闺密们自有办法，她们取来红花瓣，揉碎了，挤花汁，抹在指甲上，胆子最大的云还涂在嘴唇上。后来这事不了了之，如花瓣枯萎了，据说一位闺密挨了母亲的骂，骂得很难听，什么勾引人的“狐狸精”之类的。

　　有一次，兰用狗尾草编结了一个小圆环，套在手指上。狗尾巴草是金黄色的，戴在手上有点像金戒指。闺密们轮流戴着，左看右看，一种向往的神色恰到好处地掩藏在她们黧黑的脸色之后。后来闺密们偷偷聚在一起，用各种草编各种花样的草戒指，戴了又戴，然后收起来。很小的我，是卧底，当然知道姐姐们这些事，还趁大姐不在，偷偷把这些草戒指戴了一遍，但没有异样的感受。

　　月亮升起的夜晚，闺密们也坐在一起，说起月亮上有嫦娥，后来大家都不说话了，只静静地让如水的月光透过眼眸，流进心底。不知谁哼起了歌谣，闺密们就跟着轻轻地唱。这是一首有关劳动的歌谣，没有题目，歌中咏叹的是乡下孩子日复一日的繁重劳作。我跟着姐姐们轻唱：“一只竹扁水面浮，阿公叫我去牵牛；牛儿牛儿我不会牵，阿公叫我去担蛏……”依偎在姐姐身边，有水珠滴落我脸上，不知道是露水，还是姐姐的眼泪。远处，草虫唧唧鸣叫着，好像与我们一唱一和。

　　时光就像脸上的汗水不断流失，草青了又黄了，闺密们先后出嫁了，婚事无一例外都是父母包办的。父母跟媒人争论最多的还是她们的彩礼，她们的彩礼也是弟弟娶亲的聘金，父母们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大姐嫁在本村，出嫁的那天按习俗穿着红衣，本地习俗还说，女子出嫁了，一定要大声地哭，表示感念父母养育之恩，姐姐也哭得泪水淋漓。我是最小的弟弟，母亲安排我完成一个任务，即在姐姐肩披红布走出我家大门门槛时，由我扯下红布。村里老人说，这样做，是把娘家的风水和福运留下来。姐姐由媒人撑着红伞迈过大门，当时人太多，我挤不上去，那块红布还是母亲自己扯下来，我则收到母亲压低声音的怒斥和一个大白眼。

　　芳嫁到隔壁村，我现在还记得她的两件事，一是她把衣服晾在门前，被丈夫大骂一顿，二是她一个人要去医院生孩子，结果走到蔗林，孩子就出生了，还好捡回两条命。云嫁到另一个村，未出嫁，订婚的男子就病故了，她嫁给了那家的二儿子。兰是姑换嫂嫁到一个更偏僻的村庄。闺密们偶尔见面，大多长吁短叹，流一点眼泪，有人走过时，就很快擦干。大概两三年后，性子有点烈的兰喝了农药，复归泥土。

　　我也是在多年以后突然想起草戒指的。印象中的草戒指金黄金黄的，放在阳光里一瞄，就有一种让人心动的光晕眩人眼睛。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姐姐们大概早已忘记她们的生活中曾经有一种爱，就叫草戒指。我的姐姐在29岁那年积劳成疾，病逝了，距今也有三十来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