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令话王彝

　　□陈震辉　文/图

　图为爱民父母仙游知县王公之碑。

　　凭吊蔡襄陵园，遇一残碑躺在据说是原蔡京墓移来的石虎旁。碑文残缺，根据所缺字数和史料补全应为：“爱民父母仙游知县王公之碑，正统元年（1436年），王公讳彝友伦，四明人，士庶立。”

　　这是一块功德碑，明正统年间仙游士庶为知县王彝而立，褒赞他爱民如子。王彝，按《宁波府志》载：“彝，字友伦，鄞人（今浙江宁波）。宣德中，令仙游（1433-1436年）。”乾隆《仙游县志》亦载：“王彝，字友伦，四明人（古鄞州四明县，今浙江宁波市四明县）。”又载：“王彝以吏员出身，初任左军都督府都事，宣德八年改本县令。”左军都督府都事为从七品官，非进士出身，而是捐监等所授佐官。说明王彝出身不高，却勤勉出色而被卓拔为知县。

　　《宁波府志》载其“比三年，卒于官”，大概率是累死的，这是好官。从五代起至乾隆年间的近千年里，仙游县志载“卒于官”的知县共有7人，而王彝有幸名列其中。那么王彝到底为民做了哪些好事，而因此载入史册的？

　　综合《宁波府志》和乾隆《仙游县志》两志，王彝政绩主如下：一是减轻民赋，供给种具劝农垦荒；二是奏免小屿寨兵之役；三是整治内臣卖供；四是上疏割附驿莆地以足编并摊役；五是杜绝差使索贿；六是修治廨治坛壝。除末项外，其余五项都是涉及民生根本的政改之举。自古官员考核最重要的一个政绩就是督收粮税摊派赋役，要减轻赋役势必影响仕途；割附驿莆地并摊役势必要动用各种关系疏通兴化郡各部门，并伤及莆地利益，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而整治内臣更是得罪皇帝近臣，此举无异于自毁前程；而杜绝差使索贿自然是断了他们的财路，容易被孤立掣肘，不利开展工作。王彝能做到为民请命而不考虑个人得失，不畏强权和各种黑恶势力，毅然执行各项惠民措施，这在那个朝代是难以想象的。王彝所进行的每一项改革，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当然，从县志所载“笞木”和“置草履”的做法，可知王彝是很有理政智慧的一位官员，充满了机智和幽默。

　　那么，人们是如何评价王彝的呢？王彝甫一上任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充分体现了一位官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宣德十年（1435年）黄常撰《仙游县儒学重兴庙学记》赞其：“宣德癸丑，四明王公彝友伦，以帅阃幕宾来宰兹邑，下车之初，覩兹夷弊，深为己责，遂慨然有作兴之志。”

　　王彝殉职，民众大恸，立碑纪念他。纵观仙游历史，除王彝外能得此“爱民父母”碑荣的仙游知县只有宏治十六年（1503年）的何滔和隆庆五年（1571年）的关玉成二人。据郑纪所撰《邑侯王公遗爱祠记》载：“公卒之日，吏哭于庭，农哭于野，行者哭于途。舂不相，女不饰，市罢数日。柩行，邑坊张德源氏，留其小像，以寓瞻思，阖邑老穉，拜送溪浒，哀泣过于初丧。遂谋立石于通衢，刻曰‘仙游县知县王公爱民父母’云。”记中所提石碑，便是蔡襄陵园所藏残碑，让今人得以瞻仰前贤英名。

　　四十年后，在名仕茅宏赞和陈迁的主持下，建立“遗爱祠”以祭祀王彝，并在十六年后请郑纪撰写《邑侯王公遗爱祠记》，洋洋1300余字，敬仰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记曰：“成化乙未（1475年），邑耆茅宏赞等，以石刻不足以报侯德，谋率仙民而血食之，请倡于江西少参陈君汉崇（陈迁），少参遂与张叔华、茅常亨卜地于东郊之外。祠堂成十有三年（1488年），予巡浙学至明。又三年（1491年），少参以书请记于予。”

　　九十年后，仙游典史苏廖熔卒于任上，士民立碑将其与王彝同祀。据《仙游县志》载：“苏廖熔，以吏员铨考优等，正德末（1521年）任典史。谦抑诚笃，服食俭约，为政不扰。嘉靖丙戌（1526年）卒于京。丧还，士民迎奠，哀诔立碑，塑像配王彝。”两人相隔90年同祀于庙，看来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一代好官的，而后代县志无一例外也都会传载他们的事迹。《宁波府志》载：“彝，比三年，卒于官。邑人爱慕不已，立碑颂德建祠祀焉。”乾隆《仙游县志》亦载：“彝卒，塑像祀东关。”

　　后来，王彝入了仙游文庙的“名宦祠”，“名宦祠”祀五代至清代乾隆之间的历代仙游名宦，共四十七人。每岁以羊一、豕一，有司春秋致祭。而入祠的历代仙游知县（县令）共有14人，他们在乾隆县志中的出镜率都比较高。记录次数不一定能绝对反映该知县的政绩，但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爱护百姓的父母官，总会在历史上留下较多痕迹的。

　　陈迁倡建的“遗爱祠”所祀知县共有王彝、朱一化、游瑚三人，但既入“遗爱祠”又入“名宦祠”的只有王彝一人，堪称千古一令（县令）。“金碑银碑不如百姓的口碑”，埋头苦干为万民请命者必定流芳百世。正如郑纪《邑侯王公遗爱祠记》篇末所言之一针见血：“一土地也，一人民也，一风俗也，公出杂流，任官仅四载，捐馆五十余年而人思之，不置如是，所谓没久而愈不忘者也。后之代公者，由圣门而出，或不止四载而犹在官，民惟恐其去之不蚤，其故何欤？因书为公祠记，且以讯夫后之为父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