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拜相－－昏君与奸相的机缘巧合

　　余撰宋代帝君赏识莆籍能臣的若干文字，旨在褒杨莆臣之高才贤德，及其报国之功，同时推崇某些帝君倚重人才、追求帝业的明智之举。从宋代历史看，吾莆名臣中最为帝王赏识、重用者，莫过于仙游县籍的蔡京了。此人在北宋后期特定的政治环景中，以其过人的才智心术，博取宋徽宗的赏识，由八九品的钱塘（今浙江杭州）县尉（似今县武装部长），一跃为帝王身边的高级秘书（中书舍人），继而四居相位，当国达十七年之久，成为中国历史上昏君与奸相的最佳搭当，淋漓尽致地合演一场祸国殃民的大闹剧。蔡京亦以奸相之身，被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越千年而不改。余读史深知，谈论蔡京其人，非三言两语可以了结，尚须深入研究。本文仅以蔡京仕途的若干片断，完成既定的“宋帝赏识莆臣”选题。不同的是，主人翁是以反面角色入选的，庶几有助对蔡京其人的认识。

　　一份神秘的黑名单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蔡京与胞弟蔡卞联袂登第，调浙江钱塘县尉，由此踏上漫漫仕途，时年23岁。六年之后，入京为中书房公事（似今国办干事），又幸运获得一次出国镀金机会，归来即升任中书舍人（掌拟诏令），成为帝王身边的高级秘书。其弟蔡卞则因高登相门为婿，早已拜中书舍人要职，真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史称蔡氏兄弟同掌中书省政令，朝廷百官无不羡慕其尊荣。

　　蔡京仕途发迹，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是北宋社会剧变时期。朝廷革新与守旧二派势力，围绕王安石变法的兴与废，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路线斗争，并因帝王的更替，及其不同的政治取向，波起浪逐，难于平息。朝廷固有的权力游戏的巨大魅力，令血气方刚的青年蔡京，不甘寂寞于枯燥的文墨事务，巧妙借助其弟蔡卞之力（一度官居执政），窥则方向，捕捉机迂，多方钻营，历经龙图阁侍制（掌本朝各帝之书法、诗文作品，并参与议政以备顾问）、权开封府（今属河南）、成都府（今属四川），龙图阁直学士、权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兼侍读（掌制诰，兼为帝王讲学），翰林学士承旨（首席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等中央与地方要职，官阶至正三品，快步完成日后晋身的必备资历，和升腾的必要“台阶”，并觊觎执政（右相）之位。然因其天性凶谲，喜弄权术，在两派斗争各自得势之时，依附其身，反复无常，以至声誉不佳，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年青干部”。至徽宗即位之初，对其尚无好感，由翰林承旨罢知太原府（今属山西），继又出知江宁府（今属江苏南京），蔡京为此怏怏不乐，迁延不欲到任。不意此时，哲宗亲自擢升的莆籍御史陈次升，在蔡京得志之时曾严辞拒绝与其结党，此刻又同几位谏官联名交论其恶，致蔡京雪上加霜，终被徽宗夺职，提举洞宵宫（宋代朝廷对犯政治错误致被免职的干部，实行“给出路政策”，挂职于道宫，以领俸禄），出居杭州。似乎又回到发迹的起点，可谓跌至仕途的谷底。

　　然而，蔡京绝非昏庸无能之辈，并未就此沉沦。他于一向被人视为深静无为的道宫中，以其政治智慧和伎俩，充分发挥其书画艺术专长，初步引发宋徽宗的兴趣和注目，时隔数月便得以复官，起用为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徙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兼北京留守，旋复用为翰林学士承旨，回到久违的国家权力中心。此时蔡京已非被时蔡京了。其钻营之剑，历经多年冷却淬火，距炉火纯青亦仅一箭之遥，锋芒所指，必见其效。此时此刻，蔡京已洞悉时局趋势，切中宋徽宗政脉，以求一逞了。

　　宋徽宗即位之初，时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的蔡京，曾极力荐举一个名叫邓洵武的史官复职。其父邓绾于神宗时为国史院编修官、中书舍人和侍讲等职，与蔡京共事为友。此人曾因为王安石献媚，为神宗所厌恶，斥其“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而受冷落。洵武子承父业，哲宗时亦为国史院编修官，因在编撰《神宗史》的议论中，露骨地吹捧蔡卞、诋诬宣仁皇后，被哲宗降为起居舍人，因其父辈与蔡京交谊颇深，故蔡京极力引荐其官复原职。莆籍御史陈次升闻之，谏曰：“洵武父绾，在熙宁时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数（列举）其邪僻奸回。今置武太史，岂能公心直笔，发扬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恶乎？且其人材凡近，学问荒谬，不足以污此选。”徽宗不听，迁洵武起居郎。邓洵武因与蔡京有“父执之谊”，日夕往来，串通一气。

　　起居郎是侍从帝王、记录其言行的史官。邓洵武借助亲近帝王的工作之便，窥探徽宗瞩意重用蔡京的苗头，更是不遗余力地为蔡京的复出摇旗纳喊，大造舆论。一次召对时，邓洵武斗胆煽动徽宗曰：“陛下乃先帝（神宗）子，今相（韩）绮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绮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继父志，陛下不能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蔡京此时尚在外镇任职，徽宗并未下决心复用他。

　　不意天赐良机。时任右相的曾布因与左相韩忠彦争权，欲拉扰蔡京，召其回朝复任翰林学士承旨，以期相助。邓洵武见时机己到，再次向宋徽宗建言，曰：“陛下方欲绍述先志，朝中群臣却无助者。”并进献一张图表，细作佐证。据《宋史·邓绾传》及宋人《吕氏杂录》，该图类似《史记》年表，分左右两列，各七格，左列曰“元丰”，右列曰“元佑”，共有宰相、执政、侍从、公谏、郎官、馆阁、学校七项，左序为助绍述者，“执政”中仅温益（福建晋江人）一人，其余各项不过三四人。右序则举朝辅相、公卿、百执事全在，数以百计。又於左序别立一名，用小貼子，已揭去，其下注云：“若欲紹述先烈，非相斯人不可。”实为一份列朝群臣政治立场的排名单，并突出推用蔡京为相。此图题曰《爱莫助之图》，与其所言“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完全契合，切中徽宗的心头痒处。

　　徽宗于是将图出示右相曾布一观，并揭去左方书有人名的小纸条，曾布请问其人，帝曰：“蔡京也。洵武谓非此人不可，因与卿不合，故去之。”曾布曰：“询武既与臣所见迥异，臣安敢豫议？”原来，哲宗亲政，继承神宗改革事业，蔡卞作为新派要人，擢升执政。而当年积极附和旧派司马光，废罢新法的急先锋蔡京，此刻又摇身一变为恢复新法的马前卒，在荣升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官后，便雄心勃勃虎视执政（右相）之位，必欲跻身其间而后快。右相曾布察其野心，遂密报徽宗，婉称其弟蔡已备位右相，乃兄不可以同升，把持要政。结果，仅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由此对曾布怨恨甚深。故曾布对徽宗说了上话。徽宗又将图表改付执政温益一阅，温氏欣然奉行，并提请清洗持不同政见的朝臣。于是，徽宗决意重用蔡京。相继罢黜左相韩忠彦、右相曾布，贬之为知州，蔡京随之升任右相，不到半年又任左相。史载诏命颁发之日，徽宗于延和殿召见蔡京，赐坐后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哲宗）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顿首谢恩，表示“原尽死”，即以死效命。

　　蔡京自此登上觊觎己久的把持朝政的国相大位，其后虽几度起落，但在宋徽宗的庇护下，窃据相权达十七八年之久，其“相龄”可谓创历史纪录。中国历史上一场奸相与昏君合演的祸国殃民丑剧，自此揭开大幕，一步步葬送北宋的大好江山。

　　窃以为，宋徽宗与蔡京的结合，看似机缘巧合，实则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及个人动机的，但邓洵武多方说合，不能不是个甚为重要的激发点。邓氏自然亦随蔡京的青云直上，官运享通，连居要职，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侍讲而吏部侍郎，而尚书右丞转左丞、中书侍郎、知枢密院，染指军政大权，封莘国公，史称“恩典如宰相”。《宋史·邓绾传》论曰：“邓氏自绾以来，世济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蔡）京以败乱天下，祸源自洵武起焉”。这是强调邓洵武对蔡京出山拜相的推波助澜之功。余据相关史料猜想，邓极力为蔡京说情跑官，虽含有回报私恩之意，但很可能是直接受蔡京所使而为，包括那张神秘的黑名单，亦可能是二人联手泡制出笼的。邓洵武聪明之处在于，看清朝政之趋势，洞悉昏君、奸相之心机，从而顺水推舟，乐助其成；自己则乘势借力晋身求荣。历史上此类事例甚多，当代亦不乏精彩活剧。

　　崇宁元年（1102），蔡京自杭州洞霄道宫出山,继而拜相，起居郎邓洵武自然应记大功。但其头功者则当另有属主，此人便是后来成为蔡京死党、史称“六贼”之一的宦官童贯。他正是蔡京沉而复起，重现政坛的先期修桥铺路者，蔡京与宋徽宗机缘奇合的“皮条客”。

　　历史是个异采纷呈的万花筒。余发现，大凡史家称得上“权奸”者，往往不是凡身俗胎，而多具超常才智和能力之辈，方可出手不凡。否则，何以纵横捭阖，晋身弄权？蔡京作为史有定论的大奸，诚不乏其才智。徽宗有次尝询问户部尚书侯蒙：“蔡京何如人也（蔡京其人如何）？”侯蒙对曰：“使（蔡）京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意为蔡京若心术端正，虽古代贤相亦难超越他。这位财农大臣评价蔡京，懂得“一分为二”，尚为客观，虽恶其心术不端，却亦充分肯定其过人才能。此处姑论其文艺才华罢。

　　历代史家对蔡京的文艺天赋及其成就，评价甚高，且无多少异议，称得上是个诗文书画样样精通的大才子，其书法艺术尤为精湛。据书家研究，蔡京书法，始授笔于蔡襄、徐浩，未几转学沈传师，后厌沈而从欧阳询，由是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著,以致绍圣年间，天下号能书者无出其右。其后又学二王，尤叹服王羲之。宋代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四大家之说，蔡为何蔡？蔡襄乎、蔡京乎？有人认为京师于襄而胜于襄,此蔡当为蔡京;也有人称因世人厌恶蔡京其为人，故易京为襄。宋代《宣和书谱》称蔡京喜为文词，作诗敏妙，挥翰勤敏,性尤嗜书,深得笔意,自名一家。“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变，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侍匹，本朝题榜不可胜计”。《宣和书谱》是著录徽宗宣和年间御府珍藏历代书法精品的官书，《四库全书书目提要》题为米芾、蔡京、蔡卞三人所纂，其对蔡京评价不免有溢美吹捧之嫌，然亦道出其书法艺术的特色。今天面对蔡京《节夫帖》、《宫使贴》、《脊令颂跋》等墨迹，仍不能不为其高超的书艺所倾倒。启功先生论蔡京书法,有诗曰：“笔姿京卞（蔡京、蔡卞）尽清妍，蹑晋宗唐傲后贤。一念云泥判德艺，遂教坡（苏东坡）谷（黄山谷）以人传”。亦是十分强调艺德。

　　历史常为一些幸运儿创造难得的显身出手良机。正当蔡京于清静的道宫反思仕途险恶风波,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时任内府供奉官的童贯，奉宋徽宗之命降临杭州，执行主子交办的一项特别使命。原来，宋徽宗赵佶亦是个艺术细胞甚为发达的肉身，志书称其从小“岐嶷（峻茂）非凡”，做藩王时更是“风流倜傥，玩好不凡，所事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己，十六七岁便誉布人间”。这位皇子的文艺天赋极高，可谓诗、书、画俱佳。其人物、花鸟、山水画，绘工精细、意境雅远。尤善于花鸟写生，设色匀净，富丽典雅，笔墨精妙，纤毫毕现。其笔下的小鸟,羽毛质感蓬松，脚爪握枝有力，更别出心裁地以生漆点眼，明亮如漆，隐出纸面，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其传世五米长卷《写生巧禽图》，历八九百年不减佳色，据说曾于数年前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以2350万元落槌成交，似乎远未实现其真正价值。而其被书坛誉为“瘦金体”书艺，笔划瘦劲，笔力金坚，劲瘦淡雅，风韵别致，在中国书史上一家独秀。其代表作《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面对这些至今仍堪称一流的书画艺术精品，使人感到这位皇子的天性及其艺术家器质。观察生活之敏锐，艺术创作之精细，热忱投入又扎实认真，一丝不苟。其“玩物”之性如此突出，以至朝廷在宋哲宗病逝后，议立新主人选时，险些以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被“票决”掉。赵佶登基后，对书画艺术的痴心厚爱丝毫不减，更借帝制赋予的无限皇权，广搜名画名书，延请书家画师，甚至爱屋及乌，以画取士。他密旨于杭州设立“明金局”，大量收集散落民间的古代字画，并由“善伺人主”的侍奉官童贯主持该局工作。时隔不久，又密令童贯亲下江南,专程搜求字画及奇珍巧物。

　　天赐良机！杭州素为人文荟萃之都，秀丽的西子湖光与丰裕的文玩书画，令童贯于杭城逗留累月。此时，蔡京贬居杭城将近一年。一经闻讯，便攀上关系与童贯宴游，史称其游 “不舍昼夜”,可见盯得很紧，打得火热。他利用自己熟悉杭城人文，尤其书画文玩行情的优势，一面为童贯提供古人字画佳品线索，使其得以斩获民间收藏的稀有传世名作，包括宋徽宗心仪已久的南唐名家周文矩真迹《重屏会棋图》等，使之回府后博取主子赏脸；一面发挥自己的书画专长，精心画就屏障、扇带等书品，并代购名人书画，加入自己题跋，甚至借以冒充自己作品。同时,重贿童贯代为周旋。史称童贯将蔡京书画当日送达宫中，并附语密旨徽宗，谓“蔡京实具大才，不应放置闲地”云云。童贯返京后，又通过太常博士范致虚，并传话给左阶道录徐知常：“当下非（蔡）京为相，（朝廷）不足以有为。”徐道录曾以符术出入元符皇后宫中，因得谒侍徽宗机会，多次赞誉蔡京之相才。童贯又为蔡京遍赂殿中宫妾、宦官，于是众口一词，交誉蔡京。宋徽宗在如此强大的宣传舆论攻势之下，同时也出于个人对蔡京书艺的偏好，开始看好蔡京,不久即起用为定州(今河北定县)知州，行大名府(今河北大名)。至此，蔡京跃进北宋王朝的权力殿堂之路，只差“临门一脚”了。而担当此任的“铁脚”者，便是上节所提的那位中书舍人邓洵武。邓舍人之“临门一脚”，果然漂亮,不负蔡京所望，以其出奇制胜的精彩表演,令人宋徽宗倾倒。只是邓氏非以脚踢，而是用手捧一张秘图，促使宗徽宗最后下决心拜蔡京为相。其功亦大矣！

　　上述过程表明，蔡京自杭返京复官，继而拜相，童贯是出了大力的。故《宋史》称：“（蔡）京进，（童）贯力也”。余因而认为，蔡京拜相，当报予童贯头功、特功。蔡京、童贯二人亦自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成死党，沆瀣一气，媚惑裹挟昏君宋徽宗，形成一个货真价值的腐败统治集团，一步步将宋廷引向危局。

　　人们从蔡京、童贯结合的初始过程中，看到书画艺术对政治权力具有一种独特、奇妙的影响力。（时下亦不乏此类高雅而丑恶的权钱交易案例）。可以说，宋徽宗对蔡京由初识至“属意”（看好），正是以画为媒介，通过童贯步步引导上套的，其中固然有其政治取向的要素，但对书画艺术的痴情，不能不说是其赏识蔡京之一个诱因。宋徽宗既有以画取士的故事，亦就不难理解其以画拜相的新戏。精明狡猾的蔡京，正是以书画这一高雅之物，切中宋徽宗的命脉，敲开了权力之门，堪称官场之权术高手。蔡京出相后，进而利用宋徽宗痴迷艺术、淡薄权力之心，常以书画为诱饵，挑动刺激其轻佻之性，令其玩物丧志，厌政弃权，享乐为上；自己则借势乘虚而入，攫取权柄，以售其奸。今传《听琴图》便是二人合作的诗画艺术上品。此画本系徽宗自画像，端坐于松树下抚琴。听者二人，青衣者为童贯,红衣者即蔡京，聆听徽宗琴声，似被陶醉。此画上方又有蔡京题诗一首,极尽帝王对宰相的恩宠，宰相对帝王的谄媚，可谓知音默契，心心相通，实为昏君与奸相天然佳合的生动写照。

　　窃以为，艺术具有陶冶人性的功能。创造性、想象力乃艺术之灵魂。艺术家想象力愈丰富，创造性愈强，愈能推出超凡出众的艺术精品。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本非什么坏事，但作为帝王,若痴迷难拔，忘却自己君临天下的政治使命，个人的艺术水准及其成就,或可更上一层，国家和人民则必遭其害。政治家的想象力若是极度放纵，脱离社会现实，又不受制约，即使有爱民之心，抚民之意，必定事与原违，反招害国殃民之灾。历史上像宋徽宗这样高水准的帝王艺术家，并非很多，行家无不赞誉其诗词、绘画与“瘦金体”书艺，至今亦堪称一流;但作为帝王,无疑是个位居末流之末流的昏君了。其艺商虽高，政商甚低，实是个人人生的重大错位，以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历史终不改对其文艺天赋及其成就的高度评价，但亦难改昏君误用奸相,蠹国害民的政治结论。

　　蔡京仕途，历经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是北宋中后期社会剧烈变革之时。此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金瓯半缺，“三冗”（冗官、冗兵、冗费）招致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益加严重，朝中吁求变革呼声日盛。英主神宗即位不久，积极筹划变革，并于熙宁二年（1069）毅然起用享有声誉的王安石为相，实行旨在富国强兵的全面改革，即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力图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在富国方面初见成效。但因社会予盾积重难返，变法遭受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终以神宗的病逝而终止。

　　哲宗初立，高太后垂簾听政，任用司马光等保守派，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佑更化”或“元佑复辟”。高太后不久病死，哲宗亲政，起用新党（改革派）章惇、曾布执政，改元绍圣，宣示绍述（继承）神宗改革事业，史称“绍圣绍述”。基本控制了朝政，各项新法相继恢复，对旧党人士的打击甚于元佑之时。元符三年（1100），年仅25岁的哲宗病死，向太后（神宗皇后）在曾布等执政支持下，立赵佶为帝，即宋徽宗。微宗宣示以继承父兄之业为荣，改元崇宁（意崇法熙宁之政），旋又起用蔡京为相，打着绍述兄弟改革事业旗号，无情打击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势力，及其他异已势力，乱政害国，终导致北宋王朝灭亡。

　　余读史发现，一个国家处于剧变之际，往往是大奸大忠人物涌现之时。各色人物，每当历史激荡与转折之时，其潜在的个性和能量，往往比平时更快、更有力度地引发出来；一些隐藏甚深的伪君子，此时此刻，亦往往按奈不住平素的深沉之态，撕破面具，现出原形。北宋神、哲、徽宗三朝，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变法展开的持久、激烈的政治斗争，为蔡京的发迹走红提供了绝好的政治舞台。波谲云诡、翻天覆地的政治浪潮。恰是野心勃勃，又精于钻营的蔡京之辈，反复试身、谋求爆发之良机。

　　请看蔡京参演的若干“折子戏”。

　　其一，借势晋京。蔡京登第后为钱塘县尉，其弟蔡卞系王安石之婿，蔡京借胞弟之特殊途径入京，投机钻营，支持变法，遂拜中书舍人，兄弟同掌起草诏命之事，朝廷荣之。后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其二“定策”有功。元丰八年（1085 ）二月，神宗病危，朝廷因皇位继承人选问题斗争激烈。右相蔡确等宰执们避开高太后（神宗生母），议立年仅10岁的神宗长子赵佣（后改名煦，即哲宗）为帝，蔡确特令时任开封知府的蔡京，率领壮士（或称刽子手）待命外庭，以备捕杀持异议的大臣，气氛甚为紧张。幸而朝臣对赵佣并无异议，皇位继承有惊无险，得以平隐过渡。蔡京亦因此有“定策之功”。

　　其三，复旧先锋。元佑初，哲宗立，倾向保守的高太后听政，起用旧党司马光，政治局势突变。司马光下令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限期五日完成。同僚无不认为任务过于紧迫，上层章惇等高官亦在议论新旧役法之优劣，或欲缓行复旧，蔡京却于开封府按期恢复旧法，并亲往政事堂报功。司马光大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假使人人像你如此积极奉法，还有何事不可推行！）其四，果断取法。元佑八年，（1094），哲宗亲政，改元绍圣，新党领袖章惇主政，调蔡京任户部尚书。章相欲恢复雇役法，并设置讲议司研究，久议而不决。当年附和旧党司马光废罢免役法的急先锋蔡京，此刻摇身一变为恢复新法的马前卒。蔡京对章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按熙宁现成法令执行便了，何必讨论怎么做！）章惇赞同其议，遂确定恢复雇役法。

　　其五，重创旧党。绍圣二年（1095），蔡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修撰国史。史官文及甫（旧党宰相文彦博之子）因书信言论触及权臣，被诬为“阴谋不轨，谋危宗社”，构陷文字狱。蔡京受命查处此案。以假证严办涉案元佑党人，声称“大逆不道，死有余辜，不治无以治天下。”哲宗问道：“元佑诸臣，果如是么？”蔡京对曰：“诚有是心，不过反形未著罗（谋反的形迹不明显）”！借机打击旧党势力，多名元佑大臣被贬出京，株连子孙。并将元佑变政归罪于宣仁太后，竟欲废为庶人，未果。{nextpage}

　　其六，东山再起。徽宗即位之初，蔡京因御史攻奸致被夺官，出居杭州。不久，通过宦官童贯等关系，得以东山再起。其知定州时，大名府缺帅，左相韩忠彦因与右相曾布交恶，暗中欲与蔡京结党，故否决曾布所荐人选，力推蔡京任端明殿学士、知大名府。蔡京进而觊觎执政之位，曾布甚为妒忌，遂密报皇上，称蔡卞现居丞相之位，蔡京不可以同任此职，故蔡京仅升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由此对曾布怨恨甚深。翰忠彦本欲引京自助，不意反被已为徽宗看好的蔡京取而代之。蔡京进而伺机驱逐曾布。适逢曾布拟任命陈佑甫为户部侍郎，佑甫之子陈迪系曾布女婿。蔡京抓住把柄，于榻前奏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可谓“上纲上线”。曾布忿然辩曰：“（蔡）京与（蔡）卞系兄弟，如何亦得同朝？佑甫虽（曾）布亲家，但才足胜任，何妨荐举？”曾布仗其有“定策之功”，争辩甚久，声色俱厉。徽宗不悦，拂袖罢朝。御史群攻曾布昔日投机行径，旋被罢相，并于半年内三度贬降。蔡京如愿以偿登上左相之位。受命之日，徽宗赐坐问策，蔡京顿首谢恩，表示愿尽死报。

　　上述几个片断，颇为生动而清晰地表现蔡京政治生涯中，若干甚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及其价值取向。一曰善观时局，紧跟形势。蔡京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善观时势，随机应变，在朝廷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政治斗争中，借其灵敏的政治嗅觉，总是积极主动地依附得势的一方，在如此激烈的“路线斗争”中，从未“站错队”。“元佑更化”，司马光秉政，令废免役新法，蔡京奉法刻期完成，成为执行旧党保守路线的急先锋。哲宗亲政欲绍述神宗新法，蔡京则建言倡议“取熙宁成法施行之”，一反成为新法的倡行者。拜相后，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打压朝臣，乱政害国，等等。蔡京真可谓任凭风急波涌，胜似闲庭信步。二曰追随权要，令行禁止。用现代语言即紧跟领导，服从领导，坚决照领导指示办事。神宗时，蔡京先是依附宰相蔡确，担负保卫“定策”的特殊使命，动用武装力量，确保皇位的顺利移接，近乎一场“武装政变”。继而听命司马光，竭力于辖区废除新法。哲宗时又追随左相章惇，借势打击旧党势力。徽宗欲绍述父兄变革之志，蔡京窃居相位，表示“愿尽死”。三曰处事果敢，雷厉风行。如司马光限五日恢复差役法，同僚苦于期限太迫，蔡京则如期完成。哲宗时，宰相章惇欲复徭投新法，久议不决，蔡京建言“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一语定音。四曰清除异己，心狠手辣。对于不同政见者，或有碍自己攀附者，蔡京总是坚决清洗，决不留情。上举文及甫案与构陷驱逐权相曾布事，便是实证。这点，在其拜相后，对朝中元佑旧党大臣的清洗，更是残酷打击，无情斗争，首开“打击一大片”先河。

　　上述诸条亦表明，蔡京实是个“天资凶谲、舞智御人”之徒。在政治生涯中，他并不看重什么政治信仰、人生志节。为了攀附权势，他总是朝秦暮楚，翻云复雨，不惜过河拆桥，借刀杀人。因此，难免为朝中直臣良士所诟病，始终成为御史们群起而攻击之的“举报”对象，并为之多次贬官，但亦从中积聚了一些政治资本。有次宋徽宗问户部尚书侯蒙：“蔡京何如人也？”侯蒙对曰：“使（蔡）京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既称赞其才能超过古代贤相，又婉言其心术之不正。蔡京好友屯田郎孙鼛尝曰：“蔡子，贵人也。然才不胜德，恐诒天下忧”。蔡京由翰林学士承旨拜左相时，谓孙鼛曰：“我若用于天子，愿助我。”孙鼛曰：“公诚能谨守祖宗之法，以正论辅人主，示节俭以先百吏，而绝口不言兵，天下幸甚！”蔡京听罢，默然不语。（事见《续资治通监·宋纪》）。可见，朝中朝外（包括蔡京同事、好友）对蔡京之为人早有公论，不意时至今日，仍有人对蔡京之德才说三道四。须知，才与德之于人，虽如硬币之两面，但绝非均等，才终为德所主。古今中外无数人物证明，在正确政治路线之下，有德之才，授益于天下，大才必有大益；在错误路线之下，失德之才，必加害于世间，高才必致重害。岂可弃人之德而论其才乎？

　　一百多年前，世纪伟人马克思在总结法兰西战争历史经验，谈到小拿破仑时有句名言：“我所作的论述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情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二版序言）本文试图以马氏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蔡京是如何在北宋中后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巧借政局的巨大推力，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由一个小县尉窜居相位。与其说蔡京得志，是因其善于投机钻营之果，毋宁认为是当时特定政治社会背景的母腹中，所孕育的一个畸胎，并借助包括昏君宋微宗的赏识，内臣童贯的撮合，邓洵武的叫卖，及至众宫妾的捧场，等等在内的诸多力量之挤压下，破门而出，呱呱堕地。蔡京正是依托这种历史合力而出山拜相。

　　余由此联想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中一条资料，称蔡京“生庆厉之丁亥，其月当壬寅，日当壬辰，时为辛亥。幼时言命者多不取之。及逢时迂主，位极人臣，而后操术者争谈格局之高，推富贵之由，徒足发贤者之笑耳！”意为蔡京幼时，算命人忽视其生辰，一旦位极人臣，则争谈其格局因生辰而高，推论其富贵由生辰而来，足令贤者一笑! 蔡绦乃蔡京季子，该书作于其窜逐谪居白州（今广西博白）铁围山之时。《四库全书目提要》称其不少内容有“文饰弥缝”蔡京往事之嫌。然该条“逢时迂主，位极人臣”之说，则触及蔡京仕途发迹之要害。“逢时”，即逢社会剧变其时；“迂主”，即迂轻佻昏庸赵佶之主，此说倒亦有几分眼力，近乎实际。余谈史常叹历史常有惊人之处。按马氏名言，正是北宋王朝围绕社会变革的政治斗争，为蔡京的出山创造了“条件”和“情势”，推其四居相位，位极人臣，独秉钧轴。不同的是，蔡京表面上一再扮演“英雄”的角色，至终则演变为害国殃民的大奸，而遗臭千年。

　　蔡京经由宦官童贯牵线搭桥，深得宋徽宗赏识。自此，君臣关系急剧升温，徽宗对蔡京之优宠，可谓登峰造极，成为国史上君臣结合的绝版。

　　官爵并加，极度授权

　　宋徽宗对蔡京的任用，不是“小步快跑”，而是大胆快速，连升三级，位极人臣。崇宁元年（1102）六月，蔡京由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升任执政（尚书左丞），七月,取代曾布升任右相（正二品），不久再任左相，独裁政柄，独相达三年之久。宋代官制，于皇帝之下，中枢大权操于宰执，“宰”即宰相，“执”即执政。宰相“佐天子，总百官，干庶政，事无不统”。宋代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职。神宗元丰间改制，中枢仍设“三省”（即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但实权归中书省，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门下侍中之职；尚书左仆射兼中书郎，行中书令之职，均为宰相，宋徽宗政和年间，设左辅、右弼、太宰、少宰为宰相（左仆射改为太宰，右仆射改称少宰）。

　　崇宁三年（1104），蔡京又转司空（三公之一），系虚衔加官，正一品，封嘉国公（次于国王、嗣王、郡王之第四级爵号）。崇宁五年（1106）二月，徽宗基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将蔡京罢相，但仍保留司空虚衔，任安远军（今湖北安陆）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领中太一宫使，并特进魏国公。未满一年便复相职。其后又因“军功”窜辟太尉，授八宝玉带，拜太师。太师系徽宗所定的武官最高军阶，原为宰相、亲王、使相的加官，不常设，其特拜者不予政事，惟独蔡京掌有宰相实权。

　　政和二年（1112），蔡京再罢再相，徙封鲁国公。接着，又更定官名，自称“公相”，总治三省，真是“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议”。及至宣和六年（1124），蔡京年已八十，已经“目盲不能书字，足蹇不能拜跪”。昏眊不能事事，凡蔡京所判，皆由季子蔡絛为之，［有人戏称蔡京已患“老年痴呆症”。有次童贯与蔡攸奉命前去索取“请退表”（即请求退休报告），蔡京一时惊慌失措，竟糊涂称二人（其一即其子蔡攸）为“公”，为左右所窃笑。］仍再领三省，四当其国。

　　蔡京，对宋徽宗的优宠和极度授权，并未满足，多次托名改制，自封其官，借以售奸，将朝廷视为免费派送官帽的自选市场了。如崇宁二年，蔡京进左仆射（左相）后，即在都堂设置讲议司，自任提举，并重用私党，控制朝中人事、财税、宗室等重大政务，一切制度、措施，皆由是出，俨然成为当时的“发改委”。目的是借“绍述”变法之名，大权独揽，朋奸害政。政和二年再相对，又改左、右仆射为太、少宰，自称公相，统领三省，取消历史上通行已久的制约相权的机制，目的在于一手遮天，箝制天子，压制朝臣，为所欲为。

　　蔑视舆论，屡劾屡用

　　从蔡京的发迹史看，其从来就不是众望所归的能臣，相反，一直为朝中直臣们所抨击，包括他的一些善友的规劝，十足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有争议干部”，更是御史们穷追不舍，交论其恶的靶子。

　　早在神宗时，朝中直臣对蔡京的投机钻营便有看法。哲宗时，司马光秉政，限期五日恢复差役法，时任开封知府的蔡京独如期于辖区改行新法，抢了头功。御史们疏弹其“挟邪坏法”，致其出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成都府（今属四川）。又有谏官范祖禹“论京不可用”，乃改任江淮荆浙转运使，改知扬州（今属江苏）迁龙图阁学士，复知成都府，旋召入朝，权（代理）户部尚书，拜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进翰林学士承旨，再次回到权力中心。

　　徽宗执位之初，向太后听政，一批被贬逐的旧党大臣受到任用，蔡京被降为端明、龙图两学士、知太原府。蔡卞时任尚书左丞，极力为蔡京辩解，徽宗遂诏令蔡京保留翰林学士丞旨之职，留京修史。谏官陈瓘弹劾蔡京，日夜勾结内戚，以觊大用，“请正蔡京之罪”。蔡京虽被出知江宁府（今南京），陈瓘亦为此遭徽宗斥责。蔡京怏怏不乐，迁延不欲赴任。吾莆御史陈次升与谏官陈师锡等“交论其恶”，致蔡京被夺职，提举洞宵宫，出居杭州。因蔡京殷勤交结宦官童贯，以书画求宠，引得徽宗瞩目，继而接连升级，重用为相，又加官进爵，可谓不折不扣的“带病提拔”。

　　崇宁五年（1103），蔡京窃居相位后，借“绍述”之柄，钳制天子，锐于改作，尤其以打击迫害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势力，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甚至欲毁司马光煌煌巨著《资治通鉴》，笼罩一片黑色政治恐怖。五年正月，宋徽宗因慧星横贯长空，视为不祥之兆，遂诏求直言议政。朝臣纷纷弹劾蔡京借绍述之名，怀奸植党、贬斥群贤、纷更法制、侈靡感主、累年用兵等迷朝误国恶行。迫于天怒人怨，徽宗不得不罢免蔡京宰相之职，并废止所行之政，但仍保留其诸多优厚的政治、生活待迂。未及一年，又诏令蔡京复相，旋以纳土之功，拜太尉，进太师，更是军政大权一把抓。

　　朝中正直之臣，对蔡京复相加官愤愤不平，御史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张克公等，数十次呈送疏弹蔡京罪恶的奏章，太学生陈朝老亦列数蔡京“蠹国害民”十四条罪行，京都士人争相传写，认为是蔡京恶行的真实记录。徽宗迫于公愤，不得不再次罢免蔡京相职，但仍以太师领宫观闲差，不久进封楚国公致仕，仍然每月二次参加朝会。

　　大观四年（1110），蔡京罢官后，御史们借天灾之机疏弹蔡京四居相位，擅作威福，罪大恶极，请求逐其出京。徽宗为顺天意民情，降蔡京太师为太子少保，依旧享受致仕待迂。次年复进封蔡京太子太师致仕。又于政和二年（1112）复诏蔡京回朝辅政，进封鲁国公，特准三日一次至都堂治事。蔡京进而借官制改革之名，以太师总领三省，位居宰相之上。任上，大兴工役，修建宫室；大封亲属其官，窃取俸禄，惟恐权力“过期作废“。朝中正直之臣对蔡京作恶多端，并不因其诬陷贬逐而罢手，反而穷追不舍，疏劾不断，徽宗不得已于宣和二年（1117）劝令蔡京致仕。直至宣和六年（1124）底，竟令昏眊不能视事的蔡京，再以太师领三省事，至次年最后罢相致仕，时距北宋灭亡只有一年多时间了。

　　由上可见，蔡京仕途发迹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受到朝中朝外正义之臣的“监督”，“举报”疏章源源不断。对其惑君乱政恶行，进行坚决的揭露，但总被徽宗所压制，甚至反遭政治迫害（吾莆谏官陈次升、朱绂亦在其中）。宋徽宗往往慑于星变引发的朝臣反对蔡京风潮高涨之时，不得不把蔡京罢黜出居，以抚平天怒人怨，然风头一过，便官复原位，更有加官进爵。蔡京屡罢屡起的事实表明，宋徽宗乃是蔡京的“铁杆保护伞”，直到外敌深入国土，兵临京师，民心携贰，大宋皇朝摇摇欲坠之际，仍死抱奸相蔡京不放，难解难分，何其昏也！远君子、宠奸佞，与其说是历代昏君的一种“僻好”，毋宁认为是其天生的本能。

　　爱屋及乌，鸡犬升天

　　宋徽宗对蔡京的优宠，恩荫蔡氏子孙。蔡京的三个儿子蔡攸、蔡絛、蔡翛、及孙子蔡行，官皆至大学士，无不野心勃勃虎视执政之位。真是一门显贵，烜赫无伦。蔡攸懵不知学，以大臣之子身份领袖史馆，为俊才们鄙薄。《宋史》载蔡攸常于宫中预秘戏、侍曲宴，竟然穿着短衫窄裤，涂青抹红，混在戏子小丑之中，口吐市井淫谑浪语，以献笑取悦于徽宗。一次，徽宗与蔡攸演戏自娱。徽宗扮司法参军出场，蔡攸戏曰：“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以杖鞭之曰：“你也好个司马丞相！”（当时京师人士指笑贪污不才者曰：“nihao个司马家！”）共演一折“法官”揍“贪官”的丑剧。蔡攸奉侍曲宴，徽宗命其连尽数巨觥，每至颠仆，赐之未已。蔡攸恳拜曰：“臣鼠量已穷，逮将萎顿。愿陛下怜之!”徽宗大笑不己。宣和四年（1122），蔡攸不习军事，却随童贯领兵攻辽，进宫辞行时，徽宗正与二美嫔偎依取乐，蔡攸指二嫔乞请曰：“臣成功而归，请以是赏！”徽宗笑而不责，竟毫无“醋意”。其妻宋氏出入宫中如同已家。其子蔡行任殿中监，徽宗宠信有加，胜于乃父。

　　蔡京又与徽宗结亲，四子蔡鞗与徽宗六女茂德帝姬（公主）成婚。徽宗乘坐轻车小辇，七次亲幸蔡京府第，命坐赐酒，略去君臣名分，作为儿女亲家相会。所有蔡家仆妾，均得瞻近龙颜。蔡京于鸣銮堂置宴飨帝，一酌一餐，费至千金，精肴美馔，为御厨所未有。徽宗不以为侈，反称公相（蔡京）“厚爱”。徽宗对蔡京亦有加爱，封蔡京府上仆僮当大官，偏房小妾封为夫人。真是一人得宠，鸡犬升天。翌日，蔡京特作《鸣銮记》以进，有“主妇上寿，请酹而肯从；雅子牵衣，挽留而不却”云云，尽极谄媚之能事。宋徽宗对蔡京的优宠，可谓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一个典型，实乃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怪胎，显露封建帝制下用人制度的致命弊病。宋徽宗对于蔡京，与其说因臭味相投而赏识厚爱，毋宁是君之昏庸与相之奸邪的天然佳合而沆瀣一气。“君臣都是一场笑，家国其成千载悲”。余读史看到，君、相素质及其关系，是关及皇朝兴盛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明君、奸相或庸君、贤相配对，固然影响朝政，但不致于招致失政亡国，最怕的是昏君配奸相，一加一不知大于几，擅权乱政，害国殃民，这个皇朝那是非灭亡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