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高须告老 名遂合退身——莆籍名臣致仕故事

　　先贤致仕之道德观

　　北宋真宗时，年届致仕之限的苏州刺史孙冕，于府厅壁上题诗一首：

　　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

　　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

　　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见陈。

　　寄语姑苏孙刺史， 也须抖擞老精神！

　　孙知州以诗自励，须振奋精神，下定决心挂冠而去，莫如冀、淮李、陈二官，经由朝廷勒令才退下来。

　　中国古代称官员退休为“致仕”， 意为“还（致）禄位（仕）于君”，即官员因老病等不能任职，交还朝廷所予官职及待迂，退休养老。史志常见“致政”、“休致”、“请老”、“归养”、“乞骸骨”等语，均指退休之事。我国政治体制源远流长，对官员致仕早有规定。据史家考证，商周时便有“大夫七十而致事”之说，至南朝齐武帝始成为定制。其后历朝均沿袭此制，将七十岁定为官员必退年限。宋代官员队伍庞大，俸禄优裕，朝廷不堪重负，始实行强制退休，即孙冕诗所谓“朝廷差致仕”。明清时期，对中低级官员退休年限，还有提前趋势，大体规定六十岁左右。苏州刺史孙冕题诗，便是北宋官员致仕的真实写照，孙冕亦成为朝廷上下的风标。宋真宗为嘉奖这位守法勇退的先进典型，竟然批准其再任。不意这位知州大人挥毫题诗后，便拂衣归隐九华山去了，以至皇帝诏书下达而“召不起”，看来他真是下定决心致仕归养了。

　　官员致仕，虽是其仕途生涯的必然归宿，看似一桩平常之事。然而作为权力场中，职位与权利终结的一种方式，对当事者而言，则是一生之重大转折。面对还职交权、丧利失势的分界点，不能不引发思想震动，往往成为其政治抱负、为人德操、人生哲学以及义利荣辱价值取向的灵敏折射点，道德的试金石。事属平常，心实异常，只不过因人而异罢了。孙冕致仕题诗，所以成为古代政坛人事的一段佳话，即在于主人翁面对人生之重大关节，表现出一种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不为名累，不为利羁，毅然退出可以权力“资本”谋取私利，并成为通行法则的官场，无疑具有警示意义。

　　作为朝廷命官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身历官场，深知其情，曾作《不致仕》一诗：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

　　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

　　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

　　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

　　挂冠顾翠萎，（帽带之垂缨），

　　悬车（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惜朱轮。

　　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

　　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

　　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

　　生动刻划某些年老官员，贪恋权势、不肯退身的形象及心态，可谓入木三分。余读史发现，史籍关于官员致仕事迹的记载，大多着眼于道德情操角度，借以宣扬一种精神。吾莆郡志所见，更多亦是官员年限超前的非正常致仕事迹，倒是更能折射事主的道德精神。这正是史笔之妙处，史传之亮点。

　　莆臣致仕之风标

　　据莆阳郡志记载，众多莆臣以比姑苏刺史孙冕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毅然致仕，终结仕途。大致有分以下三类。

　　一曰：蒙恩知止。

　　宋代仙游县人陈大卞，字仲循。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宜兴（今属江苏）县尉、武平（今属福建）县令、汀州（今福建长汀）录事参军、江宁（今属江苏南京）知县，居官廉洁。与宰相章惇有旧情，屡招以书竟不往。后以明堂恩得封二亲，拜且泣曰：“吾不能与时俯仰，黾勉（尽力）仕宦者，正为吾亲耳！今恩封（褒赠）既及，可以休矣！”遂致仕，时年五十六岁。友人赠诗曰：

　　即今年才五十余，脱去簪绂（喻显贵）弊屣（鞋子）如。

　　圣时搜选动空谷，策足要路争先趋。

　　庙堂故人握重柄，僵者可植瘦可腴。

　　惓惓风仪数寄语，掉头不顾甘如愚。

　　赞扬其不附权势，五十余岁便决意挂冠的德行。

　　宋代名臣蔡襄之孙蔡传，更以四十三之年致仕。蔡襄乃庆历重臣，不幸三子皆早逝。蔡襄病故后，朝廷录其孙蔡传守将作监簿（掌土木营建），时方二岁。其母刘氏抚教至于知书，六经、子史务皆贯穿，志在学古务实，不游场屋而学行益力。历朝奉郎通判南京留守司，年四十三即上章乞致仕，即日理装奉亲以归，著述颇多。有趣的是蔡传次子蔡枢，亦以四十五之年挂冠。蔡枢于政和五年（1115）与叔父蔡伸同登进士榜，历官西京提举学司主管文字，为人正直，对受当局政治迫害而被流放的“党人”常安民，“独事以师礼”。后提举湖南学事，荐举“敢伸公论”的潭州（今湖南长沙）教授张所，使其得以成名。蔡枢年四十五时，慨然叹曰：“先公挂冠之年，吾已过之。时方多事，其可无功冒宠乎？”乞请致仕。宣和末，朝廷兴师北伐，主兵者欲引蔡枢为谋议官，以书止之。

　　莆臣中，像蔡传父子蒙恩知止、无意荣进者，不乏其人。宋代莆籍邵武（今属福建省）太守郑事道，尝谓所知曰：“吾三世青云，今年逾五十，佩太守章，足矣！”即请归，优游田里，以诗自娱，为名辈所推重，誉为“知足高风，丕激颓俗”。龙岩县（今属福建）主簿朱首谅，身先士卒，守职擒贼，上司上报其功绩以擢升，首谅则“无意荣进，力丐祠归”。兴化县人方次彭，字公述，皇佑元年（1049）进士，调剑浦（今福建南平 ）、福清（今属福建）县主簿，迁合州（今四川合川）参军，改知长乐县（今属福建福州）、望江县（今属安徽）、海陵县（今江苏泰州），权知惠州、梅州（今均属广东），大兴抚民实事，志称“凡宰六邑，皆以能称之”，梅州士民挽留，再任凡六年，两被褒诏。元佑初，有人荐举之，次彭曰：“余衰朽，岂足任国家事乎？”遂上章告老，赐三品服。尝赋诗曰：

　　自顾衰龄七十余，腰间方尔佩金鱼。（金鱼为官服饰物，显示身份）

　　囊中羞涩知何有，榻上两封天子书。

　　可谓蒙恩知止，荣誉高于物欲，甚为自慰。

　　二曰：知退求安。

　　从郡志记载看，莆臣提前引退，更多是与时不合、忤逆权势，慨然作出的选择。既是避事求安，更为恪守道义。

　　宋代仙游人陈高，字可中，元符三年（1100）进士，召试除太学学录，潜心经术，尤精于《易》学，迁博士。政和中，太学始建医学，除太医学司业（太学副长官），累上密封章奏，以切直忤卿相蔡京，慨然力请休致。南宋莆田县人许抟，字公执，建炎三年（1129）恩赐进士。调泉州（今属福建）教授兼宗教，又经参政谢克家所荐，召对改秘书省正字，累迁监察御史。南渡后，典籍文物十无一存，岁当科举，故事无所于考，欺伪者众。因许抟多所谙练，特迁礼部员外郎，辩决真伪，士流清肃。许抟曾于宣和间以事忤逆秦桧，因此时秦桧得政，故而请退。明代莆田县籍御史林诚，天顺八年（1464）进士，忠诚敢言，秉性聪警，精于吏事。宪宗时疏弹内阁大学士商辂“不能执节”，建议策免之。宪宗谓商辂“时有诤言，外人不及知”，林诚再次疏论之，触怒龙颜，致被下诏狱，廷杖而释之。林诚既忤逆当道，遂引疾归养，居家凡十余年。成化末起复职，终以疾告致仕。

　　明代莆田县人、兵部左侍郎郑岳，字汝华，弘治六年（1493）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广西兵务副使、广东副使、江西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历著风操，斤斤奉职，所至以治办闻。因直言为权奸所忌，多次被诬下狱、廷杖乃至夺职为民。世宗时，宁夏总兵仲勋行贿京师，因其曾为郑岳所劾，故礼贴无郑岳之名，御史聂豹以“风闻”论郑岳罪，郑岳上疏自白，因力乞休致，世宗听之归养，居家十五年，六次荐起不任。明代莆田人陈经邦，字公望，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任东宫讲读官，为神宗所赞赏。后进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升礼部侍郎，转吏部左郎，升礼部尚书兼学士。任上，严禁胥吏夤缘为奸，部事大治。后因对兴建寿宫意见与宰辅不合，被人诬陷，再次上疏乞休，时年43岁。家居三十年，为权奸所阻，终不得召用。明代仙游人郑照，正统间由太学生授安远（今广东钦州）县令，丁忧后起复改德安（今属江西）县令。为政以“节用爱人”为主，一钱不妄费，一民不轻用，凡大事必与耆老商议而后行，故终其所任，邑无失政，无冤民。居官清廉，持身皎如玉雪。时江西巡抚沙汰僚属，十去八九，却称郑照为廉官第一。因其个性梗介，不苟阿随，年五十三便致仕而归。莆郡名臣柯潜遗之诗云：

　　闲因投笏早，贫困守官廉。

　　一瓢颜子乐. 三韭杲之贤。

　　昔孔子高徒颜回，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南齐人庾杲之，为尚书驾部郎，清贫自业，食唯“三韭”，（即鲜韭、腌韭、汤韭一韭三做。）郡人以为此诗乃其人之实录。乡士大夫私下谥之曰：“清介先生”。看来，郑照中年致仕，亦多因其梗介不阿所致。而宋代莆田县人、殿中侍御史郑伯玉，字宝臣，景佑元年（1034）进士，历官秘书省校书郎、淮南节度使掌书记、大理司直、抚州（今属江西）观察推官。为人峭直，不屈权贵，好为诗作，凡朝政得失、士大夫藏丕，皆记之诗，异已者多嫉之。年未五十即以“亲老”之名，弃官归郡就养，干脆连致仕的待迂亦不顾了，足见其人之峭直不屈。

　　三曰：知孝归养。

　　莆籍名臣中，还有为亲属尽孝义之心而致仕的。宋代莆田县人、湖州（今属浙江）通判林霆，政和五年（1115）进士。登第后，闽籍太宰余深、门下省侍郎许将等朝廷重臣，皆欲以女妻之。林霆曰：“若人之女，安能事吾母？”两辞之。靖康初，其从叔林冲之奉命出使金国，时年72岁，人们无不视为危途。林霆三次上书朝廷，请求代往，不报。冲之赴金后，即被金人所囚，达十余年之久，坚节不屈，壮烈殉职。绍兴中，秦桧因与林霆有庠序（太学）之旧，召其为详定司勅令所删定官。林霆拜见秦桧时坦然曰：“公岂可忍心以二帝置于万里之外，易一宰相之位乎？”力辞不任。秦桧死后，转为承议郎通判衢州、迁湖州（今均属浙江），以二寡姐年垂八十，不欲远宦，年六十即致政而归。志称其“笃行义，未尝干进，入仕四十年历官五任而己”。莆人称其“忠义林氏”。乡贤郑樵以诗美之云：

　　千载清风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游。

　　乞骸直到骸归日，告老须临老尽头。

　　元亮田园何处有，事平嫁聚几时休。

　　湖州别驾发深省，挂却朝冠便自由。

　　讽喻官员恋栈之风，赞杨林霆挂冠之举，清风高节，发人深省。

　　明代莆田县人陈茂烈，字时周，弘治九年（1496）进士，初授吉安府（今属江西）推官，折狱有方，吏部考其治行为理官第一，召入为御史，居官清正廉洁。时有大臣纵子受贿者，谏官交劾不退。茂烈申纠其罪，勒其致仕。又有崔志端起道士为尚书，茂烈再次疏论之，不报。茂烈乃以母老乞归终养。茂烈因母年九十未有嗣息（子孙），日夜为忧，方抱疾而母卒，自己亦因哀痛致病情转急而逝世。陈茂烈虽以母老乞归，但在御史任上疏论触犯权奸，为人所忌，亦当是致仕的重要事因之一。

　　莆臣中真正以母老告归者，当推明代莆田人、翰林编修黄澜。黄澜与陈茂烈同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因母老告归十余年，至母终复起供职，转国子司业，迁南京翰林侍读学士。黄澜学问渊永，仪度闲雅，平生寡欲，无婢妾，于仕进亦不急迫，后以疾乞致仕。此外，还有因病致仕者。明代莆田县人方熙，字孟明，宣德五年（1430）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方熙才高志大，群试翰林，屡居优等。然言议英发，人颇惮之，出为潮州府（今属广东）通判，因目疾致仕。莆田县人林元甫，成化十一年（1175）进士，选为工科给事中，山东布政司左参政，迁云南右布政使转陕西左布政使，都察院右都副御史巡抚四川贵州云南。仪度闲整，居官不苛细，立名有大臣之度。将召入，以末疾（四肢疾病）乞休，大宰马钧阳重其为人，奏疏留之，三上乃许俟疾愈起用，竟然不治而卒，令人不胜哀之。

　　纵观上述莆臣非正常致仕事迹，虽事因各异，然无不为儒家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官念”所支使，淡薄利欲，恪守道义，谋道不谋食，把及早引退视为关乎名节操守之大事。正是：“衣锦荣名虽烜赫，挂冠高节莫（无不）因循。”我们同时看到，内中虽亦隐含着一些道家 “知足无为”的消极情绪。但对于官场久经不衰的贪图富贵、追逐私利吏风，造成“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的虚伪心态，仍不失为一帖清心剂，故为士林所誉，史志所崇 。

　　“年七十而致仕”，虽是中国古代官员退休的年龄界限，然而执行政策实属不易。位居上层的高官显要致仕更难。宋仁宗、真宗，曾多次下诏，要求年及七十以上文武官员自请致仕，但“年及而（自）愿者常少”。权利物欲的诱惑，使官场“知进不知退”之风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帝王有时也要发挥老臣的某些独特作用。宋代司马光主政时，特请早已致仕的八十余岁四朝元老文彦博出山压阵，以其素具威望，使“元佑更化”得以顺利进行，大批被罢黜的保守派大臣，重新得到起用。而宋徽宗重用仙游籍老年奸相蔡京，四当其国，却是另一种结局。政和六年（1124），蔡京第四次为相，统领三省政务时，已是个“昏眊不能事事”的七十七岁老人了，老眼昏花，懵懵懂懂，有人戏称患上“老年痴呆症”，成为半个“植物人”了。史称“凡（蔡）京所判，皆（蔡）绦为之，且代（蔡）京入奏”。即所有签批文件，皆由其季子蔡绦代办，并代替上朝奏事。且不论蔡京是奸相，即便是个清臣、贤臣，年事之高，亦实难以视事，难免出现奸小“恣利为奸，窃弄威柄”之事。直至现代中外政坛，亦不乏此类悲剧。有一则宋代笑话称，乔平章为左相，年己八十年，相府门前张挂“年七十者许乞致仕”文告，轻薄者于右侧题诗曰：

　　左相门前有指挥，小官焉敢不遵依；

　　若言七十当致仕；八十公公亦合归。

　　乔相闻知，遂令揭去文告。此翁还算知趣，多少有自省精神。史载宋代有一老臣获准致仕，入宫拜辞。皇上赐坐，老臣“方拜为仆”，即刚欲跪拜便仆倒在地，幸好无心血管疾病，皇上特令其二子“扶掖升殿”，可见其难。这种老人主政的朝廷，于国于民实属一大危事，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关注。

　　朝廷优宠宿德元老，本意在于“资其材力，闵其衰老，养其廉耻之心”。全面优厚的待遇，致使众多官员恋栈日以成风，导致官员队伍老化。历朝虽欲加以限制，然实难下手，故收效甚微。为此，宋代名臣、最高检察官包拯，特上《论致仕疏》，建议皇上降旨，将文武百官年及七十者列名成册，由御史台下文监督执行。以致“大臣有高年者具不自安”，宋仁宗为此特下手诏抚慰，曰：“老臣，朕之所眷礼也。进退体貌，恩意岂不有异哉！凡尝预政事之臣，自今毋或遽引去，台谏官勿以为言。”赐予高年老臣“定心丸”。朝廷虽亦采取众多优惠政策，鼓励老臣致仕，终难填补以权谋利的巨大黑洞。不但恋栈者日以成风，更有虚报年龄、官年作假者，知足知止、进退有节者毕竟少数。这是“老人朝廷”现象，成为古代吏治中一大难题的本源。窃以为，此类“老人朝廷”现象，实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就臣僚本人而言，亦并非全是“贪利恋栈”者，往往与帝王的“慰留”有关。吾莆郡志所见，一些朝廷重臣要路，其致仕亦实属不易也。

　　郑侨三疏告老

　　郑侨，字惠叔，兴化县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有司奏郑侨名居第二，宋孝宗览而异之，擢为第一。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判官，转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属官。以《左氏春秋》侍讲东宫，后请外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孝宗询知郑侨风绩，召欲为言官，数向宰辅问其来期，郑侨以有妻之丧累请祠。未几复提举江东，入为礼部郎中兼太子侍讲。寻又兼权给事中，迁中书舍人。光宗时除给事中，权吏部尚书，继又请外，除显谟阁学士、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移知福州（今属福建），改知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所至有政声。光宗遂召还吏部，郑侨辞而不允，“三上祠请”，召复任并进龙图阁学士。宋宁宗即位后，召郑侨为吏部尚书，时年50岁。继拜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郑侨愈益感奋，以清静和平辅政。其间郑侨多次“以疾求退”，宁宗总是慰留之，并进知枢密院事，委以重任。时任侍讲的理学大师朱熹，上书指斥宰相韩侂胄窃国害政，致被宁宗罢官。郑侨上疏请留朱熹，被韩压下不报，并将道学斥为“伪学”，视朱门为“逆党”。郑侨进知枢密院仅三个月，再次恳求辞位。宁宗数次遣使急往有司，诏其不接受郑侨章奏，有司退还郑侨所上扎子（奏议文书）。郑侨仍然不停请退，以至宁宗在奏章尾部手诏曰：“卿忠诚重厚，朕所倚毗，累乞退闻，殊弗眷意”。并且面谕以“将大用”。三个月后，郑侨再度上章求退，宁宗遂以资政殿大学再知福州。陛辞时，宁宗仍表示有“复召”之意，郑侨则进言：“平国论而无偏听，严边防而无轻信，”语甚恳切，直指权奸。后宁宗命郑侨移知建康江防要地，郑侨坚辞不赴，遂以原官提举洞霄宫。郑侨又“三疏告老”，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时年仅五十有三。

　　郑侨虽非年老致仕，却是名副其实的朝廷重臣。史书称其“平生所为皆有常度，故受知三朝，见称忠实。”所谓“三疏告老，”实非三疏而已；每逢请退，总是三上其疏，反映其请退意坚心切。{nextpage}

　　陈俊卿八上章告老

　　陈俊卿，字应球，莆田县人，绍兴八年（1138）举进士第二，授泉州府（今属福建）观察推官。再调时，因时任宰相秦桧“察其不附已”，移南外睦宗院教授。秦桧死后，召为秘书省校书郎，除著作郎兼王府教授 ，累迁殿中侍御史。立朝以弹劾奸佞为已任，不避权贵，直言敢谏，宋高宗赞其为“仁者之勇”，除兵部侍郎。

　　孝宗时，俊卿迁中书舍人，继调任江淮宣抚判官，兼权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事，不久任礼部侍郎，参赞军事。一度出知泉州府（今属福建）后，除吏部侍郎兼侍读，继升吏部尚书，迁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再登右相、左相之位，备受重用。因在对金国政策及用人上与孝宗旨意不协，“不敢迎合意旨误国事”，即杜门请去，以观文殿大学士帅福州，请祠，提举临安（今浙江杭州）洞霄宫，时年68岁。继再命知福州，俊卿“累章告归”，除特进起判建康，兼江东安抚使。淳熙八年（1181），72岁的陈俊卿“八上章告老”，诏以少师、魏国公致仕，同年十一月病故。史称陈俊卿“清严好礼，终日无所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论，分别邪正，斥权势无顾避。凡所奏请，关治乱安危之大者。”道出其为人秉性与治政风格，亦是促其“八上章告老”的一个内在原因。

　　五尚书连疏坚请致仕

　　明代，有几位省部级莆籍高官（尚书），因老病经多次乞休，方得致仕。吏部尚书陈俊，字时英，莆田县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授户部主事，继为郎中，又以贤誉升南京太常寺少卿，召为户部右侍郎，满九秩，号称“素练”。其后，改吏部转左郎，拜南京户部尚书，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转吏部，又满九秩，可谓一位资深的部级老臣。志称其“为人沉毅简重，孝友畏慎”，故能久居要职而不败。他于吏部要位任职满九秩后，已是古稀老人，遂赴阙请老，明宪宗不允，赐羊酒、宝钞慰留。陈俊复乞休，遂以太子少保致仕，越年病故，年七十。又有刑部尚书彭韶，字凤仪，莆田县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拜刑部山西司主事，署员外郎，进广东司郎中，升四川按察副使、广东左布政使、贵州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召为大理寺卿，改右副都御使、巡抚顺天（今北京市）等处。孝宗时，召为刑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转吏部左侍郎，升刑部尚书，是一名历经多职、忠直敢言的司法高官。志称其“莅官忠诚恳至，在外台则务平冤滞（平反冤案积案）、剔奸蠹、敦风俗、恤民隐；在内台则谨于守法，不为利疚（忧惧），不为势回，而亦常有法外之意（不拘成法）”。彭韶因花甲之年，疾病缠身，而二子、三孙相继夭亡，以至精神忧郁，病情日重，遂上疏乞休。明孝宗“勉留再三”，彭韶“疏连复上，始得谕旨”，特准乘坐驿站车马归家。彭韶“家居岁余卒”，年六十六。工部尚书林云同，字汝雨，莆田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选庶吉士，改户部主事，后由九江（今属江西）税监转浙江提学佥事，累迁浙江左布政使，旋晋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南，刑部左郎，升工部尚书。其亦是“章五上请老乃允”。万历时复召为南京刑部尚书，寻归。

　　明代仙游人郑纪，字廷纲，天顺四年（1460）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供职两年后因患风湿症，腰腿疼痛，步履拘挛，朝参不便，侍从维艰，且父母俱踰六望七之身，衰老尤甚，自感“进无以尽忠，退无以尽孝，尸居职守，心切忧惶”遂援例疏请特许致仕，时年仅三十二。朝廷不允，复以养亲疏请，诏允致仕养疾。郑纪家居二十年后再起供职，迁浙江提学副使，继召为国子监祭酒，改南京通政司左通政，升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因居官清正，为人所忌，屡疏乞休。内阁重其经济之才固留之，最终后进南京户部尚书致仕。余读郑纪遗世《东园文集》收录，其七十二岁时所奏《致仕十九疏》，可谓莆臣致仕请疏之最。称“臣今已过致仕之年，尚从旅进之列，时论不容，中心有愧。在礼固不可留，论法亦所当去。列不可留而留，法所当去不去，是迷贪位固禄之心，而忘弃礼灭法之耻。”“乞吏部查照前例，容敕臣退归田里，庶官无尸餐之叽，人免钟鸣漏尽之诮，不唯臣一身之幸，实天下士风之幸也！”这些老臣请老，除身体老病外，十分看重维护自身的声名节操。

　　而刑部尚书林俊请老，更是山重水复，曲折有致，前后历经二十七年始得归。林俊，字待用，荔城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刑部主事，升员外郎，因疏劾明宪宗宠臣太监梁芳遵僧建寺，忤旨，投于死狱，经朝臣论救免死，谪云南姚州（今云南姚安）判官，后召为南京刑部郎。孝宗执位后，林俊始受重用，升云南按察副使、按察使，调湖广按察使，南京右佥都御史兼督操江防，号令严整，营务一新，并以“清约”被京都人士誉为“南都四君子”之一。后相继受命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四川。世宗时，起为工部尚书，改刑部尚书，居朝十四个月，八上疏而致仕，终遂林泉之愿，已是垂垂七二一老翁了。

　　余读林俊遗世文集《见素集》（林俊号“见素”，故名），该书《奏议}部分收其历年辞免、致仕疏一十九通，其中数件为早年乞休疏，多数系其古稀之年，辞免工部、刑部尚书的致仕奏疏。从中可见林俊辞官致仕的若干特点。

　　一曰：历时漫长。林俊自四十五岁，即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七月，始奏请致仕，一度获准暂回原籍养病，五十一岁及五十五岁时先后辞官丁母、父忧。五十九岁时在江西巡抚任上引疾乞休获准致仕，至世宗嘉靖二年（1523）七月终归林下，历时二十七年。其时之久，其疏之多，在莆籍名臣中首屈一指，实为一场旷日持久、考验意志的“马拉松式” 致仕。

　　二曰:事因明晰。林俊于三十二岁贬官西陲蛮荒云南后，感患风湿之疾，后由云南按察使移官湖广，病情“转加沉重，自此因疾累疏乞休”，可证因疾乞休是其累请致之主因。奏疏表明，其病情是日趋严重的。五十岁前后在江西时，“近尤衰颓，风湿转深，疟疾间作，视昏听重，体弱神疲”。六十岁前后在四川巡抚任上，“因父忧致毁，风气（风湿）日深，众疾交作，无十日不病，无十日不药，耳重目昏，脚痿（筋肉萎缩）齿脱，精神耄耗（昏），临事健忘”“愈见劳惫，每发兵则终夜不睡，痢疾寻痊，痰喘继作，时发潮热”，以致“风湿日深，听日重，视日聩，心日健忘，血气日虚，胃日弱，粥食日以少进”，“实老加病，力难强支”。至七十岁起用工部尚书时“气血早衰，百疾交作，重以火邪风症，举发无时，精神短少，跪拜必据地而起，语言即随事而忘”。负命入朝后，因“年七十有二，血气衰颓，跪拜无力。早朝之拜，几不能起者数次，部堂之拜，跌者一次，其他俱待人扶”。“自春殂（至）夏，百疾交罗，痰火上壅，肠风下血，左胁刺痛，左足麻木，寒邪心腹，诸症无时而无，若过时之经霜之弱草，非世久物。”“自夏以来，旧症未除，新症再作，重以足麻灸艾痰火为加下血尤苦，症奇景迫，去死无多也，臣之势，又不得不去也。”总之，老病交加，精力难强，故奏请祈哀生还。

　　三曰:进退有节。林俊之病乃任职所致。他自知“身衰之独早，自为按察使即已婴心骸骨，委分林泉”。但他坚持进退有节，以忠君体国为已任。在右佥都御史任上，以“风力大臣”受命预处江西、四川地方政务，虽引疾请辞，一旦疏奏不允，便义无返顾地带病赶赴前线，所至有声。世宗起为工部尚书时，已是古稀之年，老病交加之身。面对帝王召命，连疏恳辞不允，即勉强登程赴京，以尽大臣体国之义。中途又改任刑部尚书，再疏乞仕，其辞免起用第四疏称，老境而风云际会，竭忠尽愚臣之所也。不谓老至病来，风寒再作，举止加难。且前辞（工部尚书）今受（刑部尚书），又有被人视为“择官”之嫌，难于供事。“臣今逾七之年，精力有不可强者。凡拜必人扶而起，是可用之班行？凡食毕即拥被而眠，是可施之临政？凡大寒大热，杜门谢客，是可举以待天下之士夫，以乞言补过，辅新政万分者耶？”“臣实不堪就职”。到京供职后，暂居朝房，“朝四鼓而起，退而视事辰（上午七至九时）而入，尽申（下午三至五时）而出，既出又为酬应所夺。在强壮者亦甚有不堪者，况臣耶！”不得不继续请辞，自省“臣老犹强来，病犹强至，至又强仕，仕既九月，力不堪居，礼又当去”“正如是老马无利于末途，倦鸟徒思于旧木。”又奏请移交所掌印信，以利公务，并停供俸粮柴薪，以至一月连上二疏，据事以实，言之以理，动之以情。“臣一诚事君，岂敢有隐。臣受知四朝，今日尤为奇遇，心欲尽而力委不能，竟与草木同共朽腐，岂臣心所欲哉！”直至第八疏，终获恩准致仕。又疏请除叩领“驰驿”（乘用驿道车马）归里外，辞免所赐太子太保，玺书，月供食米三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等待遇，足见其知止、知足，显其忠君体国之心。事后，林俊对知友曰：“吾老臣也，不可不以礼为进退。”故史志誉其“以礼进退，始终一节。”真正做到“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巧惜残身。”

　　四曰：帝君慰留。鉴于林俊大臣风度、济急才识，素为朝廷所倚重。帝君屡以“风力大臣”召命预处地方，以稳定政局。对其引疾累疏辞免、乞请致仕，帝君总是不厌其烦地屡加谕意慰留。正德五年（1510）十月，林俊西征时疏请致仕，武宗圣旨：“林俊才行素著，多效功勤，方切委用，宜用心捕贼寇，抚安地方。所辞不允。”十六年（1521）四月，世宗敕召林俊为工部尚书，林俊累疏辞免起用。世宗反复谕意，“卿老成旧，德誉素隆，新政之初，特兹召用，岂可称疾恳辞。宜照前旨，亟来供职，以副朕眷注至意，慎勿再辞。”并由吏部差官前去催促启行。嘉靖二年（1522）四月初，世宗于林俊第三疏上谕曰：“新政之初，群贤满朝。卿以旧德召用，尚未到京，朕方延伫以俟，岂可称疾固辞，宜照累次敕旨，亟来供职，以副眷怀，毋再稽迟。”又于第四疏上谕旨：“六部皆朝廷重任，近日刑部缺尚书，廷臣以卿先年曾任本部司属，合辞共荐，乃有改授之命。卿承召远来，足见忠爱至情，如何又屡疏辞免？宜即日赴京入觐，以尽大臣体国之义，慎勿固辞。”直至第八疏，即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终于降旨同意林俊致仕。圣旨曰：“卿以先朝耆旧，自起用以来，慎重法守，屡进谠言，新政之初，方切委任，乃固求休退，再览今奏，益见恳切忠爱至意，特允所请，还加太子太保，写敕（玺书），著驰驿还乡，有司月给食米三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岁时以礼存问，该衙门知道。”体现对耆旧重臣的厚爱。

　　总之，我们从林俊致仕的漫长曲折经历，看到朝廷对才行老成、誉望素著的重臣的倚重和眷注；看到老臣宿德们“欲为朝圣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报国忠心。同时亦看到像林俊这样“知足知止”者毕竟不是很多。林俊晚年作《四休述怀》诗，记述一生四度辞官归里心情。诗云：

　　老去官书可自由，百年吾道信沧州。

　　本无异术劳三往，窃有闻名办四休。

　　红雨满江枫叶暮，全霜孤径菊花秋。

　　抄来种树堪长日，灵草从多莫漫求。

　　君不见，官场固有的权力“资本”功能，令多少贪利者欲罢不能，“恋栈”难住。“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唐代东林灵辙上人此诗，可谓入木三分。尽管朝廷极力鼓励老臣致仕，社会舆论亦褒扬辞官请老义举。道德的力量虽然伟大，但终究挡不住权与利的诱惑。制度的建设（包括创新及其实施），才是最为重要的。

　　古代官员致仕待遇概述

　　中国古代官员致仕制度，是较为完善的。就待遇而言，官吏致仕后，朝廷为酬劳其功绩，体恤其晚年生活，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均有优惠待遇，以颐养天年、荣宗耀祖。经济上主要是给俸，即发给薪俸，大多数朝代给予半俸（付给原薪的一半），宋代对有功之臣则优给全俸。元、明两朝较为苛刻。此外，另有各种赐物作为补充，包括土地耕牛、金银钱谷、布帛美酒、宅第车马等，体现帝王的恩宠和关怀。政治待遇有加官晋爵、参听朝政、恩荫子孙等。加官仅加授散官而非职事官，致仕前一般加官一级。参听朝政限于高官，既是一种礼迂，亦可发挥老臣的“余热”，参政议政。唐代致仕高官参朝，排位居本品现任之上，以示优礼和重视。恩荫子孙主要是补官，成为官员子弟进入官场的一条捷径，也是政治特权的表现。此外，对老臣致仕还乡，天子假以公乘，即特准乘坐驿站车马归家。地方长官于节庆之时，携羊酒米麦登门慰问。唐玄宗曾经亲自为太子宾客（太子属官，掌调护、待从、规谏）贺知章告老饯行，赋诗惜别，并称此举“岂惟崇德尚齿（崇老惜贤）抑亦励俗劝人”。明代刑部尚书林俊，历三朝于古稀之年致仕，明世宗谕旨“加太子太保、写敕（玺书，即致仕状），著驰驿还乡，有司月给食米三石，岁拔人夫四名应用，岁时以礼存问”。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九年（1387）秋，诏令全国致仕官员二千五百余人入朝，宴请并予赏赐，每人晋秩一级，可谓皇恩浩荡，皆大欢喜。这是古代少有的一次全国性“离退休老干部”盛会。

　　致仕莆臣的高风亮节

　　面对朝廷优宠的致仕政策，官场虽有得陇望蜀，乃至贪得无厌者，但知恩、知足、知止者，则不乏其人，成为史家褒杨的风标。吾莆志书亦载有不少莆臣致仕的佳话。他们以高尚的思想境界和宽平的心态，处置朝廷优给的名正言顺的诸多待遇，更显出其忠君体国、信守道义的精神。

　　宋代莆田县人吴公诚，字君与，大观三年（1109）进士，年七十八以朝散大夫致仕。仕宦三十年，始终检敕，凡衣服、布帛、家人所需，均购自乡里，未曾取之于民。“奉祠日，计所受俸，自费用之余皆委于官，凡千缗。”家人或以为言，公诚诫之曰：“国家艰难，无以为助用度。”悉取券焚之。死日，家无余赀。吴公诚致仕之日，计算自己所得薪俸，除去费用之外交，余下全部充公，达千缗之多。并将可以用于兑换银粮的票券焚毁，以示放弃兑现。其体谅国家艰难，不计个人得失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莆田县人苏烨，字天宠，元符三年（1100）进士，提举成都学事，以便亲移淮东，继入为国子司业，因所取程文与王安石新法不合，补外知泉、福、建（今福建泉州、福州、南平）三州及顺昌（今属福建）府。后召为礼部侍郎，请祠。钦宗即位，再以礼部侍郎召用。适时多故，乃戒诸子曰：“吾不能死君难而窃君禄，非吾志也。”乞致仕。

　　明代莆田县人方守，字宜约，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后出任云南参政，因连年出入瘴区，耳渐失聪，转湖南右辖。未几，以母丧归。贫不自给，常称贷于里人亲旧。后强起就道，疾病加重，遂致仕。御史宗夷给以田亩，拒之不受。既卒，其老上司、莆籍名臣林俊出面请求官府助其葬事。志称方守“官二品而一贫至是，世所谓‘清白吏’者非邪？”（难道不就是世人所称的“清白吏”呀！）明代莆田县人陈茂烈，字时周，弘治九年（1496）进士。初授吉安府（今属江西）推官，后以劳绩召入为御史。因任上疏弹邪恶为权臣所忌，遂以母老乞归。吏部以其养母清苦，奏改晋江（今属福建泉州）县学教谕，以资其禄。茂烈疏辞不拜。吏部又授引前例，奏给月米三石，以资孝养，具疏辞。以至朝廷不得不下令：“陈茂烈既家贫亲老，特给月米，以资养瞻，不准辞。”莆田人林俊于工部尚书任上连疏致仕，明世宗谕旨赐于厚恩。林俊特疏辞免致仕恩惠，称：“窃惟知止知足人，臣之大分而赐秩赐禄，金币、舆马之赐皆人君之大恩，古固有行者矣，然必年高劭勋望殊绝之老，则赐既不虚受亦自副，臣何名与此格外之辱哉！以名器则滥，以物力则出自民，民方穷，臣何忍重困之。然亦岂臣之辞足纾其力哉，尽臣心也。”认为赐予自己名位爵禄（公器）是滥竽充数，赐以物力，来之于民，民方穷困，何忍加重人民困难！自己推辞这些待遇，虽不足以减负民力，然亦尽臣一片诚心也。此话并非林俊虚言作秀，实乃肺腑之言。世宗揽疏谕旨：“成命已下，不必辞”。

　　郡志载有数则，莆臣生前告诫家人不请致仕，勿祈恩泽的感人事例。宋代宰相陈俊卿八上章告老，以少师、魏国公致仕。病中，手书示诸子云：“遗表止谢恩，勿祈恩泽及功德，勿请谥树碑。”终年七十四岁。孝宗闻讯，中断视朝以表哀悼，谕旨赠太子太保，赐谥“正献”， 并命本路转运司治理葬事。宋代莆田县人李德昭，字子晋，崇宁五年（1106）进士，历两浙提举、国子博士，除知和州（今安徽和县），选为广东提举常平官。建炎初，差知建州（今福建南平）有功，仅论功转朝奉郎，陈俊卿列状朝廷为其请功，不报。不久因病请归，隐居北山。德昭戒诸子“毋得占仕版”（不得占用官府名额），决意放弃荫补特权。

　　对于曾遭弹劾或犯有“公罪”者，即使处置不公，亦不属致仕之列。宋代莆田人黄隐，字仲元，治平四年（ 1067 ）进士。知无锡县（今属江苏）以考绩优秀闻名。元丰中迁殿中侍御史，刚直敢言，无所畏避。元佑初，守国子司业，力排王安石变法新论，出守泗州（今江苏盱眙），历监司、郡守凡十任。因推崇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政论获罪，列入“元佑党籍”，遭受政治迫害。尽管如此，黄隐临终时，仍戒家人“毋得请致仕”（不要申报致仕手续，以求享受相关待遇），宋徽宗闻而异之，恩荫其一子为官。

　　古代地方官员致仕报批程序，甚为复杂，须由本人写表扎，经所在州府转报朝廷获批后，方可领取致仕告敕（证书），享受正式致仕相关待遇。一些请老官员，往往未得朝廷颁发告敕，便已病故，依例不得享有致仕荫补待遇。明代莆田县人陈仁，字子居，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户部主事，历江西司郎中，迁南京兵部员外郎，撰浙江提学副使，转本省参政，以疾乞休。吏部奏言“本官久历中外，学行有闻，例应加秩”。诏进本司右布政使，准致仕，命未下而陈仁病故。宋代始对此放宽限制，至南宋时又明文规定：“文武官员陈乞致仕，身亡虽在给敕之前，亦听荫补”。宋代仙游县人许稹，景佑五年（1038）进士，历都官郎中，迁通判德州（今属山东）。仁宗朝，以“廉吏”举为监察御史，未造朝而病卒，该致仕恩。当时，凡该致仕者病故，差官未到不敢收敛。其子许巽曰：“人子不能自致功名，希致仕恩以累亡者，可乎？”不忍自己希图荫补，以至牵累亡父不能早日安眠。乡人视为贤士。许巽果然“自致功名”，于熙年六年（1073）登进士榜，官秘书郎。

　　“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诗。白氏以诗名世，实则一位信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世身”观念的资深官员。此句可视为其“名利观”的形象写照，体现一种知足知止，自律自爱的人生哲学。本文所举莆籍名臣致仕的高风亮节，无不是对儒家义利观的忠实践行。其言其行，绝非窃取清誉的作秀，而是内心的自然流露。若以时下世俗目光扫视，大有可能被指为“憨呆”。恰与现代某些公务人员的精明干练和苦心钻营，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出于对退位还权的忧恐，于是抓住时机，或跑官谋位，争评“劳模”， 安置亲属，或越洋观光，出书办展，题字留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此纯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勿对号入座，自寻烦恼），可谓积极有为，强似赛场冲刺。且一切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不仅有制度可循，亦为世情所宽容。但难掩其心底贪念。只是有时不慎，利令智昏，手伸太长，跌进法网，沦为近年官场临退人员的常见病、多发病之友，此时虽老泪纵横，悔恨交加，可惜晚矣！可笑的是，仍不乏心存侥幸的后来者，重演“前仆后继”的悲剧。究其因，均系对权力的误读错用所致。白居易《不致仕》诗云：“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可谓道出中此辈心头痒处。问题是，贪贿者大都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正如唐人《诫贪》诗所云：

　　多求待心足，未足旋倾覆

　　明知贪者心，求荣不求辱

　　余读史发现，古代历朝官场，在权与利的巨大诱惑下，官吏总是干进者众，知退者寡。是故，一些贤臣致仕的高风亮节，自然被史志作为政坛佳话传播不绝。他们亦确实表现出一种超然脱俗的精神境界，令人肃然起敬，并成为官场贪欲浊风中一丝清意，多少起着引领官德吏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