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方言与莆田文化
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人类学家戴乐尔也说：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合，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能为习惯。”由此，我们可知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密切。
语言本属于文化范畴，在文化现象中它是比较特殊的。方言则是语言的变体。本文拟对莆田方言与莆田文化的内在关系作粗浅的考察。
一、莆田方言简介
莆仙地区通行的话早期是以闽南方言为基础的，在语音上如文白异读系统和闽南语基本上一致。但后来它又从闽南地区分立出来，具有自己的特点，如有声母。并且由于地理位置处在闽东、闽南交界地带，所以又吸收了许多福州话的特点，如鼻音韵母归结为一种—η，声母在连读中有许多类化的现象等。因而在这里就形成了特殊的，具有过渡色彩(闽东和闽南两区的过渡状态)的方言。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构成了莆仙地区特有的地域观念。在莆仙人的心目中，莆仙话既不属于闽东方言，也不属于闽南方言，而是独立的一种。
莆田方言属于闽方言的莆仙方言区，俗称“莆田话”，是由古汉语分化出来的，具有中原汉语的许多特征，而且留存了古汉语江东吴语和南楚方言的痕迹。
二、莆田方言与莆田文化的关系
(一)莆田方言词汇中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从中可以看出莆田方言的古老以及莆田文化的悠久历史。
如单音词中有叫“锅”为“鼎”，“筷子”为“箸”，“问”为“勘”等；双音词有“草草”指“随便”，“独步”指“唯一的方法”，“盘缠”指“旅费”，“叨承”指“多谢”，“灶下”指“厨房”，“何如”指“怎样”，“知晓”指“知道”；多音词有“大有缘”指“难得”，“下气苟容”指“谄媚”等等，这些例子都可以从古籍史料中找到例证。又如一个十分普遍的小称词尾“囝”，莆田人不说“儿”或“子”，而用“囝”来指称。男孩是“丈夫囝”，女孩是“婶娘囝”，《集韵》说：“囝，闽人呼儿曰囝”，这说明闽语莆田方言的古老。而且本字无考的读音也很多，许多用普通话填词的歌曲都无法改用莆田方言演唱，如勉强唱出，也显得不伦不类。其原因就是莆田方言受北方方言影响相对较少，所以保留了许多古代语言特色。
(二)语言化石与栽培植物史
栽培植物史在人类文化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植物品种不同的称呼就象一块块化石一样，有时能为栽培植物的起源的传布提供线索和佐证。在莆田方言中把“甘薯”叫做“番薯”。番薯原产南美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班牙人把它带到菲律宾，据清朝人周亮工《闽小记》等书说，明代万历年间，福建因台风摧毁农作物而遭受饥荒，于万历二十三年运回甘薯种。“番”字一般是该物从外国输入的标志，所以可知“番薯”并非莆田土产。
马铃薯也是原产南美洲的，它输入中国比番薯更晚，前者在十六世纪，后者在十七世纪。时间的先后从马铃薯在莆田方言中的称呼也可以得到印证。莆田话把“马铃薯”称作“洋番薯”。番薯传入后，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觉得它是舶来品了，所以当马铃薯随后再来时，人们就在“番薯”前头加上“洋”以资区别，仿佛“番薯”是土产，马铃薯才是洋货。
茶是我国的一种特产植物，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典籍里只有“荼”字，而无“茶”字，“茶”字晚至唐代中期才见于正式的文献，即陆羽的《茶经》，有人认为“荼、茶”是异名异物，也有人认为是异名同物，而从语音发展史的眼光看，则毫无疑问是同名同物，根据这两个字在中古的音韵地位，可以推定它们在上古都属定母鱼部，中古以后字音才分化，莆田方言“茶”念d就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很早茶叶就流传到了莆田。
(三)从方言地名****文化内涵
地名是一种符号，是人类社会最为复杂的符号体系——语言的组成部分。地名又是一种历史现象。作为交际工具，地名和其它词语口口相传、世代相因，只有保持稳定才能发挥其社会职能，正是它的稳定性和顽强的延续性，较好地保存了文化史中的某些本来面目。
(1)将莆田地名嵌入熟语，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熟语，达到讽喻的目的。
如：“未有兴化，先有广化”(谓莆田广化寺比兴化府还古老)；“皮有宁海桥石厚”(喻厚颜无耻，宁海桥以桥石厚著称)；“清共木兰陂水一样”(喻清白之至，木兰陂为莆田古代水利工程)，“乞食过湄洲”(讥人行李太多，湄洲为莆田海岛名)，“江东节妇伓成生伓成死”(比喻生不得，死不得，江东为莆田梅妃故里)。
(2)人名中有乳名和学名并行，地名中则有俗名和雅名的并用，俗名常从当地的自然特征取譬、雅名则经过深思，寄托着人们的理想和愿望。
如莆田城郊的“枋尾”雅名为“丰美”，黄石乡的“窑兜”雅名“瑶台”，忠门乡的“下塘”雅名“霞塘”，常太的“庵口”雅名为“安口”。从语言形式说，地名的雅化多采取“谐音”汉字的办法，就是选取同音或音近的“雅”字眼“好”字眼去代替本来的“俗”字眼“坏”字眼，同音的如“庵口、安口”，音近的如“枋尾、丰美”，“下塘、霞塘”等。
(3)某些地名反映了莆田特殊的地理环境。
如“埭”意为海滩围垦的涂堤，莆田有洋埭、下埭、埭头等；“礁、、哆”多用于岛礁名(后两字是莆田地区的俗写)，莆田有白礁、线礁、哆头、哆后、牛、顶等，这些都说明了莆田临海的特点。
兴化平原沟渠纵横、水塘众多，在莆田方言里也有所反映，如“陂”，堰水为塘是为“陂”，莆田就有石陂、木兰陂等。
(四)莆田方言与莆田民俗
一般而言，操同一种方言的人，他们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都有其一致之处，因此方言研究对了解民俗往往有很大帮助。
(1)亲属称谓的差异。如“媳妇”在莆田话中称作“新妇”，”新妇”在古汉语中本来就有“媳妇”的意思。“新妇”顾名思义是“(家里)新来的人”的意思，这个概念反映了汉人长期以来妻子到夫家落户的婚姻制度。又如称公公为“大官”，称“婆婆”为“大家”，也是封建社会中夫权地位的反映。
(2)莆田方言中忌讳词和吉利词所反映的心理状态。
在各地方言中都有一批忌讳词，特别是在旧时使用得更普遍。如莆田话中将“死”称作“跷天”，“送葬’叫做“上山”，“发财”又指东西坏了(原指春节时桔子坏了)。“老鼠”叫“尖嘴啊”(放东西怕老鼠吃，又怕直接讲老鼠，用“尖嘴”代)。
与忌讳词相反的是吉利词，莆田方言中利用谐音而取吉利。如莆田人过节爱吃蚮(牡蛎)，因为方言中“蚮”与“活着”谐音，具有长命百岁的意味。，
又如古时私塾开学日，家长与孩子须挎一篮炒米花去拜师，篮上放七根青葱、八个布钮扣，象征孩子“七聪八窍”(莆田话中“扣”与“窍”谐音)。
(3)利用谐音表达戏谑的心理，常用于一些歇后语中。
如：鳖——还是团鱼(鳖与同音，常借以讥讽推说“不会”之人)。
涵空——流水(涵空，小涵洞，谐音“红腔”，意为骄傲，讥人太骄傲自负)。
古戏——做伯喈(“古戏”连读与“古意”谐音，古意是老实厚道的意思。《蔡伯喈》为传统古装戏，言老实得象古戏中的蔡伯喈，伯喈并不老实，所以这是一条讥讽他人假厚道安份的谚语。)
(五)方言口语与戏曲语言
任何一种戏曲，其起源都局限于一定地域，采用当地的方言，改造当地的民间歌舞而成。地方戏的生命力就在于使用方言，因此利用方言来研究戏曲史显然是重要的途径。
莆仙戏是莆田著名的地方戏，是利用莆仙方言进行演唱的。
一般来说，戏曲词汇比方言口语保守，反映较古层次的方言面貌。如莆仙人今天称母亲为娘、妈，但在莆仙戏中却称为“姊”。“姊”是古代称母之词。戏曲语言的保守性跟它主要是口耳相传的传统分不开，这一特点客观上给方言演变的历史层次提供了活的证据。
同时，戏曲术语也会对方言的口语产生影响，当然，这个过程有时很不容易觉察。如明代姚邃《露书》谓：“打敌都，莆田语，不知何辞，亦不知所本。第徐文长《四声猿》中亦有此语。”查《四声猿·狂鼓吏》杂剧中有唱词曰：“那里一个大鹧鸪呀，一个低都呀一个低都，唱得好时犹自可呀！一个低都呀一个低都；不好之时低打都打敌都。”看来低都是当时唱戏的衬词，所以可以随心变换为打敌都、低打都以配合节奏。因为在演唱中此语多次重复，所以后来进入方言以形容刁嚣难制者。今其他方言皆无此词，唯莆仙方言依然流行，足见明代戏剧活动之繁盛。
(六)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
在莆田话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民族融合的成分。汉人入闽之前，莆田也是百越杂居的地方。现在的莆田方言中，有些音素(如边擦音声母())很难用古汉语的语源去解释，而在壮、布依等南方民族的语言中却不乏其例，这表明，莆田方言留存有一些古百越族的底层语言成分。
这种底层成分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坂”字作地名时，相当于壮侗语的［ban3］，义为“村寨”。莆田就有不少地名带“坂”字。如：沙坂、林坂、莆坂、溪坂、郑坂、芳坂、南坂等等。莆田另一个地名常见字“浦”，据研究可能也出于古越族。
同时，莆田方言与相邻的不同方言也有接触。用词方面，莆仙话中有不少词语，既有闽南说法，又兼有闽东说法。如“古意、清气、铁笔、茶心、衫裤”等与闽南说法相同，但闽东话的“老实、澈洁、钢笔、茶箬、衣裳”也一样通行。正因为莆田话语词往往有多种说法，使它的词汇较其它方言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近代莆田与海外接触加强，它吸收了一些外国语的语词，增添了莆田话自身的特色。如普通话的“瓦圈”，莆田称“淋环”，“淋”即英文rim(边)的音译；“打气筒”称“风榜”，“榜”为英文pump(打气筒)的音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