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腔
□邹易
初上班是直接去乡下住村，跟人甫一交谈，他脱口而出：“你这界外腔！”语多惊诧，而微露自矜。刚到一个新环境，我唯唯以应，哦哦连声。
当我敢于说出口时，是跟四周的人混个脸熟了。我在饭桌上在牌桌上在去镇里开会的路上在去地里的田塍上跟他们厮混得比较熟了。我抛开随身带着的《宋词鉴赏辞曲》和《发家致富术》两本书，走近他们，他们慢慢接纳了我这个“界外人”。我跟下厝毜走得近。下厝毜的身份是“通讯员”，干着村里的勤杂。时近黄昏的面南阳台上，牌局未启，晚霞将敛，水烟壶冒着白烟，下厝毜的江口腔和着我的界外腔，交谈他的过去和我的未来。有些词我们觉察出差别，一老一少会相视一笑。
我不愿意承认我是“界外人”。因为他们说这个词时，我觉得受侮辱。我曾一遍遍跟他们说，我来自黄石，黄石不在界外。他们有时回答“明白了”，有时疑惑着“黄石不就是界外？”我说，老辈人说了，黄石再下去才是界外。但谁也没说服谁。不同的口音经常提醒着各自不同的地域。
如同我刚刚告别不久的大学时代。大学在厦门。入学之初，一切迷迷瞪瞪的。刚到宿舍时已近午，早到的同学端着搪瓷盆将去打饭，我揣着小心打招呼，他脸带迷惘回应着。我结结巴巴比划手势，他抓耳挠腮憋红了脸，然后我们勉强弄明白对方的意思。后来，这位来自四川的同学，不时冒出几个我听不明白的词。而我也常常用夹生的汉语，让他理解困难。宿舍的伙伴，操不同地方的口音，粤、琼、川、鄂、湘、豫，说闽南话的还区分出厦、漳、泉，说莆田话的两人，也有着沿海腔和山里腔的分别。很快，我们排出了最难懂的几种“腔”，海南、广东、四川。海南的同学有一回嚷嚷：“谁看见我的‘缝衣针’？”折腾半天，却是在找他的风油精。四川的同学会蓦然惊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掉下去。”却是晾在窗台的鞋子一头掉落。来自莆田的同学相聚，一句两句以后，纠结的舌头，便悄然滑向本地话。河南人说着北方语系，离“官话”近，自矜优越，每回听我们聊天，都要笑话一句：“你们听，又讲鸟语了。”
谁不想说得流畅标准呢？可我们自小到大，听着本地话，鼓着地瓜腔，高中时到城里混迹几年，勉强跟着说了几句普通话，心底藏自卑，舌头烙印畏缩印迹，一说话就露怯。当广东同学来宿舍找老乡，看着他一个一个地挤单词的窘迫，我感同身受。
我带着受过大江南北语言熏陶的腔调，重归莆田语境。下厝毜说：“在这里，说普通话不管用。”我回答：“他们笑话我界外腔。”下厝毜说：“城里人说他们乡下腔呢。”我突然一阵恍惚，似乎是刚好有一阵微风摇晃了晚霞。有一天我跟他们说，你们有胆跟城里人比比。他们集体沉默。
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地方，辗转在莆田话的环境里，在不为人知觉处，比较着彼此腔调的异同。时节如流过，世事沧桑去，某一天，突然发觉，商场里，觥筹间，路上，街角，公园中，本地话似乎不再主流。有摆摊的老妪，半文不白地叫卖：“本地花生。土鸡蛋。”声音要盖过旁边卖新疆大麻花的广播。恍然间，错觉这是多年前的厦门街头。也可能是京城的胡同里，是西安的城墙边，或在银川的黄河沿，抑或漓江的游轮上？在华山脚下的宾馆，偶遇一老外问路，我着急地组织语言，一时间，熟悉的莆田话、夹生的普通话，还有遥远的、几乎要远离的英语在脑海里迅速交替，然后，便是一系列的手势。所有的腔调、地域、语种、词汇，敌不过最原始的表达。遥远的英语离去的时间，几乎跟学生生涯结束同时。它的存在，于我，大概只是考试成绩中的一项。它离开耳际多少年了？
这多少年里，却常常有“界外人”的叫唤滑过耳际，让我想起邦尾的人们。翻开史书，赫然有言：莆田迁界，始以壶山、天马侧入雁沁为界，马峰、惠洋、笏石三乡也被截入。再读，书上写着：“顺治十八年，十月，清廷下文：‘著附海居民，搬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往前翻或再往后读，迁界各里铺村落名称一一表列而出，我举目比对，为自己家非“界外”而暗松一口气。可这种情绪并没持续多久，“……至是一望荒芜矣。”（余飏《莆变纪事》）这个清政府应对郑成功的举措，给普通的字眼，附着悲痛的记忆，“界”“界外”“界外人”“界外腔”，满满是庶民的哀痛，民族的伤痕。人以此讽我，我却不必以身在“界里”而庆幸。“黑风吹沙砾，白雾蔽前川。昨夜府帖下，附海尽弃迁……”（郭凤喈《截界行》）时至今日，偶至“界外”，置身荒野，那荒芜和衰败，枯黄和粗砺，似乎还提醒我们，那是元气尚未恢复？
那是同倭患一样深重的灾难。由此，莆田人的字典里多了词汇，天空下的日子里，有些异域人所没有的内容。那是对灾难的痛恨与对抗。一域之方言，藏着通往过往的密码，也刻着延绵的记忆。诸如方言大词典、莆仙简明词汇，近年来一些关于方言的书籍，正在付出通往某种希望与愿景的努力。当“界外”不再有贬义，而词语回归本义，界外腔之于方言，便有了悠长的意味。
有时，阅读和回忆，便如同用下厝毜的江口腔夹杂我的界外腔，在交流过去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