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教主建功立业历史经验

　　□林劲松

　　一

　　首先，三一教主重视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普及和传播，著作丰富，《道德经释略》是他的专著，在三一教内部，出版了出版，用来纠正错误思想，统一前进步伐，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道德经释略跋》开门见山说：“夫老子道家之祖也，而老子之道德五千言，则又千经万论之祖也。”（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林子三教正宗统论》第562页）意思是说，老子是道教祖师爷，但是，他的道德经却是指导诸子百家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就从根本上纠证了宋明理学对老子《道德经》的错误认识。在这里，三一教信徒称《道德经》为千经万论之祖，说明三一教主著作拨乱反正，对后人影响大，效果好，学习和研究《道德经》，受到信徒们重视。

　　该书又说：“林子在武夷，有儒生邹姓者，览《道德经》‘绝圣弃智’有疑”，谈了自己的观点。三一教主答：“子曾遍览老子之言未？五千言每举圣人之教以教人，何其多也，夫岂有举其教以教人而轻绝之邪？”于是邹生归览五千言，乃以林子之言为然。这就是说，三一教主读老，不是望文生义，想当然，夸夸其谈，而是坚持述而不作，慎之又慎。为了把老子的观点吃透，他反复学习《道德经》，然后才去解释，十分认真。究其原因，在那时，读老、读孔没有到位的著作多，孔子、老子的思想被异化，面临失传的境地。三一教主注意吸取这些教训，防止上当受骗。

　　二

　　其次，坚持依法治教，增强三一教战斗力。林龙江先生三十五岁创立三一教，黄州是促进者。他长跪不起，决心跟着他干到底。林龙江先生就把心法传给他。后来，三一教主回忆地说：“余初倡明三氏之教，曾作数语，令诸生日夕诵之曰：勿起邪心，勿为邪事，三教先生，教我如此。若不如此，便是心死。哀哉心死，孰若身死。住世百年，谁能不死？身死心生，方为不死。”（明卢文辉《夏午尼经训》第二页）在这里，三教先生所说的“身死心生”是充分肯定精神力量的作用，用的是辩证法。例如雷锋身死了，但是，雷锋精神却激励着人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妈祖也是这样，虽然她“升天”了，但是，她的优秀品质却激励着人们去继承和发扬。所以三一教主的道德规范教育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

　　三一教主这样做，是为了理论联系实际，说到做到，培育勇敢不怕死精神，国家一旦需要，他们就会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民族权益，保家卫国。与此同时，也是与宋明理学家在组织上划清界限。这是因为嘉靖十六年（1545），海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威胁越来越严重。那时三一教主29岁；过了六年，创立三一教。所以，三一教是时代的产物，是爱国爱民先进群众团体，是莆田抗倭斗争的中坚力量。

　　相比之下，三一教道德规范教育才开始时比较简单，像上面列举的那个例子，到了后来内容丰富了，《夏午尼经训》里说的就有好几方面内容，装订成一本书。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重申，一，重申重视国家政权建设，尧舜禹之道不可丢；二，重申三纲五常制度；三，重申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原则。要求三一教信徒坚决贯彻执行。

　　三

　　其三，分清大是大非，加大建功立业宣传力度。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批判的武器，用于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诸如解决路线、方针、政策等。它的特点是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三一教主正是这样，摆事实讲道理，分清大是大非，加大三一教建功立业宣传力度。

　　三一教主还对宋明理学的虚伪本质进行了无情揭露。例如，在《夏午真经》中，他指出：“世之儒者，终日口说孔子，不识自性孔子。终日纷纷争辩，不知心上工夫。支离谬漫，似足听闻，若语之以入门工夫，根本学问，则亦未之知也。然儒者之病，不特支离为然也。有专主尊德性者，有专主道问学者；有专主先知者，有专主先行者；有专事考据以为博物者，有专事援引以为明经者；有自谓崇正之儒而身不正者，有自谓辟邪之儒而心自邪者；有藉此以为进身之阶者，有假此以为邀誉之媒者。如此者流，难以悉举。”（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孔子思想是这样，被异化了，老子思想、释迦牟尼思想也是这样，被异化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什么怪事情都发生了。其结果是理论脱离实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灾多难。所以，历史经验值得注意，三一教主这样做，摆事实讲道理，理论联系实际，让信徒们牢记历史经验，以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战斗力。

　　拙作《理论上不了，宋朝末期危机四伏》说：“但是，宋理宗尊孔却把司马光为代表的元祐大臣作为人们学习 的榜样，这就等于是背叛了熙宁新政。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宋朝进入‘朝代尾’的重要标志是理论上不了，宋理宗在位一 直希望使理学成为正统官学，早在宝庆三年（1227 年）就封朱熹 为信国公。端平更化后，朱熹和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 载都先后被入祀孔庙。淳祐元年（1241 年），理宗又分别加封周 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噤伯。景定 二年（1261 年），理宗排定的入祀孔庙的名单包括：司马光、周 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其中除司 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那时这样做，完全是理论上不 了的具体表现，宋朝政治危机日益加深。”（莆田文化网2020-9-3）

　　宋朝是这样，明朝也是这样，朱纨与戚继光抗倭的不同命运，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三一教主越是加大三一教建功立业宣传力度，越得人心。

　　四

　　其四，言必行，行必果，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挽救国宝和民族危机，社会效益显著。

　　《道德经》四十九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 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 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意思是说，圣人常常关心老百姓利益，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 想。圣人办事的原则：对于善的人，我善待于他；对于不善的人， 我也善待他，这样就可以得到善了，从而使人人向善。对于守信的 人，我信任他；对不守信的人，我也信任他，这样可以得到诚信了， 从而使人人守信。圣人治理天下，显得安祥和谐，使天下的心思归 于浑朴。百姓们都运用自己的聪明，耳目都有所关注，圣人都把他 们当作自己的孩子。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是说，圣人经常把老百 姓油盐酱醋柴、穿衣吃饭等放在心上，无微不至关怀，却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之度外。 圣人做事情与众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三一教主正是这样，按照老子的教导去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所以，明代莆田人民抗倭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以后，林龙江先生成为了最受人尊敬的英雄人物。

　　《林子本行实录》说：“隆庆四年（1570），林龙江五十四岁。时人有以三教为声，规利于金陵者，教主耻之。遂拟之金陵，道经丹云，凡大夫、士、庶及诸官寺，素闻教主名者，咸焚香拜于道左，及抵金陵，居朝天宫西山道院，拜者甚众，复居城外普惠寺，拜者尤众。九月初二日，别诸生而还，命佘芹在金陵倡教，兼掌书籍，复倡有力者，置立义冢焉。”（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版第69页）

　　金陵即南京，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后来朱棣称帝，迁都北京。南京人口众多，洪武末年，在籍人口达百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上百万的大城市，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在那里，外国侨民多。很显然，在那时，南京各个阶层对三一教主的无限热爱，自然而然地会引起欧洲及其世界各地侨民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欧洲人，他们有的曾经伙同日本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烧杀掠抢，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差一点丢了脑袋。这次见到三一教主来到南京传教，理所当然会更加认真学习《道德经》和《论语》，亲自体验一下这两部哲学著作的威力。奇怪吗？不奇怪，失败的军队就是这样善于学习。这叫做不打不相识。他们挨揍以后，就要查明失败的原因，亲自得出了东方哲学威力无比的结论。所以，联系实际分析一下，《道德经》传入德国时间，很有可能是在莆田大捷胜利以后，三一教主离开莆田，去福州、武夷山、南京等地传教期间。

　　《实录》接着说：“教主初倡教，一切费用咸出自囊中，至丁卯告匮。诸生因请受贽仪（拜师礼），曰：‘非此将何以宣其教于四方，以易天下万世也？’教主始收贽。至戊辰（1568）又因贽不足用，诸生请受赆仪（送别礼），曰：‘非此何以宣其教于四方，以易天下万世也？’教主始受赆。其综理籍记，各有司存，或以刻刷书籍，或以应助贫病，毫不以自私自利，详具《疏天文稿》中。”这个记载告诉我们，三一教主及其信徒，都是胸怀大志，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们即“以易天下万世”者，其精神面貌是十分感人的。所以，他们无不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莆田大捷以后几百年间，中国沿海平安无事，证明了这一点：传播和普及《道德经》和《论语》，有益于推动和促进世界文明进步事业发展的进程。

　　以上四点是三一教主建功立业成功经验。第一点，指导思想明确，这是三一教成功至关重要的一条经验。，老子《道德经》好就好在启发式教育，“言有宗，事有君”， 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完应该掌握的知识。填压式则是相反， 言无头绪，事缺主次，盲目从事，不看对象，搞的是疲劳战术，教 学效果可想而知。《道德经》八十一章，每一章上一个或者不到一 个课时，81 个课时或者不要这么长时间就完成了学习任务。效果 呢？却是十分突出。重视研究历史和重视研究现状是《道德经》一 大特色，到了战国时期，这个特色 蔚然成风，成为了诸子百家的共识。

　　与此同时，研究人类社会 和大自然发展变化规律即“道”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名篇名言有荀 子的《天论》、孟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所以，三一教把道德经视为千经万论之祖，这是学习前人间接经验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

　　第二点则是依法治教。这是三一教主法制观念高强具体表现。老子认为，依法治国，国之福。所以，依法治教，也是这样，国之福。

　　第三点则是大批判武器神通广大，看你用不用。从三一教主著作内容看来，三一教诞生和发展，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加大建功立业宣传力度，让更加多的人加入到挽救国宝和民族危机的队伍来。

　　第四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端正，林龙江是公认的明代抗倭民族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条直接关系林龙江政治生命。试想，这次抗倭斗争要是失败了，莆田沦为了殖民据点，三一教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吗？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里值得指出，万事开头难。三一教主建功立业也是这样，创立三一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是因为让周围群众接受新观点要有一个过程。正因为这样，所以，拙作《明代抗倭民族英雄林龙江》说：“说到这里，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三一教创立时间，那时林龙江先生才三十五岁，七年即四十二岁时，已经‘一卷全城’即里人公认的英雄好汉，效果多么快啊！究其原因，创立三一教正是时候，用《道德经》、《论语》等教材来普及和推广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三位圣人思想，做到了及时。”（莆田文化网2020-11-26）

　　与此同时，倭寇对莆田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宋明理学家改变了对三一教的错误认识，接受了林龙江先生的正确观点。这就是说，大敌面前，推动和促进了抗倭力量内部的大团结，统一了步伐，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所以，三一教创立显示了林龙江先生创新精神，濒临失传的《道德经》和《论语》焕发青春活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