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御史江春霖的当代启示

　　莆田籍清末监察御史江春霖，一生清正廉洁，在监察御史任上，敢于同官场腐败进行顽强斗争，敢于为民请命，表现出一个旧时官场清官廉吏的高尚节操。时人称其“直声动天下”，为晚清“谏官第一人”，“有清三百年间，谏官奏疏殆未有如君言之切直者”。在同邪恶势力抗争中，江春霖还能全身而退。他的传奇经历，可为当代纪检监察干部提供许多有益的启迪：其一、要有高尚志向和执着信念；其二要有爱国爱民之心；其三、打铁先须自身硬，无私才能无畏；其四，必须营造良好的家庭廉政环境。

　　江春霖祖籍福建莆田。从政17年（1894—1910），前5年在翰林院，后12年当监察御史。他的爱国忧民之心，他的清廉正直，他的铮铮铁骨，在他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得到充分表现。时人称他“直声动天下”，林纾在《清故中议大夫翰林院检讨前掌新疆道监察御史梅洋江公墓志铭》中称江春霖为晚清“谏官第一人”，江春霖同榜进士常熟孙雄在《清故中议大夫新疆道监察御史莆田江君墓表》中赞之：“有清三百年间，谏官奏疏殆未有如君言之切直者”。

　　在腐败盛行、贪渎遍地的清朝末年，想要洁身自好当个清官，已是很难，更别说与盘根错节的官场恶势力抗争。然而，就在那么龌龊的清朝末年，偏偏出了这样一个一身正气、清正廉洁的监察御史江春霖，这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发人深思的启迪。梳理《江春霖集》中江春霖御史的奏稿、诗文，了解江春霖御史的生平事迹，阅读江春霖御史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笔者获得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感悟，谨以此与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共享。

　　一、志向和信念是成为一个清官的基础。

　　古代士大夫欲成就事业，无不从立志做起。三国时《诸葛亮集?诫外甥书》中有诸葛亮的名言：“夫志当存高远。”明代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也说过：“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业。”江春霖在做官之前当秀才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言志对》，以主客对话的形式表明自己的志向。江春霖认为“居官皆存所志，天下安往而不洽哉！”他在文中说：当官“内则谏官，外则县令”。他为什么不想当宰相、翰林、六部、九卿之类的官，偏偏要当谏官？他认为：“独谏官于庶政之得失、万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职官之能否，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得行于奏牍。”“谏官知无不言，官职虽卑，任同宰相。”“吾儒志在天下，不为谏官，将安为？”并表达了如“其言不用，官可去，身可舍，而公论是非必不可泯（泯灭）”的舍身取法的决心。正是他早就立下要当好一个护法爱民报国的谏官的志向和信念，在当了谏官之后，他才会独立特行，不避艰险，实践自己早年的志向。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理想信念同样是指引人生航向的目标、成就人生事业的动力、完善人生操守的规范。许多事实证明，一个忠诚共产党员的矢志不渝、奋斗牺牲，源之于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信念的坚定不移。一个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始之于理想信念上的动摇和崩溃。当年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立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和信念，多少人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竭忱尽忠、无私奉献，有的抛弃高官厚禄，有的舍弃优裕生活，有的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作出了人世间最伟大的奉献和牺牲。正是由于他们的奋斗牺牲，才使我们党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执政的地位。今天，已经有一些党员干部背弃了当年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理想信念，背叛了革命先烈开创的革命事业。透视一些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的深刻教训，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政治思想上防线崩溃；二是物质利益上贪欲泛滥；三是道德操守上沉沦堕落。这几种情况发生的起点都是理想信念的动摇。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理想信念、道德操守和遵纪守法教育，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抵御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树立甘于淡泊追求高尚的节操，切实做到政治上清醒，思想上坚定，工作上勤奋，生活上廉洁，是极为重要的。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更应当记住，坚定自己作为党的坚强卫士的理想和信念，矢志不渝坚持党的宗旨，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牺牲，这是成为一名党的优秀纪检监察干部的重要基础。

　　二、 爱国和爱民是成为一个清官的动力源泉。

　　江春霖一生忧国忧民，拳拳赤心，不仅溢于言表，更付诸实践。他早年在《言志对》中认为“国事之盛衰，系乎民心之向背”，“百姓冤无所伸，有不离心离德乎？”他关注“庶政之得失，万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主张“为民即为国，为一方亦即为天下”。在《黄母卢太夫人六旬寿序》文中，他感叹“余观上下四千余年，忠臣义士往往不免国亡而家亦破，甚者至以九族十族殉之”，表现出他景仰先贤、勇于牺牲的精神。他重视从平时的行动做起，在《兰亭（当为兰庭，刘钊别号兰庭）刘公传》中，他陈言：“今之学者不曰公益，则曰义务，及观其行，则自私自利者比比皆是也。公（刘钊）起家阛阓（街市），而所行皆利物济人之事，视今学者何如哉？”他的六十多篇奏章大多体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

　　清朝末年，民不聊生，社会上常会因官吏暴虐民众，民众不满反抗，从而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在这类事件面前，怎么处理，持什么态度，最容易看出官员的良知和胆识。也正是在对这种事的识见上，让我们看到了江春霖作为一个正直官员的良心和肝胆。比如，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江春霖在《拟劾广西营官疏》中利用掌握的材料，弹劾右江防巡第十六队管带袁明翼借垦殃民，霸占民田，非刑毙命，强奸民女，贻害地方，拟请彻查严办，以安边疆，而伸军法。在此前的光绪三十二年江春霖也曾挺身而出，为江西吉安儒行乡民众请命。对于地方官员镇压民众的暴行，江春霖上书为老百姓辩冤；对官官相护的现象，江春霖依据事实进行揭露（《弹劾江西吉安庐陵县民变办理未平允片》。爱国爱民成为他毕生的执着追求，成为他坚守志向和信念的动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获得成功的。今天，有些“人民公仆”已经蜕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他们的道德操守还比不上封建时代的官员。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败坏党的形象，破坏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古人尚且懂得“船能载舟也能覆舟”、“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道理。今天的共产党人能不知道？一个贪婪残酷的官员是不会对民众有关爱和同情之心的，而一个拥有爱民情结的干部，在事关民众疾苦的时候，他不会无动于衷；在面对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上他不会伸出贪婪之手；在许多民众还没能摆脱贫困的时候他不忍心也不敢奢靡浪费。应该说当前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最近，纪检部门提出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意愿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在强化群众观念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意识的恢复和发扬。

　　三、无私和无畏是成为一个清官的重要保证。

　　清朝末年，官场极其腐败。那些皇亲国戚、内阁枢臣、封疆大吏，大多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荒淫无耻、卖国求荣，他们败乱朝廷纲纪，祸害官员百姓。作为监察御史，面对那些朋比为奸、盘根错节的邪恶势力，与他们进行抗争，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在强大的邪恶势力面前，江春霖没有选择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装聋作哑、避其锋芒；而是选择挺身而出，顽强抗争。他担任监察御史期间，有近30篇奏折直指这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他的弹劾对象有亲王、贝勒、军机大臣、尚书、侍郎、总督、巡抚，还有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御使。他的奏折犀利敏锐，证据翔实，直指那些权贵的命门。当时庆亲王奕匡及其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威权日甚，势倾中外。江春霖在载振接受署抚段芝贵所献的歌妓杨翠喜遭弹劾辞职后，又弹劾奕匡父子借为奕匡祝寿为由大收礼物、结党植私（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劾庆亲王父子疏》）。当袁世凯横行官场、气焰嚣张之时，江春霖在《劾军机大臣袁世凯权势太重疏》（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中，直言袁世凯权奸窃国，列其罪状12条，其中有：交结亲贵权势、把持台谏（操控都察院）、引进私属、勾结疆臣、遥执兵柄、阴收士心、潜市（暗中出卖利益给）外国、僭滥军赏、破坏选法、骤贵（提拔）骄子等。当庆亲王与袁世凯朋比为奸、贪赃枉法、排斥异己之时，他上疏直指“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非人”（宣统二年正月十六《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非人疏》）。

　　宣统二年江春霖弹劾庆亲王老奸误国，引起皇族不满，被摄政王载沣以皇帝的名义，指责为“莠言乱政，有妨大局”、“信口雌黄，意在沽名”。载沣虽然不得不承认“该御史平日戆直，尚无劣迹”，但仍然给了个“回原衙门行走”的处分。当时全御史台的谏官联名上书，请求撤销处分，却没有得到应允。江春霖至此终于看清清王朝已无可救药，于是以母亲老迈为由，辞官回家。江春霖的同年、朋友，送江春霖到崇文门。朋友们集了2000元作为送行礼，江春霖作诗答谢却不肯收下。他说一段出自肺腑、感人至深到今天仍让我们振聋发聩的话：“吾自为言官，则置身于度外，若稍有身家利害，何敢批逆麟、捋虎须，以一身冒万险而不知悔？”据林纾为江春霖写的墓志铭称，江春霖“归装但敝衣数袭，朝衫外无他物。”江春霖在当了十几二十年的京官后，终于两袖清风地回家而去了。

　　江春霖面对强大的邪恶势力，屡屡抗争，且能全身而退，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清廉正直和深得民望，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打铁还得自身硬”。无私才能无畏，身正才能不怕邪，得道者多助，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当今我们的一些官员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在腐败现象面前不能挺身而出勇敢维护党纪国法，其中固然有明哲保身的人，但是有些人也可能是因为自己身不正，腰杆子硬不起来。作为担任维护党纪国法重任的纪检监察干部，若想在同邪恶势力的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严于律己，打造自己的铜身铁骨。

　　四、家庭的支持是一个清廉官员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江春霖能善始善终一生清廉，与其家庭的支持分不开。福建籍近代着名翻译家、作家林纾在为江春霖撰写的墓志铭中讲述：“方公官京师也，家困甚，而弟梅村上舍，贤而能家。公配杨恭人，日灌园以佐公之养。公母林太夫人，耳目聪强，年逾八十，乐公忠荩（忠诚），居贫益遂。”这段文字介绍了林春霖一家的情况。当江春霖在京做官的时候，家庭经济很困难。江春霖的弟弟(庆云)为当地监生，有才干有德行又善于持家。江春霖的夫人杨氏在家天天浇园种植，帮助林春霖贴补家用。林春霖母亲年逾八十，知道江春霖忠心为国，心甘情愿在老家过着清贫的生活。而江春霖在京城，公务之余，自己做饭，常煮笋干下饭，没有其他的菜。一家人分处南北，各自甘守淡泊，不改其志。正是家庭的这种良好氛围和环境，支持着江春霖的廉政操守，保证了江春霖不落人话柄，得以克善而终。

　　家庭成员既可能对官员的廉政操守有重要意义，也可能对官员腐败欲望的滋生蔓延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能教育培养出具有廉政意识的官员；能及时发现官员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贪欲，及时加以劝诫；也能深切感受到官员贪腐给家庭以及家族带来的巨大威胁和毁灭性破坏，从而及时加以阻止。一个不良的家庭环境，不仅会助长官员的贪欲，助推官员的贪腐行为，而且满足家庭成员的欲望还会成为官员贪腐的原动力。因此，重视家庭的廉政道德建设，防止家庭甚至家族式腐败是十分必要的。

　　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一批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反馈情况。人们发现，在这些已公布的巡视情况反馈清单里，与腐败有关的一些键词频频出现，其中“家族腐败”赫然在目。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族式”腐败的形式经历了“家族官员贪，其他家族成员不贪”，“家族官员贪，其他家庭成员也贪”，“家族官员表面不贪，其他家庭成员疯狂贪”这样三个阶段。并根据“家族式”腐败牟取利益的具体形式或手段，将“家族式”腐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通过妻子、儿女收受贿赂。“高官丈夫前台扮黑脸，妻子儿女幕后收黑钱”。第二类是利用权力给妻子、儿女或其他家族成员开公司、接项目提供各种便利，家族成员从中渔利。第三种是施惠于商人、下级等，希望“照顾”自己儿女，间接捞钱；甚至待经过一段时间，官员自己不再掌握权力时，再“回收”利益。由于当时“家族式腐败”并未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也缺乏有效遏制措施，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毒瘤。作为纪检监察部门的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子女，还要为亲属子女以及整个家庭的幸福和未来管好自己，更要关注社会上日趋严重的家族式腐败现象，为遏制这种腐败的蔓延而努力。

　　江春霖作为封建时代末期的一个官员，在那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能够保持自己的节操，敢于同盘根错节、凶残强大的官场恶势力抗争，敢于为底层的民众呼吁请命，最终还能全身而退，其中有许多发人深思的地方，他的廉政经历应当为当代社会的廉政建设特别是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留下宝贵的启迪。陈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