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东按察司副使黄起龙

　　黄起龙，字应兴，号雨石，生卒年不详，莆阳城关东厢东里巷人。东里黄氏司户房楹联云：“理家传家麟趾盛，印池济美凤毛多。”东里黄滔祠至今犹存一块石刻，为明代吉安府安福人李时勉（名懋，以字行，号古廉）撰《品树连荫图记》。时勉官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英宗正统八年（1443）癸亥三月二十日，其为起龙先祖官翰林检讨黄寿生撰记云：“莆有黄氏，故家也。其裔孙行中为翰林检讨，谓：‘余先世居光州之固始，晋马南浮，随徙侯官。其后御史公滔，唐乾元进士，迁莆之东里。八传至公度，宋绍兴进士第一人。自是以来，居者以文学显名，出者以科第发身，代有人焉。而御史、状元独祠于其里，岁时族人子姓聚拜祭享，久而益虔。……余职翰林侍读时，为检讨先生为此记。明年，先生殁。殁时，亲戚子弟无一在旁者，书籍翰墨，未免散佚，而此文焉得独存？因忆永乐甲辰（1424）会试天下举人，以国子监为贡院，先生同考，在院中得风疾，彻棘与归，竟不起。后二十余年，余来为监官，每寻访先生得病之处，方切慨慕不己。适先生嗣子子嘉，由敝邑司训秩满而来，访余监中，因道念往昔时事，而余之感慨抑又甚焉，盖亦不忘其尊府贻谋之意，可谓贤也已。然则先生犹不死也，固足以慰余慨慕之怀，因识诸其后。”

　　起龙先祖寿生，字行中，号东里，行四十四。洪武已卯（1399），举人革除，复学贡监。寿生与兄庆（和中）同举乡荐，求归侍养，亲终，入太学。永乐六年（1408）戊子，寿生以太学生应天府中式第一人（解元）。永乐九年（1411）辛卯，寿生擢萧时中榜进士，选翰林庶吉士，预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成，授翰林检讨。后考试礼闱，得风疾卒任上。知府张澜为寿生在前埭巷立“世魁坊。”

　　寿生传子子嘉，名遁，号三无，行十二，操履清约，博学能文。宣德七年（1432）壬子，以明经荐官，历河北束鹿知县，授六品俸。都御史陈泰上其治行，朝廷赐敕旌异。寿生以子子嘉赠文林郎。子嘉扶柩合葬父寿生、母陈氏于罗汉峰。御史□□为检讨寿生、知县子嘉、御史深、评事仲昭在前埭巷立“济美坊。”

　　子嘉娶妻郑氏，传二子：长曰仲渊，次曰仲昭。仲昭名潜，以字行，号未轩，晚号退岩，行十八。生平笃孝，威仪严重，喜怒不形，敏而好学，精研经传子史，尤工诗词书法，为文浑厚典重。天顺三年（1459）已卯乡试，仲昭第六魁。宪宗成化二年（1466）丙戌应省试，擢罗伦榜进士，为二甲四十四名，授翰林院编修。成化三年（1467）十二月，以疏谏元夕烟火花灯，触怒宪宗，被杖外谪。仲昭气岸屹立，思致安祥，起改南大理，清守执法。弘治元年（1488），荐起为江西提学佥事，品文校行，毫发不爽。致仕家居，历时五年，于弘治已酉（1489）修成《八闽通志》。弘治十四年（1501）辛酉，与邑人周瑛同纂《兴化府志》。正德三年（1508），仲昭卒，年七十三，与夫人罗氏合葬华亭云峰昭史祠后旁，官立专祠春秋两祭。

　　仲昭传子四：乾刚、乾正、乾清、乾德。乾刚，字休纯，号耻聘，行二十。其与从兄乾亨使满刺加国（今马六甲），册封其国王，事竣还朝，同溺海罹祸，天伦大义，颠沛不离，海内尤称乾刚孝友云。乾刚为起龙高祖。其传子三：希英、希韶、希获。长子希英，字如埙，号斗塘，别号国宾。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希英以府学中举。弘治十八年（1505），希英应省试，擢乙丑科顾鼎臣榜进士，为三甲一百九十名，官长芦盐运使，晋中亚大夫，祀名宦，《一统志》有传。

　　希英为起龙曾祖父，其传子三：懋让、懋宰、懋志。懋□传子鸣夏。鸣夏传子起龙，性格坦诚，简约谦逊，刚直不阿，处事仗义。起龙自幼苦读家中藏书万轴，诗文精妙，有先祖遗风。如其撰《山行》诗云：“锦树霜凋枫叶斜，赤城霞气武陵花。沿溪行到无人处，翡翠衔鱼上浅沙。”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甲午，起龙以平海卫学应乡试中式。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龙应省试，擢戊戌科赵秉忠榜进士，为三甲一百四十四名，授行人。“行人”，古官名，掌管朝见聘问。明代设立行人司，复有行人之官。掌传旨、册封等事。

　　起龙先祖仲昭为莆阳理学名臣，故有祠，肇自嘉靖丙午（1546），直指何公檄藩司捐金建于玄妙观废地，寻毁于倭。距来孙起龙中举人，已三十年矣，而祠不重建，祭不时举。万历丙申（1596），仲昭玄孙鸣夏，恬静高风，以子起龙封主事。其与鸣坊主持重建正学纯忠祠，万历戊戌（1598）祠成。其时起龙举进士，谒选为行人，久之，奉差归，诣福建布政司右参议陈应芳（字元振），起龙曰：“先祖祠成，而碑文尚虚砻石，敢以借之重，昔蔡邕碑郭泰，自谓不愧；伊川传明道，允称生平。倘辱而假之言，宁直起龙佩德，其自先祖而下，咸宠嘉之。”

　　应芳闻之不胜高山之仰，为撰《莆田重建正学纯忠祠记》：“先生讳潜，字仲昭，号未轩，自童时即已笃志好古，探讨洙泗之传，一言一行靡不究极渊微，精思力践。……先生居官不及二考，而道日益高，德日益进，海内仰之如泰山北斗，望之如景星庆云，以出处卜世运否泰者，垂三四十年。惟余正学不传，纯忠之难言久矣。……芳也于先生，愿终身守斯言也。谬辱行人君请，并谮题其碑曰：‘正学纯忠’。”正学纯忠祠改卜于御史台之西，远承梅峰正脉，面接壶峰胜概，水既萦迥，道且通直。

　　万历二十九年（1601），行人起龙奉使过里门，尝撰《同楳季豹李无同饮宁上人席》诗云：“不负高僧意，传杯只树林。烟霞成痼疾，山水亦清音。迳杳长松冷，空虚斜月侵。真如吾自会，那染白莲心。”起龙尝三奉使，馈赠未尝受之，正直清廉，以厚德名乡。但其诚心向佛，慨然捐俸倡修国欢崇福禅院和壶山慈寿禅寺。

　　未几，起龙晋南京吏科给事中。给事中别称“给谏”，官名，元以后废门下省，而有给事中。明代给事中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掌侍人规谏、稽察六部之弊误，有驳正制勅之违失章奏封还之权。时讲筵久罢，神宗对朝政荒怠，且荒唐、好色。其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神宗擅长罢朝，不就国，廷臣莫敢言。起龙甫就职，即激切首疏及之，中外讳之。有寅绿宦寺出入织造局为奸者，起龙力按其罪。凡所策边事，皆有先见，着有《留垣奏议》四卷存世。

　　如起龙上《亟举枚卜阁臣疏》云：臣窃惟人主代天理物，孰与作股肱而分猷念，非相臣乎？然相地不可以独力居，相道不可以虚文待，广其员而专其任，斯人主不劳而天下理矣。今阁臣列衔，虽有三人，然王锡爵三王并封之说，几误朝廷，家难频仍之身，岂宜赴召？李廷机偏抝性成，既乏休容之度，建州开衅，又非练达之才，已久杜门，势难再至。仅有叶向高一人日直内阁，独力拮据。我祖宗二百余年来，曾见有揆地孤寂如今日者乎？诸臣疏请枚卜，尽皆留中，莫识上之迟迟者何故？今天下可不谓有事之秋乎？空虚削弱，妖怪杂沓，庙堂之上须有二三大干局者，一番料整理顿，庶几惩处堂而支大厦。譬如悬罄之家，尫羸之夫，必有处贫疗病之方，然后可以实家计而享天年。不然，而徒曰‘安贫’、曰‘守病’，枵腹无策，束手呻吟，未有不阽危就木者。故模棱之相与镇俗之相不同也，太平之相与救时之相又不同也。汉、唐、宋时，各有善政，而各有其弊，我国家承其后，兼用其善，而统有其弊。税间架，榷盐铁，似唐之建中、兴元；盛议论，衰武备，似宋之大观、政和；士大夫巧言丑诋，流言飞文，似汉之初元、永光。民间讹传大乱将作，主心在乍明乍晦之间，国事在可知不可知之际。当斯而非得救时之相，同心辅弼，谋断相资，欲以改故弦而调新政，其可几乎？故枚卜之命，必不可一日再迟。若以向高一人独当政本，焦思蒿目，奈何其不穷于力也！

　　然今之相不难于选，而难于任，任者予之以得力之权是也。言官不敢重相权，恐有承望风旨之名；清论不欲假相权，恐有颠倒豪杰之祸。然权者，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得之以济其善。权非不可用，所以用权则异也。择相得君子而信用之，则其当国也，秉之至诚，以立其基；植之善类，以多其辅；扩之以无所竞之心，以平其气；昭之以不可夺之节，以慑其奸。是以纵横如意，而功盖天下，引烛焚诏，封还内降，澶州之决策，空头敕之押行，彼岂非名相而操得为之相者耶？我祖宗朝银图书有赐，平台文华有召，信任老成，故相业煜霅史册，即我皇上初年，亦尝召辅臣于煖阁，面议边务。惟自静摄以来，上下日隔，至于今徒存票拟之名，致希前席之召，即疏揭未见报可。然既居宰衡而系庶僚之望，自不得避补牍而叹沃石之艰。于是精神作用，不得不借径以求济其一二，幸而济，则为一时权宜之关究；不幸而不济，则为密地无益之心思。然以相臣而委曲一图，则济者多，不济者少，但不可为训矣。孰若皇上推心而任，造膝而谭，俾其慷慨挥霍，无少顾虑，如龙得雨，如驹走阪。生事之权不可有，任事之权不可无；妨贤之权不可有，荐贤之权不可无。文彦博不见信于仁宗，唐介无生还之日；汉不用魏相，则屯田十二事几为画饼，先零亦未必有系颈时也。任相之效，大略可覩矣。

 　　今向高以独力平章重地，旬月以来，天下人情责备未已也，至欲去之矣。伏愿皇上鉴于政本单匮，时事纷纭，亟下枚卜之命，多置阁员，与向高共济时艰，南北并用，勿偏轻重。谋猷必听，勿事虚文，则泰交既洽，治效斯臻矣。

　　笔者赘引此疏，意在便于读者了解起龙所着《留垣奏议》之精髓。“皂囊封板，代有钜制，景仰忠规，后先相继。”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六载：“《留垣奏议》四卷，明黄起龙撰。……是编为起龙所自刊，分十六类：曰储讲、曰藩封、曰国典、曰圣政、曰修省、曰赈恤、曰粮储、曰钱法、曰财用、曰谥典、曰起废、曰用人、曰考选、曰纠邪、曰时事、曰请告，共计疏三十六首， 而以户部议覆三疏附其后，曰‘《留垣奏议》’者，以当时称南京为留都也。”《亟举枚卜阁臣疏》为起龙上神宗着名奏疏之一。所谓“枚卜”，古代以占卜法选官，逐一占卜，故也泛指选官为枚卜。如《明史》三○八温体仁传载：“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系。”起龙身为谏官，敷奏阙廷，谠言献替。义则匡君，文足垂世。至于疏中所云“今向高以独力平章重地”，指得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叶向高入阁，同时受命的有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锡爵坚辞不就，廷机也杜门不出，大学士朱赓病卒，变成朝廷只向高一人独相。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且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八年无正官，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故起龙急上《亟举枚卜阁臣疏》，此尤关乎国家安危大计也！

　　起龙又请复建文（惠帝朱允炆）位号，恤靖难诸臣。先是惠帝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大肆宣扬朝廷出了齐泰、黄子澄等坏人，打着“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的旗号，自称举兵是为“靖难”，这就是历史上朱家皇室内争夺皇权的着名“靖难之役”。燕王削去建文年号，自置官属，布告天下，下令讨伐，建文被迫逊位。建文四年（1402），朱棣在文武群臣的拥戴下登上了皇帝的御座，以明年为永乐元年（1403）。成祖下令将朱允炆时的旧臣陆续捕获后，稍不屈从，就备受杀戮，不是击齿，就是割舌，甚至截断手足，有的杀头示众，还要诛灭三族。而且顺藤摸瓜，株连左邻右舍，甚至连大臣出生的村子里的士民都斩尽杀绝。这种空前绝后的大清洗。史上称之为“瓜蔓抄”，先后被成祖斩杀的人达数万之多。

　　成祖“甫入清宫，即加罗织，始而募悬赏格，继而穷治党与，一士秉贞，则袒免并及，一人厉操，则里落为墟，虽温舒之同时五族，张俭之祸及万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最惨者，方孝孺之党，生死者八百七十人；邹瑾之案，诛戮者四百四十人；练子宁之狱，弃市者一百五十人；陈迪之党，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系，姻娅从死者八十余人；胡闰之狱，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镛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黄观、齐泰、魏冕、王度、庐原质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又若赴义之最烈者，铁铉之尸还反背，景清之死犹犯驾。就义最洁者，教授之明伦恸哭，樵夫之自投东湖，若此之俦，则又未易更仆数也。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故步、阐之门皆尽，机、云之种无遗。世谓天道还好，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而建文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蹈死如归，奋臂不顾者，盖亦有所致也。……臣以礼使，士不可辱。呜呼，成祖之作法凉矣。”（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时隔二百年，起龙向神宗疏请复建文位号，其忠君爱国、为贞臣鸣冤叫曲之心略见一斑。

　　起龙又复请为乡先正彭惠安改谥，及黄巩、马思聪等人建谥。邑人刑部尚书彭韶（字凤仪），幼庄重敬敏，读书不倦。少长，趣向已端，天顺元年（1457）擢黎淳榜进士，为二甲二十六名。韶莅官忠诚恳至，在外台则务平冤滞，剔奸蠹，敦风俗，恤民隐；在内台则谨于守法，不为利疚，不为势回，而亦常有法外之意。其侍亲孝，至于处己待人，一于诚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处，退然如无所有。是以上则九重之愈深，下则贤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走卒亦皆知名云。及韶卒，讣闻，赠太子少保，谥“惠安”，仍遣官谕祭营葬。到了武宗正德元年（1506），邑人刑部尚书林俊（字见素）尝上疏言彭韶谥不副行，乞如吏部尚书魏骥（字仲房）、南京右副都御史吴纳（字敏德）、吏部左侍郎叶盛（字与中）改谥文，谓“文、正、忠、节韶皆足当，不审何取惠安之义？不类韶生平，无人服世信。”惜乎武宗不纳。今起龙再次为彭韶奏请改谥，疏又留中。至于邑人大理寺卿黄巩（字伯固）、光禄寺少卿马思聪（字懋闻），起龙亦奏请神宗赐谥，未果。直到熹宗天启初（1621～1624），朝廷才追谥黄巩“忠裕”。

　　起龙居垣，为人尚意气，多闻识，遇事直陈，决众人之必争，议论慷慨，犯人主神宗之深忌。其时朝廷上下水火，台阁对立，朝纲紊乱，已见端倪。如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许国（字维桢）论朝政之奏疏云：“大臣之义在定国是，今黑白混淆，纪纲紊乱，国是如此，臣不能定，一宜去；大臣之义在人心。今流言广布，谗说肆行，人心如此，臣不能止，二宜去；大臣之义在保安善类。今用人朝贤暮佞，持一议甲是乙非，大臣数见诋诽，老成皆无固志，善类如此，臣不能安，三宜去；其他纤细不可枚举。”时称国性本强，时与言者为难，终于不安于位，起龙又上“君德、国典、经济、灾异、修省、弭邪诸疏，俱不报。”遂乞休。其撰《清凉寺谒乡先辈介公祠和韵》诗云：“伏腊崇祠傍化城，鸟歌僧磬若相迎。当年谁识忧时泪，异代犹传抗疏名。墅暗雁鸿迷故国，天低雷雨鉴丹情。只今松柏深秋夜，长作狂涛气不平。”

　　起龙操端性敏，洁行藻修，学贯经史，居官忠直忧时，所至着廉声。及致仕返乡，为人孝友慷慨，修桥铺路，躬劝农亩，倡修寺庙宗祠，刊刻乡贤着述，轻财乐施，资斧荡然，乡人咸服其厚德。先是宣宗宣德四年（1429）已酉，延寿桥废。到了英宗正统五年（1440），三阳推官吴思谅重建，邑人潮州通判方熙为撰《重建延寿桥记》。时隔一百又八年，绶溪潦暴大发，延寿桥又毁。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龙时官大行人，患桥毁之势日趋，而北之磊石以障之，修桥砌堤障溪，名八字坡。其捐俸倡修，善举可见郡人郭篯龄（字祖武）于清光绪八年（1882）八月所撰《重建延寿桥记》。

　　起龙家居林下，又捐俸重建国欢寺。涵江国欢崇福院原为黄氏最古老之宗祠，系唐代黄岸五世孙妙应祖师和本寂禅师之宅，后二师舍宅为院。永乐六年（1408）重建，状元林环为记。当国欢崇福禅院再度重建落成，起龙乞请朝廷颁赐藏经。西吴蔡善继撰《莆阳莲山国欢崇福院重兴佛殿新造藏经记》：“今上之岁辛丑（1601），大行黄君奉使过里门，慨然兴叹，发大弘愿，为庙祖恢布金之地，而构舍卫给耘之园，尽出囊中资，为郡邑□□矣。一时遐迩□人喜舍金钱千万计。比丘如忍、如幻、如思辈殚思拮据，越数年而殿庑落成矣。无何，大行晋阶留垣，如忍、如贤、如松复谕□造谒，以五千大藏为言，给谏氏无难色，为经□倡，不逾年而役竣。……今给谏氏庄严佛土，流通大藏，先得余心，功德非可美数。……莆故称海滨邹鲁乎而□□□□□□矣。给谏讳起龙，万历戊戌（1598）进士。盖慧日师黄姓，公与师有水木源本之意云尔。时大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岁次庚戌九月朔旦，赐进士出身、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西吴蔡善继顿首拜撰，赐同进士出身、承德郎、南京户部青州清吏司主事，郡人黄鸣乔书丹，赐同进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吏科给事中、前兵部武库清吏司主事、提督武学、行人司行人、郡人黄起龙篆额。住山僧如忍、如幻、如想、如贤同立石。”（按：此碑今尚存涵江黄巷国欢寺内）世间万事，因缘所生，起龙乐善好施，释门为之垂范。先是囊山慈寿禅寺率先重建中殿，后主持次第续建，直到万历末年（1620），寺宇规模虽不比旧时高大雄伟，但亦俱有宋、明时期丛林的主要殿堂布局，起龙为撰《重修囊山慈寿禅寺记》。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孟秋，下澣乡起龙重刊兵部左侍郎郑岳（字汝华）撰《莆阳文献》八十八卷。其后序云：“公清严雅望，謇谔孤忠，冠冕朝绅，羽仪世道，而是书尤其所自任，为乡邦折衷者，蒐采监衡，殚心极虑，商订三氏，数岁始成。……自国初百五十年，则郑山斋公修文献时矣。再五十年则柯希斋续文献时矣。再四十余年则今日矣。文明蔚起，绅佩联翩，时势渐趋，河流东注，抚今追昔，同有维风之责者，安得不为。是廪廪故论文献，虽不敢妄意夸父之逐日，论风俗亦未必为杞人之忧天矣！是书遭嘉靖壬戌（1562）兵焚，仅存一部。龙思历代人文之盛，惧郑公手泽之湮，遂付剖劂，以广其传，因述所闻。国初风俗以俟，夫好古挽回之君子，谨叙。”

　　原湖侯清撰《重刻莆阳文献序》云：“积数百年得司马，而其盛始传奇书秘宝，神物护持。又越数十年得给谏，而其传始久。郑黄家学渊源最长远。……雨石慷慨有大志，尝请予朝，复革余统，纪谥杖节诸臣，真可以扶植名教。林居嗜学，户外事，若浼惓惓先哲，表章文献，与昔日疏彭惠安公改谥，盖不胜高山仰止思矣！今天子久道化成，莆缙绅联翩蔚起，道德勋业当有不愧前修者，文章抑其余耳，予耄年自揣谫陋，久荒笔研，特嘉雨石是举，僭掇数言，并以伸吾党兴复之志云。”

　　韩非子《亡征》云：“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也就是说：如果可用权势求得官职，可用贿赂得到爵位，这才是国家灭亡的征兆。“貌合心离者孤，亲谗远忠者亡”，神宗是也，故明之灭亡，实为神宗荒政种下祸根。起龙“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故“慎终若始，则无败事。”

　　万历四十六年（1618）戊午菊月之望，雨石起龙为其表弟林登名撰《莆舆纪胜序》：“昔之纪山水者，祖禹贡以经名，河渠书地理志并列诸史，然事辞偏擅浮夸，若山海赋经史之意澌然矣！予表弟林季子方策者，于书无所不窥，尤善属文，尝谓天地之气骨精液，峙为山，流为水，吐为文章，产为神仙豪杰。而山之不一貌也，水之不一情也，文章之不一怪也，神仙豪杰之不可端倪也，皆理之自然，气骨精液之不得不然。而山水之不相沿而相通也，神仙豪杰文章之不相蒙而相映也，又不得不然者也归于自然。故招摇堂庭，洞涡丽麂，森挺涌溜，分合幽玄。竹简藏于嵩高，石书置于百丈，清州有半夜歌响，东阿闻岩岫经声，不即不离，若真若幻，含灵千古，现异一朝。而欲以四大假身，无穷垠奥旨，非豪杰当不了了，盖季子之持论若此。故旁搜郡内胜，概以磊落才情，恣沉酣之摸写，几林峦丘壑之崇深，风岚云日之聚散，合各形容，无不肖其本来，亦无稍入于重复。其奇者，布景参差，使人近山到眼，更有隐隐数峰，峥嵘峭崿，柔兰湿翠，变幻天呈，顷刻万状。位置泉石，安插修篁，杂卉于青碧沈沈之上，使人接应不暇。又自有烟雨孤舟之想，白龙衔莲华于宝幢，樵子遇老翁于钟石。此吾郡神仙初祖欧阳行周、蔡君谟、郑渔仲、林谦之诸公，栖隐山中，着书不朽。而夹漈草堂，至今风雨之夕，取薪者，时见先生读书堂中。髣髴若有楼阁，至雨晴日出，又见二童子曝书于旧址，迫视之，忽不可见，即此一事，岂不称文章至怪。兹山亦岂顽空不灵之物，以渔仲为豪杰神仙，又何疑焉！季子尊人皖伯先生庶几近之，季子津津不置有以也。季子慨然有司马子长闚九疑浮湘沅之志，先纪一方胜概，会天地之理，收其气骨精液，叙事议论，错落篇端，当是半部山水史，即谓《山海经》、《水经翼》，亦无不可。余不服其慧眼矫足，而独于运笔点缀，无端波浪处，服其腕神。与季子游，可以累心处都尽，因不觉抚掌，何须婚嫁毕始游五岳名山，想古人忙者，难为注籍供职一语，或暗指此老，前面半截也，是为序。”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年号泰昌。为及时补官缺，启用致仕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起龙起为广东按察司副使，卒于道。起龙居官荐进知名之士不啻口出。性孝谨，重然诺，学问渊博，能继家法，文辞诗歌，靡不精能。工书法，笔意恬雅，遗迹甚多，有所收“寿铭藏”、“理学巷”，署名为“起龙”、“福泉”、“古洪山”、“东山黄雨石”等。 （黄祖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