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家园》再版后记

　　离这本书在《湄洲日报》上开始连载，已有十八年的时间了。她能够重版，自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如今，关于她是不是文学，是否具有生命力，已是不争的事实。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多大程度地影响了人的命运，浅白地说，就是影响了人的生活。它肯定影响了作者我的命运，这里就不说了，单说它影响了别人的命运。

　　我创作的最初动机是为传主们（那时还应称为农民）辩解，对象是干部（现在称公务员）和知识阶层，为传主们生存的合理性呼喊。结果颇为荒诞：不是我的书而是他们自己彻底颠覆了最初卑贱的形象。举个典型的例子吧，如今各执行业牛耳的郭氏三兄弟和王氏三兄弟，前者在书中得到详尽的描绘，后者则不见只言片字（倒是后来我们进京开研讨会，得到王家兄弟热情周到的招待，在此致谢。）面对耸立在莆田城的最高建筑——旷远酒店、三迪希尔顿酒店，我的笔显得多么的渺小和无力呵！

　　但也不必妄自菲薄，这书的影响力还是有的。一本小书对百亿富翁自然不值一提，但对普通人，尤其是穷人还是起作用的。《忠门人走天下》在报上连载之后，有人告诉我：南门有个修自行车的师傅，把连载的内容剪贴起来，有人修车，就把忠门人发财的故事说给他们听。我后来专门去了一趟南门，那里修车店多，发廊更多，我实在找不到哪一位是讲故事的修车师傅。我想送他一本书，以感谢他。后来仙游山区一位宣传委员告诉我：登有连载内容的那两天的报纸，都被人拿走了。山里的村民并没有从中找到发财的秘诀（不可能有，郭加迪都不肯告诉我发财的秘诀；如有，我早就发财不写文章了），而是得出结论：如不想饿死家中，就要走出家门。“揪门圈”是死路一条！这情形如本书一章标题《逼出家门》。有了这想法，便一人带一人，一家带一家，一村带一村地都出门去了，跑得最远的，是南美洲的苏里南。有人告诉我这国名，我回家找了半天地图才找到。这现象还包括莆田山区的百姓。他们出外开小吃店（莆仙话：“做馒头包”），但店名不叫“莆仙小吃”或“西天尾扁食”、“来古扁食”的，而叫“桂林米粉”。几年前我在广州一家五星级宾馆旁边遇到他们。我吃不了宾馆里的法式大餐（命贱啊），便去吃“扁食米粉”，五块钱煮了满满一大碗，可能是看在乡亲的份上。我对那夫妻俩表示感谢，跟他们说广州的天气实在热，但不敢说我是《忠门人走天下》的作者。因为一般的莆仙百姓，只知记者，不知作者。记者以敲竹杠为百姓所惧，作家则只能骗骗青春少女。

　　本书对官场和文坛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时莆田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一把手以及莆田县委书记郑海雄都给予很好的评价和实际的支持；福建文坛许怀中、孙绍振、季仲、章武、杨健民、刘登翰都给予口头好评（因为好话都让首都的名家说过了，要想再说出不一样的好话，实在是费脑子的事，只好作罢）。

　　再版附于书后的北京研讨会纪要就是这些名家的“好话”。评价太高了，我自己读了都脸红。纪要中没有出现的陈文华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贡献者。他在会上只说了一句话。他当时是忠门镇镇长，后来是山亭乡书记，现任秀屿区台办主任。支持赴京开会的还有原莆田医院院长陈进珍和现医院副书记蔡建荣等朋友，在此深表谢忱。

　　单独附后的周长赋的评论，写于当年本书刚出版之际，那时没给他稿费，彼此都很穷；这次还不想给他。我虽知他的好话价值连城，但如今已经 “不差钱”嘛！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阎刚先生的好评更为珍贵，故不经他同意强行安于卷首。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党工委书记俞建忠拨款支持本书再版重印。他当年是忠门镇党委书记。我想，他父母当初生他之时，肯定知道这孩子一辈子只会干一件事，所以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本书责编李萍老师已归天国。她也是黄玉石《郑樵传》等书的责编。她为这几本书所花的心血极大。这种编辑与作家的关系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痛心之余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和玉石请他们夫妻来莆田、泉州、厦门走了一趟（她也是弘一法师、林巧稚传记的责编）。老师出于名门，埋头笔耕，然寂寂无名（她也不求这个），当年《晚霞消逝的时候》爆红之时，不少人打电话问她是作者“礼平”或小说主人公南珊？她回答：都不是。我是共产党的女儿（父亲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创建者），不是国民党的孙女。

　　人生苦短，晚霞永在。每当日暮，我都会抬头仰望西边的天空：老师仿佛在那里微笑，她最常说的话是“真聪明！”而天国里，应该是，真和谐。

　　郑国贤

　　2013年元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