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东园先生年谱碑》

　　□陈震辉

　　郑纪，仙游人，明代经济名臣，鲤城拱桥头尚存明代敕建的郑纪祠堂。祠堂里立有两块同款石碑，螭龙碑额，连基座全高289厘米，净高243厘米，宽81厘米。其中一为无字碑，另一为双面碑，上刻《屏山郑氏弎世奉天诰敕碑》和《明东园先生年谱节要》。

　　《屏山郑氏弎世奉天诰敕碑》2000余字，记录从天顺八年到弘治十一年间，共九道诰敕。分别是天顺八年十一月一道圣旨，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一道圣旨，弘治七年四月两道圣旨，弘治十一年九月五道圣旨。而《明东园先生年谱节要》，分为4版，200行，满行22字，3000多字，由其外甥乡贤进士（举人）陈华编次。碑文说：“先生姓郑名纪，字廷纲，号东园，居士兴化府仙游县文贤里人，世居屏山下。宣德八年癸丑（1433年）闰八月二十六日卯时，先生生于屏山之宅柄。始生时，里有老人柯姓，年九十，登堂闻其哭声，谓先生之父松庵居士曰：‘此贵儿也！可善养之。’”时间、地点、情景、证人，清清楚楚。古人生存条件差，婴儿夭折率高，均寿数不长。郑纪得享76岁，并“恩准升本部尚书致仕”，算得是“贵儿”。

　　碑文还提到“天顺八年（1464年）……宪宗皇帝登极，献《太平十策》，多采纳……八月自陈致仕归养二亲，不允。八月遂引疾，作草堂居室之东”。这与目前主流观点“《太平十策》不被采纳，郑纪愤然辞官。”之说截然不同。笔者查《钦定四库全书》之《东园文集》巻二《太平十策》条目，标注：“天顺八年正月上，时宪宗皇帝登极，优旨采纳，今无存稿，俟求补入。”说明《太平十策》确实被采纳，可惜遗失，未入《四库全书》。再查其下条目《致仕疏》：“臣，正月以来染患风湿证候，腰腿疼痛，步履拘挛，朝参不便…陛下登极之初…此诏之颁，乃涵养人材保全元气之良策…臣年…禀赋衰薄，疾病缠绵，且父母俱已踰六望七之年…”。《明史》载：明宪宗英明宽仁，任用李贤为相，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等人，可谓人才济济，加上一系列良政，在位之初还是以明君的形象出现的，这与《致仕疏》内容相符。考虑到郑纪一生“致仕十九疏”，郑纪或真因病养亲请辞,居家长达22年。虽有病却也不爱当官，先生确实风骨高冷。

　　此碑上郑纪年谱只编到72岁，郑纪生命的最后4年并无记录。年谱是纪传和编年二体史书的演变和发展，大多是后人就其著述及史籍所载事实考订编次而成。那么，为何郑纪年谱独缺最后四年？据史志记载：弘治十八年（1505年）郑纪七十三岁，倡设“耆乐会”。正德元年（1506年）郑纪七十四岁，郡举乡饮酒礼为大宾。黄仲昭、林俊、刘闵为三宾，周瑛为大僎，人称为“百年盛会”。正德三年（1508年）郑纪七十六岁，次男主敬考中进士。是年病逝，遗命刘闵视丧。这么重要的晚年事件没有记载，并且碑文无落款，无从知道刻碑时间，实在匪夷所思。

　　志书记载，郑纪去世于正德三年（1508年），而正德八年（1513年）才赐葬邑西黄桥村（即今郑纪祠址内）。嘉靖八年（1529年），其子郑主忠奏迁善化里莲山（今大济白塔村）。郑纪祠堂尚存一块从白塔村墓地抢救回来的墓碑，上书“皇明祭葬，荣禄大夫南京户部尚书东园郑公讳纪字廷纲。”嘉靖十六年（1537年），昭令典巡按御史李元阳批支官银廿两，于旧葬地檄建尚书祠。从郑纪去世到赐葬历经5年，再16年后迁葬，其中或有隐情。祠堂里另外一块同样规格的无字碑应该也是为郑纪准备的，只是一块碑都没用完，第二块更是用不到了。今人揣度该无字碑是“留给郑纪后代若有出大官再用”的说辞，纯属臆想。再联想到度尾云居村“郑林”的无字墓碑，有无可能郑氏家族由于郑纪葬址的选择争议，导致拖延下葬时间？

　　“郑林”其实是有给郑纪夫妻留下墓穴的，参看郑纪《东园文集·卷六·郑林记》：“吾家郑林…明年戊戌…右之左二穴，葬介轩与其配林氏，虚右二穴则待纪暨累封淑人黄氏。仍旧形，高倍之，广倍其二，皆琢石以固之。”“郑林”修建于宣德元年，而郑纪出生于宣德八年。郑纪的出身并不富贵，刚开始只有一穴。天顺四年，郑纪28岁时春闱中第十五名，殿试中第三甲第十五名，改翰林庶吉士。到了成化十五年郑纪47岁才“仍旧形，高倍之，广倍其二，皆琢石以固之。”笔者曾赴“郑林”考查，仍可见到“郑林”庞大的规模。有部分学者说，明代人的墓碑大多为“无字碑”。这只是部分现象，不能用孤例以点带面，就笔者所看到的仙游现存的大小明代古墓碑几乎都有刻字，其中不乏名人墓和官员墓。“郑林”的硕大无字碑很可能就是等待郑纪入葬后再刻字的，而之前的墓比较简陋，要么没有墓碑要么就是太寒碜，所以被弃用了，导致如今我们看不到有字的“郑林”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