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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保吉创建码头贡献多

      □林劲松

      一

      林保吉创建码头功劳大,但是,首先却要归功于勤劳勇敢的家乡父老乡亲。这个结论是我最近学习毛主席着作的一点体会。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既是伟大的军事家,又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证明了这一点。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谁来养活红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毛主席“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及时总结出中国革命所需要的经验,在理论上取得新的突破,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夺取全国胜利,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例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这样,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失败了,而秋收起义队伍,自从上井冈山以后,却能够不断发展,这是什么原因?值得好好总结。在那时,毛主席指出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一国之内,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上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第二是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

      第三是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

      第四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是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犯)错误。

      巴黎公社存在时间仅仅七十多天,马克思就能及时总结它的历史经验,用于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毛主席也是这样,井冈山斗争一年之后,及时总结了中国红色政权巩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据《毛泽东选集》编者所说,这是毛主席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这就是说,这次大会出台了根据地党政军共同的革命纲领,意义十分重大。能否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那就要看军民的意志了。

      接着,毛主席又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开门见山地强调五条历史经验:“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在这里,孔子的三大政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再加上(2)有很好的党和(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刚好五条。

      所以,学习毛主席有关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论述以后,我才知道林保吉当年回到莆田,创建码头,那是有求于莆田人民的。例如,航海业需要许多熟悉水性的人,在北方,这样的人才难找到;在莆田,这样的人才却比比皆是。

      苏轼《南方多没人》说:“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其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在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历史悠久,例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就曾经受雇于人,为人佣耕。在莆田,熟悉水性者多,这是航海业大户雇人经商的有利条件。

      除此之外,莆田文化先进,是唐九牧林、五学士的诞生地,人才济济;水利设施先进,在唐代后期,吴兴创建福建第一陂延寿陂,北洋平原开始用陂水灌溉。沟渠遍布各地,是广大青少年学习游泳的乐园。

      凡此种种说明,林保吉创建码头,莆田是首选之地。家乡父老乡亲为林保吉大展宏图做出了杰出贡献。

      二

      林保吉创建码头贡献多,这里列举几例。

      首先,莆田近水楼台先得月。码头建成之日,就是莆田经济更上一层楼之时。各地商船接二连三停泊贤良港码头,送来了人们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以后,又把莆田土特产装上船,离港而去。

      自从港口运行以后,商贸市场接踵而至。仙游县溪船运载土特产、北洋平原沟船运载农产品,都不约而同来港“报到”。马克思称赞商人是“革命者”,贤良港的运行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值得歌功颂德的。那时莆田处在陈洪政政权统治时期;贤良港运行了,这个政权税收收入也就增加了。按照常规,陈氏还会派兵保护,让贤良港正常运行。但是,历史没有记载,我们也就不能自作聪明,添油加醋,借题发挥。

      莆田归宋后,百废俱兴,莆田、仙游两县都是“望县”,即全国先进者。经济是基础。经济上去了,接着教育也就上去了,最终迎来了士农工商全面发展,名列福建甚至全国前列新局面。这是码头运行以后出现的第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

      其次,经济发展得到了国家高度的重视,无论是1043年出台的庆历新政,还是1069年开始的王安石变法,都正视了这一点。这是贤良港码头创建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出现的两个新政。

      王安石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进士,初开始知鄞县。次年,范仲淹任宰相,提出十大政,有精贡举、厚农桑等,史称“庆历新政”。《东都事略》卷 79《王安石传》说:“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在这里,叙述了他认真落实庆历新政,“厚农桑”,兴修农田水利,大兴农利的事绩。鄞县,在浙江。

      拙作《此水还应接鄞水》说:“因为木兰陂是在王安石变法中最终建成的,所以把木兰溪水和鄞水联系起来,进行一番历史回顾,不仅富有诗意,而且还会加深对宋朝中期改革的认识。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从小到大,日益完善,到了后来,甚至于连宋时福建省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木兰陂最终也被建成了!这些无不称得上是历史的奇迹。从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出,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拥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所以,龚茂良的诗写得好,富有诗意。”(《莆田文化网》2012-11-13,到2022-12-31阅读量达64132人次)

      其三,到1069年王安石变法以后,宋朝才开始在闽、广、浙三路各置提举官,拨款复兴航海业。和莆田航海业兴起相比,相差八九十年。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自从神宗重视航海业以后,中国历代皇帝无不把它作为基本国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宋高宗,1127年5月才称帝,次年就恢复闽浙二司,而且还拨款复兴。那时宋朝可以说是流亡政府,是穷光蛋,但是却仍然对航海业高度重视。这是因为只有对外贸易上去了,才能为全国人民排忧解难,让商品经济有了出路,继续发展。经济上去了,才能转被动局面为主动局面,让中国南北方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天下太平。

      其四,元世祖接受宋化,坚持王安石新法,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他说:“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正确的理论是经济发展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了解决运输困难,元世祖时开凿了会通何和通惠河,把原来的运河连接起来,漕运粮船可以从杭州直通大都。元朝还创办了规模空前的海运。粮船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经过黄海、渤海,到达直沽,再转往大都。据估计,漕运比陆运费用省30-40%,海运比漕运费用省70-80%。由海道运往大都的粮食,最多的一年有300多万石。

      和宋朝的航海业相比,元代是前进了一大步。这就是说,林保吉创建码头的历史意义是随着海洋利用率的变化而与日俱增。

      其五,在明朝,和平发展是大道理,这是中国历史发展难能可贵的新起点,中国经济上去了,发展成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中坚力量;而西方许多国家经济上去了,却发展成为十恶不赦的帝国主义国家。

      吴晗先生《朱元璋传》说:“朱元璋接受了元代用兵海外失败的经验,打定主意,不向海洋发展。要子孙遵循大陆政策,特别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戒说: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指蒙古)与中国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列于后:

      “东北: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正南偏东:大流球国,小流球国。

      “西南:安南国 真腊国 暹罗国 占城国 苏门答腊国 西洋国 爪哇国 湓亨国 白花国 三佛齐国 渤泥国。”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着名兴商:宋神宗熙宁兴商,扶植商业,中国经济大发展,中国铜钱成为了世界市场流通货币;明太祖洪武兴商,扶植工商业,中国历史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405年郑和下西洋揭开序幕,显示出明朝综合国力名列世界前列。在那时,老朱要是头脑发热,不听祖训,想称霸世界,那真是多灾多难。所以,中国经济越发展,政治制度越文明,郑和下西洋以后,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多。这是十分可喜可贺的。

      其六,万里海疆筑起了新的牢不可破的长城——这是林保吉创建码头在军事上的追求。究其原因,是因为军事和经济具有互补性。林保吉是军事家,他重视经济发展,最终是以国家安全为目的。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海疆建设是随着经济建设发展而发展的。

      1069年王安石变法以后,实行扶植商业,农工商并重,海内外贸易得到国家重视,沿海人口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实行“保甲法”,藏兵于民,海防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胜利证明,我国拥有一座坚不可摧的海上万里长城。

      其七,明清城乡人口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拙作《试论明清城乡人口的变化》说:“有比较才能鉴别。在明代以前,人头税的实施,严重地影响了封建国家的人口增长。但是,它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生产方式,因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六九二页)在明代以前,之所以历代总人口会出现大起大落,其原因是因为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起了制约作用。而生产方式改变了,人口变化规律也相适应地发生了变化。我国从明初起之所以短短二十来年人口会突破六千万大关,是因为农业和工商业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以往多得多了。这一变革为失地的农民和贫困的手工业者打开了就业的门路,使他们不至于大量死亡。其后,到清朝前期,我国人口不是下降,而是急剧上升,翻了一番又一番,是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学历史教学》1986年第四期)

      在这里,我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人口变化规律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确认中国于1368年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时是1983年底,我刚好41岁。孔子“四十而不惑”,我四十一有了新观点,现在想起来,治史并不是件艰难的事情。在今天,我们要是来个举一反三,用马克思这个理论来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人口的变化,新的结论也就来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着自己人口变化规律,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无法比拟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城乡人口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这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

      凡此种种说明,万事开头难,林保吉创建码头,屯海莆田,历史意义十分重大。而且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

      综上所述,军事与经济具有互补性,林保吉创建码头称得上是神机妙算,一箭双雕。航海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出现了两次生产方式的转变,1368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我国占统治地位,我国城乡人口发生了规律性的可喜变化。

      与此同时,航海业上去了,我国东部地区城乡人口不断增加,保家卫国反侵略力量不断加强。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胜利证明,我国拥有一座坚不可摧的海上万里长城;1840年开始的中西百年战争(1840-1949)中国胜利,不仅证明中国是人类民主进步的中坚力量,而且还为全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所以,研究历史,不是凭一时一事,而是要考察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最终做出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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