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真御史丁伯桂
□阮其山 文/图
广东潮州韩愈祠
越王井
刘克庄为丁伯桂知南海县赠诗
丁伯桂(公元1171—1237年)字元晖，宋代兴化军莆田县城厢人。是南宋中期一位著名的御史和谏官。他论事鲠直，力扶世道，切中时弊。史家称他“侃侃正色，有古争臣之风”，邑人名臣刘克庄咏诗赞他：“谏书百世尚流芳”。
丁伯桂出身于仕宦之家。祖父彦先为北宋仁宗宝元初年进士，是莆田丁氏的第一个进士。初任知县，官终秘书郎。三个侄子也是进士出身，分别任县主簿、县丞、州学教授。伯桂兄弟八人，在科场皆有名声。伯桂子南叟，任泉州市舶（港）务监。侄子南一为潮州府学教授。彦先廉仁刚正，教子有方，一门诗书继世，对丁伯桂的志向、品格及其仕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丁伯桂考中进士，由此步上仕途。他居官三十多年，历经地方与朝廷多个职务。先是授任永春县尉（从九品），届满转为宁德县丞，改任浙东路(今浙江)定海三石桥酒库监官，广南东路(今广东)南海知县，梅州府教授等职，入朝后尝出任肇庆府通判（辅佐监察州政，由朝廷选京官任)。
一、居官为民，民心信服
丁伯桂赴任广南东路(今广东)南海（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知县。行前，刘克庄尝撰诗为其送行。诗云:“不用急符催，先行要看梅。岁时亲祭海，休沐（休假）必登台。鲍井聊供饮，韩碑待拭苔。遥知蛮俗喜，令尹带琴来。”（《送丁元晖知南海》）
当时广东南海县是未开化的岭南蛮荒之地。刘克庄赠诗寓意深刻。梅花清雅美秀，凌寒飘香，象征清廉高洁、孤傲坚贞、奋勇当先的品格，也是世间友情的象征。刘克庄嘱咐“先行要看梅”，是勉励他上任前先要以梅花傲雪御寒的贞洁品性，确立清廉坚贞的信念，居官清正。要发扬唐名臣、潮州刺史韩愈，办教育、驱鳄鱼，为民众做好事。
唐中书舍人、刑部侍郎韩愈，上表极谏唐宪宗遣使迎接佛骨入宫，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以戴罪之身，履行国家臣子的天职。任上关心民瘼，兴利除害，以济民困。
潮州湫水多鳄鱼，残暴酷烈。“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韩愈询吏民疾苦，皆曰：“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鳄鱼之患，过于猛虎蛇之害。想百姓之所想，急之所急。撰《祭鳄鱼文》祭鳄，以羊、猪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驱除鳄鱼。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必尽杀乃止。经数次围剿，多年困扰百姓的鳄鱼被驱除。时潮人未知学，韩愈倡办潮州乡学，举荐地方贤能主持州学。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明，使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韩愈遂被潮人奉为神。宋潮州通判陈尧佐建韩文公祠纪念，祠内有苏轼等历代名人碑刻。
“韩碑待拭苔”是说，等待伯桂去擦除青苔阅读韩碑，重温韩愈为民办事的事迹。“岁时亲祭海”是说要关心民瘼，为民除害。“令尹带琴来”，“令尹”泛指县、府长官，“琴”象征文化，寓意老百姓喜迎县官兴教办学，带来文化。刘克庄的诗是对丁伯桂走马上任的最好临别赠言，寄托挚友的爱心和热切希望。
史籍记载，南海县有南越王古井，井水味甘，为玉石之津液。传说南越王赵佗长期饮用此井水，保养身体，长命百岁。此井后来册封为“玉龙泉”。丁伯桂到任后，见井边百姓排长队取水，常发生冲突，就派人修井，凿了九眼的井盖，方便百姓同时汲水。
其后，丁伯桂任广东梅州府教授和肇庆府通判等职。族谱记载其通判肇庆府任上，“清廉耿介，执法严明，奸豪凛畏，民心信服，一境肃然”，出现全境安定平静，秩序良好的局面。又于任间主持纂修《肇庆府志》。他曾经对人说：“居家如此，居官如此。若为富贵谋，非所学矣。”这正是中国士族精英们所奉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取向。
二、凤鸣朝阳，指陈朝政
在朝廷，丁伯桂历任提辖杂卖场（掌管采办宫廷与官府所需各物并出售多余物资处理剩余物资）、官告院（掌管文武官将校告身及妃嫔、王公、内外命妇封赠事务）、太常寺主簿（掌礼乐、封赠、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事务，从八品）、宗学博士（宗室子弟学校的教职，正八品）兼枢密院编修官（掌编修《经武要略》、删定诸房例册。正八品）等多部门的职务。虽无大起大落，却往往滞职不前。自从九品的永春县尉至正八品宗学博士，居然走过整整三十年时光，不禁令人扼腕一叹！正如其挚友、邑人刘克庄所云：“同辈多已超擢（越级提拔），公独久次（久居官位）也。”足见朝廷人事之腐败，同时亦折射丁伯桂端方正直的品格与作风。
当时的政治背景是，宰相史弥远（浙东鄞县人）贪功擅权，用人唯亲，极力排斥闽人，尤恶莆士。原宰相陈俊卿子陈宓、郑侨侄子郑寅等端直之士，皆扫影灭迹，于是朝无莆人。丁柏桂本拟出任广东循州（治今广东惠阳）知州，朝辞时侥幸被留在朝廷任提辖杂卖场之职。
面对个人半生的凝滞暗淡仕途，丁伯桂并不为意。仍然以忠君报国的情怀，密切关注时局的演变，借机指陈朝政阙失，直言无隐。
宋理宗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九月一夜，京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突发火灾。负责京城皇宫卫戍的禁军统领、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冯棚，却率卫兵保护宰相史弥远的相府，而错失时机，致使大火漫延，太庙和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玉牒所等中央首脑官署均被烧毁。事后有人作诗《哭都城火》讥讽云：“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
火灾后，宋理宗下令赈恤救灾，并诏朝臣指陈朝政之失。时任提辖杂卖场的丁伯桂应诏上书曰：“此年风雨反常，疫气流行，却安然不悟，天安得而不怒？怒则激，激则烈矣！宗庙化爲废墟，先王神像遭受惊动。陛下理所应当临供奉祭祀宗庙，理所应当颁行罪已诏，亦理所应当哀痛。然而仍旧避忌更换皇宫卫戍禁军的步兵、骑兵二帅，他们只知有陛下宫室，只知有大臣私家府第，而不知有祖宗神庙，这并不是对陛下的忠，对大臣的爱。凡是有大感悟，必定有大改革。当今贪酷之吏满天下，皆是权势庇护他们，通过贿赂起用他们。参加选拔的人，取舍变通权在吏胥之手；已在官署的人，奔走于高官府上的差役奴仆之门，疏通门路。宰相知道这些吗？”直指朝政热点、焦点，抨击人事腐败。
次年，作为朝官的丁伯桂，应命轮流上殿指陈时政得失，当面同宋理宗对策。曰：“开创朝政以来，通常的办法是进贤退不肖（引进提拔贤能，罢退不才）。现今的进退赏罚，一切反常。应当尽拔台莱之士（喻美德的君子贤人），布满朝官的行列，而不要培植萧艾（臭草艾蒿，喻品质不端的人）。尽力派遣有才学德行的人，参杂融合州郡的官员，不用虎狼般的贪吏人在身边，从而兴起忠诚鲠直的风气，排斥烦琐严苛的恶俗。这样，谁敢不佩服真正的郡县官呢！”当时的朝廷死气沉沉，奏疏一出，如同凤鸣朝阳，打破朝廷长期沉默的空气，令人耳目一新。
当时同辈的朝官多已越级提拔，唯独丁伯桂久居官位，滞留了六年才升为正八品的宗学博士（宗室子弟学校的教职），直至奸相史弥远死去后，他的仕途始逢生机。
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奸相史弥远病死，宋理宗在被驾空冷置十年后始得亲政。遂改元端平，实行新政，实施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措施，史称“端平更化”。时任宗学博士兼枢密院编修官的丁伯桂，再次上殿轮对，当面策对时政利弊。
他未改锋芒毕露，一针见血的风格，直言政弊，曰：“居忧者汲汲起复，举世无孝子；注阙者汲汲奏辟，举世皆夺士；嗜进者往往因舆台以通权要，举世无知廉耻之人。”意思说，因父母丧丁忧在家守制的人，尚未满期就急不可待地应召任职，世间就没有孝子了；在官册登记候补的人，迫不及待地受荐举征召为官，世间就会丧失士人的品格；热衷于做官的人，往往依靠官府的奴仆去串通权要，举世就没有知道廉耻的人。应当扭转这种风气。皇上既有威权，亲自提拔使用不依附宰相的人作为耳目，首先任用洪咨夔和王遂。”洪咨夔和王遂二人都是正直敢言之臣，一个月后，二人果然都诏任监察御史。咨夔官至刑部尚书，王遂官至权工部尚书。
史弥远以夺储篡位之功，居宰相专政达二十五年之久，台谏完全被其所控制。奸相一死，理宗改元，欲有所作为，实行新政，延揽贤才，斥逐奸党，亲擢台谏，先后任命台谏四十余人，这正是丁伯桂上殿对策所论的中心话题。
三、御史台上，论事鲠直
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五月，伯桂拜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的职责是检察六部、百司政务，纠其谬误，兼进谏诤言，议论国家大事。伯桂一到御史台之初，就初露锋芒。
当时宋理宗推行新政，急于求成。居然不自量力，出兵欲收复三京，进而收复中原失地，以建希世之功。伯桂极力谏劝。曰：“当年宰相轻信兄子，欲交结鞑虏（蒙古)灭金，已是十分荒谬。今更化未及数月，就仓猝欲收古人‘七年即戎’（民众训练七年，方可当兵打仗）、‘十年生聚教训’（用十年时间繁殖人口，发展生产，教育人民，训练军队，积蓄国力）、‘百年胜残去杀’（用一百年时间才能教化人民从善，从而废除死刑）的功效，不是更加荒谬吗？”主张加强江淮一线的守备，以增加一道防线。不久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果然失败，蒙古兵分三路大举侵宋。
其后，丁伯桂又针对时事和朝政再次规谏“速成”之风，论曰：“朝政一旦革新，在内则委任一名宰辅重臣，倐忽之间，王室仓库的累世金宝、百万之藏，为之一空；在外则鞑靼刚南侵，而三帅的军旗已经指向北方了。另外，招收人员众多，选拔任用进用急速，甚至有一个月连续几次升迁的。以前的弊病在于迟缓，现在的弊病在于急速。”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夏，蒙古兵大举伐宋，长驱直入。伯桂上疏提醒曰：“不宜徬徨动色，要镇定以对应事变。”他见科举考试敕赐门榜有“不敢谀怪”之语，借题发挥，奏曰：“谀为今日之大患，怪不值得顾虑。之有以直为怪者，乞诏主司专黜谀佞。”
近臣或荐某人有才者，伯桂曰：“自古小人自持一论，自为一党，现在能够为君子进言，和君子结交，大概是有君子在庇护小人了。”
针对宋理宗对群臣“欲保持汝母捃抚”的谕旨，丁伯桂上疏谏曰：“尊崇本生之亲，一切遵守英宗、孝宗二祖的原有规章制度就已经足够了。现在却大力营建修缮皇家的宅第，增高加大陵园。官署的场所不像堂室，巫术邪道出入无间，小官盐赏烦多，御封道宫的事项可以上逹天听，这些做法尤其异常。孟子曰：‘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只有大德的人才能纠正君主思想上的错误）。难道不能像前代的贤臣那样，焚毁宫中使者传出的皇帝批旨吗？”有人要他回奏，伯桂曰：说“臣某认为不可以的！”
侍从宋理宗的亲臣，有人荐举某人有才能，伯桂曰：“自古小人自持一论，自为一党。现在能为君子之言，缔君子之交，大概有君子而庇护小人的人了。”矛头直指皇亲国戚和宦官近臣。
丁伯桂在御史台二年时间，“谏疏盈箧，论事鲠直”，所论无不是时政热点和朝政的焦点，主旨是大力扶持朝野的道德风尚，而且往往是当时名贤所未言或不敢言的，直切朝政之弊，显示其御史气质与忠廉正直品格。
四、出任给事，驳正政令
端平二年冬，丁伯桂除秘书省秘书少监（从五品），翌年迁祕书监（掌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事务，正四品）。又接连迁任起居舍人（掌记录皇帝言行，以备修史）、中书舍人（掌奉行皇帝命令，草拟诏书，如有异议，允封还词头，正四品），均为皇帝身边亲臣、朝廷要职。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除权吏部侍郎、迁给事中（掌管门下省日常公务，审读内外出纳文书，驳正政令、授官之失当者，纠治其违失，正四品）。三年之内，由御史而八迁，皆兼史官职务，甚为器重。
此间，丁伯桂虽已不在御史台履职，依然关注时政，见机指陈朝政阙失，一年里就转对一次，轮值奏事三次，进呈己见二次。对于皇宫的言论与行动，朝廷的重要任命，贤奸的去留，时局的盛衰，命运的顺逆消长，指陈越发峻切，建议深刻而广泛，论事尽言无隐，直指皇上，以至连宋理宗都害怕他。
蒙古军入侵，丁伯桂进言：“大臣掌舵驾舟，如同为弱者作主。若先徬徨动色，同舟同室的人，将怎么办呢？应当凝定志虑，以应事变。”当时临近祭天大礼，夜晚大雷雨，宋理宗感到不安。伯桂借机发挥，批评理宗对谏官的异常态度，曰：“陛下本以好贤受諌闻名天下，近来因谏官忤旨，以至言语和神态变态，奏疏大多留置宫中不交办，更换諌官、御史如同下棋一样。这就是引发天象异常的最大原因。”
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时任给事中的丁伯桂，针对朝政逐条列举其错失，比绍定火灾的奏疏更加激烈痛切。韩休以皇后的亲戚进官节度使致仕。丁伯桂退还朝廷词臣撰拟诏敕的命令，曰：“此日后家一门仪仗，人们都在议论说，为何不移去招募战士，以便把蒙古首领斩首?现今韩休不过是一个典礼宾赞之臣罢了，却授予军职，将如何面对祖宗原来的制度呢？”于是，宋理宗停止这个任命。宋理宗贵妃以美貌受厚宠，勾结奸臣乱政。理宗却为阎美人加封名号，同时给她亲属进授官职，加恩者多达一百余人。丁伯桂认为施恩太滥，应于边境稍为安宁后再进行。
五、扶病坚谏，尽瘁效国
浙江庆元府昌国(今浙江舟山)人余天锡，嘉熙初进华文阁学士、知福州。嘉熙二年（1238），又将调用而且大用余天锡，召任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侍读，许多近臣为此事先进行沟通。
宋理宗为何如此重用余天锡？原来此人与前权相史弥远是浙江同乡，早年是史相的家庭塾师，深受器重。后为史弥远夺储篡位、拥立理宗立了大功。理宗即位后，对余天锡便优待有加，以进士越级授予朝廷要位，历官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等要职。
丁伯桂上疏驳论曰：“闽为国家的乐土，用来安置天锡已经足够了。现在又要召用他，只能使陛下有偏私故人的丑恶名声，谏官必然起而攻之，这并非爱护天锡的做法。”疏章送上去后，丞相乔行简写信开导伯桂皇上的意旨，催促他草拟诏书。此时伯桂已经有病在身，依然坚持如初，几天后不幸病故。享年六十七。刘克庄不禁为之叹曰：“方际于风云兮，疾忽罹于霜露。”
丁伯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忠诚履职，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而余天锡其后不久就得以拜命，官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
丁伯桂的遗表报闻朝廷，宋理宗“动容而震悼”。由朝议大夫赠通议大夫（正四品），并遣官护送棺榇归莆安葬，墓在城西石室岩下。
故友刘克庄撰写祭文，叹“宝鉴之云亡（死亡），惧金瓯之遂（坠）缺”。入里门而长恸，怆泉台（指墓穴）之永诀。”并为其祠堂题诗，称赞伯桂:“谏书百世尚流芳”。
几年后，又应伯桂子南叟之请，撰写丁伯桂的神道碑，详尽记述伯桂生平事迹，尤其是其就任御史、谏官和词臣（中书舍人）期间的直言诤谏事例和精神，追忆生前交往的情谊，高度评价伯桂的为人和节操。称道伯桂是“珪璧元身”“端乎全人”，一位人品纯粹、端直正派完美的人。刘克庄晚年又不顾年老体衰，攀登石室岩探访伯桂墓地，题诗抒发对故交的深情思念。故友真情，何等诚挚感人!
纵观丁伯桂三十年仕途，忠于职守，端方清正，直言谏诤，尽忠效国，不愧为南宋时期莆阳一位真御史。同时亦应当指出，历史上御史的犯颜切谏，奋勇抗争，终不可超越帝王意旨的底线，总是视帝王的开明程度而有所作为，因而往往不遂人意。尽管这样，御史们的事迹及其精神，仍然是可歌可泣的。她闪射先贤嫉恶如仇，勇于抗争，追求公平正义，安民济世的情怀和志节，无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一份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丁伯桂的奏议稿，后来由其侄儿南一编汇成集存世，惜已失传。
伯桂谢世几年后，其生前挚友、邑人陈炜，亦为宋理宗淳祐时监察御史。他以本乡先贤伯桂为楷模，首次上疏论述就锋芒毕露，指责朝廷“不才执政”。有人令其换疏，陈炜毅然答道：“头可断，疏不可换!”成为莆史的佳话。
六、儒学渊源，锤铸铁骨
丁伯桂居官为人的志节并非天生，而是长期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观念熏陶下，奋然励志，踏上仕途，精忠报国的。
伯桂上有六兄，皆因才智出众有好名声，而伯桂特别擅长声韵格律，作品流传诵读，入人骨髓。然而他一向清修，操行洁美，从不以才能而忽视道德。父母亲治丧，他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服丧三年才回家。侄子南一因父亲卒于太学，遂由伯桂寄养。伯桂考上礼部试后，将要奉命参加殿试对策，得到长兄报丧的通知，慨然疾速赶回家。他说：“刚刚开始进身做官，岂可违反仁义？”在科场，仅自课一卷而已，说：“吾平生没有违背别人，亦未尝看重别人。”
进入官场后，凡是推荐书都是应他人要求才写，自己从不求人推荐。不论他是平民布衣，在窗前灯下苦学之时，还是在官署处理零乱琐碎的文书簿册之时，都是一个品行高尚的人了。他自重不失光华门风，不介入宗派之争。宰相史弥远用人排斥闽人，丁柏桂本拟出朝知循州，朝辞时被留在朝廷任职。伯桂对此并未感恩，只是同众人一起作揖外，一次也未曾登宰相府拜见求荣，屈意阿随。他身居御史，别人心怀畏惧。凡是摆手劝阻制止不到的，必定送去弹劾的奏章禀告。在给事中任上，对皇帝的不当诏敕封驳正时，运笔如飞，当他人劝阻时必曰：“臣不敢奉行皇帝诏令。”
可见，丁伯桂正是在儒家思想的滋润下，加之自身修炼，终于铸成一身铮铮铁骨，御史气质。恰如他的知友刘克庄记述其生平所说，“树立之高、奋发之勇，自其平日之有所不为，有所不取者基之也。”就是平时严于律己，是非分明，筑就牢固的人生根基。
由此亦启示我们，开展孝廉文化教育的重要和必要性，对于构筑和完善当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打造一代新人，具有深远的意义。
同时应当指出，历史上御史的犯颜切谏，奋勇抗争，终不可超越帝王意旨的底线，总是视帝王的开明程度才能有所作为，故而往往不遂人意。尽管这样，御史们的事迹及其精神，仍然是可歌可泣的。她闪射先贤嫉恶如仇，勇于抗争，追求公平正义，安民济世的情怀和志节，无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一份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大力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