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感恩·拾零——从政工作及退休

　　□许怀中

　　1983年夏，我离开厦门大学，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副部长，分管文化、文艺、教育、出版，后又分管理论。刚到部里，就兼任省文化局长（后改为文化厅），省委组织部门宣布，我仍在部里办公，文化厅由一位副厅长主持工作。文化厅的活动一般是剧团和演出，正逢剧团改革，问题不小，而福建的地方戏，又是值得保护的地方文化资源。此外我投入得较多的是群众文化事业，要求各地建立“三馆”，即文化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时因工作需要，我也带团出国，如带泉州高甲剧到菲律宾演出，带泉州木偶剧团赴日本大阪参加国际木偶节等等。

　　文艺方面是我的重头工作，我曾兼任三届省文联主席，也兼过省文联党组书记。福建文艺界始终比较稳定，有些文艺门类在全国颇有影响。如诗歌出现朦胧诗派，散文创作活跃，戏剧较有优势，其他门类也各有千秋。尤其在打造“闽派文艺批评”方面，部里起了作用，如批准省文联创办《当代文艺探索》刊物，在全国评论界影响较大。省委宣传部先后专门召开两次文艺批评会议，提出文艺批评重在建设。理论方面，如厦大的“系统论文艺批评”，师大的“新美学原则的崛起”等。文艺理论研究方向，在高等学府、研究部门均有重头成果，如鲁迅研究、散文史研究、港台文学研究、台湾文学史研究等等，引起海内外瞩目。

　　那时部里主管教育部门，和学校关系密切，如主持学校音乐周，开展校园文化；重视教师节的活动，经常随项南书记到高校视察等等。理论方面，如社科研究的评奖，省讲师团出版《福建理论学习》公开发行刊物。出版方面，如支持鹭江出版社草创阶段的工作，专门到厦门考察该社，参加海峡出版社的选题讨论，批准出版《中外影视》刊物等等。后来出版和新闻合并，便不再分管了。

　　在省委宣传部前后将近10年，我于1992年10月退休。何部长主持会议，会上我作了告别讲话。讲话中引了此前散文中写过的一段话：“有次到武夷山参加省有关部门的会议，组织大家爬武夷山，以前都是主人陪伴我登山，这次我独自攀登，途中山径狭小，后面青年人赶上来，我便退在路旁，让青年人过去，他们回头向我微笑，对‘不挡路’表示感谢。”于是我悟到“让路”的重要性，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也有“让路”的轻松感。这和我在《月下后园漫步》中所写的“脚手架”一样。我话音刚落，就引起全场的热烈掌声，这掌声让我记忆犹新，它和后来省文联主席卸任讲话的掌声融成一片，令我永生难忘。

　　1992年我从部里退下来，2007年从省文联下来，后受聘为省文联顾问，还兼任了几年省文学院院长，现也早已改为名誉院长。

　　我的社会工作还算繁重，当了两届（第五届、第六届）省政协委员，兼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副秘书长等。政协开会要做专题发言，要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如刚参加省政协会议时，我是文化厅厅长，有关地方剧团的政协委员要求省厅多支持帮助等，都要给他们回答。

　　还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1995年刚成立时，伍洪祥会长聘我为副会长，至今已有20年。起先参与学术研究、刊物《炎黄纵横》的工作，后成立艺委会，由我专门负责，主要是参加编写“走进系列”丛书的活动，现仍挂着这套丛书的编委会主任，但采风活动已基本终止了。

　　其他社会职务，如西安交通大学曾聘我为客座教授，曾为省老年书画协会的名誉会长、省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通俗文艺研究会名誉会长等。现在仍然是中国作协名誉委员及多种文艺刊物的顾问，如《福建文学》《福建文艺界》《爱心》《莆田文学》《漳浦文学》《泉港文学》等。

　　从平静的书斋来到社会活动舞台，刚上任不久，便有舆论支持，尤其是评论我的研究成果，相继在省报和各地报刊发表。值得提到的是，有位老乡、厦大校友——《光明日报》有影响的记者林君，在我从政后几个月，在《光明日报》专文报道我的鲁迅研究专著《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还刊登我的照片。他说学部委员才有这样的待遇。报道写得很长，详细介绍我已出版的几部著作，以及我如何刻苦教学著书立说等等。

　　那时省委书记项南，请了他的好朋友人民出版社的陈允豪来编福建画册。他来时下榻于西湖宾馆，和我是邻居，常有来往，慢慢地就熟悉了。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有位省文化厅长，在工作之余，还著书立说，他写的是我，但没有指名。后回北京，他在给我信上说，项书记说“许怀中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项书记对知识分子真是关怀备至。

　　故乡莆仙报刊经常发表有关我的报道，乡情难却。如《湄洲日报》2001年6月27日，郑国贤记者专版报道——《许怀中：书生胸中“三尺剑”》，从我的童年一直写到1995年。“三尺剑”的由来是，我曾提到哥哥对小时候的我说“求人如吞三尺剑”，这对我影响颇深，一直感到求人之难，所以力求不去求人。后来体会到，被求也如吞“三尺剑”。报道写道，在云里风文学奖颁奖会上，他听到我对郭风老散文家说：小时听说求人如吞“三尺剑”，现体会到“有时候被求也如吞三尺剑”。这是我从政后的一点感受。郑国贤不愧是报告文学专家，对我的父辈、家庭以及我的大半生了如指掌，详述了我从童年到少年、上大学以及在大学教书情况，直到从政后的退休。报道还附有我在厦大念书时当《厦门日报》通讯员的合影、大学毕业照片和近照，以及我已出版书籍的封面照等。如此的“特别报道”，实在少见。

　　此外，刚上任不久，女散文家陈慧瑛以报告文学形式写了我。散文方面，有杨健民的《您是我们的影》，陈福郎的《许怀中的人生“三味”》，郑祥的《恩师情怀闽越风》等。省文联还为我制作了专题录像带。

　　对这许多舆论，我一直怀着感恩之情，这里有我的老前辈，如冰心为我散文集作序，王瑶读我散文集后热情洋溢的来信，曹禺为我散文集题写书名，并赠我“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裱背题词。此外，郭风老散文家也曾为我写序等等。还有同辈人和我的“子弟”等的厚爱，我都念念不忘。我曾撰写过《让感恩文化长流不息》，聊表心意。

　　在这里，补写从政期间做的几件事。刚到部里没多久，老友张德新的熟人在《福州晚报》主持工作，要创办闽江学院，来找我帮忙。那时我分管教育，教育厅领导也是从厦大调来的，我请他审批，后果然办成了。闽江学院创办后归福州市委分管，也算为福州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实事。张德新是多产的电视剧制作者，常请我为他制作的电视剧当顾问，如曾得飞天奖的《爱与恨》、“五个一工程奖”的《林则徐》等。20世纪80年代，省委为了宣传谷文昌，福建、厦门、漳州三个宣传部门联合拍制《谷文昌》电视剧，春节期间，我特地赶到东山拍摄现场，后该剧片名改为《绿色丰碑》，得到“五个一工程”提名奖。又如参与部里抓的反映“丝绸之路”的歌舞剧的制作，也是“五个一工程”的获奖作品。

　　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事。1992年10月，我先从省委宣传部岗位退下来，还挂着省文联工作，所以未办退休手续。我受古田县邀请去参加活动，在市郊出了车祸，小车失控，穿过马路，碰到一棵树，幸未滚下闽江。同行的章武扶我到就近医疗所，没打麻药就在眼角缝了几针，后来再送省立医院治疗，还好没有什么后遗症，算是不幸中之万幸。

　　从童年到老年，遇到几次有惊无险的事故，俗语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