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老街

　　□郑智勇

　　眼下串门不合时宜，宅得要疯不疯时就往乡下老家跑。口罩封住脸，车子封住人，一路隔离，串自家的门总没问题。

　　老家离县城不远，十多分钟车程。这回街道冷清，似乎更快。青灰的水泥路笔直向西，好日头时，一过了大济街，差不多一眼就能望到自己村了。

　　老家总体没多大变化。村路还是那几条，有些覆上新砼的水泥。抛荒的农田和干涸的河床默然相对，堤坝在挖掘机下期待重生——听说步游道要沿河道从城关直铺上来。水牛不见了，老龙眼树上缰绳的勒痕仍在。埕子和老井幸亏也还在。地瓜腔在四处乱跑的顽童身后响起，当了祖母的女人一手端碗一手把汤匙举在半空，哄骗利诱，好半天才喂得一口，年轻人把脸从手机屏里拔起，扫了一眼，确认没什么事后又埋了回去。

　　不再年轻的老屋们无可避免地老了，多数轮回成了小别墅的样子，像一茬一茬冒出的时尚小年轻；寿命长些的老厝还活着，颤颤巍巍，残缺的屋瓦如漏风的牙齿；祠堂成了仙，尽管破败，也得在那儿撑着，那是村人最后的驿站——如果活得没出什么意外，去往炉子的前夜，最好在厅前歇一歇。

　　一些人不在了，一些树砍了。茅坑上盖起高楼，废墟边筑起地基。房子大了，厝巷更小了。寸土不让的传统大到国家小到乡村都差不多。

　　因了这波疫情，平素天南地北谋生的乡人几乎全锁在了村里。父母自然也趁机“赖”在老家，虽也互不串门，可就算搬只凳子坐门口“曝日头烧”（晒太阳），听音辨影，猜猜路过的口罩下是谁家的闺女或仔，也好过呆在套房里闷出病来。

　　村委会的大喇叭一直挂在电线杆上，提醒疫情，单广循环，永不疲倦，像盛夏的蝉。

　　真是“难得”啊，元宵后还能在老家看到这么多人据我回忆起码得追溯到近三十年前，不同的是那时能见到的是整张脸，而今只余半张。

　　不常在老家，口罩叠加了陌生。街上有零星买菜的人，除非老相识——大老远扭下屁股都能叫出名字的那种，更多的，仅凭外露的一双眼睛，总是似曾相识又无法确定。

　　春节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也许口罩里的那人曾经与你两小无猜，可岁月淘洗，各奔东西，如今人到中年，四目相对，只剩互猜了。

　　连眼下老街的旧时模样，也只能在心底翻起了。

　　老街在八十年代只现在的一半宽不到，也不长，却分顶街和下街。供销社往西叫顶街，应是位于坡顶的缘故。顶街店不多，还是下街热闹些。发小家的日杂店开在下街南侧，兼卖瓜子、煮熟的尖尾螺和蚕豆，旧报纸卷成的锥筒是很好的容器，那时没人嫌脏。一毛六一盒的葡萄干只供销社在卖，包装精美，比烟盒小些，抽出来里面还套一层油纸。“橄榄拖”还是瘸腿元水家做得最好。“糖条”也是，能拉出又长又Q的丝。可惜零钱刚买了铁片小人——那款新出的“孙悟空”不错，角度掰得恰到好处时，放青石板上一指头能弹出老远，我靠这“猴子”赢回沉甸甸一口袋。葱饼摊永远支在老街拐进学校的入口旁，炉火正旺，香气压过了对面的公厕。

　　村子的老街上能有个电影院即便在我今天回想也觉甚为骄傲。沾了建四层新村部的光，底楼辟为影院，那时觉得实在大得空荡，余音回响如在山谷。旧村部留一间当了售票窗口，粗粝的石墙上贴着抢眼的电影海报。电影院后来承包了， 映过不少片子，那时没有豆瓣，好坏全凭口传。尺度最大的片子叫做《O女》，有人偷偷摸摸看了三遍。有时票卖得不多，看电影的却不少，老板就要打着手电沿排查票。不时有人猫着腰穿过坐椅，从侧门挑了帘子出去再翻院墙跑掉。

　　碾米坊与电影院挨着，马达吵得什么也听不清，坊老板戴着口罩，头发眉梢身上全挂着粉尘，托起整筐谷子倒进机器的当儿一脚麻利踢了空筐接米，循环往复。有时累了，就斜倚柱子，扯下口罩点上一颗烟，然后望着轰鸣的马达出神。

　　碾米坊后来也改成了录像厅，有两台大彩电和录像机，分立两侧。有时演一样的片，有时各演各的。布告是块小黑板，写着“今日录像＊＊＊（爱情武打片）”，长条矮凳能坐许多人，港版的古装武打片风靡一时。

　　小人书和武侠小说顶、下街都有在租，顶街的牛马善规模要更大些。牛马善是个瘦小的老头，穿深色中山装，下巴永远耷拉着，露出白的瘆人的假牙。他有两坎店面，一坎专打面条和扁食皮，一坎就全是书，也不知他从哪弄来这么多，总之让人羡慕。金庸古龙梁羽生卧龙生们在一侧，琼瑶三毛李碧华亦舒们在另一侧。都在显眼处。《红岩》《青春之歌》印象里也有，乏人问津。牛马善穿梭在两坎店面间，有时面机摇到一半，有人来还书了，他瞄一眼，懒得停，就说，拿回去再看吧，明天来还，不加钱；有时一看是热门书，就慌忙把人领过去结账，双手把面粉拍得四处飞扬。

　　剃头连的店开在街中，一到节日坐满了人。滚水烧得热气腾腾，他媳妇出来把毛发扫了一次又一次，往肥袋里塞。刮胡刀先在油腻腻的长布条上来回划拉，再往胖瘦长短的脸上比划。再多人等，他一张脸也要刮半天。他不急，反倒是被刮的人不好意思，说“粗粗”，“粗粗”就行了，还要买肉回家呢。

　　番仔力的肉摊就在隔壁，剩肉不多，剁骨刀、磨刀条和尖刀排得齐整，一群苍蝇围着案板飞舞，棕榈丝被随手抓起，挥了挥又放下。

　　老街虽窄短，车流却不算少。东去城关，西往度尾，班车都从这条长不过两百米的街巷经过。从永春拉煤的尖头大“解放”有段时间也常见，后来不知几时就没了。榨季的傍晚里，拉甘蔗去度峰糖厂的手扶拖拉机是这路面最受欢迎的车辆。半大孩子们在街道上坡的两侧候着，专挑满载甘蔗吭哧哧爬坡的拖拉机下手，爬上蹿下敏捷如猴。抽几根也就算了，心大的会把整捆解了往马路边扔，真是既开心又害怕，隐隐还带了些许内疚。等拖拉机降下坡远去，却又很快忘了。

　　夏天，老街在烈日下亮得刺眼，晒得发软的劣质柏油路烫得粘脚。冰花担与扁食店隔街相望，冷热与共。春华老汉的冰刨冻看上去生意不错，早早只剩削得尖锥的一块，透明浅棕，颤颤的，看一眼都清凉；扁食店里的大锅冒着热气，葱头油的香味飘出很远。老板衔着烟，一手按住锅盖一手握着笊篱，任烟灰横出老长。站灶头的孩子端着阔口杯直盯着锅盖等新捞的扁食——一定是家里来客人了。

　　街上没什么树。苦楝树倒有几棵，叶子细碎，专门招蝉。三五孩子穿着裤衩从巷子里出来了，胸前的排骨跟手里粘蝉的长竹竿一般嶙峋。他们赤脚小跑着越过马路，烫得咧嘴，脚印隐现。几颗没按平的石子凸出路面，像少年额上的青春痘。

　　那恰是老街年轻时的模样。

　　仙度路一次又一次扩宽，老街却越来越不像条街了。它只是活成了一个地名、一个站口、一个某段路的必经之地。铁栅栏把它割成两半，各种牌子的车子呼啸而过，我已经找不出它往日的生气了。

　　老家永远都在，老街已埋进了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