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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涵江:宋代之涵江

      早在唐初,现涵江市区的发源地仅为一处排泄调节河水,入海的水涵之首,俗称“涵头”。其地不过泊数艘海船、河舟而已,岸上也只有数十家商铺、居户,“日中为市始列肆”。

      经营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的小买卖。宋庆历年间(1041~1049)。端明殿学士蔡襄在知福州期间,在“涵头”的基础上,扩建入海闸门,取名“端明陡门”。继而,陡门周围的墟集进一步扩张,形成小集镇。

      建炎年间(1127~1130),国子监祭酒刘政辞官返回家乡涵头,见其住地保尾至楼下一带,海水浸漫,内河堵塞,水不可饮。刘政主持疏通水心河,使周围居民饮上清洁的河水,并浇灌楼下附近的埭田。河道疏浚后,涵头集市的交通更顺畅,交易更便利,集镇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原有“涵头”之名已不能适应日益繁茂的市井,于是,有识之士便改“涵头”为“涵江”,故后人有“涵江得名起宋世”之咏。

      随着北洋平原的形成,境内大规模进行围海造田,砌陂筑堤。当时,梧塘平原、江口九里洋平原、涵江望江平原、北洋白塘平原均垦殖为膏田。为了改善灌溉系统,增加灌溉用水,采取筑陂办法,梯级开发水源充沛的萩芦溪。太平兴国二年(977),节度使陈洪进创建南湾上下洋陂。陂位于萩芦溪下游江口镇石狮村,陂体为浆砌条石滚水坝,坝体结构特殊,每块大条石重达1.4~2吨。灌溉面积7000亩,受益范围覆盖至待宾里、待贤里、永丰里(今属江口镇) 和望江里(今属三江口镇)。同一时期,兴化县碧溪村(今属涵江区新县镇) 山民,利用山溪自然落差,以及丰富的石料资源,巧妙地垒砌石坝,兴建苏洋陂,以截溪蓄水,再循山腰开挖渠道引水,用以灌溉霞溪村数百亩梯田。陂长40米,顶宽2米。距陂道30米处,后人建有石构小颛祠1座,以纪念倡建苏洋陂的苏氏夫妇和郑国器,此陂现仍保存完整。

      嘉祐年间(1056~1063),知军刘谔建太平陂,坝高6.85米,长92 米,坝顶设泄水口,陂右筑大圳,“蛇行二十余里”,后又分上、下二圳,上圳引水灌兴教里(今梧塘镇)、延寿里(今白塘、国欢镇),下圳引水专灌梧塘漏头等处农田。灌溉总面积达6000 多亩。南安、太平两陂的建成以及与之配套的分支流的逐步完善,加上西湖陡门(今白塘镇集奎村)、涵坝水闸(今白塘镇陈桥村) 等闸门的兴建,使涵江属境内的水田旱涝保收,成为闽中的鱼米之乡。绍兴二年(1132),后人分别在今梧塘镇岭山麓和东福村建“五公祠”(前者称上五公祠)。两祠均纪念兴建池塘和太平陂水利工程的乡贤。

      邑境东南临兴化湾,海岸线长达百里,滩涂宽阔,海潮出没,是制盐的理想之地。早在唐代,沿海民众已利用海水煮制盐。当时支起大铁锅,燃火煮盐,工艺落后,产量低下,烧几担柴,只能煮几十斤粗盐。宋初,邑民陈应功,东山(今涵东街道苍然居委会辖境) 人,改革“煎盐法”,首创“晒盐法”,即利用海潮出没的滩涂作为制盐池,铺以瓦片,纳入海水,借助阳光,晒蒸成卤水,逐步凝出盐粒。从而节省大量燃料和人力,且工效明显,原盐产量大增。“自是沿海皆遵其制”,迅速带动盐业发展。陈应功被盐民尊为“盐公”、“盐神”。

      太平兴国年间(976~984),陈应功多方说服割据漳、泉郡诸县的陈洪进纳土归来,协助宋完成统一大业,因功被朝廷授“平闽将军”。太平兴国七年(982)冬,陈应功奉诏就近调兵讨伐仙游游洋林居裔起义,自任先锋,在作战中阵亡。宋廷先后赐封他为“孚善侯”、“广利侯”、“嘉泽侯”和“忠佑侯”。世人称他为“忠佑候公”或“陈公圣候”,并在当地紫璜山麓兴建庙宇奉祀,淳祐十二年(1252),宋理宗御赐“灵显庙”额。

      据史载,涵江盐场是福建沿海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盐场之一。景炎元年(1276),境内孝义乡设上里盐场,东至海,西至佘埔塘,南至新浦、三江口,北至福清峰头村。分为8个团: 新浦、半埕、东曾、小山、田头、埔城、东蔡、沟上,共有盐坎2.11万坎,户额7.41万担,场灶885户。

       在唐末部分地段开通驿道的基础上,宋代开通纵贯全境的驿道,作为福(州) 兴(化) 泉(州) 驿道的重要地段。建炎年间(1127~1130),延寿桥建成后,该驿道入境从西天尾后卓经东宫、吴店、东田、上烧灰山,入迎仙驿,过迎仙桥,穿过溪东山后,又经后俞、大岭村翻福岭而出境,与福清县相接。同时期,还相继开辟庄边至仙游游洋、新县至莆田城关、梧塘至白沙等乡村大道。至今,山区尚存部分古驿道。

      在“逢山开路”的同时,着力进行“遇水搭桥”的工程。当时,“以为渡处皆架石为梁,而乡下诸沟旁午相贯,亦皆作石梁,于是平地始为通衢焉”。建炎、绍兴年间(1127~1162),李富(今白塘镇洋尾村人) 辞官归养期间,在家乡南、北洋平原主持修筑大、小桥梁34 座。仅涵江镇内就有清宁桥、万寿桥和新桥。建炎三年(1129),僧祖逊募建迎仙桥(即今江口桥),后改建为龙津桥。位于江口镇江口村,跨荻芦溪入海口处两岸,中隔一屿,分南、北两桥,全长200米,这一座座石桥沟通关山、溪涧、江河,使“天堑”变通途,促进境内外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初步奠定涵江作为闽中交通枢纽的地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中兴,又有大批外来人口迁人境内。今涵江白沙、庄边、大洋、萩芦的雷、蓝、薛等姓氏后裔,其人涵始祖均可溯源至宋代。同期,迁入境内的外来姓氏还有关、卓、赵、魏、喻、汤、鲍、叶、蔡、翁、梁、龚、张、郭、程、俞、卢、苏等。其中,现居江口的关姓,涵江双福、显应的郭姓,梧塘漏头的王姓、梁姓,梧塘沁后的蔡姓等后裔,均成为名门望族。

      境内教育开始起步。天禧年间(1017~1021),方泳、方洞兄弟俩在兴化县清源西里(今属涵江区大洋乡) 创办寿峰义斋,“以来四方贤士,岁不下五十余人”。为境内最早的私人学校。淳祐五年(1245),兴化知军杨栋和涵江镇官郑雄飞创建涵江书院,址设观顶坡,为孔氏后裔读书之处。景定四年(1263),知军徐直谅向朝廷请题匾额,宋理宗御书“涵江书院”四字以赐。“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境内士子和农家子弟,发愤攻读,屡试得中。熙宁九年(1076),兴化县清源西里的薛奕参加武举考试勇冠校场,一举夺魁成为武状元,名扬京师。

      “草莽出英雄,隐林寓高贤。”宣和至绍兴年间(1119~1162),邑境广业里下溪(今属涵江区新县镇) 儒士郑樵不应科举仕进,鄙视功名富贵,在家乡构筑草堂,专心治学,研读史书,讲学育人。并着手编撰《通志》历时30年始成。郑樵的《通志》是总辑之史,是他毕生学间的汇集,是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部较有影响的通史。全书共200卷,分纪、传、谱、略四大部分。纪、传、谱起于上古,讫于隋代,系抄录自汉以来诸家旧史,并加删改而成。略为二十略,是郑樵最得意也是《通志》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治学的精粹和学术的总汇。记述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特别是写出了文化发展的情况。所以,“二十略”反映了他的史学见解,体现了他的历学智慧,凝聚了他多方面的学术研究成就,是我国传统史学遗产中的一块瑰宝,文化宝库中的一件珍品。因此,也赢得历代史学高贤的赞许。宋文学家陆游誉其“好识博古,诚佳士也”,清方志学家章学诚称其“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著名思想家梁启超赞其“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竞天之一彗焉”。郑樵因而成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巨匠。

      宋末,境内还出了一位杰出的官吏黄镛,字器元,景定三年(1262)进士,授监察御史。黄镛人朝为官不久,就因与其他同僚上书直揭宰相丁大全之奸被流放,时称“六君子”。德祐元年(1275),黄镛任给事中期间,慷慨直陈时政十二事,正色立朝,大义凛然。之后,黄镛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成为境内封建时代官职显林的朝廷命官。

      文字来源:方志出版社《千年涵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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