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

　　□郑莉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同乡同业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传统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揭示中国本土文化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制约与影响。

　　所谓“同乡同业”，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同乡同业传统，与民间乡族组织的发展密切相关，其集中表现为地域性商帮或族工族商。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教授曾经指出，明清时期的地域性商帮与族工族商等现象，反映了“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1]傅衣凌的学生郑振满、陈支平、王日根等教授，对明清以来的乡族经济与地域性商帮作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同乡同业传统与乡族组织的内在历史联系。[2]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同乡会馆与同业组织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例如，中国近代商会、同业公会与明清时期会馆、公所的联系与区别；在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变迁中，同乡团体与同业组织的分化与重组，商会与同业公会中的同乡与同业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课题。[3]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深受中国本土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是中外学术界的共识。早在19世纪末，荷兰汉学家高延（De. Groot）已经指出：“如果对根源背景没有清晰的概念，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婆罗洲公司制度的形成、性质以及荷印华人移民的最主要现象。”[4]不过，早期的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主要集中于秘密社会、方言群等社会文化传统，而较少关注海外华人的生存策略与经营模式。近年来，随着海外华人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展，华商网络与原乡传统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华琛（J. Watson）对香港新界海外移民的研究，论证了原乡传统对海外经营模式的影响。[5]刘志伟对广东顺德县《沙滘楚旺房陈氏族谱》的研究，发现陈氏族人到毛里求斯、留尼旺一带经商，在霹雳、邦加岛等地开采锡矿，都是原乡家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6]那么，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究竟如何利用原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建构商业网络？这是本文试图深入探讨的问题。

　　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兴化人”（Henghua people），特指讲兴化方言的人群，主要为原籍福建省兴化府莆田、仙游二县的移民，也包括来自福清县南部和惠安县北部讲兴化方言的人群。[7]在东南亚华人中，兴化人是人数最少的方言群，但却具有十分明显的行业特征。一般认为，东南亚的兴化人主要经营交通行业，所谓“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8]不仅如此，东南亚各地的兴化人也有相对独立的会馆、庙宇和仪式传统，尽可能维持“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状态，历来是东南亚华人中最富有凝聚力的方言群。[9]

　　马来西亚芙蓉坡为海外兴化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创建了为数众多的兴化人企业、社团、庙宇和家族组织。自2006年以来，我们为了研究东南亚兴化人的社会文化传统，曾多次到芙蓉坡开展田野调查，收集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10]本文主要依据历次田野调查资料，集中考察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与聚居形态、生计模式与经营策略、同业公会与同乡组织，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对东南亚华人“离散社群”与“华商网络”的影响。[11]

　　移民过程与聚居形态

　　芙蓉坡（Ujong）是马来西亚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的首府，也是享受特殊政策的“自由市”。[12]在马来语中，芙蓉原名“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在闽粤方言中谐音为“芙蓉”，故此得名。[13]芙蓉地处西马交通要冲，为铁路和公路的枢纽，南下马六甲和北上吉隆坡仅需1小时左右的车程。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森美兰州是开发较迟的地区。15世纪，来自苏门答腊（Sumatera）的米南卡保人（Minangkaba）来到这里，建立了9个小城邦，号称“九州岛”（Negeri Sembilan），这就是“森美兰”名称的由来。19世纪末，森美兰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1948年加入马来联邦。[14]

　　森美兰盛产锡矿，芙蓉的矿产资源尤为丰富。19世纪初期，华人来芙蓉开矿采锡，逐渐在此定居。1828年，芙蓉华人矿工约有1000人，到1860年达5000人，1874年华人总数为15000人。1859年，来自广东惠州的盛明利成为第一任华人甲必丹，可见当时广东移民占居多数。在1911年的人口统计中，全州人口共130199人，华人约占31.4％。到了1970年，全州华人总数为183444人，其中客家人63655，闽南人47723人，广府人43524人，琼州人9341人，福州人5802人，广西人5093人，潮州人4717人，其他为3579人。[15]在1970年的人口统计中，兴化人作为小族群，并未列入单独统计，显然是归入“其他”类，总数不会超过3000人。

　　兴化人最早抵达芙蓉坡的时间，目前尚无确切资料，但不会迟于20世纪初。1923年，兴化人已经在芙蓉创办了“九州岛自由车商会”，而在此之前，据说还创办了“三轮车公会”。早期兴化移民大多不是直接抵达芙蓉坡，而是经由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口岸，辗转抵达本坡。因此，在芙蓉坡的第一代兴化人移民中，许多人都曾经有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谋生的经历。这些早期兴化移民的移居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家族性的移民链，即通过族人带到南洋，或是自己到南洋投靠亲友；二是通过“牵头人”介绍，下南洋寻找谋生机会。由于“牵头人”一般都是回原籍组织新客出洋，因而以上两种移民形式往往相互交错，难以截然分开。大致说来，经由族人或同乡的互相提携，亲属朋友接踵而行，依托于原籍乡族网络前往南洋谋生，是早期兴化人向海外拓展的主要方式。[16]

　　在芙蓉坡，兴化人最初主要是做“苦力”，即当搬运工，因此大多聚居于今日火车站附近的巴刹尾一带，后来才逐渐扩散至全坡。据说，在巴刹尾一带，原来有三间兴化人的苦力间，这是新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这些苦力间是较早在本地定居的兴化人家庭开办的，一般楼下为店屋，楼上为住所。[17]黄传兴、欧珍珠夫妇经营的仁心点心店，就是芙蓉坡的早期苦力间之一，据其后人回忆：

　　以前我家在巴剎尾，开点心店。兴化人刚来没有钱的，都可以先住我家楼上，是打通铺，可以住60多人。（他们）相互之间常打架，因为拉车的人，钱放在枕头底下，常常怀疑被人拿了。没有钱付饭费和住宿费的，用香烟盒子记账。但是后来我父母吩咐，这些债不要去讨，（因此）现在我们几个兄弟都做得很好。[18]

　　苦力间是早期移民的主要居住场所，也是基本的生活单位，一般是同乡同族的移民住在一起。例如，黄家来自莆田石庭村，他们的住客主要是石庭黄氏族人。在同乡会馆和宗亲会形成之前，这种苦力间是同乡同族的主要认同标志，对早期同业公会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芙蓉坡的早期兴化人，主要来自于莆田江口的石庭、坂尾、东亭等村和莆田、仙游交界的溪顶等地。所谓“溪顶”，是指木兰溪上游的莆田华亭和仙游榜头、赖店一带。这些来自不同村落的兴化人，最初为了争夺地盘与客源，经常发生纠纷，甚至爆发过械斗。据现年80多岁的刘文彬老先生回忆，当时因为石庭黄氏人数较多，控制了火车站、巴士车站一带的地盘，所以东亭、坂尾二村移民结成联盟，与石庭人抗衡。至于“溪顶人”，主要是为英国政府从事搬运工作，“早期他们人很多，而且比较高大粗鲁，而石庭人则比较文一些，石庭人都怕他们”。[19]在成立同业公会和同乡组织之后，这些矛盾纠纷才趋于缓和。

　　东南亚兴化人的移居过程，一般都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过程。所谓“落叶归根”，主要是指二战前的候鸟式移民，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男子，到海外谋生主要是为了养家活口，因而经常往返于海外和原籍之间，晚年则回原籍定居养老；所谓“落地生根”，主要是指二战后举家外迁的移民，他们在侨居国入籍定居，娶妻生子，逐渐形成了海外的移植型家族。[20]芙蓉坡的兴化人家族，大多形成于二战前后，目前已繁衍至第三代或第四代。[21]

　　2011年8月，笔者在芙蓉坡观看了福莆仙联谊社举办的中元普度仪式，收集了较为完整的仪式文献。其中有一本《普度名册》，详细记载了参加普度的每一家族的祖先名讳，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当地兴化人的聚居形态。[22]由于每一家族的超度对象都是在本地去世的祖先，而参加超度仪式的家族代表都是年事已高的家长，因此这些家族至少在本地传历了3代以上。从这些家族的籍贯看，来自莆田江口的移民最多，其中共有石庭黄氏61家，坂尾许氏7家、西刘刘氏1家、梁厝梁氏4家、下孤关氏3家、东亭欧氏2家、庙前林氏2家、前面李氏1家、后埕张氏1家、后董白氏1家；其次为来自“溪顶”的移民，共有华亭徐氏3家、仙游杨氏1家、仙游彭氏4家、仙游苏氏1家、仙游邱氏1家、仙游蔡氏1家、仙游萧氏1家、仙游林氏1家；再次为莆田其他乡镇的移民，共有涵江苏氏1家、加口林氏1家、东尾郑氏1家、云峰王氏4家。此外，还有来自福清的江兜王氏1家、磁灶陈氏7家，他们也是来自兴化方言区的移民，因而也被视为“兴化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芙蓉坡兴化人的总人数约有三千多人，而在森美兰全州的兴化人约有一万人。他们分别来自莆田、仙游、福清、惠安的数十个村社，每一村社的移民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聚居的规模都不大。然而，在这些移民群体之间，却有着相当密切的社会文化联系，为维持同乡同业传统提供了必要条件。

　　【注释】

　　[1]参见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载《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收入《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此文最初题为《论乡族集团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载《社会科学季刊》1946年第2、3期。

　　[2]参见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郑振满：《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载《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其他相关研究参见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3]参见幼方直吉：《帮、同乡会、同业公会和它们的转换》，载《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1951年第3期；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载《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朱榕《上海木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以震巽木商公所为例》，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马敏：《中国同业公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理论月刊》2004年第4期；高红霞：《同乡与同业、传统与现代：中国糖商业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J. J. M. De Groot（高延）：《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袁冰凌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1月。

　　[5]James L. Watson，Emigration and Chinese Lineage：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James L. Watson， “Presidential Address：Virtual Kinship，Real Estate，and Diaspora Formation - The Man Lineage Revisited，”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63，No. 4，2004，pp. 893-910.

　　[6]刘志伟：《海外商业活动与乡族纽带——以沙滘楚旺房陈氏族谱为例》，载纪宝坤等（主编）：《族谱与海外华人移民研究》，新加坡华裔馆2002年版。

　　[7]“兴化”称谓源自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置的兴化军（后改兴安州），元称兴化路，明清为兴化府，辖地相当于今莆田市。参见莆田县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6～67页。

　　[8]区如柏：《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载《祖先的行业》，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年版。

　　[9]参见郑莉：《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0]该研究计划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系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主持，笔者参加了兴化侨乡与东南亚的田野调查。本文在诸多方面受益于该计划，谨此致谢。

　　[11]华商网络相关研究参阅：Liu Hong，“Organized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Networks：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s a Case Analysis，”Southeast Asian Studies（Kyoto），Vol. 37，No. 3（1999），pp. 391-416，reprinted in Documents on China Relations（Tokyo），No. 42（2000），print and CD-ROM versions；“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Singapore and Malaysia：A Case Study of Cross-Border Networking，”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London），Vol. 27，No. 79（1999）；Liu Hong，“Globaliz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in Henry Wai-chung Yeung & Kris Olds（eds.），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Firms，London：Macmilla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pp. 105-125；Liu Hong， “Social Capital and Business Networking：A Cas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Southeast Asian Studies（Kyoto），Vol. 39，No. 3（2001），pp. 357-381；戴一峰：《中国海商与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兼论亚洲历史的重建》，载《东南研究》2002年第4期；庄国土：《当代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版；刘宏、廖赤阳：《错综于市场、社会和国家之间——东亚口岸城市的华商与亚洲区域网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戴一峰：《“网络”话语与环中国海华商网络的文化解读》，载《学术月刊》2010第11期。

　　[12]参见丘盛添：《芙蓉开埠史》，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54～159页。

　　[13]参见陈志安：《芙蓉市的名称来历浅谈》，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64～169页。

　　[14]参见丘盛添：《芙蓉开埠史》，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54～159页。

　　[15]参见《森美兰的华族会馆》，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87～189页。

　　[16]参见郑莉：《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第二章，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7]黄玉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8日，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18]黄玉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8日，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19]刘文彬访谈笔记，2011年8月23日，芙蓉坡东天宫。

　　[20]参见郑莉：《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第二章。

　　[21]《盂兰胜会普度寄牒总簿》，岁次辛卯（2011年）农历七月廿七日，摄于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22]每年中元节的普度仪式，是所有兴化人都会参加的仪式活动。《普度名册》以各家族代表的名义登记，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本坡兴化人的家族数量与聚居形态。

　　生计模式与经营策略

　　芙蓉坡兴化人的生计模式，最初主要是当人力车夫或三轮车夫，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后来逐渐有所积蓄，开始转为开脚车、电动车修理店，最后是经营脚车行、摩哆车行、汽车行，直至经营汽车保险、汽车贷款等相关业务。在芙蓉坡和森美兰州，兴化人不仅控制了交通行业，也涉足于电器业、家私业、餐饮业、旅游业、建筑业、制造业等许多行业，在当地工商业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1990年编印的《森美兰兴安会馆四十周年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中，共登录当地兴化人的企业124家，其中经营交通行业的约67家，经营电器业的约20家，经营其他行业的约37家。从中可以看出，芙蓉坡兴化人主要经营交通业和电器业，同乡同业的特色相当明显。那么，为什么海外兴化人会形成这种同乡同业传统呢？这与他们的经营策略密切相关。

　　芙蓉坡兴化人的经营策略，主要是利用同乡同族和姻亲关系，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建立商业网络。在芙蓉坡兴化人中，流传一个故事：马来西亚的总理曾经表扬兴化人，说他们支撑了全马的交通行业，然后问兴化人的经营秘诀是什么？兴化人回答说，我们的秘诀是会培养学徒。如果有好的学徒，我们就要他当上门女婿，然后他才可以出去开分店。这也许是个笑话，但也生动地反映了兴化人利用学徒、家族和姻亲关系建立商业网络的经营策略。在田野调查中，石庭黄氏族人告诉笔者：为什么石庭人后来开那么多脚车店？因为很多老板招了学徒做女婿，等过了一段时间，让他们去更偏远的小镇开脚车店，很快就有了大量连锁的店铺。[23]

　　石庭人脚车店中的学徒，原来都是兴化同乡，但一旦成为老板的上门女婿之后，也就变成了家族成员。在这里，同乡、同族和姻亲关系有机结合，三位一体，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来自原乡的社会文化资源，因而也就成为兴化人最重要的经营秘诀。不过，芙蓉坡兴化人企业的组织形式，主要还是家族企业。例如，当地著名的侨领黄志萍、关凤声等，都是以经营家族企业致富的。

　　黄志萍为莆田石庭人，历任芙蓉坡兴安会馆、自由车摩哆电器商会、培华学校的主席，同时担任芙蓉坡东天宫与森雪隆甲江夏堂的主席，先后荣膺马来西亚政府授予的太平局绅（PJK）与拿督（DSNS）头衔，在莆田原籍也受聘为石庭学校董事会名誉董事长等职务。黄志萍的发家史，在芙蓉坡兴化人中众口相传，被视为成功的范例。

　　黄志萍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的父亲和叔叔、姑姑都曾经下南洋谋生，而他和母亲、两个妹妹留在老家，抗战前到南洋与父亲团聚，就学于芙蓉坡培华小学。他13岁时，父亲去世，被迫辍学，到吉隆坡姑丈家的脚车店中当学徒。两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马来半岛沦陷，他回到芙蓉坡开设脚车修理店，旋即被日军强迫入伍，当了几年治安军。二战后，他回到莆田老家，娶妻生子，然后再次南下谋生，先是到香港当的士司机，后来转去新加坡开的士。1953年，他得到新加坡观音庙灵签的指示，返回芙蓉坡，开设“万利兴”车行，从销售脚车发展到销售摩哆车，成为小业主。

　　在黄志萍的子女成年之后，万利兴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从销售脚车、摩哆车转向以销售汽车为主，逐渐发展成为西马地区最大的本田（Honda）代理商。黄志萍生育三子二女，其长女在老家出生，其余子女均为侨生，都在家族企业中任职。黄家第三代大多出国留学，回来后也是到家族企业任职，目前公司中的维修部经理和营销部经理都是黄志萍的孙子。万利兴的董事会由会长、董事与会员组成，“会长拿督黄志萍局绅、董事黄德兴先生、董事黄伟俊先生、会员黄德源先生”。其中德兴、德源为志萍之子，伟俊为志萍之孙，可见这一企业组织实际上也是家族组织。

　　万利兴作为日本的著名摩哆车、汽车品牌代理商，其商业网络遍布西马各地，与许多兴化人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987年，在黄志萍荣膺拿督勋衔之际，有不少外地企业联合送匾道贺，其中主要有：义兴摩哆有限公司、尚和摩哆有限公司、立生企业有限公司、尚荣企业有限公司、新隆兴有限公司、瑞兴有限公司、五和有限公司、顺利有限公司、荣和摩哆贸易公司、联邦摩哆公司、信发摩哆公司、义隆摩哆公司、黄摩哆公司、马六甲车行、义发公司、茂兴号。这些企业都是兴化人企业，也都是与万利兴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交通企业。

　　关凤声是芙蓉坡兴安会馆和福莆仙联谊社的发起人之一，历任兴化人佛寺紫竹林的理事、福莆仙联谊社的永久普度主，与兴化名僧释寂晃有深厚的友谊。他和兄长合办的福源隆脚车行，一度是西马最大的脚车行，而他的儿子创办的马来西亚链条厂，也曾经是西马最大的链条厂。

　　关凤声祖籍江口石怡，他从小就跟长兄到南洋谋生，于1919年在西马创立福源隆商号。此后，他的长兄及其后代在吉隆坡经营福源隆商号，而他自己南下芙蓉坡开设分号，并在芙蓉坡正式注册了福源隆有限公司，专营脚车批发与链条生产。

　　关凤声的妻子陈瑞莲为福清磁灶人，其内弟陈有美始终是福源隆脚车行的主要帮手，实际上也是商业合伙人。他一共生育了六子六女，其中一女送回原籍，为亲戚家养女，其余子女均在南洋定居。他的6个儿子都先后在福源隆任职，长子关光辉原为教师，后来也参加家族企业的管理。他的女儿大多嫁给从事交通业的兴化人，因而先后与芙蓉的石庭黄氏、怡保的江兜王氏、关丹的磁灶陈氏结成了儿女亲家，这些都是他的主要商业伙伴。

　　福源隆主要经营脚车的代理和批发业务，早期的货源大多来自英国、日本和德国，从吧生港运进来后，要先开箱组装，再批发转运到邻近的吉隆坡、马六甲、彭亨和森美兰各地，因而是西马进口脚车的批发中心之一。据关凤声之子关光龙回忆，在他们少年时代，生意特别繁忙，他们都需要到店里帮忙，所以很早就参加了家族企业的工作。他说：“我哥哥光华读到初中，就（退学）回来帮忙了。我们虽然还在读书，也要在一起帮忙。每天都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因为脚车需要开箱组装。我们是西马最大的脚车行，雇佣的工人有10个，有印度人、外色人。开始老大、老六没有回来做，后来也都回来了。”[24]

　　其实，福源隆作为批发中心，主要的业务都在外地，因此需要许多推销和管理人员，这就是家族企业的优势所在。1979年，关氏六兄弟利用脚车行的盈利，成立了马来西亚链条厂，主要生产脚车与摩哆车的链条，仍然请他们的舅舅陈有美担任链条厂的主要管理人员。关氏六兄弟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为了避免财务上的纠纷，专门设立了家族基金，用于资助各家购买住屋与子女教育，其他私人开支则不得从公司挪用资金。关光龙认为，这项基金是兄弟之间可以和睦协作的重要原因：“别人都问，你们兄弟怎么那么好，也不争吵，到底是怎么处理？秘诀就在这里”。他还特别谈到，在经营批发生意的过程中，同乡之间的信用关系至关重要。

　　批发到各地的商店，我们兴化人占多数以上，可以赊账。如果资金缺乏，可以向朋友借，信用很重要。因此，我们同新加坡的推销员，也都有各种业务。在田野调查中，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说法。有个早年从事汽车配件推销的兴化人告诉我：“其实你没有资金是不用怕的，因为大家都讲一样的话，办一样的事，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信用。只要你有了信用，就可以空手套白狼。我把第一批货给你，你不用给我钱，到后来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笔货款，不断地进货来赚钱。”所以，在他们这一行中，“靠的就是同乡信用”。[26]

　　在同乡企业之间，由于存在着较为稳定的信用关系，可以在资金、技术、劳动力、商品供应、信息交流等领域互相支持，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分工协作关系。1987年编印的《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成立六十四周年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共登录当地的交通企业98家，其中大多数企业也出现在同乡会刊中。在这些兴化人的交通企业中，各自的经营范围不尽相同，分别涉及品牌代理、批发、零售、维修、回收、出租、贷款、保险等不同的商品销售与服务环节。对每一商号而言，不可能同时经营所有的环节，一般都有各自的主要经营范围。因此，只有通过各种同乡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才有可能形成行业垄断和竞争优势。

　　在芙蓉坡同乡会馆和同业公会的企业名录中，还有不少外地的兴化人企业，从中可以看到跨地域与国际性的同乡同业网络。例如，在同业公会的企业名录中，共登录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交通企业约250家，分布在沙捞越、柔佛、马六甲、雪隆、霹雳、槟威、吉坡、吉蓝丹、丁加奴、彭亨等9个州。此外，还收录了来自新加坡、泰国、文莱的交通企业40家，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新加坡的企业。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许多新加坡企业是周边地区的主要商品供应商与品牌代理商。因此，新加坡兴化人企业与芙蓉坡兴化人企业之间的联系也尤为密切。祖籍莆田江口西刘村的新加坡兴化人刘玉书先生，曾在芙蓉坡同业公会的纪念刊与芙蓉坡兴安会馆纪念特刊中登载了贺词。他说：“我14岁下南洋，20岁开始推销脚车配件。1962年以后，主要在马来西亚推销，几乎跑遍了全马，各主要港口的兴化人我都很熟悉。过两天，我还要去怡保，参加一个兴化老板儿子的婚礼。我们公司代理的品牌，从台湾到日本都有，现在主要是大陆的产品。”[27]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南亚兴化人的商业网络是超地域的，同时也是跨国界的。这种国际性的商业网络，同样是建立在同乡同业传统之上，依赖于同乡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因此，研究东南亚华人的商业网络，不可忽视同乡同业传统的传承与运作机制。

　　应当指出，在海外兴化人中，不仅有成功的商业精英，更多的是自食其力的雇工和小业主。他们可能是的士司机，可能是脚车、摩哆车修理工，可能是推销员或废旧轮胎回收者。从表面上看，他们在同乡商业网络中始终处于依附地位，而在实际上，他们却是同乡同业传统的存在基础和运作主体。那么，对于这些普通大众来说，同乡同业传统究竟有何意义？试以现年82岁的黄元勋老先生为例[28]，对此略作探讨。

　　黄元勋出生于莆田江口石庭村的纸扎艺人世家，早年在家乡念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17岁时，黄元勋跟随族人下南洋谋生，到新加坡族人黄春寿的脚车店当学徒。23岁回乡结婚，回南洋后从新加坡转来芙蓉坡，在堂兄黄文松的轰隆摩哆车店做帮工，后来又在族人黄新球的万成摩哆店做帮工，据说收入都很微薄。1957年，黄元勋的妻子到南洋团聚，随着儿女出生，家庭开支日益增加，生活难以为继，遂在同乡和族亲的资助下，在吉隆坡创办了自己的万荣成摩哆车维修店，成为独当一面的小业主。这一摩哆车店至今仍在营业，现在由他的四子接手经营。

　　黄元勋在南洋生活逾60多年，从当学徒、帮工到自己经营小店铺，基本上局限于兴化人聚居的地区，从事脚车、摩哆车维修等交通行业。据说，他至今只学会几句广东话日常用语，平常都是讲兴化方言。我们对此很好奇，曾问及当地兴化同乡：“元勋只会讲兴化话，那平时生活怎么办？”他们打趣说：“所以他一辈子只跟太太交流，天天讲兴化话。你看，他们夫妻多么恩爱！”其实，黄元勋性格开朗，人缘很好，在当地兴化人的社交圈中相当活跃。他15岁时就在原籍古迹明安殿参加过“持戒”仪式，精通“坛班”组织的内部事务，又粗通文墨，来芙蓉坡后长期担任东天宫的“戒师”，是当地著名的仪式专家。

　　黄元勋的生平经历，在他的同辈人中是习以为常的。由于早期兴化移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语言能力单一，他们到南洋后很难独立谋生，一般只能先跟同乡族人当学徒、帮工，学会一技之长，然后再寻找机会独立创业。例如，黄元勋的堂兄黄文松，最初是跟随他的舅舅林奕到南洋，在舅舅的尚和摩哆车店里当了很多年的学徒和帮工，后来才自立门户，创办了轰隆摩哆车店，并把元勋找来当帮工。[29]元勋的妹夫白文凤，祖籍江口后垅，15岁到新加坡，最初在同乡的脚车店当学徒，后来到芙蓉坡跟同乡学理发，最后开设了自己的理发店，至今仍然以理发为生。[30]由此可见，早期兴化移民的同乡同业传统，主要是经由师傅带徒弟的途径，在新老移民的代际交替中自然形成的。对于新一代移民来说，这种师傅带徒弟的传承途径，为他们提供了在当地安身立命的唯一可能，因而也是别无选择的。

　　如上所述，芙蓉坡兴化人的生计模式和经营策略，依赖于同乡商业网络的有效运作。对少数商业精英来说，同乡商业网络为他们提供了资金、技术、商品、信息等全方位的支持，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大多数边缘人群来说，同乡商业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使他们在异国他乡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也有可能因缘际会，成为发家致富的商业精英。正因如此，海外兴化人无不致力于维护同乡商业网络，这就是同乡同业传统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

　　【注释】

　　[23]黄玉坤访谈笔记，2011年8月25日，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24]关光龙访谈笔记，2011年8月29日，芙蓉坡关家。

　　[25]关光龙访谈笔记，2011年8月29日，芙蓉坡关家。

　　[26]方国兴访谈笔记，2011年11月14日，莆田江口石庭宫。

　　[27]刘玉书访谈笔记，2011年11月14日，莆田石庭九鲤洞总镇。

　　[28]黄元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2日、2012年9月9日，马来西亚芙蓉坡。

　　[29]黄元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2日、2012年9月9日，芙蓉坡东天宫。

　　[30]白文凤访谈笔记，2011年8月11日，芙蓉坡东天宫；黄元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2日、2012年9月9日，芙蓉坡东天宫。（来源：莆田市侨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