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党史故事：壮烈献身的闽中五子

　　王于洁烈士（1901.3-1937.6），别名吴梅，仙游县榜头镇紫泽村人。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孝敏烈士（1907.11-1937.6），原名黄孝闵，古田县平湖镇人。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潘涛烈士（1911.2-1937.6），原名陈如舫，仙游县鲤南镇仙安村人。1929年投身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余长钺烈士（1918.10-1937.6），原名余长秋，福清市阳下镇人。1931年加入共青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

　　陈炳奎烈士（1907-1937.6），原名陈祖进，别名绍南，福清市阳下镇漈头村人。1928年考入福州乌山师范学校，在校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闽中多俊杰，五子最称贤；骂贼敌庭上，壮烈死亦雄。光辉昭日月，遗爱足世传；后继齐努力，摧毁旧王朝。”每读到这首诗，不禁让人忆起闽中为革命事业献出年轻而又宝贵生命的五特委：中共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委员黄孝敏、潘涛、余长钺、陈炳奎五烈士。由于叛徒出卖，闽中五特委壮志未酬身先死，给闽中革命带来极大损失。

　　勇担重任

　　1934年4月上旬，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机关被国民党宪兵破坏，市委巡视员练文澜带宪兵特务到莆田破坏了莆仙党组织，莆仙党的主要干部被捕后也叛变。在斗争环境极为险恶的严峻时刻，潘涛当机立断，立即召集一批坚定的共产党员转移到沿海农村坚持斗争，并成立莆田县委，潘涛担任莆田县委书记，组织“打狗团”，开展反叛斗争。潘涛在革命处于危险时刻，挺身而出，挑起重任，反叛斗争取得一定的成效。

　　5月下旬，中共福州市委常委王于洁从福州转移莆田，与潘涛取得联系。他的归来增添了大家的信心，一致要求他担任县委领导，但他却坚决要求参加第一线斗争以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在斗争中，他认为“打狗”的经验很好，便在更大范围推广这一斗争经验，狠狠打击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组织了叛徒、特务对农村革命组织的破坏活动，使中共莆田县委在农村站住了脚。之后，王于洁和潘涛组织了一支小型精悍的游击队作后盾，并在党内进行纪律和革命气节教育。经过王于洁、潘涛等一批坚定的共产党员不屈不挠的斗争，莆田革命形势逐渐好转。9月，重建了中共莆田中心县委，王于洁任书记。并决定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自主地转入游击战争。至1935年逐步形成了常太的顶外坑、漈川、金竹坑三个村为中心的莆仙边游击根据地。

　　重建特委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敌破坏后，莆田和福清的党组织都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经过努力，莆田和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得以重建后，在各自领导开展游击斗争的同时，都在积极寻找上级和邻近党组织的联系线索，以期及时得到上级党的指示和摆脱孤立无援的不利环境。1935年春末，王于洁到莆田东北山区巡视工作时，听说福（清）永（泰）边的罗汉里也有红军游击活动，心里很高兴，决定亲赴福清寻找福清党组织。于是，王于洁通过在福州时认识的福清地下交通员的帮助，很快与黄孝敏和刘突军取得联系，彼此介绍别后的斗争情况，感到无比欣慰。王于洁提议把两个中心县委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共同打击敌人，这样，既可避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又可扩大游击活动区域，一旦遭敌“清剿”，也有较大的地盘作回旋余地。这一提议得到黄孝敏、刘突军等的完全赞同。

　　1935年5月，王于洁、潘涛、黄孝敏、刘突军等在福清樟溪召开两个中心县委联席会议，与会同志认真分析了当时斗争客观形势，认为短期内难以找到上级党组织，决定依靠自身力量，继续在本地坚持游击战争，等待时机。当务之急是把两个中心县委联合起来，在斗争中互相配合，互相策应，以防被敌各个击破，也才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于是，决定在两个中心县委的基础上重建中共闽中特委，推选王于洁为特委书记，黄孝敏、潘涛、刘突军、余长钺等为委员。并决定把福清和莆田两支游击队统一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此后，两支游击队在特委统一领导下，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独立坚持了近三年的游击战争，成功创建了闽中游击区，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十五块游击区之一。这是王于洁、黄孝敏等领导人高瞻远瞩、正确决策的结果，是闽中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们为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英勇献身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闽中特委主动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为奔赴前线抗日作准备，但国民党当局却在内部加紧执行其“北和南剿”的既定方针。1937年2月16日，闽中特委在莆田梧塘洪度村特委交通员家中召开会议，商讨“西安事变”后闽中如何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敦促国民党地方当局接受和平谈判，共同抗日等问题。未料交通员以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当晚，以加强“安全措施”为由将与会的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诱到邻近的林外村投宿，结果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宪兵抓捕。次日，叛徒又带宪兵特务到福清诱捕中共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一并押往福州宪兵团部监禁。

　　在狱中，五特委团结一心，以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与敌坚持斗争。五特委被捕时，敌人只搜到一叠抗日传单，而没有别的什么证据，敌人就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妄图迫使他们供出闽中地下党组织，他们以为闽中五特委也会和三年前的陈之枢之流一样，在威逼利诱下屈膝投降，沦为他们的鹰犬。但铁骨铮铮的五特委并不为敌人的淫威所动，坚持说自己是抗日救国义勇军，是不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出于爱国义愤，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并责问：“抗日救国何罪之有？”而始终不肯暴露党内秘密。敌人被问得哑口无言，就试图让叛徒来投降，面对厚颜无耻的叛徒，五特委怒不可遏，群起攻之，使之狼狈逃离。余长钺、陈炳奎对来劝其“自新”的人呵斥道：“我们不象你那样贪生怕死，一心只想做官，不想好好做人！”王于洁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是堂堂正正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岂可屈招！请诸位放心，我决不会像那些软骨者那样，被淫威和酷刑吓倒！”充分体现了闽中五特委不为高官厚禄所引诱，不为严刑酷打所屈服，始终大义凛然，保持坚贞不屈的高贵品格。

　　反动派施展各种花招皆无法使五特委屈服，又恐国共和谈一旦达成协议必然要释放政治犯，于是，不顾大敌当前，决定向五特委下毒手。1937年6月23日，他们迫不及待地将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陈炳奎五位闽中党的优秀领导人押出牢房，杀害于福州西门外刑场。他们被押赴刑场时，高呼口号，英勇就义。牺牲时，他们平均年龄才28岁，而最年轻的余长钺还未满19岁。烈士们在他们风华正茂时倒下，他们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鲜血洒在闽中这块土地上，闽中人民永远怀念他们！他们高尚的情操、优秀的品质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来源：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