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维骐和明代复古思潮

　　柯维骐，字奇纯，明代福建省兴化府莆田人。高祖潜，翰林学士。父英，徽州知府。嘉靖二年（1523），柯维骐得中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辄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京朝官病洪三年者，一概罢免，柯维骐亦在罢中。从此以后，他谢绝宾客，专心读书。

　　据《明史·文苑一》记载，明代的复古思潮始于弘治年间（1488-1506）。“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盛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柯维其正是生活在复古思潮越演越烈之中。他得中进士以后，授南京主事，谁知却因病魔缠身，长期无法赴任而被罢免。他只好效法孔子，创办私学，广招门徒，挣点饭吃。当先生又要先当学生，他虽是进士，但却不是去府学或者去县学任教，而是面向社会不同层次招生，所以，他一时谢绝宾客，专心读书，要攻读应试教育以外的书籍。既然举世呼唤“复古”，文主秦汉，诗规盛唐，他要在此期间混碗饭吃，就得再学习，顺应潮流。这里的秦不是秦朝，而是春秋战国，既先秦。这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诸子百家奋力拼搏，贡献自己才华的黄金时代，著作之多，够柯维骐学习了，还有两汉盛唐的那就更多了。

　　柯维骐又是个历史学家，著有《宋史新编》、《史记考要》等。宋史与辽、金二史，本为三部史书，维骐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花二十年写成。断代史的本纪，记载的是历代的大事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重大决策，往往——在册。《宋史新编》增加了辽、金二王本纪，这就为后来的宋史研究者在比较宋与辽、宋与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提供了方便。《明史》编者说《宋史新编》“褒贬去取，义例严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柯维骐在教育、在史学上的成就来之不易，《明史》说他“登第五十年，未尝一日报官。中更倭乱，故庐焚毁，家困甚，终不妄取。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抚按监司时有论荐，不复起。隆庆初，廷臣复荐，所司以维骐年高，但授承德郎致士。卒年七十有八”。所以，在他身上显示了明代复古思潮的威力，秦汉的优良学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柯维骐撰写《宋史新篇》，把宋、辽、金三史，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和《宋史》相比，内容变了，体例也变了。而且，和以前的纪传本史书相比，都不一样了。无论通史，还是断代史，本纪中都没有“外王”，只有《宋史新编》首次把辽金二王放在本纪中，为以后研究宋辽金史者，提供了方便。这就是创新。它的出现说明，到明中期，中国史学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编写这部书，柯维骐花去了整整二十年，耗费了许多心血。这就是说，创新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否则，那就一事无成。从中也可以看出，面对“近世学者乐径易而惮积累”，柯维骐“作左右二铭，训学者务实”，那真是他自己读书、做学问的科学总结。他读书、做学问，“世味无所嗜，唯嗜读书”，五十年如一日，勇往直前，攀登科学文化高峰。这是明代复古思潮典型的一例。（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