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林子三教正宗统论》的些许遗憾
□陈文凤
由福建莆田三一教协会主持组织，经《林子三教正宗统论》点校小组点校的，最新版本的三一教经典著作—《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已于2016年2月出版了，诚如《后记》所说的，此书的出版“为方便今人阅读……为了使这一宝贵传统文化思想继承下去”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个版本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为什么这样说呢？下面先将此版本的《点校说明》全文照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有数种版本，现严格以明万历刻本为准进行点校，书中的别字、异体字、通假字多保持原貌，标点多参照岁次乙亥（1995年）东山祖祠许道发、王易点校版。
此版本果真严格以明万历刻本为准进行点校吗？答案是否定的。翻开此书的423页，落款处可见“时皇明天启甲子岁初夏上浣之吉门人陈衷瑜顿首百拜谨跋”字样。486页亦有“天启壬戌岁仲秋月门人陈衷瑜录补”字样。天启年号在万历之后，中间还隔了一个泰昌。851页的《心本虚篇》的卷端，更有这样一段文字明明白白地告知读者 “明万历刻本中无此段，民间现使用本中有此段，故暂保留。”由此可知，此版本所依据的刻本肯定不是明万历刻本，也就谈不上所谓严格以明万历刻本为准进行点校了。此版本用以点校的刻本甚至连天启年间都达不到。因为31页的落款是这样的：门人朱如鲁、董史、李相同命梓。董史是三一教继卢文辉、陈衷瑜之后的三传弟子。董史出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天启帝死于1627年，那时董史才3岁。明朝的亡国皇帝是崇祯，亡国于1644年，那时董史20岁。由此看来，充其量这个刻本最早也只能是崇祯末年刊行的。董史25岁时执贽拜三教再传弟子陈衷瑜为师。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董史承接陈衷瑜先生的遗命，主持三一教门。康熙二十七年（1688）左右，董史病逝。因此这个版本最迟的出版时间也不会超过康熙二十七年，当然也可能是顺治年间出版的。我想只要稍加留心仔细查找，就一定可以从该刻本中找到准确的出版年代。这个错讹，本可轻易避免，但由于点校者的疏忽，就造成了这个遗憾。
请翻开298页，数到第14行，可见这样的一段文字：“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堕其履邳下，故谓良曰：‘孺子下取履！’”凡是熟悉张良到桥下为老者拾鞋，后得赠兵书典故的明眼人，不必去对照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中的原文，一眼就可断定，“堕其履邳下”中的“邳下”应为“圯下”， 因“邳下”不知所云（即使是地名也该叫“下邳”，而不是“邳下”），而“圯下”即桥下，老人是把鞋子扔到桥下的啊！如果实在不放心，翻开《史记》对照一下《留侯世家》，就可以明白无疑了。此外，新版459页第5行“潘生曰：‘孟子何言？’何氏子曰：‘根心而晬面也’”。《孟子·尽心上》的原文是“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据此，“晬面”应为“睟面”之误，
还有，899页倒数第4行“敬敬敬，出门使民，当主一而无适，斋坐尸立，惟俨然而若思”中的“斋坐尸立”四字，无论是民国戊寅年（1938年）由正本堂印行的，还是岁次乙亥（1995年）东山祖祠许道发、王易点校版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都作“尸坐斋立”。 无疑，“尸坐斋立”是对的。须知古代祭祀时，“尸”是代表死者接受祭祀的人；祭祀前要举行斋戒，以示毕恭毕敬为“斋”。 尸据神位，坐必矜庄，元朝理学家吴澄云：“为尸者有坐而无立，故坐以尸为法；祭者有立而无坐，故立以齐（斋）为法。”“斋坐尸立”将尸、斋二字互换位置，就完全错了，象征受祭者的“尸”，怎么可能让他立着呢？该坐者不坐反立，该立者不立反坐，错的离谱，确实太让人遗憾了。
翻开966页，第一自然段中的“伯阳为柱史，甯封为陶正，方回为闾士，吕望为太师，仇生仕于殷，马丹宦于晋，范公霸越而浮海，瑟（疑为琴）（”疑为琴“三字是点校者所加，笔者注。）高执笏于宋康，常生降志于执鞭，庄生藏器于小吏”一段引自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释滞》，但有四个字不一样，即“宦于”应为“官于”，“浮海”应为“泛海”，“瑟高”应为“琴高”，“庄生”应为“庄公”。这里，特别需要辨明的是“琴高”与“庄公”。据汉刘向《列仙传·琴高》：“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之间二百余年”可知，“瑟高”是错的，琴高才是对的。“庄公藏器于小吏”说的是鲁庄公起用小吏曹刿，一鼓作气击败齐军的典故，所以，“庄公”是对的，“庄生”是错的。
另外，还有一个讹字，就是1041页最后一行第一句“林子问道”中的“林子”，对照其他版本应为“林生”。只要你看一看下文中的“林生问”、“黄生问”、 “江生问”、 “王生问”等等，你就可断定此句必为 “林生问道”。
莆仙各堂祠大都有东山祖祠赠送的2016年版《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大家可以将以上几个错处更正过来，以免以讹传讹。
道光年间三一教公开活动的证据
□陈文凤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三本石印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它将原为36册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每3册合为1册印刷，所以若全套齐全的话应是12本。其中一本的内页印有“道光己酉仲秋明镜堂弟子吴隆美林日轩仝重梓”字样。熟悉三一教史的人应该知道，在清朝，三一教曾二次遭禁，第二次遭禁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此时距道光己酉（1849）已有61年。学界一般认为，两次遭禁后的三一教急剧衰落，“吾道式微，继起无人，书多散失”。自那以后各堂祠纷纷改名，以书院为掩护，转入秘密活动。直至咸丰、同治年间，陈智达、梁普耀重举三一教大旗，三一教才恢复公开活动。
根据石印本《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可知，直至咸丰、同治年间，三一教才恢复公开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石印本《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就是活生生的证据。首先，它公开标明印刷时间—“道光己酉”；其次，它公开亮出堂名—“明镜堂”；第三，它公开表明重梓者身份—“弟子”；第四，它公开亮出重梓者姓名—“吴隆美、林日轩”。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统统公开，有此四公开，简直就是无所顾忌大张旗鼓！又何谓秘密？由此可见，在陈智达之前的道光年间，我们莆田已有三一教的公开活动。那时候，陈智达（1840—1872）才九岁呢。
书中提到的明镜堂究竟在哪里呢？我查了一些资料，查了许久，问了许多人，不得而知。机缘巧合，前些时候，我在写《三一教珍籍民国重印本〈龙华别传〉》时，从陈唐彬所作的序中得知原来明镜堂就在笏石。你看，世间有些事就这么奇怪，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需要说明的是，石印技术是在同治十五年（1876）前后才在中国传开的，因此这三本石印本《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并不是道光年间印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是根据道光年间的版本重印的，否则就不会留下“道光己酉”的印记。用石印技术印书在我国只存在了几十年。以前的资料从未见有石印本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这个版次的石印本《林子三教正宗统论》是不是唯一的，有待考证。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这张照片，它是另一套36册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的最后二页（图2）。从最后一页的“宣统元年岁舍己酉荔月穀旦重修”字样，我们可以得知它重修于宣统元年（1909年）。从最后第二页的 “道光岁次己酉门人程天霖倡梓、同治岁次壬戌蒲月门人方天赐梓竣”字样，我们又可以得知它是根据道光岁次己酉（1849年）程天霖倡梓版重修的。
如果说只有一套，或许有人会说不足以证明，现在有了不同版本的两套，那就不是孤证了。据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道光年间，我们莆田已有三一教的公开活动。
图1
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