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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元背后的故事

      □林春荣

      01

      时间如同漫天的迷雾,遮住了历史的原貌,几多惊天动地的往事,在时间的淘汰下只剩下一些简单的骨架或名称,而那些可以叙述的文字已显得不可推测、不可重写。因为时间的距离会产生对历史真相认识的距离,一切曾经在时间的远方发生的那些事那些人,基本上已面目全非。好在莆阳有着著书传世的民间风俗,在时间的河流上漂泊的人物,或因他们的生平经历的确值得大书特书的,或因某个人物所在某个姓氏家族追宗溯源不断重修族谱的缘由,用一些简单的文字记录了他们的历史,他们曾经的光辉与坎坷的命运。

      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无疑是朝廷选拔人才的最佳方式,这种自下而上的考试途径,为无数平民子弟打开了一条实现梦想的大道。秀才、举人、进士,社会提供给青年人的每一次机会,都会激发他们奋斗的动力,都会为他们的生命注入勤奋的基因。正是各个朝代青年们有着五彩缤纷的梦想、公平公开的机会,他们才会穷尽一生的努力,读天下诗书、写锦绣文章,为的是人生出彩,为的是金榜题名。同时,也是因为社会为每一个人公平地提供了梦想成真的机会,一千多年来,整个社会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文化教育态势。从我一些有限的资料里,还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群因为对科举不满而发生骚乱、或农民起义,人们对科举制度的拥戴或信任,无疑是这个制度能够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全部原因。良好的社会民意,合理的的人才选拔方式,确立了科举制度成为整个社会所有的人民能够共享资源的保证。

      其实,古代科举制度还有一个良好的救济措施,那就是从考试不合格中录取的进士及诸科就是实行特奏名进士的救济制度,即对其工作能力、文章水平、道德品质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实行的特别考核录取的补救制度,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对那些有才华,但不会考试的优秀人才破格使用。莆田有特奏名进士七百三十一名,大部分是在宋朝。另一种是因为家族的原因,其祖父或父辈有功于朝廷,本人又有才华、或因成长环境的缘故,未能考上秀才、举人,从而失去考取进士的资格,实行恩赐进士。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就是恩赐进士出身。莆田有恩赐进士二十二名。

      状元、榜眼、探花,是从同科进士中殿试选拔出来,都是由当朝皇帝亲自命题、亲自考查裁定的,因而民间对这类人才称为天子门生,一科只有一个状元。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史基本上三年一科,或因战争原因中断或因宫廷政变停止,只有四、五百人的状元,可以说是人中翘楚,真可谓可遇而不可求。

      作为中国的文化重镇,莆田在一千年的科举历史上,书写辉煌的篇章。一共产生十二名文武状元,七个榜眼,五个探花。其中宋代八个,徐铎、薛奕、叶顗、黄公度、郑侨、陈从龙、吴叔告、陈文龙。元代两个,林济孙、林享。明代两个,林环、柯潜。这十二名状元在不同的科次中以他们不凡的才华脱颖而出,成了那个时间点人人称颂的才俊。但由于性格的原因,或因生活在动乱的时代,他们的个人际遇总是令人同情,令人提心吊胆。从那十二份有些酸楚的生命档案上,我看到的只是一面面在生活的河流上挣扎的身影,他听到的也是他们面对茫茫的社会,面对权力倾轧的政治舞台发出的无能为力的叹息,我读到更是这十二个状元从辉煌起点、身不由己地走向悲剧的结局。令人惋惜、令人痛楚、令人感动、令人悲壮。

      尽管时间的灰尘遮住了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但我仍执拗地追寻他们生命的轨迹,或许从散乱的记忆碎片中,尽可能拼凑一张完整的面孔,从他们不同的命运中去寻找他们的感受、欣喜或痛苦,酸甜或苦辣,不安或欣慰。总之,还原十二名状元的生命记忆,或许仍会提醒今日的我们:人的命运不是一次考试所能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大背景,更离不开属于你的机遇。

      02

      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莆田人徐铎中魁,徐铎也是境内第一位状元,同时登进士榜的还有他的十三个莆田老乡。而在另一场武举考试中,莆田人薛奕中同科武状元。连宋神宗皇帝也惊叹于莆田人这一壮举,称之为“一方文武魁天下”。

      辉煌之后是平淡,历史没有用更多的笔墨来描述莆田第一个状元一生的经历。虽然状元的起点很高,被授于镇东军判官,他出任的第一个职务明显比其他进士的官阶要高,但这并不影响各自此后的仕途。一大批进士出身的官员,左右逢源,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逐渐靠近权力的中心,并在权力舞台上长袖善舞,出色地担当宰辅这一角色。几乎和徐铎同一时间出仕为官的老乡蔡京、蔡卞,后来都担任过宰相。

      自公元1076年出任镇东军判官一职后,徐铎的任职经历几乎是空白的,也没有任过什么重要岗位。二十年之后,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才调任中央,任职给事中、直学士院。在这二十年间,北宋正经历巨大的变革,新党与元佑党人在王安石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无数的政客都深陷入其中,形成两大政见对立的官僚集团。徐铎也不例外,一调入京城,就站在积极推行王安石变法的大臣宰相章惇等一边。他的工作负责封驳失当的政令及起草制、诰、诏、令,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是一个颇有权力的岗位。当时,哲宗亲政,罢免了向太后垂帘听政时任命的宰相吕大防、范纯仁,起用章惇为左相,明示要推行神宗的改革事业,清算以司马光等守旧派的罪行。徐铎经哲宗诏准,主持修编元祐大臣司马光等守旧派的“反动”言行。徐铎知恩图报,勤勤恳恳地工作,认真、负责,把元祐党人的言行汇编成册,这事当然也成了自己晋升的资本。二年之后,宋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徐铎出任吏部侍郎,挤身于朝廷显要。

      或许那个时代政治斗争太激烈了,或且是政治形势异常恶劣。徐铎为官胆小如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裁决的每一件事都请示章惇,为此,许多同朝大臣对他的作为颇为鄙视。哲宗有些欣赏徐铎谨小慎微的处事风格,在廷议时提议徐铎担任御史中丞,一些大臣却以徐铎做事没有主见、惟章惇之命是从为由,否决了哲宗的动议。

      △莆田延寿村状元井,宋朝徐铎中状元当吏部尚书后,在井的围栏石上刻下“徐井”二字。

      徐铎的厄运也因宋哲宗的英年早逝开始。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二十五岁的哲宗病死,向太后不顾宰相章惇的极力反对,立端王赴佶为皇帝,是为宋徽宗。向太后一向是保守派的靠山,利用皇位变更之际,新皇帝根基尚浅,且立足未稳,同时也利用宋徽宗的心理弱点,以章惇的言行“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挑拨皇帝与宰相的矛盾。同年九月,章惇终于被罢相外放,并一贬再贬,不断变换流放的居住场所,最终客死他乡。

      作为章惇的跟班,徐铎首当其冲。另外,向太后主张在朝廷中掀起贬逐章惇等大臣的政治运动,准备彻底清算改革派。徐铎首先被降职处理,首贬为龙图阁侍制,后来,又有大臣检举徐铎曾主编元祐党人的言行,徐铎又被外放青州、湖州等地。但向太后的身体未能支撑她的政治梦想,不久,向太后一命呜呼,结束了北宋中后期一系列宫中皇太后干预朝政的恶例。

      外放湖洲的徐铎,在宋徽宗新政时,得以应诏回京。虽然徐铎为人谨慎,有些唯唯诺诺,但他还是改革派阵营中颇为重要的一员,在蔡卞、曾布的举荐下,出任过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平平庸庸地渡过作为一个人臣的一生。或许是有感于同时代的文人官员坎坷的命运,作为一科状元没有留下什么诗词散文。徐铎的性格决定他的选择,生怕这些身外之物影响了自己的仕途,或有可能成为敌人攻击的罪证,徐铎也就没有什么著作遗留下来。

      莆田史书上没有徐铎具体的生卒年份,这个平庸的官员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改革大潮中能够幸存下来,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不能苛求他一定著作等身,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一个属于改革派的二部尚书,没有被元朝史学家打上奸臣的标签,已是一件幸运的大事。也许正是他的不作为,也许正是他的低调,他才那样善始善终,一生也并没有经历太多的挫折。

      徐铎,莆田第一位状元,他的命运是幸运或是悲剧,无从谈起,只是莆田人居然忘记了关于他的很多往事,连生卒这样的大事,都无从考证。只剩下一些文字大约追忆起他模糊的生平。徐铎以无名的方式里黯然出局,给状元们的未来或结局,预示着不祥的开端。在徐铎之后,那些状元们将有怎样的命运,我们拭目以待。

      03

      古代科举制度,还时常开设武科,但武科并不是和文科那样,按科选拔,是按朝廷的诏旨决定设置的。也不是和文科一样决出状元、榜眼、探花,大部分武科只录取进士,而不设定状元。武举不仅要有十八般武艺,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具有举子的同等学历,这就决定了参加武举的青年,不仅需要良好的文化教育,还需要一定的武艺基础。

      在史书上记载的薛奕,兴化县清源西里人,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出生,由于成长于官宦人家,薛奕从小受到全面的文化启蒙,同时也因家庭的原因,习武是薛奕童年的必修课。读书、练武,已是这个来自莆田山区的孩子,从童年走向青年必须经历的两个课题。天姿聪慧,勤奋刻苦,薛奕已成长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举子。

      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薛奕入京参加那一科武试。无论是在贡院文考中,薛奕熟知古代兵法,对行军布阵、对防守进攻,对围点打援等策略,都能对答如流。而在武试校场上,他的十八般武艺打得如行云流水,刀、枪、剑、戟,或刀光剑影,令人眼花缭乱,棍、棒、槊、鞭,或高低错挪,虎虎生威。薛奕精彩的表演已然把平生所学的文武知识,奉献给自己一生最出彩的演出,他当之无愧地成了那科的武状元。

      薛奕以武状元的身份出任凤翔都监,开始作为一个王朝的军人戍守边关。北宋与西夏、辽、金的战斗一直延绵在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岁月里,战争、死亡几乎时常出现在北宋的政治生活中,保家卫国是每一个国人的义务,更是每一个军人的职责。薛奕离开了故乡兴化县,也离开了京都开封,从此在大宋的边疆誓守国土,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或许是由于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夺取并建立宋政权,之后又采用了“杯酒释兵权”的计谋,解除大部分高级军官的兵权,由此宋朝对武官使用,一直局限于边地,从不让他们参与中央政权的管理。薛奕的命运就这样与边关结下了不解之缘,头枕边关月,脚踩边关地。不过,薛奕此时也由凤翔都监提升为正将。

      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八月,宋神宗从熙河、鄜延、环庆、泾原、河东五路出兵五十万进攻西夏国。薛奕随大将高永能一起出师,宋军初战连连胜利,围困夏于灵州,后又被夏兵击败。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九月,夏军三十万进攻宋朝边关永乐城。薛奕正是守城将领,终因寡不敌众,城陷人亡,时年三十岁。

      领了六年的朝廷俸禄,苦守六年的遥远边关,薛奕不幸地走到人生的尽头,成了为大宋王朝捐躯的无数军官中的一员。或许是莆田人另类的光荣。九百多年的风吹走了无穷的旧事,薛奕将军的故里依旧炊烟萦绕,依旧宁静、古幽、安祥,只是不时诉说的往事中还会提起这个武状元的名字。

      2012年冬天的风,寒冷地吹动山区的霜白记忆,我走在新县镇、旧兴化县县址一条古老的街道,亲耳聆听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对状元薛奕情深意切的思念,和对薛奕后人对故里建筑与文物的保护,我很想去一趟这个武状元的故乡,去感受那个只有几百人的山村那些久远的往事,和尚有温暖的故土情感,可我最终还是未能前往,至今想起仍有丝丝的遗憾。

      04

      这又是一个殿试武略科状元,这又是一个以身殉国的英雄。

      出生于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仙游县万善里古濑人,叶顗的经历多少与薛奕相些相似,他从小就习文练武读书,让他多了一些谋略,对于孙吴兵法熟稔于心。练武,让他多了一些英雄义气,多了一个平民的国家责任与担当。叶顗自幼以英雄的心灵承当一个国家的危难,并以此为奋斗的动力,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洪流中。

      宋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叶顗以自己的文攻武略,夺下那科武状元。由于宋金之间的战争一直在进行中,军队缺乏一大批将官,叶顗以承节郎的职位走马上任,成了宋军中一个低级的军官,随后马上投入抗金战争中。

      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三月,金军俘虏辽国天祚皇帝,辽国灭亡。十月,金太宗下诏攻打大宋。宋金开始在晋冀京一带进行攻城与守城的拉锯战,太原府、真定府等战略重镇的守将誓死抵抗,力保城池不失。

      同年十二月,宋廷皇帝易位,太子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宋钦宗也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对金战略反反复复,和议与战争一直摇摆不定,终于酿成恶果。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在执政、东京留守李纲领导下,多次击败围攻东京的金军。宋钦宗主导的偷袭金军失败后,却以罢免李纲等主战派、割让土地等条件求和。在东京广大居民强烈反对后,同时,各地勤王的部队不断到达东京,宋钦宗一边重新启用李纲,一边又暗地在继续割地求地的卖国活动,最后,他还是签订了割地求和的协议。但被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府军民坚守城池,决不接受宋廷割地诏书,并不断袭扰打击金军。之后的几个月,黄河以北一些城池虽沦陷,但也严重打击金军,金军的各地主力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创。

      同年闰十一月,两路金兵攻打开封,遭到开封军民的奋力抵抗。鬼使神差的宋钦宗竟然听信江湖骗子郭京所谓以“六甲神兵”法术打败金兵的鬼话,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叫守城军兵打开所有城门,自己脱了上衣,持了把剑,赤膊上阵。当他走出城门,挥舞着剑,喃喃自语,金兵眼见这么一个小丑居然独自跑出城来,不信这个邪,放马进城。郭京见状,马上逃之夭夭,外城被金军乘机占领。十二月初二,宋钦宗奉上降表。

      一座数百万人口的都城,周围有着八十万守卫京都的禁军,一个国土面积、人口、财赋收入、军队数量都比敌人多几倍的国家,就这样丧失在一个刚愎自用的昏君手上,丧失在一个江湖骗子的伎俩上,真是大宋国家的不幸,也是全体大宋人民的不幸。

      不幸的,还有我们的老乡、武状元叶顗,一个守城的低层军官,忠心报国,守卫京城,却如能像一个卒子那样,牺牲在城破国亡的时刻。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叶顗以身殉国,年仅三十岁。二年的工作经历,二年的视死如归,一个古代武状元以悲死的结局,完成了一个古代子臣的价值。

      05

      开封沦陷,宋廷南迁,钱塘江边的临安,暂且安顿一个四处逃亡的朝廷,而这一暂且驻足就停顿在这里一百五十年。宋政权的政治生命,延续得有三百一十六年时间。

      自公元1127年,北宋政权消失,至1138年,宋高宗赵构才决定定都临安,而在这十一年时间里,赵构一方面指挥宋军四处抗击金兵,一方面也被金兵追击的四处逃窜,狼狈不堪。据历史上一些史料披露,赵构这十一年亡命天涯,得了忧郁症,因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主张偏安东南,力主和议,附金称臣,绝不轻言开战,哪怕在其退位的二十五年间,一直以太上皇的权力制约宋孝宗北伐的战略,可见赵构的心病之深。

      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黄公度入京应试,在尚书省礼部举行的进士考试时,因为他在四科的考试中发挥异常出色,宋高宗特旨免于殿试,赐甲第进士第一,即状元。那科的榜眼,也是莆田老乡、阔口人陈俊卿,莆田人“冠亚占双标”,惊动京城。宋高宗出于好奇,特召二个去金銮殿问话,高宗首问状元“卿土何宜?”意思是问他的故乡为什么能培养这么多优秀人才,黄答:“子鱼紫菜荔枝蛎房。”又问陈俊卿,陈答“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对着公度说:“公不如卿”。真是君无戏言,黄公度的一生的确不如陈俊卿,无论是命运或是官职。甚至也不如同科的其他莆田籍进士,同榜进士龚茂良官至参知政事,即宰辅,走上作为人臣的最高峰。

      黄公度初任的官职是平海军节度判官兼南外宗薄,明显比其他进士的官阶要高,他仍以一个知识分子正直率真的心态处理公务。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总能详察民情,力辨是非,尽心尽力地做好人生第一份工作。三年之后,黄公度因政绩斐然,诏召回京,授秘书省正字,这是一个中央部门的中层干部。政治或许对于黄公度来说不是非常擅长,或且说南宋初期的政治环境太复杂,主战与主和一直在争吵、斗争,黄公度不知所措,茫然应对。几年之后,因宰相赵鼎与秦桧意见相左,被秦桧设计陷害,罢相且外放为节度使,黄公度也因与赵鼎的书信关系,被划为赵鼎的同党,受到秦桧集团的排挤。秦桧借公度议论时政的只言片语,指使其党羽弹劾黄公度,黄公度终被贬出京,当一名主管台州道观的闲差。

      △雁阵山黄公度读书处被御书“登瀛阁”

      五、六年贬谪的岁月,并没有影响黄公度的心情,这时,他有清闲的时间写一些自己喜爱的文章,他一生留下的著作大部分是这个时候创作的,他在诗、文、词、赋上均有造诣,著有《知稼翁集》八卷传世。但坎坷的仕途,报国无门的遗憾,仍然萦绕这个才子的心,从黄公度的诗歌中,我读出的仍是一个文人的悲愤、痛苦、伤心,而且还有些许无能为力的失望。

      万里西凤入晚扉,高斋怅望独移时。

      迢迢别浦帆双去,漠漠平芜天四垂。

      雨意欲晴山鸟乐,寒声初到井梧知。

      丈夫感慨关时妻,不学楚人儿女悲。

      ——《悲秋》

      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黄公度出任肇庆府通判,肇庆是岭南穷州,是当时荒蛮之地,也是朝廷命官贬所及流放之地,民生凋敞,流匪横行。黄公度目睹这一切的社会景象,心如刀割,他的有所作为从何处开始?第二年,黄公度改任南恩州太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黄公度从南恩最急切的事开始,那就是大力发展教育,他希望用文化改善这一方水土,用教育提升这一方的风气,用知识开导这一方的子民。黄公度作为太守,全力推行“择秀民与之登降,揖逊学者有勤”。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南恩州自置郡五百年,才有人进士登第,开创南恩州的教育先河。

      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一病呜呼,黄公度才于同年十二月奉诏回临安,出任吏部考功员外郎。这是一个考核部分外放官员的职位,有着一定的实权。但也只是一个吏部中层干部,这年他才四十七岁。异乡艰苦的生活,已让公度心力交瘁,白发如霜。十七年的官海沉浮,十七年的疲于奔波,黄公度看见的京都充满了无尽的霜雪、无尽的孤独。

      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6年)的秋天,心灰意冷、百病缠身的黄公度,不安地闭上了失望的双眼,客死在官所。年仅四十八岁。

      06

      自黄公度在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科举应试夺魁之后三十一年。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莆田人郑侨又在科举中夺魁,在这一科中还有莆田籍进士十五名。

      郑侨初任的职务是镇南军节度判官,起点和黄公度一样,但郑侨在其后的几十年宦海生涯中,不断变动工作岗位,不断升迁,成功地挤入中央权力中枢。

      三年之后,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郑侨任校书郎,后又转任著作佐郎兼吏部司封。在中央部门工作期间,郑侨任劳任怨,即没有干什么大事,也没有干错什么事,总之,郑侨以其圆滑的手腕、绵和的性格,在波涛汹涌的朝廷中站稳了位置,这一干也有九年时间。

      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郑侨出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郑侨深入基层,熟知民情,大力整顿盐税、清除积弊,使地方财赋有大幅度提升。同时,针对淮、浙一带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动群众兴建水利设施,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恢复,皖苏浙重现江南渔米之乡的风貌。

      郑侨所处的时代,有着南宋一百五十年最开明的政治环境,当权者孝宗皇帝更是南宋一个最亲民的君主,身体力行地推行改革,整顿吏治,轻徭薄赋,期望开创一个南宋中兴的朝代。郑侨正是因其工作期间的优异表现,于宋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调回临安,升任起舍舍人,兼代理给事中。不久,又迁任中书舍人。第二年,郑侨作为南宋朝特使,出使金国。因为当时金宋为叔侄之国,即宋向金称叔,但郑侨在出使期间,坚持民族气节,不卑不亢,不辱使命,得到朝中大臣的赞扬。孝宗亲授他为权吏部尚书兼侍读,此时郑侨已是名副其实的朝廷重臣。

      宋绍熙元年(公元1189年),孝宗禅让,光宗即位,平静的宫廷一开始就有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诡异。郑侨诚惶诚恐,度过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后,终于向光宗上疏请求外任。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郑侨以显谟阁学士的职务知建宁府、福州府,改知建康府,之后,又进封为龙图阁学士。郑侨以外放的方式,逃避朝廷权力斗争,是非常明智的,这是他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高明之处。

      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宁宗即位,立即召郑侨回京任吏部尚书,拜同知枢密院事,郑侨以退为进,成功地挤身于宰辅行列,成为莆田籍状元中最成功的晋升职官范例。第二年,郑侨拜参知政事,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进知枢密院事。郑侨在任宰辅其间,坚守职责,认认真真办事,清清白白做官。不越权,该报告皇帝,他一句也不截取。不揽权,宰相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员,权力不可谓不大,但他恪守一个人臣的道德底线,不该干的事坚决不干。“不布恩、不干誉、不立党与、不私好恶”,坚持和气一团,不结党营私,坚持大公无私、天下为公,不为一己私利而废朝纲。

      宋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或因疾病缠身,他已力不从心。或因宦海无情,触动了他敏感的心。总之,宰相的权利和荣誉,他也不留恋,郑侨激流勇退,坚请辞官,望能在有生之年告老还乡,回到仙游象溪乡莱溪村老家,过一段安逸的晚年生活。宁宗终于批准郑侨退休,以观文学殿学士致仕,那年他已是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

      宋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郑侨在仙游老家病逝,终年七十岁,赠太师,谥忠惠。

      郑侨是十二个莆田籍状元中唯一一个善始善终的官员,在几十年仕途都是那么平安、那么幸运,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人还能有这么好的运气。或许这是他一生恪守的原则:不揽权,不恋栈,见好就收,绝不贪恋。同时,郑侨也是这些状元中担任的官职最高的一个人,虽然陈文龙也当了几个月的宰相,那顶官帽毕竟是纸糊的,不久便无影无踪。

      07

      《莆田市志》上那一行文字,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一个天下闻名的武状元,我们的祖先居然没能用一点点的文字,记录下他的具体县名乡村、记录他些许的生平事迹。他出生于哪个年间,他又是如何能在一科万千举子中夺魁?而这一切,因八百多年的时间灰尘,遮住了本来就模糊的往事,一切的史实更无从考证,这个状元就只能这样尘封在历史的远方。

      姓名陈从龙,籍贯莆田县,中魁时间宋绍熙元年(1190年),官职空白,科别武科。这些再也简单不过的史料,真让我的笔端流不出什么墨水,我只能凭着他中魁的时间点,展开他生命的轨迹,猜测这个八百多年前的老乡、大概的生命履历。

      他成长在宋孝宗时代(公元1162-1189年),这个时期是南宋比较繁荣强盛的历史时期,他是莆田县人,应有着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时期的莆田人,每科都有十个八个的进士登第,陈从龙是一个文武兼备的青年才俊,莆田浓厚的文化积淀,成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科举进仕的梦想,无数莆田籍青年得益于莆田的教育氛围,和金榜题名、出人头地的社会环境,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武状元,实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好事。

      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陈从龙武科中魁,当时正是徒有虚名的光宗在位,虽然光宗在位时间只有六年,但对外的政策一直没有改变,也算风平浪静。陈从龙入职与从事的岗位应该是边关城府一个都监。已无战事的边关,在隆兴和议的掩护下,边关将士多少有些时间休养生息,陈从龙会过一段平安无事的安宁日子。

      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宁宗即位,之后权臣韩侘胄出任平章军国事,积极部署攻金。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初七,宋宁宗下诏伐金,这场由南宋发动的不自量力的示强战争,历经二年,不仅给将士带来无数的死伤,也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由史弥远主导签订了宋代历朝最屈辱的“嘉定和议”。增加的岁币、岁绢和战争赔款,削弱了宋朝的国力,宋朝从此一蹶不振。

      我所关心的陈从龙在开禧北伐时已是从军十六年的职业军官,该在哪一场战役中大显身手,或许已殉难于某一次突击或撤退之中。积贫积弱的宋朝,屡战屡败的宋军,陈从龙的命运也已大概清楚了。

      08

      和莆田同乡刘克庄,生活在同一个朝代,他们的命运多少有些相似,但吴叔告以科举状元出身,同时又是一个职业官员,或许比刘克庄少一些挫折,少一些敌人,少一些文字狱。但那是一个多少昏暗的社会,苟且偷生的南宋小朝廷已是危机四伏,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吏,能有什么美好的前程,哪怕你官居三品、四品又能如何?

      吴叔告,莆田黄石水南村人,那些镇那些村已是莆田文化的名镇名村,学风浓厚的莆田,每一处村庄都有学堂、祠学,每一个儿童都有读书的机会,水南还有一个著名的红泉书院,那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林光朝讲学的场所。或许吴叔告从小耳濡目染这浓浓的儒学,从小是四书五经的好学生,他的人生梦想就是科举进仕。

      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吴叔告入京应试,幸运地登上甲等进士第一名,是那科状元。同科还有莆田籍进士十九名。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早已失去收复北方的国力与军事力量,多少官员都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更不要说数千万黎明百姓。值得吴叔告幸运的是,他从状元的角色上转任领导岗位时,独相二十六年的奸臣史弥远已化作尘土,宋理宗亲政,并联合蒙古,灭掉一直想侵吞南宋的北方政权金。

      史书上没有吴叔告初任的具体职务,但按南宋朝的体例,状元出任的职务为州、军节度判官,或许吴叔告就是从这个职务开始。从公元1235年至1265年的三十年政治生涯,吴叔告生活的这个时期是南宋王朝最虚弱的时期,皇帝和宰相一样浑浑噩噩,兵士厌战,朝纲皆废,民不聊生,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社会现象。

      吴叔告耿直的秉性,不屈的品格,注定是官场的另类,好在那也是个官不聊生的社会,没有多少权贵正眼看他,任他穷折腾,任他大鸣大放。有时,权臣们也抓住吴叔告一些过激的言语,攻击、诋毁吴叔告,甚至排挤他,不让他在京都当官。宋理宗的仁慈或八面玲珑,救了吴叔告。在这个皇帝的眼里,只有没有大的缺点,他都能接受。或许这是他当皇帝的艺术,不让任何一种势力,权倾朝野,架空自己,因而,大臣们的诬告都成了宋理宗的耳边风,吴叔告才能在京都临安保住那个快要破碎的铁饭碗。

      如梦如醉,吴叔告终于熬到退休的年龄,他已官至大理少卿,可以领到微薄的退休金,告老返乡。水南村的田野从没有现在这么翠绿,故土的社戏依旧锣鼓铿锵,黄昏的炊烟渲染水南胜景,他知足地徘徊在故乡的田埂,放眼稻花飞扬的秋天……

      宋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一代状元吴叔告停止了一生不安的呼吸,撒手西去。十一年后,临安失陷,南宋灭亡。

      09

      历史不是人们都可以改写的,性格也不是什么人可以改变的。当一个人走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什么样性格就有什么样的选择,性格决定命运。

      七百多年的时间远去了多少张面孔,多少无尽的往事,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莆田人,总是以视死如归的性格,承担一个国家倾覆的沉重,承担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许这是古代忠臣的选择,可是我们至今读起的,还是他滚烫的赤胆忠心。

      历史以无限的丹青记住他:南宋未年抗元英雄陈文龙。

      陈文龙,莆田玉湖人,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自幼熟读诗书史记,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心,他期望自己这一代人能奋发图强,驱逐外侮,以期实现南宋中兴,来拯救自己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文龙少时濡染祖先的遗训,勤读苦练,是一个以律赋与义胆闻名的青年才俊。

      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年已三十七岁的陈文龙殿试第一,并以状元的资格出任镇东军节度判官。不久,因工作需要,调任中央工作,历任崇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等职。宋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陈文龙升监察御史。工作四年之短,就担任国家监察御史,这是我查阅所有莆田籍官员中升职最快的一名。或许是那个时代官员缺乏,待遇很差,书生们弃之如履,那些少得可怜的俸禄,连自己都养不活,人们还有谁想当官。监察御史是一个以弹劾失职、渎职的职位,是经常会得罪权贵的工作,陈文龙因在一场南宋与蒙古战事中南宋兵败一事,上书奏劾权相贾似道的幕僚,而被降职调离。先贬为大理少卿,又改为直显文阁、知抚州,最后夺职回家。

      △莆田状元陈文龙福州尚书庙塑像

      宋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南宋军队处处溃败,已丢失了广大的国土,城市所剩无几,元兵已踏过长江无险,横扫江南,当时,度宗已逝,谢太皇太后拥帝赵显即位,立即诏用陈文龙。陈文龙深知国家即将覆亡,明知不可为而尽力为之,毅然走马上任。一年时间,历任除起居郎、司谏、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谏议大夫。朝中已无人可用,陈文龙不得不担任同签书枢密院、兼权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在临安即将被元兵攻破之前,担任数月的宰相。

      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临安城破,皇帝赵显、谢太皇太后均被元兵掳去北方,南宋灭亡。

      为保存皇室血脉,企图东山再起,张世杰、陈宜中带着皇室宗亲益王、广王沿海路撤往福建。公元1276年五月,逃亡到福州的南宋群臣拥益王即位,改元景炎。陈文龙被任命为闽广宣抚大使,负责保卫兴化军城,但元军攻势不可阻挡,南宋小朝廷撤往广州。十月,福州守将开城门投降,十一月,泉州守将开城门投降,闽八城只剩下兴化军城。

      兴化城外,数万元兵团团围住,人人骁勇善战虎视眈眈。兴化城上,几千南宋官兵面如土色,个个胆战心惊。陈文龙亲自持剑巡城,并发出号令:轻言投降者,立斩。斩了劝降者,斩了来使,陈文龙抱着必死的决心,城在人在,城亡人亡,他还特别制作两面大旗:“生为宋臣”、“死为宋鬼”。

      可是,陈文龙孤掌难鸣,一座兴化军城怎能挡住数以万计的蒙古铁骑?叛将降兵,以援兵为借口,骗开了城门,元兵蜂涌而入,兴化城破。叛兵假借太皇太后手诏,诱出陈文龙,才生擒陈文龙。

      元兵押着陈文龙一家人往北而去。到福州合沙,元军首领以各种条件迫降陈文龙,陈文龙不为所动。元军首领对他也无可奈何,仍令陈文龙母亲和儿子押回莆田,而陈文龙继续押解临安。面对国破家亡,面对老母幼子,陈文龙心如刀割,但仍大义凛然,淡然面对。在与其幼子告别时,写下了这首正气浩然、视死如归的诗句。

      斗垒孤危力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

      自经沟渎非吾事,得死封疆是此时。

      须信累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

      一门百指沦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

      ——《被执至合沙诗寄仲子诀别》

      陈文龙的诗歌虽没有像文天祥《过零丁洋》的流传广泛,但字字句句均表达一个民族英雄的赤子丹心。决绝并坚决的绝命诗,真是泣惊鬼神的心灵宣言,令人肃然起敬。

      公元1277年四月,陈文龙被押解至西湖畔岳飞庙,以绝食拒降,二十四日,忍耐着饥饿,亲自洗手焚香,拜谒岳飞时,大叫几声,气绝魂归。是年四十五岁。

      八年微薄的俸禄、一生不懈的奋斗,直至以身殉国,表现古代士大夫的铮铮铁骨。陈文龙感天动地的壮举,精忠报国的精神,临危不惧的气质,气吞山河的举止,征服了历史,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民。人民敬仰他,历史推崇他,连明朝皇帝朱元璋也为他惊天地、泣鬼神的气节所叹服,特敕封陈文龙为福州城隍庙城隍爷,以保佑福州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时间的风运去了七百多年的往事,陈文龙抗元扶宋的事迹,仍像一本经典的教科书,教育着我们,爱自己的国家与人民,爱自己的故乡和亲人。他那些光辉的故事已化作莆阳大地数十座庙宇,人们常年点香燃烛,用心中无限的热爱、敬仰,保护着陈文龙巨大的精神世界,让我们的儿孙们世世代代以他为榜样,做一个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的公民。

      一个顶天立地的莆田男儿,一曲悲欢交集的英雄绝唱,都凝聚在一个古代状元的身上。这就是莆田人引以自豪的人文底蕴,这就是莆田人纵横天下的精神资本。

      10

      蒙元政权以铁蹄征服了中原,掠夺了西夏、金、南宋等土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帝国。以利刀与弓箭横扫天下的蒙古人,也许看轻了汉族儒家文化的价值,在长时间里废弃科举制度,其选拔人才主要通过军功和蒙古贵族的推荐,那些秀才、举人只好卷缩在民间,依旧翻阅着线装的古书。

      恢复科举,是在元政权稳定几十年之后,但元政权推行的科举制度,具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占一个国家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族,只有“汉人”和“南人”各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名额比例,“汉人”和“南人”登进士榜的概率就低了很多。元政权开科之时,以诏令天下,只有蒙古人才能独享状元之誉,“汉人”和“南人”考试中取进士第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南汉人”状元。但这并不影响汉族人读书著作,这个朝代无数的文人创作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元曲,一批优秀的剧作家以他们优异的戏剧作品立足于世界的文学之林。

      被元兵屠城之后,莆田人忍气吞声,仇视着这个北方的蛮夷之族,从心底里看不起弯弓射箭的王朝。这个时期的莆田人只读书不做官,以沉默的方式来抗击统治阶级的压迫,在元王朝治理莆田的九十二年时间里,莆田人不屈的声音一直在历史的画卷上奔腾。

      元至正六年(公元1340年),林济孙,一个普通的乡村举人,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内心冲动,走了元朝的科举舞台,并以状元扬名于元朝辽阔的国土上。一个偏远的汉族小县城,走出了一个状元,对于元朝那些大臣那些子弟来说,就是多么响亮的事件。可是历史又沉默于辉煌的瞬间,林济孙只能沿着元王朝轻视文人的道路,灰头土脸地干活去。

      元朝的干部使用不同于前朝,林济孙并没有外放地方政府,而是当上了翰林院修撰,后来又升任侍讲,这大概是一个六、七品小吏,但他还是认真地干好本职工作,屡屡向朝廷上疏治国的良策。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他奉命和其他汉族官员编撰宋、辽、金三国历史,干了八年史官,也许是他一生最安稳的岁月。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因他写了一份《治河十策疏》的建议,被诏授主持黄河治理。这个莆田人在黄河边摸滚数年以后,治理了黄河北河道,直接被委任为河北六府通议官,这大概也只有五品或从五品的官员,这也是他一生担任的最高职务。

      不久,林济孙因丁母忧回仙游龙华老家。三年后,丁忧期满,眼见国土狼烟四起,林济孙就不想离家外出,老家的龙华寺成了他一生最后的驿站,那间叫“意足园”的小庵,隐居了一个元朝的状元,这也是他生命最终的归宿。

      一个汉人状元,在一个具有强烈排斥其他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王朝,其生存、发展的状况不容乐观。他在历史文字上的消失,没有人质疑,也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关心,就这样,林济孙,元朝状元消失在我们寻找的远方。

      11

      就在林济孙中状元之后的第三年,另一个莆田人林享,在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那科殿试中,也中了状元。连续两科状元出现在同一个人口只有五、六万的小县,真是不可思议,但历史的奇迹不容复制,更不可能移植在任何一个地方,仙游的人文地理拥有了浓墨重彩的一章,在元政府大约十几科的考试中,二个状元的份量足以让后人细读。

      林享,除了那些中状元的文字,记录了姓名、时间、事件,却没有一点其他的讯息,更谈不上一份完整的生命履历。他去过哪里?担任过什么职务?做过什么工作?历史以空白的方式告诉我们,连一些可以依赖的官职或工作地点都没有。只在他曾经担任最高职务的一栏上写上朝奉大夫的字样。

      或许林享一踏上元政府门槛,元政权腐败的气息之弥漫整个空荡荡的国家,一个无心于仕途的状元,也许选择了逃亡,逃回山青水秀的老家,独享清静、安宁的岁月。中状元只不过为争口气,争一个“南人”、“汉人”的士子之气,这是对林享中状元一事最合理的解读。

      12

      大明王朝以无比宽阔的胸襟,打开了科举取仕的大门,打开了多少士子辗转难眠的渴望,经过多年战争而停顿的科举立即释放出其勃勃生机。无数学子放下战争的恐惧,以高度的激情拾起书本,重新走进了人生的考场,重新选择生命与事业崭新的起点,在明王朝最初的序页上,科举轰轰烈烈在全国铺开,书写着中国教育新的篇章。

      明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并以严格的制度性安排,规定了考取程序、科目、录取人数的一系列法定的选拔方式。以杜绝考试作弊、滥竽充数等弊端,因而有后来者对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有着客观的评价,那就是明朝实行的选才措施应是最合理最公平的。

      推开莆田通向科举殿堂大门的,是那个叫林环的才子。林环、字崇壁,号纲斋,莆田城赤柱巷人。出生于公元1375年,那是已是大明天下,在大明灿烂的阳光下,莆田人过着惬意的生活,辽阔的兴化平原,一年三熟,养肥了千家万户的幸福梦想,而青年学才,寒窗十年,勤奋、刻苦,一个个以优异的成绩,金榜题名。林环正是在这种学风纯正,读书已形成一定社会氛围的背景下,一举成名,在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的科举中,免于殿试,成为明朝莆田籍第一个状元。

      中了状元,衣锦还乡的林环,心中有无限的欢喜,他做梦都在想像自己的的锦绣前程,对于故乡、故人,那种感恩之情油然而生。可是,以状元的成绩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年升为翰林院侍讲,之后的岁月,林环的职务再也没有任何变动,这个相当于研究员级别的职位,对心高气傲的林环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心理打击,渐渐的,林环郁闷不乐,最终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4年)郁闷而逝,年仅三十九岁。

      与林环同科的几位进士,除了因为廷争状元的陈实,被永乐帝贬放边地之外,其他进士在官场上混得都比林环好,不仅官位高,而且都是实权的位置,甚至还为家乡或莆田籍的老乡帮过忙。无半点功劳的林环,也被莆田人忘记了,连一些县志、兴化府志没有林环些许的事迹或故事、佳话、传说,一个才学过人的状元就如此沉没在时间的河流里,无声无息。

      13

      无独有偶,在明王朝科举上,又有一个莆田人,以他的锦绣文章,赢得殿试头名,为莆田的“文献名邦”、“海滨邹鲁”增添沉甸甸的份量。

      柯潜,字孟时,号竹岩,灵川柯朱人,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状元。从状元转入官场,柯潜的工作经历实在太简单了,在翰林院一呆就干了一辈子,一个人一生只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不外乎只有一种情况,工作能力平庸,缺乏创新思想,就是像刘克庄文人气这么浓厚的诗人,一生也换了几十个工作岗位。同朝代的莆田籍进士翁世资、周瑛、周如磐、陈经邦等一大批进士,进进出出京城,转换了许多工作。官员多岗位锻炼,不仅可以培植广泛的人脉,更能提高一个领导干部应急处事的能力。

      柯潜从1451年中状元入伍参加工作,直至公元1477年病逝,二十六年都在翰林院呆着,最后的官职是翰林院学士。这肯定也是一个学术机构的高级职称,只能安慰像柯潜这样状元出身的进士。

      我实在没有什么笔墨来讲述一个明朝状元跌宕起伏的命运,更没有什么实物来证实这个状元的生命价值,好像为了写这一篇文章来应付一个状元的背后故事。我有些心酸,为这个优秀的莆田人。

      14

      公元1076年,徐铎、薛奕以文武状元的成绩打开莆田人科举殿堂光彩夺目的大门,从此,叶顗、黄公度、郑侨、陈从龙、吴叔告各自以自己的才华,在宋朝科举的版图上赢得了状元,成为那个时代青年学子仰望的巨星。连那个被莆田人厌恶的元朝,林济孙、林享双子联袂,在一个朝代的政治舞台上,为莆田人矗立起人文的坐标。明王朝涌现了五百四十八名进士,这些绝大部分以自己的科举成绩登上进士榜,林环、柯潜两个状元的生命之路,令人扼腕叹息。柯潜于公元1451年中状元后,再也没有莆田人享此荣誉。在此后四百五十三年中(最后一科是公元1904年)莆田人淡出状元榜,默默地仰望着另外府州一百多位陌生的名字。

      在《二十四史》中立传的九十八个莆田人,也只有陈文龙和柯潜的名字以简短的履历立传,其他十个状元的姓名如石沉大海,沉入历史的深处,听不见他们的名字或故事。而在莆田人自己修撰的县志、府志中,陈从龙、吴叔告、林享、林环、柯潜都无一行文字记录他们的生平、履历、甚至简单的生卒之年份。许多本应让后人知道的共识,就这样消失在远方的时间之中。

      吴兴、本寂、陈洪进、李富、郑樵、刘克庄、陈瓒、陈旅、李在、林兆恩、吴彬、曾鲸、宋珏等一大批从来没有登上进士榜莆田人,却以他们的品德、才华和成就,成为一个时代杰出的人物,成为某一项事业具有特殊贡献的精英。这不是对状元、进士的否定,而是对每一个人人生价值的肯定。一个人只有有梦想、有奋斗、有成就,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郑侨的幸运只是偶然的,遇上一个开明且有进取心的皇帝,这是古代所有士大夫所向往的,但这不是天上掉陷饼,个个都有这样好运气。其他十一状元的命运不由得让我心生无限的悲凉,我的笔端流出的仿佛不是墨水,而是我奔涌的泪水。

      或许此时的我,有一种不祥之兆,我在写的这篇散文,就像一篇悼文,献给远行已久的、已经看不见他们身影的状元们。来源:莆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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