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巷尾的“佛公” 崇拜

　　□郑银华 张碧华

　　记得小时候，走到莆田城乡的街头巷尾，三岔路口，古桥桥头随处都能见到用石头雕刻的古老的佛像。或作小龛，或盖小庙，或建凉亭，或凿壁为龛，老人们称之为“佛公”。 家里不管大事小事，只要到“佛公” 前念叨几句就灵验。似乎“佛公” 是这条街巷万能的保护神灵。也许佛公崇拜就是莆田民间最接地气、最古老的宗教信仰之一。

　　传说“佛公” 是在嘈杂的三岔路口修炼成佛，专治歪门邪道，保佑一方平安，俨然成为一境之主。乃分辨是非，引人改邪归正和保佑小孩好好读书的神明，因此深得境内百姓崇拜。在三岔路口安置“佛公” 神龛，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安抚居民的恐惧心理，为百姓驱邪保平安。

　　“佛公”， 谥号：泗洲文佛，泗洲菩萨，泗洲大圣。法号僧伽，西域碎叶城人（今吉尔吉斯斯坦）。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 进入大唐凉州传授佛法（凉州今甘肃省酒泉市），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 僧伽到泗洲城（安徽泗县） 建普照王寺，传经弘法。他道行高深，声名远播，虽不是佛祖却受到佛祖一样的崇拜。唐景龙二年（708年） 唐中宗迎请僧伽大师到长安主持荐福寺（即今西安大雁塔），并封僧伽为国师。唐大诗人李白的父亲李客是西域碎叶人，来长安经商，听说长安荐福寺主持僧伽也是西域碎叶人，李客便经常带着年仅八岁的李白去拜访僧伽大师，僧伽便成了李白的启蒙老师，深受影响，后来李白特地为僧伽大师写了首《僧伽歌》以表深情。“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为我论三车。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佗来此国。……一言散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也许是大诗人李白的原因，后人把僧伽大师称为“泗洲文佛”， 为历代读书人所崇拜。僧伽大师于景龙四年（710年） 坐化圆寂，亨年83岁。圆寂后唐中宗为其敬漆肉身，送回泗洲城建塔供养，唐咸通年间赐号“证圣大师。”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周世宗取泗洲后，钦命天下：“凡造精庐，必立僧真相。”榜曰：“大圣僧伽和尚。”宋雍熙元年（984年），宋太宗封僧伽大师“大圣文佛”， 谥“大圣”。 从此“泗洲大圣” 更是名扬四海。其间历代许多名人也都非常关注泗洲文佛信仰，有为其撰写祭祀斋文者，亦有为其立传者，如韩愈、苏轼、李纲、赵孟頫等诸多名人。如苏轼的《僧伽赞》：“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见日喜而舞。非谓日月有在亡，实自庆我眼根在。泗洲大士谁不见，而有实视不见者。……麻田供养东坡赞，见者无数悉成佛。”历代名人的推崇传诵，推动了泗洲文佛信仰的传播。

　　在莆田民间，泗洲文佛成了孩子读书启蒙的神佛。所以莆田大户人家和诗书世家的门口都置有“佛公” （即泗洲文佛） 的神龛或牌位。在英龙街东里巷黄滔祠堂前面，门牌56号的大门边至今仍完好地保存了“佛公” 的古石雕像。这些也许就是历史为莆田文献名邦十室九书堂盛况留下的遗迹。

　　“洲号泗，渊源直通泗水；佛称文，黎庶共仰文明。”莆田“佛公” （泗洲文佛） 崇拜可追溯到唐宋之际。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乾宁五年（898年） 莆田华严寺（今城厢区龙桥） 建塔三级，奉泗洲文佛樟木像。宋代莆田南山有泗洲庵，下泗洲庙，内泗洲庵三座。明清时莆田乃至福建，“佛公” （泗洲文佛） 信仰已十分普遍。施鸿保《闽杂记》记载：“城中街巷间，多供泗洲文佛，或作小龛，或凿壁为龛。有供像者，有供牌位者，亦有凿四字壁上以奉者，犹吾乡之奉观音大士也。”泗洲文佛从最初的神僧演变为民间俗神，正是与莆田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历史背景，民俗文化交汇融合逐渐形成的。

　　“佛公” 是人，为僧，从僧而为神，为神乃称佛。在莆田很少被奉祀在寺庙里，在民间却被尊为与佛祖齐名的神灵。老百姓不管他是佛教的佛，还是道教的神，认为他灵，他接地气，就崇拜他，奉祀他。千百年来由于百姓虔诚信奉而得以扎根民间，流传至今。直到现在，城厢区的龙桥村、七步村，荔城区的南梧塘村等村庄仍完好地保留着古代的“佛公” 石雕像和神龛。在城港大道木兰溪大桥桥头的坂头村还易地新建了泗洲文佛庙。

　　在莆田民间还流传着大量的“佛公” 的传说故事。《泗洲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明·李元嗣刻本） 就收集了大士生前及圆寂后应化灵异事迹共36则。其中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和泗洲文佛斗法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或许是这些民间传说故事，或许是小孩上学路过街头巷尾佛像前一声又一声“佛公”的念叨，让莆田民间不管泗洲文佛的谥号，法号，更接地气地俗称之为“佛公”。

　　随着莆田人迁徙的足迹，“佛公” 崇拜也从莆田的街头巷尾走出国门，传播到东南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据说台湾一些地方还把“佛公” 尊为“东方爱神”， 主管姻缘，为情男俏女指点姻缘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