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历史边缘的悲悯情怀——读杨金远小说《出路》

　　印象中，关于“历史”一词的最早也最真实的观感发生在1995年。那年我只有七岁，当听见热播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在关云长败走麦城之后悠悠奏起，我内心竟莫名涌上了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哀伤。也许，历史的悲凉感是一种蛰伏在每个人血脉里的与生俱来的隐性基因，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被瞬间激活。在一个诗写者的眼里，历史就像海水，一点点吞噬着时间的海岸线，而每个人都是水陆交锋前线的一滴海水或一粒泥沙。一番惊心动魄后，水归水，沙归沙，大海深处会恢复最初的蔚蓝与平静，而潮汐和海岸却依然向更远的地方扩张与收缩……

　　杨金远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不想随波逐流称颂大海的胸襟，不愿人云亦云谈论大海的深邃，更不屑重章复唱讴歌大海的广袤。令他注意的，是被海水濡湿后余温尚存的沙石；令他感动的，是一次次扑空后客死沙滩的浪花；令他同情的，是脱落在海水的咬痕中如同牙齿般鳞次栉比的贝壳。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影视人争相抢夺正史人物作为商业效应的噱头时，他以其游走在历史边缘的悲悯情怀为历史标上了一行行不可或缺的精妙注脚。

　　1869年，被誉为“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太平洋铁路正式建成通车。这条长达3000多公里的跨洲铁路不仅贯穿了整个北美大陆，也贯穿着这个国度从摆脱殖民统治宣告独立的艰涩开局到走出二战阴霾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艰难创业的历史。而究竟是怎样的路基，可以承受一个建国只有200多年的国家在工业时代迅速而又高效地崛起？杨金远在小说《出路》里给出了答案。

　　同样是19世纪中叶，在这个星球上与美利坚合众国遥相呼应的中国正遭遇着有史以来最阴暗的时刻。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得当年的清政府在与列强的谈判桌上输光了所有的筹码；太平天国运动的大起大落使得国内矛盾进一步被激化，原本就已亏空的清廷更加元气大伤。金瓯沦陷，烽火不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小说《出路》正是截取了历史长卷中这一段特定的画面，着力还原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并以此挖掘每个平凡个体身上的光辉人性。

　　故事发生在中国南部。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前，闽粤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特点使得当地人民在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年代里举步维艰。正因如此，“走出去”的呐喊充斥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而紧随其后的便是“去哪里”？同样是走海路，但这次作家杨金远将船开往了与其上一部小说《下南洋》截然不同的方向……

　　毫无疑问，《出路》堪称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之作。阅读过程中，曾有几处地方让我感动良久。一是苏文清与罗秀云的乱世绝恋，为了替心仪的青楼女子罗秀云赎身，青年苏文清毅然将自己卖给了“猪仔馆”，偏偏造化弄人，在踏上异乡的第二个月，他便在一次雪崩中丢了性命；苦等无果的罗秀云也随之找到了美国，在得知苏文清去世的噩耗之后，她万念俱灰，接待当时以千百计的性生活无法得到解决的在美华工，最终亦病死他乡，而罗秀云在病逝前说的那一席话尤其催人泪下。二是随身将一面金龙旗带上工地的李仓，在他的眼里，金龙旗已成为了一种象征，既包含着他对故国家乡的怀念，也寄托着他不愿折服的民族自尊感；在他的身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相互依存也相互折射。作家杨金远正是一次次地将历史的焦距调节至可以观测到每个个体的脉络，从而交织出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锻造出一颗熠熠闪光的民族魂。书中的苏文清和李仓们，他们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他们的不幸在于背负了自身凄楚的命运，他们的幸运则在于他们在无意识间，参与并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诞生，正所谓漫不经心的壮举比刻意完成的奇迹更值得被称颂！

　　无独有偶，作者这种游走在历史边缘的悲悯情怀在其之前的几部作品中也都有相应的体现，如小说《官司》中对无名英雄的追认，《下南洋》中对近代史里三大国民迁徙之一的追踪等。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著名导演冯小刚将《官司》改编成当时轰动一时的电影《集结号》，即是对作者的这种悲悯情怀的一种认定与推崇。

　　时至今日，当我们一再迷失于朝酒晚舞的醉生梦死，一度沉湎于精神缺失的娱乐至上，一直陷溺于层出不穷的网络词汇和毫无原则的各种奖项，小说《出路》提醒了我们，要对历史保持相当的敬畏，因为那些消失在历史边缘的小人物或许才是我们真正的民族脊梁！郑龙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