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四评《福建通史》

　　□林劲松

　　对于三一教，《福建通史》编者通不过，主要理由两条，他们说：“三一教的创立，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广泛的认可。其一，孔子与老子、释迦牟尼并列的古怪形式，已吓倒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对许多儒者而言，林龙江异化了儒教，不是有功，而是有罪。其二，受到农村一盘散沙式的组合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严密的宗教组织一向难以发展，这使三一教在民间的传播受到阻碍。它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不可能大发展。因此，三一教最终无法开创一个新局面，而林龙江也只能成为晚明思想界的一代怪杰。”（《福建通史》第四卷第60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前面一条，笔者已经在《是异化儒教，还是强化儒教——三评福建通史》中摆事实讲道理，分清大是大非。后一条所谓“受到农村一盘散沙式的组合的影响”有点像重型炮弹挡住了去路，弄得不好会炸死人，但它却是只纸老虎，吓不了别人。这是因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要说是明朝的农村，就是宋朝的农村，所谓一盘散沙当会比较严重，但是，却阻止不了王安石变法的步伐，阻止不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步伐。

　　拙作《此日中流自在行》说：“1161 年春天，朱熹在莆田，除了对木兰陂进行考察外，还考察了海上丝绸之路商业名城莆田水上交通工具溪船，诗中说：‘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意思是说，昨天夜晚江边的春水大涨，那艘庞大的溪船就像 一根羽毛一样轻。以往花费许多力量也不能推动它，今天在水中间 却能自在地移动。

　　“ 实话实说是朱熹诗的特色。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开始； 1161 年春天，朱熹在莆田考察。90 多年过去了，募役法、农田水 利法、市易法等给莆田带来哪些变化，都是他考察的内容。《观书 有感》说，‘此日中流自在行’。这是朱熹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商业 名城莆田以后，对 1072 年出台的市易法的客观评价。

　　“据《长编》卷 231 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 年）三月， 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 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 于京师置市易务。商旅物货滞于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随抵当物 力多少，均分赊请，立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司官详定以 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市易法》，宋神宗下诏宣布施行。

　　“根据《市易法》精神，宋朝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扶植商业，允许 商贾 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在市易法出台以前，作为宋朝京城的市场都那样子，其他地方 也就可想而知了。‘向来枉费推移力’，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吃 了亏，谁还会去再生产？所以，市易法的宗旨是兴商，经济效益接 踵而至，地处东南沿海的莆田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业名城。 1161 年春天，即朱熹写《观书有感》时，莆田人已经走进第九十 个年头。在这里，农工商发展有市易法维护，没有后顾之忧，社会 经济不断发展，所以，木兰溪船在前进中显得逍遥自在，即‘此日中流自在行’。”（莆田文化网2020-1-6）

　　拙作《莆田北方洋平原的港口》说：“公元 1072 年市易法施行，熙宁兴商，古老的北洋平原 不仅有 水市，而且还有对外贸易的港口，商业繁荣，今天的白塘镇一带成 了那时海上丝绸之路著名的一站，而且名声大，比熙宁桥和元丰桥 两个水市还更加响当当。”（莆田文化网2020-4-15）奇怪吗？不奇怪，事在人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中国历史的动力。

　　宋朝是这样，明朝也是这样。据历史记载，明朝中期，政治腐败，海上走私活动猖獗。《明史。朱紈传》说： “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 司其质契。势家护持之，漳、泉为多，或与通婚姻。假济渡为名， 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有朝中奸佞即“势家” 当后台，谁还敢去过问，情况十分危急。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右副都御史朱纨奉命提督浙闽海 防军务，巡抚浙江。他一上任，就“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 狠狠打击海上走私活动。“纨前讨温、盘、麂诸贼，连战三月，大 破之，还平处州矿盗。其年三月，佛郎机国人行劫至诏安。纨击擒 其渠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复以便宜戳之”。这样做，打击的是日本 倭寇、西欧海盗和国内那些叛国投敌的奸民，维护的是国家和民族 利益。但是却敌不过“中国衣冠之盗”，他们利用手头权力，在朝 中不断散布朱纨的坏话，混淆是非。“御史陈九德遂劾纨擅杀”，纨 终被罢官。朱闻之，悲愤交加，服药自尽。从此以后，“中外摇手 不敢言海禁事……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明代卢文辉《林子本行实录》说，嘉靖三十年（1551），林龙江三十五岁。“教主虽倡明三教，而未受徒。黄州素与教主友善，每详察言动间，心悦诚服，乃执贽长跪，愿为弟子而受教。教主见其志意恳切，始以心法语之，而黄大本、黄应麟、黄崶、林兆居、郑泳、黄阳、黄辉阳等，相继受业矣。”林龙江先生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三一教诞生了。过去，他孤军作战，到了三十五时变化了，开始拥有一个战斗的集体。这对林龙江先生来说，是个极大的的鼓舞。

　　这个记载还说明，三一教思潮出现以后，莆田科举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例如，嘉靖三十年，三一教创立，次年莆田中举人数为21人，和前九年33人相比，是显著的退步。那时倭寇屠城还没有发生，我们还不能把下降的原因归给他们。根据历史记载，既然林龙江先生倡明三教已久，那么导致嘉靖二十五年莆田中举人数开始滑坡，由33人降至27人的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这说明三一教的创立，不是吓倒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也不是异化了儒教，而是强化儒教，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抗倭救国团结起来，去夺取兴化府抗倭斗争的彻底胜利。所以，中国历史证明，《福建通史》观点是错误的。所谓“受到农村一盘散沙式的组合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严密的宗教组织一向难以发展，这使三一教在民间的传播受到阻碍。它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不可能大发展。因此，三一教最终无法开创一个新局面”，完全是想当然的毫无根据的。

　　在这里值得指出，从林龙江先生传教实践看来，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例如福州、南京等是大中城市，三一教主就到这些地方倡教。武夷山虽然是山区，但是那里却曾经是朱熹讲学的地方，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所以，三一教主也要去那里传教。根据莆田传教成功经验，三一教主之所以要在知识分子成堆地方倡教，是因为通过他们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广大工农群众挽救国宝、挽救民族危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去争取抗倭斗争和挽救国宝的胜利。从中也可以看出，《福建通史》编辑以“农村一盘散沙式的组合”为由，去否定三一教，是很不应该的。林龙江先生半个多世纪传教活动，感动了许多人，连以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却感动不了今天的《福建通史》编辑，你说是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有比较，才能鉴别。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结论。谁是谁非？比一比，也就一清二楚了。老子说：“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意思是说， 善人可以做为不善人们的老师，不善人可以作为善人的借鉴。 不尊重自己的老师，不爱惜他的借鉴作用，虽然自以为聪明，其实 是大大的糊涂。这就是精深微妙的道理。 老子的话非常精辟，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后人的共鸣。在今天，我们之所以评论《福建通史》的文章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不是因为和他们有什么过不去，而是因为大是大非一定要分清楚，要吸取他们编写通史失败的教训。

　　拙作《历史研究富有架桥修路功能》说：“历史研究富有架桥修路功能，我市本世纪初开展的姓氏源流研究活动说明了这一条。在今天，我们对历史上莆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深刻，士农工商全面发展，名列福建甚至全国前列，激励着我们今天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这是因为桥架起来了，路修好了，历史研究的通道畅行无阻了，我们研究的成果也就接连不断出来了。”（莆田文化网2020-9-24发表，得到网友关注，2021-2-23读者达99246人次）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中，历史研究工作者扮演的是“养路工人”的角色。为了早日实现全线通行，畅行无阻，该加班加点就要加，只争朝夕。我们今天是这样，历史上的前人也是这样，林龙江先生就是明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历史研究工作者。从去年十月四日开始，我转入了林龙江文化研究，是因为要拜他为师，认真总结三一教主“架桥修路”的历史经验，坚持文化自信，维护民族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