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奇才旷世堪撰述 博学无前综文史

　　莆阳吾邑，雅尚儒风，诗书甲八闽，文献相续，学人迭出，颇具邹鲁遗风。北宋末年的一位大史学家郑樵，则生于斯长于斯，奇才旷世堪撰述，博学无前综文史。俗云：天下郑氏出荥阳，荥阳郑氏遍天下。郑樵撰《荥阳家谱序》云：“吾祖实出荥阳，过江入闽，皆有源流。”梁陈间，入莆一世祖郑庄，官中郎将，同兄露及弟淑自永泰入莆倡学，筑庐为室南湖，世称“南湖三先生”。其裔自唐贞元十六年(800)由莆之南湖迁兴化浔阳，庄传三世孙方迕，官殿中都尉，复迁广业里霞溪。庄之十世孙宰，为郑樵祖父，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擢叶祖洽榜进士，浙漕举。传次子国器，字宗翰，太学生，官苏州府教训，尝鬻已田倾赀修建苏洋陂，备受乡人称颂。

　　国器长子郑樵，字渔仲，号夹漈，自谓溪西遗民，学者称夹漈先生。徽宗崇宁三年(1104)三月三十日生于翰墨盈香之家，兴化县广业里霞溪村人。广业至今仍流传樵之生母吞食“仙果”，月华投胎遂得郑樵之说。郑家自建陂后家境困厄，国器游学京师，自励弥笃。爱子郑樵“幼而孤苦，长而穷困，视屋漏以无愧，闻鸡鸣而不已。”樵资性异人，能言便欲读书，在慈母教养下识字读书，朴质诚实，求知心强，怀脱落流俗之志，闭门苦读，夜深方歇，旦日鸡鸣即起，默诵沉思，潜玩不已。

　　政和三年(1113)，郑樵十岁，随从兄郑厚读书溪东学堂，厚“诗文出人意表，下笔成章，援引古今，议论不为空谈。”两兄弟共学千古书卷，刻苦钻研琢磨之益，春去夏来，年复一年，郑樵逐渐博极群书，畅晓经史。其题《溪东草堂》诗云：“春融天气落微微，药草葱芽脉脉肥。植竹旧竿从茂谢，栽桃新树忽芳菲。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东解虱衣。兴动便从山上去，人生真性莫教违。”此诗描述的正是郑樵当年处境困厄仍勤学不辍的情景。

　　重和二年(1119)，国器从太学回家，途经姑苏病殁，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樵时年十六，盛夏徒步赴姑苏护榇返乡下葬越王山。他一边护墓，一边在越王山中西峰寺西麓筑南峰书堂，与弟槱(字友仲)励志自学，谢绝人事。此后十年左右时间为经旨之学，对礼乐、文学、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校雠、目录的学问广泛涉猎，逐一问津。宣和四年(1122)，三年服除，樵在县南广业里南峰寺开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苦学著述生涯，左司郎中郑寅有诗云：“地坦一区古，山高两漈深。弓旌已陈迹，泉石尚余音。若不登精舍，何由见古心?遗编湮灭久，思与谁共寻?”

　　樵在此结庐讲诵，尝作《家园示弟槱》诗共八首，现录第七、八首以飨读者。其七诗云：“学俭诚佳事，悭名岂足居。写多崇厚论，读废绝交书。结客饶倾产，破贫累卖车。前人家训在，孙孔未全疏。”其八诗云：“只身空死后，千卷未酬恩。不辱看来世，贪生托立言。无家称马粪，何史世龙门。负石今愁晚，中宵吊屈原。”郑樵为实现“会天下之书而修”，“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宏愿，殚精竭虑把书本知识的学习与实际观察紧密结合起来，日夕“与田夫野老往来”，或“掩卷推灯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属口不诵而通心。”其事业上的自强不息与执着追求，该需要何等惊人的毅力来支撑，才能战胜眼前的坎坷际遇!

　　芗林山上草木青，山川如故苦经营。靖康二年(1127)正月，郑樵二十四岁，时金兵攻陷京城，徽、钦二帝被俘，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郑樵作《乐府四怨》诗成，湘乡先生郑厚作跋云：“予，兄也，且师也。不敢阳言可与，默许之，予勉之，能到其所未到，古作者将北面矣。”郑厚对堂弟郑樵期以大器，评价极高。樵尝与厚上书枢密宇文虚中：“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去住曾不吝情，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且喉舌不罢劳，才不读，便觉舌本倔强。”可惜并未引起当局的重视，热血男儿“犬马有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只好将深厚的民族情思寄托在自己的学术撰著之中。

　　郑樵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常驻足延寿村与白杜村两座万卷书楼中，一往情深。莆中故家多书者，披览殆遍，犹以为未足，自是气识益高，志量益大，专以讨论著述为业，昼理简编，夜观星象，究飞潜动植情性，重金石、图谱之学，不知饥渴寒暑。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樵年二十六，忽忽十年治经旨之学，著有《书考》、《谥法》、《系声乐府》、《诗辨妄》等书，积日积月，一篑不亏。他推崇司马迁的《史记》写的历史是“上通尧舜，旁通于秦鲁。”表示自己要写一部通史，“其书上自羲皇，下逮五代”，以继承司马迁的创作，且修史凡例将有所创新。

　　绍兴三年(1133)，樵年三十，治学重心由治礼乐转入治文字之学，以其所成撰有《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书，并在堂兄郑厚所筑的修史堂讲学论道。绍兴五年(1135)，郑厚擢汪应辰榜进士，再举礼部奏赋第一，刘忠肃时为主司，评其文曰：“天下奇才也，索之古人中，实未易见耳。”诏特循两资而升擢差遣，授左从事郎，泉州观察推官。郑厚积为官所存俸禄，全力支持郑樵著述。绍兴六年，郑樵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绍兴九年(1139)，郑樵得宣教郎蒙庵揆公出示《荥阳家谱》，为作谱前序。

　　绍兴十一年(1141)，樵年三十八，左相赵鼎出知绍兴府，樵为鼎所赏识。《宋史》本传云：“一时名人、若李纲、赵鼎、张浚皆器重之。”是年夏四月，张浚罢相，充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汪应辰荐郑樵赴福州。张浚为帅日，除夕，莆人郑樵寄居郡中，与观火爆，丞相(张浚)命赋诗，给竿字为韵，樵口占云：“驹隙光阴岁已残，千门爆竹共团乐。烧成焰焰丹砂块，碎尽琅琅碧玉竿。唤转韶光新景燠，避除恶魅旧时寒。……”此时郑樵写出极有分量之著述《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

　　绍兴十三年(1142)，郑樵全面着手修《通志》，其寄方礼部书云：“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记法制。……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其时秦桧害死岳飞，宋、金和议成。秦桧专权，所谓“私史案”不断发生，私人修史者受到迫害，连家人及亲属师友也要受株连，郑樵诚恐自己被扣上私人修史之罪名，故寄书方礼部。其《上皇帝书》云：“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绍兴十六年(1146)，朝廷诏献书。翌年，郑樵按秘书省所颁阙书目录，集为《求书阙记》七卷，《外记》十卷，又总天下古今书籍，为《群书会记》三十六卷。并作《上宰相书》，明修史之志，求免修私史之名，希望得到朝廷必要的帮助。

　　不幸的是，这一年郑樵受到重大的打击，其《上皇帝书》云：“奈秋先蒲柳、景迫桑榆，兄弟沦亡，子姓(妻陈氏所生的儿子惕病故)亦殇，惟余老身，形影相吊。”郑樵提缮写的十八韵，百四十卷，恭诣检院投进。然终因官微职低，见不到深居简出皇宫的高宗，献书之举并未得到朝廷的重视，半年的时光又在皇城外虚度。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上宰相书》，朝野文臣武将议论纷云，秦桧遂将郑樵所献之书代呈高宗。经筵官秦火喜为了收揽人心，言其学术，举荐布衣郑樵为迪功郎(九品官)，郑樵不肯依附权门奸佞，婉言拒绝了。归莆之日，县丞冯文肃重修木兰陂成，是年冬，樵撰《重修木兰陂记》。

　　绍兴十九年(1149)，上诏藏郑樵所献之书于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终于写出《校雠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诸书。绍兴二十年，樵年四十七，母丧，哀毁庐墓三年。“部使者举孝廉者三，举遗逸者二，皆不就。”周必大语其“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纯属诬蔑之言。绍兴二十四年(1152)，郑樵在郑厚之催促下，才续娶游氏。翌年，次子翁归生，晚年得子的郑樵才得享人伦之乐。值得庆幸的是，十月二十二日，奸相秦桧背发毒疽，疽裂死去。

　　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一月丁卯，工部侍郎王纶荐：“兴化军郑樵，耽嗜坟籍，杜门著书，顷年尝以所著述献之朝廷，降付东观，比闻撰述益多，恐必有补治道，终老苇布，可谓遗才，望赐召对，验其所学，果有所取，即乞王苹、邓名世例施行，庶学者有所激劝。”经侍讲王纶、贺允中等四人荐先生于迩英殿，樵乃赴行。绍兴二十八年（1158），樵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兴化县志》载：明年奏言，“臣处山林三十余年，讨论今典籍修而成书，分类十类。一曰小学类，二曰经旨类，三曰礼类，四曰乐类，五曰校雠，六曰谱系类，七曰天文类，八曰地理类，九曰物类，十曰方书类。其献上五十种，皆已成之书。其未成之书，臣取历代史籍，始自三皇，终于五季，通修为一书，名曰《通志》，参用为马迁之体而异马迁之法。”上嘉纳之。

　　御史叶义问为人心胸狭窄，见郑樵献书名扬四海，心存嫉妒，遂以七年前郑樵尝上书宰相秦桧之事做文章，又言秦火喜荐樵为官，诬其为秦党之余劾之，高宗知郑樵非此等之人，乃改其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

　　郑樵自谓“糜鹿之性，草茅小民，终爱山林。”绍兴三十年(1160)，樵时年五十七，结识大文豪陆游。陆游在《渭南文集)》云：“予绍兴庚辰(1160)、辛巳(1161)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识博古，诚佳士也。然朝论多相诋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亦不乐云。”其时，调任昭信军节度推官的郑厚，民尤畏而爱焉，以疾卒于官治，年六十一。堂兄郑厚的辞世，让风烛残年的郑樵不胜悲秋，其《北山岩》诗云：“西风曳曳片云间，一夜寒泉卧北山。倚杖岩头秋独望，稀疏烟垅是人间。”郑樵忍受丧失亲人的悲痛煎熬，继续完成其史学巨著。

　　绍兴三十一年(1161)，樵年五十八，金兵再度南下逼近采石矶，高宗发临安，幸建康。十月，郑樵再次携《通志》至临安，乃诣阙请对，未得见上，右迪功郎郑樵充枢密院编修官、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吴祗若、司农寺主簿韩元吉并干办公事，皆从之。樵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旋于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秘序。因求入秘阁纟番书，又坐诸言，寝(停止)。”绍兴三十二年春二月，高宗至自建康，命以《通志》缴进。三月初七，诏旨下达之日，此时积劳成疾雪发垂垂的郑樵却与世长辞了，年五十九。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德，莫不惜哭之。樵灵柩葬莆阳南崇仁里越王山下，邑人名相陈俊卿令迁葬白沙灵源寺。据《重修郑夹漈先生封茔碑亭记》载：“郑夹漈先生墓，旧在莆田广业里，傍灵源之古刹，迁至白沙之通衢，陈仆射为筑其阡，钟离守为表其遂。”樵墓在天后宫之右，座落于沙尖峰尾山腰，前为夹漈祠，墓座北朝南，依山村，墓形外壳成梯形，内为椭圆形，墓身为壳灰圆锥形，墓后正中竖之墓碑一块，碑文为“宋枢密院编修郑夹漈先生之墓。”乾道三年(1167)兴化军知军钟离松始立，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兴化府知府俞恒润、莆田县王延癸重立。

　　郑樵平生枯淡好施，居乡累岁不一诣守令，笔札虽诏从官给，未尝取也。其怀有用之学，济世之才，所著《通志》纂集古今，浩翰赅博，殚极精力，用志良勤，关乎世道，有益后学，有治国安民之用，与《六经》、《史记》齐名。史学界把《通志》、唐杜祐的《通典》和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为史学三巨著———“三通”。郑樵以一介草茅布衣，既无杜祐为唐德宗、宪宗两朝宰相之隆，又无马端临为宋咸淳右丞相马廷鸾子之贵，又遭南宋半壁江山战祸，所凭持者仅兴化藏书家之数十万卷典籍耳，殚一人之力，用三十年功夫，成此一部巨著，尤属非凡之举。郑樵被誉为古今八大史学家之一，《通志》的学术成就也引起世界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当权者宋高宗对这位名儒学者优礼有加，赞曰：“见卿议论高远，使朕自然忘倦。”名相陈俊卿誉其“帝尝报此老，天未丧斯文。”儒学大师朱熹赠言：“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工部尚书刘克庄夸其：“得知千载上，因住万山中。”理学大师、太子侍读林光朝云：“六兄(郑樵)去吾圣人千余岁，得不传之学。夫子三、四十年，足迹半天下，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元代邑人文学家黄仲元评曰：“以更生(汉刘向)之才，校雠辑缀于后。”明方志学家黄仲昭称其“博学无前”。状元林环云：“祗今怀古情空切，俯仰千秋愧不才。”清《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仰其“半搜书籍半研经，正学从公始证明。不到程门称子弟，家传原自郑康成。”《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文“氵晃漾恣肆，多类晚唐李观、孙樵、刘蜕，在宋人为别调。”学者章学诚说：“郑氏《通志》，卓见明理，独见别哉!古人不能任其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辩名飞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载，终为不朽之业矣!”梁启超认为“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慧星焉。”当代大文豪鲁迅曾感叹曰：“渔仲(郑樵)、亭林(顾炎武)二公，今人已无从企及。”现代史学家吕振羽题诗称颂渔仲与《通志》云：“史通莆郑著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屡屡提到郑樵的世界性影响。总之，后人学者的题联“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五百部著书乃诣阙精神贯彻古今”该是概括郑樵丰功伟绩的充分体现。

　　郑樵一生可谓“多才之士才储八斗，博学之儒学富五车。”其善读书，始乎博，终乎约，《通志》书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性情耿直，史学上见解深邃，能打破“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此举并非“好攻古人”，正欲凭此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抒发自己的论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反对用天命史观来曲解历史，提倡实学的主张，认为史学家在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要符合历史的真实，不使地下有“冤人”，不搞主观尽情褒贬。其一生著述之丰，为之空前，所著达八十一种，六百六十九卷又四百五十九篇，但流传下来的，却寥寥无几，《通志》二百卷为其代表作，及《夹漈遗稿》三卷，《尔雅注》三卷，《诗辩妄》六篇。

　　郑樵生平事迹可见《宋史》儒林列传卷四三六、郑樵《上皇帝书》、《上宰相书》、《南湖郑氏大宗谱》、《八闽通志》卷之八十七、《莆阳文献》列传二十八、《闽书》卷之一百十四、明陈循《寰宇通》卷四十六、《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十一、当代学者顾颉刚撰《郑樵年谱》、《郑樵著述考》、北师大吴怀祺教授撰《郑樵评传》、瞿林东、杨牧之主编的《中华人物志》、《莆田市志》卷四十四、《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湖民撰《南禅室集》。（黄祖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