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莆田城碑坊林立
据《重刊兴化府志》之《弘治志卷之九·里图考》记载，明代莆田城里碑坊林立，状元坊、解元坊、乡试会试成绩优异坊等随处可见，文献名邦风采尽现。
在荔城区政府所在街巷，有二座碑坊引人注目。一是解元坊，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按察使刘城为宣德元年（1426年）乡试第一名解元林时望立。林时望为在城前隶人，后住富阳教諭。另一是状元坊，宋熙宁九年（1076年）为廷试第一人状元徐铎立，原在延寿桥头，后子孙徙居务巷。明弘治八年（1495年），副使汤泽为其重立。立此两坊，旨在表彰二人学业优异成绩，亦为激励后学学习二人，勇于夺魁。
明永乐四年（1406年），莆田县学立进士题名碑，佥事高勉撰写《莆田县学进士题名记》：“方今莆士由科目进者，彬彬辈出，不可胜记。以天下视之，独八闽与江右相颉玩；自八闽较之，则莆于他郡为特盛；且郡属邑虽三，其所进率多莆士，是又邑敌郡也。”明初福建教育跃居全国先进行列，而莆田则是其中佼佼者，成为“东南文献之郡”，莆田城内碑坊林立便不足为奇。
明代莆田城改宋代六乡为七区，革元录事司，县城分四厢，与里同属县。其中一区领四厢一里，即东厢、左厢、南厢、右厢和常泰里，碑坊最多———
●东厢（附郭） 自龙桥、北磨贯肃清门里，经河北，北出拱辰门外，南至下墩、白湖止，立坊新旧三十八座。明代建的是新坊，其中在后隶大街13座，都是新坊，包括探花坊，恩荣坊，解元坊，联魁坊，国华坊，进士坊，常伯坊，桂林坊，鸣凤坊，状元坊，诸老坊和贞节坊（奉旨为黄子厚妻林氏立）。
●左厢（附郭） 自兼济桥南，至行尾巷头，立坊新旧五十四座。其中在义井街（自望海门内转折而西，经有大、有仓、永福寺，至行尾巷头）就有新坊十座、旧坊七座。
●右厢（附郭） 自迎仙门内历井亭街，横亘鼓楼，经驿前、府后，北抵旧必先院，至南石桥，立坊新旧三十五座。
●南厢（附郭） 自迎仙门外，南至上杭头，包括南门外街和沟下巷、后巷。村七，蔡宅、水亭、东埔、小塘、下林、杭头、柳桥。立坊五座，其中南门外街新旧坊各一座，都在城外。
明代莆田一区碑坊布局，多集中城区东、左、右三厢，以反映当年乡试、会试成果为多。明代莆田城并不大，洪武十二年（1379年）第四次城池修建时，周长仅十一二里。明朝建立于1368年，《重刊兴化府志》成书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相隔135年，小小莆田城内碑坊竟增至120多座，遍布大街小巷，十分壮观，引人注目。
认真考证明代莆田碑坊林立现象，便知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成因。首先，明朝建立后130多年间，各级来莆官员和莆田郡守县令均视教育事业为首要，非常重视，建立碑坊表彰功名成就者即是一大举措。
解元、状元、榜眼、探花本不易得到，所以一旦被莆田人拿下，便成莆田教育史上大事。表彰各科登第者是让广大民众知情，也能激励后学，为家乡争光。莆田中举人、进士的便越来越多。据《山斋集》卷九《国朝莆阳科第录序》记载：“自洪武庚戌（1370年），迄嘉靖戊子（1527年），凡五十六举，士由乡荐者，千一百一十一人，登甲科者，三百口十四人。”
笔者曾因研究姓氏源流，根据清乾隆时期《兴化府莆田县志·选举志》记载进行统计：明代莆田中举人共1707人，其中林氏294人；中进士518人，其中林氏81人。明代凡中举人、进士者，一般都可远离家乡到省外做官，并把外地经济发展信息转告家乡人，从而引起外流各地人口不断增多。所以，不能孤立地看科举，以为与经济发展无关，仅仅是少数人的事。明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以后，莆田县在籍人口日益明显减少，中举人、中进士者不断增多是一大原因。
其次，莆田人竞任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历史悠久。明成化十年（1474年）四月，王镛来任兴化府学教授，曾邀请名士。黄仲昭撰写《皇明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此文记载，：“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贞元（785-804年），然迄于五代（907-960年），仅十有三人而已。”“宋（960-1279年）三百年间，举进士者九百七十余人，预诸科、特奏者六百四十余人。”1368年明朝建立后，“百有余年于兹。莆之歌《鹿鸣》而升为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继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额，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来，位六卿，列禁从，长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盖几宋矣。”可见历史上莆田人素有努力出仕为官传统。
从唐贞元七年（791年）林藻中进士起，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止的1000多年间，莆仙人中进士的就有2000多人。在古代，莆田人什么大官都做过，包括宰相、六部尚书、封疆大臣等。有的还是“三部尚书”，例如宋代陈俊卿。有的家庭大出人才，唐代林披有九个儿子，都做了刺史级以上的官，史称“九牧林”；黄璞举进士和四个儿子同列馆职，史称“一门五学士”。宋高宗时，黄公度与陈俊卿为同榜的状元、榜眼，史称“魁亚占双标”。到了明代，一家几代人都中举人或中进士就更多了，那时的碑坊已经说了，就不一一列举。
其三，到了明代，科举制有了进一步发展。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明太祖下开科取诏，作出“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毋得与官”的决策。当时，福建省举人名额30人，全国总额定500人；会试举人100名。后来，乡试增额，福建布政司９０名，会试也增额，客观上也刺激应试中榜、出仕为官者增多。 林劲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