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漈先生的遗书问题

　　夹漈先生的遗书问题，是一个不易猜出的哑谜。

　　据张须《郑君著作考》谓：先生所著的书，共九类五十七种，除二十七种无卷数，凡五百四十卷。但据厦门大学郑樵调查组调查报告，谓累计先生的著作达八十一种，六百六十九卷又四百五十九篇。该组所查出的卷数，不但比张须所考的较详，还比目前史学界考证最详的顾颉刚的《郑樵著述考》多十二种。如果把无卷数的、佚本待查的、五十卷溪西集中所遗失的，和各种草稿的副本，以及“预为竹头木屑之积”的资料存稿，约略估计起来，为数何止一千余卷。乃截至现在止，他的著述流传下来的，仅仅有《通志》二百卷，包括《二十略》在内，和《尔雅注》三卷，《夹漈遗稿》三卷，《诗辨妄》六卷(六经奥论除外)，此外便无所有了。八百年来兵火烧毁，蟑蠹摧残，书籍的散亡，原属意中的事，然亦何至散亡到如此不堪地步，真乃百思不得其解。

　　先生于绍兴十九年，把所著已成的数百卷书，献于阙下，有诏藏之秘府，秘府乃“永离蠹朽”的地方，万不至于散失。易代时或有所不免，但非存元人之手，即散落人间，至终有出现的一日，何至神剑永埋，不复与世相见。此不可解者一。

　　南宋藏书最盛的地方，要算莆田，其实，不但藏书多，还有自刊的书，如《二十略》有兴化旧刊本，《方秘校集》乃莆田自刊板，是其明证。不过于此有一问题，郑寅刻了《周益公集》，竟不闻为其从叔祖刻什么书，此不可解者二。

　　我们知道，当时宰辅如李纲、赵鼎、张浚等交相器重先生，每闻著一书，辄来写去，可见新书一脱稿，就有人争来写去。观于方广翁家竟有二百卷繁重的《通志》手写本，可知一时人人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先生著作之散于民间的，为数决不甚少，何至仅有三四部遗书流传于世?此不可解者三。

　　俗传先生逝世后，有客籍弟子来谒师母，请将先生手写遗稿携归整理，以便付梓传世，至终竟一去不复返。此种传说，未必果真。至云有客籍弟子，则有几分可信，先生的弟子，号称二百余人，惜皆不传姓字，而其中有姓字可查的，惟永嘉之丘铎和福温之杨兴宗二人，又皆属客籍。但是，此二人亲炙师门，敬仰有素，兼有相当名望，决不至作此勾当，即其他弟子，亦何忍把先生毕生呕尽心血的著述，久假不还，致使无传于世，此不可解者四。

　　如上所述，先生的遗书在一千卷以上，当有五车可载。其逝世时，子翁归才八岁，夫人又系女流，或不十分重视，任人取携，难免落于族中有力者之手。此时先生从子郑侨，既属近亲，又兼高官显职，其接受先生的宝贵遗产而代为保存，原属分内应为之事，侨子郑寅夹漈草堂诗有“遗编湮没久，思与共追寻”之句明系以继承先志，追寻先生散落的遗书为己任，固亦未为非是。后来翁归年长知书，已能作家传并编有先生自著书目，但是无人可询，何从以知先人事迹而作家传，无书可查，何从以知全部著作而编成书目?

　　此事非借助于郑侨父子不可。由此推测，我认为先生遗书，必大部分入于书仓郑氏之手。翁归后来迁居乌石山下书林，即今新县大洋，山谷更深了。官府往来，道经莆城，当然就近求书于书仓郑氏的子孙，必不往山中求诸翁归子孙，此可断言。元代虞集曾说：“马伯庸观于郑氏，得十数种以去，齐履谦亦得十余种；刘克庄求诸郑氏之孙，夹漈之手笔，犹有五十余种。此所谓郑氏，乃书仓郑氏，决不是夹漈派下郑氏，这些说的纯属我个人推测之谈，如或有误，又无从自释疑团。此不可解者五。

　　谈到遗书问题，尤不能不使我重有疑于来莆收书的陈振孙，他是哪一类的人呢?《宋史》不为他立传，无从知道他的为人。刘克庄给他的悼词中这样说过：“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可知他是一个十足的道学先生，但考其行迹，不过是一个中怀褊狭而私心最重私见最深的伪儒，惟其私心最重，故先生的遗书，多半埋没于这位伪儒手里。惟其私见最深，故先生的遗书，大为后代以醇儒自命而又有权威的学者所抨击，实自他首开其端，这怎样说呢?请让我更端来说下去。

　　这里先从他来莆收书一节说起，他于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来充兴化军通判，绍定元年(1228年)即改由赵汝盥来接充。是陈振孙在莆只有一年光景，何以能于一年中传录莆田许多藏书家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书以归?此所谓传录，是不是说雇人传抄呢?

　　如果真是雇人传抄，那么，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书，假定每人日抄一卷，一年中每一日该用抄胥一百四十人以上，通判衙门乃有如此热闹排场，事实上哪里做得到?不然，便是通判凭藉官势，篡夺以去，不过美其名曰传录罢了。他搜求于先生独子正在山中僻处的翁归，搜求于先生所尝就读的方氏、林氏、李氏、陈氏、各藏书家，搜求于藏书数万卷的先生从侄孙郑寅家。用尽软求硬要的粗恶手段，以满其大欲，这是可以推想而得知的。刘克庄《题夹漈草堂诗》有句云：“遗书电取空”，言下明明是有所指，大有顾恺之“画箧通灵变化而去”的惘惘不甘的伤感。于此可以知道先生的遗书，必且大量为所搜集，凑足五万多卷之数以去。身在宝山，岂肯空手而返，此亦无怪其然，所可怪的，劫夺了先生不少的遗书，而幸邀收录于大著——《直斋书录解题》中的，何仅寥寥只有十九种?这不是有意瞒灭，使其湮没不彰，怎样说得过?

　　我所说的或者有人说是过甚其词，未免厚诬君子，谓予不信，请细心想想一下。先生的《通志》一书，不是可与杜佑《通典》抗衡而略无逊色的吗?他把《通典》大书特书，抬得很高，而于《通志》提也不提一句。一部高可等身的大著作，何竟熟视无睹?在他看来，直是有无不足重轻的，其余的无足齿数，更不待言了。褊心人往往不能抑制私憾，成见在胸，哪有好话可说。先生对于道学先生们，素来不稍假藉，开罪的地方正自不少。以道学家自命的陈振孙，自必视先生为离经叛道狂士，他为尊经卫道起见，予先生以回击，或亦情理所常有。不过语不择言，处处暴露自己短处，这才是笑话呢?

　　他在其大著里，对先生抨击不遗余力，于《书辨讹》则说“博学洽闻，然颇迂僻”，于《春秋传》、《春秋考》、《春秋地名考》则又说“大抵工于考究，而义理多迂僻”，于《注尔雅》则说“此其为说虽偏，而论注释之害，则名言也”，于《诗传》、《诗辨妄》则说“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用，殆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也”。褒中带贬、贬中带褒，可谓极尽文章抑扬顿挫的能事，而不自知其造成为废话，既然这也迂僻，那也迂僻，可能无一而非迂僻，即使博学洽闻，工于考究，有何用处，干脆骂声“迂僻”好了，何必加上一顶高帽?既为偏见，何有于名言?既为名言，何有于偏见?骂人反而打着自己嘴巴，为什么不自己检点一下?既然自成一家，则“自抒胸臆”，此正“独断之学”之所以为可贵，他却看不上眼，还加上一个贬词，说他师心自用，这样骂也就够了，何必又请出孔子来帮着他骂?信口开河，无端谩骂，不料学术界乃有此等人!我对陈振孙极端不满，说了这一大篇过分激情的话，未必就对，或者也有几分道得着处啊!昔孙绰谓山巨源吾所不解，仕非仕，隐非隐：陈振孙似醇儒，又似伪儒，我这里也只好依样说一句，陈振孙我所不解。

　　总之，先生的遗书，为什么那样少，到底还剩存多少，个个是问题，个个是哑谜。有的猜错了，有的还猜不出。另有一个哑谜没有提，就是：宋淳佑间刘克庄说过：“遗书电取空”，端平间郑寅也说过：“遗编湮没久”，这是说遗书没有了，为什么还有四部书流传到现在?为什么到元延佑间马伯庸会得了十余种，泰定间齐履谦又得十余种，刘克庄求诸郑氏之孙，又有夹漈手笔存书五十余种?上一半可以猜出，下一半就不容易猜出了，此外还有一个哑谜，我想提出给大家猜，崇祯间莆田有个郑郊，居然家有先生未刻书三十余种，这就出奇了，还有更出奇的，载书渡海，落水了七昼夜仍复涌出，为什么落水了好多天仍会自然涌出，涌出了又不会湿烂，居然完好如故，这是什么道理?到了清乾隆间，有个郑王臣说：“今未知落在谁手”？看他的语气，好像是说这三十余种书，虽然一时查不出下落，却有些微希望，有一天会又自然出现于世，可能不可能这样，还不可知，且作为一个哑谜，留待我们大家猜猜。  （宋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