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人好读书敢实践赞
□林劲松
好读书，敢实践，大展宏图，是宋代兴化人办事的一大风格。
在政治上，历史记载说，兴化人蔡襄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
你说蔡襄当年胆子大不大，劲头足不足？他简直是吃了豹子胆！宋仁宗赏罚不明，东京廷议时许多人都不敢说，他却在西京写诗批评，还引起了许多人共鸣，把他的诗抄下来，广为传播。后来，甚至于连出版家也劲头十足，为之刻版、印刷，大量发行，还传到了外国。万万没想到，宋仁宗却有他的绝招，1043年把蔡襄和范仲淹、欧阳修等都请到朝中来办事，庆历新政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
又例如，崇宁元年（1102），兴化人蔡京出任宰相，有魄力，敢花钱，首先上三大恤民政策。
据《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一记载，在蔡京任相以前，恤民政策在京城已经出现。“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熙宁二年（1069），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
又说，“崇宁初，蔡京当国，（在全国各地）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
三年（1104）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曰：‘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人主持，负责给人医病。规定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实行物质奖励。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
而且，福利面广，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依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贫孤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遗弃小儿，顾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是蔡京三大恤民政策。它们的出台说明，蔡京精通历史，注意学习和研究历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由于措施得当，制度严明，易于操作，所以，不会流于形式。从中可以看出，蔡京辅国所以业绩大，是因为他是一个经过32年考验的政治家。1070年，蔡京得中进士；1102年，出任宰相，这是历史的选择。他刚刚上任，就把三大恤民政策这一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贡献出来，让丰硕的经济之果在神州大地到处盛开。和前人相比，他们也知道这是爱民工程，但是却怕花钱，蔡京则是有魄力 ，不怕花钱，爱民工程先上去。效果呢？这次变法进行了四年，效果尚好，《宋史》称之为“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有富国强兵之气息。
由于治国需要，蔡京曾经三次出任宰相，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效果都不错。那时，有个叫做孟元老的，崇宁二年（1103）到了东京，1127年南迁，寓东京24年。离开以后，念念不忘昔日东京繁荣景象，后来写了一本《梦华录》。《序》中说：“（东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湊，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从中可以看出，在12世纪初期，东京曾经是世界上一个最为繁荣的城市，是中国直至世界的一个商业中心。这里的劳动者是夜以继日的工作——这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一个例证。没有他们忘我工作，东京哪会成为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城市！？
有比较，才能找出原因。这是因为三大恤民政策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它可以让广大忘我工作的劳动者，没有后顾之忧。失去养活自己能力的有居养院，没有钱医病的有安济坊，死后无法安葬的有漏泽园，让他们同样享受人的尊严。宋人好读书，敢实践，后来能持之以恒，显然和三大恤民政策的长时期存在息息相关。
蔡京死后，他的事业后继有人，第一位是宋高宗。《宋史》说：“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赈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绍兴以来，岁有水旱，发常平仓，或济或粜或贷，如恐不及。然当艰难之际，兵食方急，储蓄有限，而赈给无穷，复以爵赏诱富人相与补助，亦权宜不得已之策。
”元年（1131），诏出：粟济粜者赏各有差。粜及三千石以上，予守阙进义校尉；一万五千石以上，予进义校尉；二万石，取旨施行；已有官荫不愿补授者，比类施行……“在《宋史》里，作者详细介绍了蔡京三大恤民政策在高宗南渡后施行情况，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也就不一一说了。
《宋史》记载说明，宋钦宗倒行逆施，曾经给宋朝带来了亡国之灾；蔡京的三大恤民政策，却成为了宋高宗中兴宋朝的政治思想武器。有了它，就有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共同奋斗，振兴祖国。由于得人心，宋高宗成为了中兴之主。
在经济上，大展宏图的是莆田木兰陂建造。据宋榜眼方天若《木兰水利记》介绍，莆田木兰陂耗资巨大。熙宁八年（1075），李宏应诏，”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已竭。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在这里，十四家即莆田南洋平原三余七朱陈林吴顾十四大户。他们的加入让李宏如虎添翼，既有了雄厚的建陂资本，又有了集体决策的领导班子，对确保整个木兰陂水利工程的顺利进行，有着重大意义。
其一，”毁私田以灌公田，捐家财以符古谶“。
方文说：”然海有障而溪未有潴，膏液甘润尽流人海，见者惜之。“于是，李宏提出了”惟凿河可以蓄水“的方案。从历史贡献上说，李宏和十四家是继钱四娘、林从世之后的开发者，他们应诏建筑木兰陂，开发木兰溪，开发壶兰大地。凿河是开发中必经途径，要动民田、民宅等，而且还要遇到文物保护问题，麻烦的事多。十四家佥曰：”‘水绕壶山遗谶在验，况予等私田半在陂右，毁私田以灌公田，捐家财以符古谶，谁复矫其非者！’于是各出私力，遇十四家之田即凿之，为大河七条，横阔二十余丈，深三丈五尺；支河一百有九条，横阔八丈，深二丈有奇，转折旋绕至三十余里。“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十四家思想境界高。他们是”钦定的开发者“，他们不是利用这个机会巧立名目，假公济私，趁机鱼肉百姓，霸占民田，强拆民房，无视文物保护等，去发一次横财，而是”毁私田以灌公田，捐家财以符古谶“，走的是共同富裕之路。这是伟大的历史创举，是值得大歌大颂的。
所谓”遗谶“即”水绕壶公山，莆阳朱紫半；白湖腰欲断，此时大好看。“它实际上是论者以外地经验，来展望未来壶兰大地开发的科学预见：以前，莆田贫困者多，只有”朱紫“即当官人家日子过得好；壶兰开发后，百分之五十以上人家日子过得好，这就等于”莆阳朱紫半“。所谓”此时大好看“指的是白湖等地旧貌变新颜。南洋平原境内一下子有七大河、一百有九条支河之后，水绕壶公山运行，不仅农业种植出现变革，改旱田为水田，确保粮食增产增收；而且还带来水上交通运输之便，里和里、村和村之间交往密切了。与此同时，两岸种植荔支龙眼等等果树、河中淡水养殖等接踵而至，所谓”鱼米之乡“也就拉开了序幕。你说那时是否”大好看“？！所以这条古谶不是什么无稽之谈，而是古时候人对未来的科学预见。
与此同时，在文化教育上，莆田脱颖而出，成为八闽大地之佼佼者。宋仁宗庆历新政（1043-1045年）以后，中进士数量不断增加。据《重刊兴化府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82年间，兴化军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而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间，中进士就达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则越来越兴旺，状元多，进士多，当宰相多，进中央政府部门的更多。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李宏陂清溪动土。次年，据《游洋志》卷之四记载，薛奕”以贡士入京，上书愿就武举，遂以第一甲状元及第。时同郡徐铎亦冠进士，神宗赐诗以宠之，曰：‘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兴化教育从此名闻天下！十四家认为，这是”水绕壶山遗谶在验“，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毁私田以灌公田，捐家财以符古谶“更是一种风格。有了这种风格，木兰陂输水主体工程才能赢得时间，保质保量完成——”管委会“负责开凿大沟大河，把水送到各里各村家门口。大沟通了，各个用水单位负责在本里本村开凿支河，把木兰溪水引到地里头。值得指出的是，主体工程要是难产，磨洋工，那就会误了农时，甚至于还会发生争夺溪水等现象。所以，十四家风格称得上为莆田文献名邦增添光彩！
其二，”倾家资，募乐助簿“。
方文说”而河成矣。然溪涨河满又溢于田，甚至溃堰而出，民甚苦之。李宏又问计于十四大家，佥议曰：‘今日水利如人一身。陂则咽喉也，河则肠胃也。咽喉纳之，肠胃受之，而不以尾闾泄之，其人必胀。今洋城、林墩、东山等处是亦木兰之尾闾也，泄之可以药水病。’于是倾家资，募乐助簿，得钱七万余缗，立林墩陡门一所，洋城、东山水泄二所，东山石涵一所。皆鞭石为基柱，伐木为门闸，以河满处为辨，遇旁溢则减闸泄之，水稍落即闭之。又恐泄水不足，立东南等处木涵二十九口，以杀其势，而陡门涵泄又成矣。“这个记载告诉我们，河开之后，面对遇到的新的问题，李宏和十四家在受益区放手发动群众”倾家资“，支援水利工程建设，受到热烈的响应，乐助者多，治河大见效，使木兰溪水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其三，垦塘为田，不谋私利，仅留赡陂之田。
方文说：”一日李宏与十四大家泛舟木兰为落成之宴，忽报陂北堤决十余丈。宏叹曰：‘八年之间，柱倾者一，堤崩者再，闸圮者四。后来智力两殚之时，恐前功俱弃矣！’十四大家沉思良九，有一扬杯言曰：‘曩者开河之土，堆积乱塘，此不可垦为田以贻厥后乎？’遂相与垦塘为田，岁得租二千七百馀石。众谓多积无用，不如布散有用。乃舍入郡学及诸寺为租，仅存留一千三百九十馀亩，备后来修理之用。而赡陂之田又立了。“南洋平原唯留国清塘以备大旱，其它五塘都废除为田。木兰陂建成后，变废为宝，耕地面积有了明显增加，而且还确立赡陂之田，防范于未然。
元丰五年（1082），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家没有花一文钱的高标准、高质量的莆田木兰陂竣工，显示出了王安石变法时代人民群众无私奉献的首创精神。从此，木兰溪被管了起来，变得懂规矩，守纪律，叫他干啥就干啥；海龙王也变乖了，有礼有节，不敢闯进木兰陂半步！从此，莆田南洋平原变成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水陆交通方便的鱼米之乡。
在文化教育上，宋代兴化军的成就主要是表现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好读书，敢实践，优秀人才多，蔡襄、蔡京是宋朝中期优秀人才的杰出代表；龚茂良则是宋朝后期优秀人才的杰出代表。龚茂良是在1163年宋孝宗北伐战争失败、人们信仰动摇，人心惶惶之时大智大勇，提出”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在那时，许多人称徽、钦二帝是”二圣“，而龚茂良却第一个站出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批判宋钦宗军事上错误，及时挽救了宋孝宗，使他不再重犯宋钦宗错误，继续走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之路。龚茂良决策有功，由吏部郎官，升为监察御史，为高孝中兴做出贡献。他们或把优秀文学作品，或把最佳战略决策，或把最好历史研究成果，奉献给祖国，和全国人民一道，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经济上，兴化人为木兰陂战略工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方天若说：”盖经始于熙宁之八年（1075），完功于元丰之五年（1082），计钱约费百万余缗，计田约毁四千余亩，计佣四十余万工。“其中，李宏7万缗，14大户70万缗，剩下的便是其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者的了。更重要的是工程质量高，经得起各种自然灾害的反复考验，直至今天，仍在正常工作，工龄近千年！在那时，工人每天工钱不多，钱四娘时是18文钱，李宏恐是一样，象征性工资而已，让佣者去市场买些米回去养家糊口。别看他们是穷光蛋，干活质量却是世界级水平！——莆田木兰陂为之作证，为之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