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戏剧大师陈仁鉴百年诞辰
陈仁鉴先生（1913--1995）我国著名剧作家，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南溪村人。生前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顾问，福建省戏剧家协会顾问，莆田市剧协名誉主席；福建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一级编剧，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他一生著作等身，起先从事小说、散文、评论、杂文的写作，中年以后致力于戏剧创作。先有六十八部剧作、三十多篇剧论传世。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了《陈仁鉴戏曲选》《陈仁鉴评传》《陈仁鉴戏剧精品选》。
陈仁鉴先生早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薰陶下，追求民主、科学，接受世界文艺新思潮，使他对传统文化有全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反思；他的生活道路历尽坎坷，受尽磨难，又使他对变幻的人生和炎凉的世态有真切的感受；较高的文化素养（大学毕业）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原本专攻山水画）等等这一切为他的后来的戏剧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九五三年，陈仁鉴正式投身戏曲的改革与剧本创作。他是仙游县鲤声剧团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五四年夏天，陈仁鉴先生与人合作整理的《琴挑》一剧。参加福建省第二届戏曲会演，得了大奖。同年又赴华东地区参加调演并获奖,选入《华东戏曲剧本选》。古老的莆仙戏首次与专家学者和上海观众见面，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倍受赞赏。
一九五五年，陈仁鉴先生被调进了仙游县编剧小组集中精力搞剧本创作。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餐，沤心沥血，刻苦写作。他编的戏，演到哪里，红到哪里，上座率极高。许多剧团争着要他的剧本，他都有求必应。一九五六年，他写的现代剧《大牛与小牛》、《三家林》在福建省现代剧会演中获大奖，夺双魁。
一九五七年，他整理改编的《团圆之后》（一名《父子恨》）和《新春大吉》被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莆仙戏这个小剧种，引起了全国剧坛的注目。一九五九年，《团团之后》作为进京献礼剧目，誉满京华。途经上海公演时，出现了满城争说《团圆之后》的盛况，《文汇报》全文刊登了该剧；在京演出期间，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戏剧界的专家学者们盛赞它“列入世界悲剧之林毫无愧色”。鲤声剧团载誉归来时，先后到济南、南京、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九江等地演出，受到隆重接待，到处佳评如潮。这次席卷半个中国的演出，使莆仙戏“雷响天下知”。一九六0年，该剧赴长春拍摄成舞台艺术片。之后，香港影视界改编成《同命鸳鸯》（夏梦主演）上映，影响海外；几十年来，被改变成电视剧、各种舞台剧，盛演不衰、百看不厌。
此后，陈仁鉴先生又相继写出了《春草闯堂》（与人合作，由他主笔）、《嵩口令》等名剧。一九七九年，《春草闯堂》进京献演，再次饮誉九州戏苑，获得创作与演出一等奖。专家撰文指出：“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抬轿”一场戏的表演，更是博得了高度的评价，许多表演团体，都上门拜师学艺；全国各地有六百多个剧团上演该剧；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拍摄为故事片《假婿乘龙》，广东潮剧院移植后赴泰演出，公主、总理都到场看戏，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评论；香港《大成》月刊载了剧本；台湾首批开放大陆的五个剧目，其中就有《春草闯堂》；香港昭英社在国际青年节上演的《春草闯堂》剧，被列为精彩节目之一。1998年，鲤声剧团赴台湾演出《团圆之后》受到专家和观众的高度赞誉。
陈仁鉴先生为戏曲的现代化和大众化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不但对莆仙戏走向全国有特殊的贡献，而且其作品在全国剧坛也享有崇高地位。他对传统剧目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注入强烈的当代意识，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雅于俗的完美结合，震撼我国剧坛，风靡港台及东南亚,到处常演常新,保持永久的艺术魅力。他的《团圆之后》和《春草闯堂》分别被选入王季思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悲剧选》、《中国当代喜剧选》。全国入选两部作品的，唯有他一人。《春草闯堂》还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他的作品被列为艺术院校教材。他晚年针对戏曲的殿堂化和贵族化，大力呼吁通俗化和大众化。引起重视和争论。因而更受到普遍尊重和敬仰。上海艺术研究所对他的作品的评价是“高山仰止”。中国协会认为他的代表作“是我国剧坛的闪光之作”，“但福建乃至全国的剧作家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剧协副主席郭汉城认为，他的剧目作“光照曲苑”，他本人“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陈仁鉴先生用毕生心血创作的戏剧精品，他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风格以及高尚的人品道德，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艺术与精神财富；他为戏曲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
《团圆之后》剧照
纪念戏剧大师陈仁鉴百年诞辰
曾惊乡戏动京师，唐宋清音愧世遗。
千古文章关善恶，百年心事寄欢悲。
雨滋春草空前碧，月照团圆无限痴。
笔走临川寻大梦，蜚山作纸写传奇。
（朱金明）
未忍先声唤大师，光华千古一轮遗。
山如沉默凭谁问，水似传音不道悲。
为有春风草应绿，倘无秋思梦何痴。
追怀岂止剧坛事，偌大乾坤总着奇。
（陈美成）
宋元活戏看莆仙，二度晋京佳话传。
悲痛团圆哭泪祭，喜闻春草笑声延。
奇锋妙笔方家誉，赤胆仁心大众怜。
珠玉弦歌光曲苑，梨园泰斗耀南天。
（郑庆舜）
劲柏千寻庆太和，淡云微度牵情多。
奇才绝代扬遗响，热血满腔荡宿疴。
傲骨全凭肝胆赤，童心不认鬓毛皤。
先生去后精神在，日夜仙溪滚滚波。
（陈国恩）
千年求索致中和，悲喜两端揭隐疴。
胜负巧将棋局设，方圆妙比铜钱磨。
长歌一洒西天雨，情节三翻东海波。
续写传奇点烛否？满天星斗何其多！
（心心）
注：拜访陈老时，他说：“修改时，要将剧本看作一枚铜钱，外圆内方，外圆才能顺眼，内方才能上心。”
《西江月》
——陈仁鉴先生百年诞辰
万众皆知《春草》，谁人不赞《团圆》？
梨园巨擘出莆仙。誉满神州艺苑。
祸降半生潦倒，冤申晚景斑斓。
孔方纱帽总云烟。功绩千秋永念。
（方纪龙）
辉煌的记忆
陈仁鉴的作品《春草闯堂》《团圆之后》，让莆仙戏走出莆田，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切关怀和高度评价。这些美好的画面，深深地印在莆仙戏老艺术家的脑海里，成为莆仙戏辉煌的记忆。
先生去后精神在
黄叶告诉我，为纪念陈仁鉴先生百年诞辰，杨美煊先生已首吟一律，要我步韵奉和。我闻之初感寂然。继之各种思绪又如突变的风云，汹涌而来，让我又记起福建省艺术学院院长王评章先生的《陈仁鉴戏曲作品简论》卷首全文：“大悲剧《团员之后》入选《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大喜剧《春草闯堂》入选《中国当代十大喜剧集》，两剧均被称为可与莎士比亚媲美的剧作。人生中有两部剧作入选中国当代十大悲、喜剧，全国仅其一人。”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郭汉城老人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当年的《团圆之后》、《春草闯堂》在中国文化界影响很大，因为有鲤声剧团的存在，我们才有幸能目睹宋元南戏的风采……莆仙戏的价值不是用别的可以补偿的，莆仙戏的价值等同于中国文化、中国戏剧的价值，一定要保护抢救莆仙戏这个唯一全面保留宋元南戏遗响的古老剧种”。这等同于中国文化，中国戏剧的古老莆仙戏的稀世价值，正是通过陈仁鉴先生的两大悲喜剧展示于世，震动了全国文化界，从而获得的专家们的一致认同。陈仁鉴先生对莆仙戏发展的历史性贡献，也是有史以来“仅其一人”！
我十岁（1959年）进入鲤声时，就知道早前在小学春游时，那榜头后坂寺叫人看了喜欢的壁画原来就是这个人画的，这个人原来就是陈仁鉴，陈仁鉴原来就是他，他不但画的好看，听说还写了一个剧本叫《团圆之后》，由鲤声排演去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孩时的好奇心，催生了一种莫名的向往，我从此记住了他那高大的身影、爽朗的笑声……
“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一个黄昏，我陪陈仁鉴、于帆等几位仙游老文化人漫步至县体育场，半坐半躺在草坪上，对着烧的正红的夕阳，听老人们谈的全是美丽的畅想，却竟然没有一丝往昔的悲伤！
毛泽东说的好：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陈仁鉴先生正是凭着这点精神，发挥自己的绝代奇才，奋力“推陈出新”，终于将一直“流浪”在莆仙方言地区、东南一隅的古老小剧种推向新时代辉煌的顶峰！
十七年前的一天，莆田市委宣传部在鲤声剧团团部召开陈仁鉴先生逝世一周年座谈会。我当时百感交集，拟了一副联：“团圆之后，天地动容，抚丰碑，追念先生肠寸断；春草闯堂，山河添色，承遗产，留于后者血满腔”。
满腔热血来自一点精神。眼下方兴未艾的莆仙戏演艺市场和市艺校正为莆仙戏表演艺术的保护抢救所作不懈的努力，使我深信这精神还在，一如“日夜仙溪滚滚波”！□陈国恩
回顾大师点滴 追思先生遗风
图①：《春草闯堂》剧照。
图②：陈仁鉴部分手稿。
图③：陈仁鉴主要作品及评传
一
我看莆仙戏《春草闯堂》已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女主角也已换上“第二代春草”，老百姓叫“黑莺”的那个鲤声名角许秀莺。时值改革开放起步，当时仙游县文化局组织了一场两三天的文艺创作座谈会，当时的县委宣传部主官张文明几番到场，临闭会时请出剧作者陈仁鉴“给大家说几句”。其时见先生两鬓霜花，怎么也看不出“喜剧色彩”，反而见之面容腼腆，说话木纳，更像一个老实的做错事的孩子、终获大人肯定后、让他换上新衣带他去作客的窘状。但这丝毫不影响全体与会者报以尊敬和热烈的掌声。先生曾记否？我们这些晚辈所能表示敬重和给予你的，仅此而已，先生感受到了吗？
二
《团圆之后》、《春草闯堂》已分别入选国家级优秀传统剧目“前十佳”，可告慰先生矣。《春草闯堂》中嬉笑怒骂的阶段，即便放到如今“全民娱乐”的年代，尚足为娱乐经典。
一名草根女子，沾相府丫环身份，就有了擅闯公堂及冒认“姑爷”的背景底气；一个草根侠士，英雄救美，被相府千金恋上，命运戏剧般逆转。草根攀高枝，英雄配美人，能不令时尚“快男快女”心驰神摇而浮想连翩？知府大人为见相府千金，求证这桩婚姻关系，甘愿下轿背靴，给相府丫环当“跟班”，令人会心爆笑。
三
回头看去，先生笔下并没把“胡知府”刻画成一个恶人抑或贪官污吏。不是吗？“春草闯堂”与“知府送婿”，其实是前后两部分的重头高潮，构成一台大戏。胡知府最后居然“顶住压力”，宣判了那个为害一方的吏部最高长官的“官二代”该死。同时鸣锣击鼓，“高调”成全男女主人公，办了一桩百姓看着叫好的事。我们冷笑过，嘲笑过，苦笑过，也不吝给予这样的人物一点赞许。推及为官者们，只要肯为百姓做事，百姓则给予许多感念。好剧耐琢磨。
先生总是这般予人亮色，与人为善吧。师者已去，百年诞辰，追思遗风，拟此纪念。翁宏华
世道逼出的奇才
今年是我国着名剧作家陈仁鉴先生诞辰100周年，他的儿子陈纪联打来电话，说，你与我爸是老朋友，请写一篇纪念文章。
老朋友确是老朋友，前前后后交往几十年：他下放老家榜头南溪的时候，他在仙游编剧小组的时候，他到省戏曲研究所的时候，我都多次上门探访。每次上门，都作半日长谈。交谈话语，如果记录成为文字，可以汇编成为好几万字的大书。但是，七老八十而又脑萎缩脑供血不足的我，当年谈些什么，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搜索枯肠，寻找记忆，只记起他曾说的这么几句话——
“这世道，真有款啰！以前，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后来，共产党又说我是国民党。我到底是什么人？千思百想，怎么也不明白。”
“款”，是莆仙方言，翻译成普通话，是“逗”的意思。
时代真逗，陈仁鉴真逗，逗来逗去，逗出一条坎坷不凡的人生路。
陈仁鉴的坎坷人生路，还延续至家人特别是下一代。在“文革”中，他本人被游街批斗自不必说，他的小有名气的儿子——剧作家、戏剧评论家陈纪联，也陪游陪斗。2011年7月20日，他的最小儿子陈纪建，在网络上发表一篇题为《我与父亲陈仁鉴》的长文章，文中，对父亲的坎坷际遇愤愤不平：建国之初，三反五反运动中，父亲就被错打为“老虎”：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仙游发生所谓的“小匈牙利事件”，但是，没有走进“匈牙利”的父亲，却被无缘无故下放回家；“文革”中，更是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顶大帽子……受到株连，一家老小凄惨度日。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陈仁鉴才得到彻底落实政策，拿掉一切帽子，复职复薪，发还被扣的工资，调到福建省戏曲研究所当副所长。
谁也想不到，坎坷路上，居然走出陈仁鉴这样的一代戏曲创作奇才？
坎坷成才，也许是条规律。戏曲创作的坎坷成才，也许更是一条规律。不妨假设：陈仁鉴，以前你在国民党政权下过日子，以后你在共产党政权下过日子，两党都承认你是好党员，树为优秀的杰出的党员，高官厚禄，养尊处优。这样一来，天天宾客盈门，日日门庭若市，大会三六九小会天天有，大宴三六九小宴天天有：你哪有心思哪有时间去写剧本？肯定写不出68部好剧本！肯定写不出大悲剧《团圆之后》！肯定也写不出大喜剧《春草闯堂》！剧作成就肯定得不到与莎士比亚相媲美的高度评价！
老友陈仁鉴先生呀，我说你听，你之所以成就戏曲创作奇才，应该大大感谢世道逗你啰！傅绍良
记着名剧作家陈仁鉴先生
陈仁鉴先生（1913-1995），我国着名剧作家，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南溪村人。生前是国家一级编剧、福建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顾问，福建省戏剧家协会顾问，莆田市剧协名誉主席。他一生着作等身，起先从事小说、散文、评论、杂文的写作，中年以后致力于戏剧创作。先后有六十八部剧作、三十多篇剧论传世。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出版了《陈仁鉴戏曲选》《陈仁鉴评传》《陈仁鉴戏剧精品选》。
阅历丰富人生特殊
陈仁鉴先生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原本专攻山水国画），这一切为他后来的戏剧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陈仁鉴先生早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之下，追求民主、科学，接受世界文艺新思潮，使他对传统文化有全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反思。他曾在民国基层任过职，后因看不惯民国政府的腐败，参加中共地下游击工作，遭到国民党的追捕。建国之后，政治地位始终未获承认，后又不断遭遇构陷，成为了“有历史问题”的人。因此在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陈仁鉴先生历尽坎坷，受尽磨难，这也使他对变幻的人生和炎凉的世态有了真切的感受。
鲤声辉煌功勋最着
陈仁鉴先生是仙游县鲤声剧团的创始人之一。1954年夏天，陈仁鉴先生与陈啸高合作整理《琴挑》一剧，参加福建省第二届戏曲会演获得大奖，同年又赴华东地区参加调演并获奖,选入《华东戏曲剧本选》。这是古老的莆仙戏首次与专家学者和上海观众见面，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倍受赞赏。1955年，陈仁鉴先生被调进了仙游县编剧小组集中精力搞剧本创作。他夜以继日刻苦写作。他编的戏，演到哪里，红到哪里，上座率极高。1956年，他写的现代剧《大牛与小牛》、《三家林》在福建省现代剧会演中获大奖，夺双魁。1957年，他整理改编的《团圆之后》（一名《父子恨》）和《新春大吉》被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莆仙戏首次引起了全国剧坛的注目。1959年，《团圆之后》作为进京献礼剧目，誉满京华。途经上海公演时，出现了满城争说《团圆之后》的盛况，《文汇报》全文刊登了该剧；在京演出期间，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戏剧界的专家学者们盛赞它“列入世界悲剧之林毫无愧色”。鲤声剧团载誉归来时，先后到济南、南京、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九江等地演出，受到隆重接待，到处佳评如潮。这次席卷半个中国的演出，使莆仙戏真正“雷响天下知”。1960年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鲤声剧团赴长春拍摄《团圆之后》舞台艺术片。
剧坛巨擘誉满神州
此后，陈仁鉴先生又相继写出了《春草闯堂》、《嵩口司》等名剧。1979年，《春草闯堂》参加国庆三十周年晋京献礼，再次饮誉九州戏苑，从全国四百多个剧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创作与演出一等奖（仅两名一等奖）。专家拾风兴奋撰文：“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抬轿”一场戏的表演，更是博得了高度的评价，许多表演团体都上门拜师学艺；全国各地有六百多个剧团上演该剧；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拍摄为故事片《假婿乘龙》，广东潮剧院移植后赴泰演出，公主、总理都到场看戏，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评论；香港《大成》月刊载了剧本；台湾首批开放大陆的五个剧目，其中就有《春草闯堂》；香港昭英社在国际青年节上演的《春草闯堂》剧，被列为精彩节目之一。1998年，鲤声剧团赴台湾演出《团圆之后》受到专家和观众的高度赞誉。
鞠躬尽瘁光照曲苑
陈仁鉴先生为戏曲的现代化和大众化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不但对莆仙戏走向全国有特殊的贡献，而且其作品在全国剧坛也享有崇高地位。他对传统剧目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注入强烈的当代意识，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雅与俗的完美结合，震撼我国剧坛，风靡港台及东南亚,到处常演常新,保持永久的艺术魅力。他的《团圆之后》和《春草闯堂》分别被选入王季思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悲剧选》、《中国当代喜剧选》。全国入选两部作品的，唯有他一人。《春草闯堂》还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他的作品被列为艺术院校教材。他晚年针对戏曲的殿堂化和贵族化，大力呼吁通俗化和大众化，引起重视和争论，因而更受到普遍尊重和敬仰。上海艺术研究所对他的作品的评价是“高山仰止”。中国协会认为他的代表作“是我国剧坛的闪光之作”，“对福建乃至全国的剧作家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剧协副主席郭汉城认为，他的剧作“光照曲苑”，他本人“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陈仁鉴先生用毕生心血创作的戏剧精品，他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风格以及高尚的人品道德，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艺术与精神财富；他为戏曲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子笛整理）
忆父亲与南日岛老乡
父亲陈仁鉴晚年多病。有一次，他住在省立医院心血管病区。有位莆田南日岛老乡刘茂春，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病，来省城两个多月了，还住不进医院，在旅社里等待，开销很大，心里很着急。接触几次之后，刘茂春对父亲说：“我带几千元钱，放在旅社不安全，暂放在你家行吗?”父亲答应了。交钱时，父亲写收据给他，他不肯收。父亲觉得他坦诚，叫他干脆搬到我家住。不久，他儿子和父亲住同一病房。邻床的一位青年病友开刀，死在手术台上，使茂春一家思想包袱很重。他对父亲说：“听说张主任是大专家，我孩子如果她肯主刀，就好了。可惜我们乡下人，哪有这福气呀。”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父亲要母亲去找张主任嫂嫂提这件事。原来，张主任嫂嫂是母亲娘家的叔伯姨子，算是远亲，但一向较少来往，母亲觉得不好开口。可是父亲坚持要她去，说：“如果手术出问题，人财两空，他家就太不幸了。一定要帮这个忙。”经母亲多次相求，张主任总算答应了。茂春一家大喜过望。可是20多天过去了，张主任的影子也没见到。张主任太忙了，不是别的医院请去会诊，就是被人用小轿车接去看病，实在抽不出时间啊!正当茂春一家觉得没有指望时，张主任来了，她给小孩诊完病，没说什么就走了。茂春一家心里七上八下，父亲叫母亲快去问讯。张主任说：“孩子早就该开刀了，现在十四、五岁了，开下去很危险，我没有把握。以后不可这样爱管闲事。”母亲甚觉没趣，回来也不敢跟茂春一家说起。父亲想来想去，叫母亲硬是缠住叔伯姨姨，她在张主任家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这招还真灵，张主任起初还推说春节已近，嫂嫂就是不依不饶，张主任终于为孩子开刀。真不愧是位名医，手术非常成功。孩子如今已长成一个壮汉，能挑一、二百斤气不喘，心不跳。茂春一家欣喜万分。他每年至少往福州探望父亲二次。 父亲得了不治之症，茂春多次领孩子到医院探望。有一天，茂春又到我家，对母亲说：“我大的孙子又泻又痢，来省里住院已20多天，看来没有指望了。明天准备回去。因叔公(指父亲)病成那个样，不敢再上门打扰。你转告他一声。”其时父亲病势十分沉重，听说后一定要母亲当天去寻找茂春，挽留他继续治疗。茂春听了父亲的话，留了下来，孙子终于得救了。
父亲去世时，刘茂春一家5口人赶往福州。追悼会上，茂春坚持要行子孙之礼，五人披麻戴孝，哀恸痛哭，充满着人间真情。
父亲虽然永远地告别我们了，但他不凡的文品和高尚的人品，却是留给我们的丰厚遗泽，使我们受益无穷，享用不尽…… （1995.12） （陈纪联）
上演与出版的陈仁鉴剧目
（截止1986年）
1.《他从前方归来》 创作话剧 1941年春
2.《孟容从军》 新编古代剧 1944年秋
3.《哭祖庙》 移植传统剧 1944年冬
4.《劫收》 创作话剧 1945年冬
5.《飞红巾》 小说改编现代戏曲 1946年夏
6.《钗头凤》 话剧改编戏曲 1947年春
7.《挖蒋根》 创作话剧 1949年秋
8.《深仇快报》 创作现代戏曲 1950年春
9.《窃符救赵》 话剧改编戏曲 1950年冬
10.《太平天国》（四本）连环画册改编戏曲 1953年秋
11.《虎牢关》 整理传统剧 1954年春
12.《金谷园》 改编传统剧 1954年夏
13.《三求婚》（六本） 改编传统剧 1954年夏
14.《三鞭回两锏》 整理传统剧 1954年夏
15.《过江赴会》 整理传统剧 1954年夏
16.《岸贾打》 整理传统剧 1954年夏
17.《仙姑闷》 整理传统剧 1954年夏
18.《王保定借当》 移植戏曲剧目 1954年冬
19.《仙姑闷·琴挑》 改编传统剧 1955年春
20.《新春大吉》 据传统剧重写 1955年冬 次年出版
21.《陈三五娘》 整理传统剧 1955年秋
22.《洛阳桥》 改编传统剧 1955年冬
23.《假元宝》 改编传统剧 1955年冬
24. 《占花魁》 改编传统剧 1955年冬
25.《团圆之后》 据传统剧重写 1956年春 次年出版
26.《大牛与小牛》 创作现代戏曲 1956年春 当年出版
27.《三家林》 创作现代戏曲 1956年春 当年出版
28.《茶瓶计》 移植戏曲剧目 1956年春
29.《尼姑下山》 改编传统剧 1956年春
30.《炼印》 改编传统剧 1956年夏
31.《一文钱》 改编传统剧 1956年夏
32.《三笑姻缘》 小说改编戏曲 1956年秋
33.《假天宫》 改编传统剧 1956年秋
34.《燕尔新婚》 改编传统剧 1956年秋
35.《长洲驿》 改编传统剧 1956年冬
36.《十五贯》 移植戏曲剧目 1956冬
37.《真假娘娘》 改编传统剧 1956年冬
38.《火焰山》 移植戏曲剧目 1957年春
39.《生死路》 改编传统剧 1957年春
40.《取金刀》 改编传统剧 1957年春
41.《銮台赛宝》 改编传统剧 1957年冬
42.《鹰牙关》 改编传统剧 1958年春
43.《铁骨冰心》 小说改编戏曲 1958年夏
44.《小姐头生角》 改编传统剧 1958年夏
45.《存储春秋》（四本） 改编传统剧 1958年秋
46.《朱砂记》 移植戏曲剧目 1958年秋
47.《抢亲赔妻》 改编传统剧 1958年冬
48.《折扇拈珠》 改编传统剧 1958年冬
49.《王怀女归宋》 改编传统剧 1959年夏
50.《甘蔗之歌》 创作现代戏曲 1959年春
51.《大闹吉祥山》 改编传统剧 1959年夏
52.《状元游》 改编传统剧 1959年秋
53.《妒妻双认错》 改编传统剧 1959年秋
54.《贼审贼》 改编传统剧 1959年秋
55.《王老虎抢亲》 移植戏曲剧目 1959年冬
56.《误赠紫金斗》 改编传统剧 1959年冬
57.《孟宗哭竹》 改编传统剧 1959年冬
58.《嵩口司》 据传统剧重写 1960年春 当年出版
59.《春草闯堂》 据传统剧重写 1960年春 次年出版
60.《郑成功收复台湾》 据传统剧重写 1960年秋
61.《杀父报国》 新编历史剧 1960年冬
62.《鸡爪山》（四本）通俗小说改编戏曲 1962年夏
63.《假法师戏帝》 改编传统剧 1963年春
64.《路遇》 创作现代戏曲 1964年夏
65.《种籽》 创作现代戏曲 1964年夏
66.《张羽煮酒》 改编传统剧 1978年春
67.《阿良寻父记》 改编传统剧 1980年秋
68.《寻妃记》 据传统剧重写 1981年秋 86年出版
【本剧目单转载自李国庭《陈仁鉴评传》】
陈仁鉴：创作书简——致朱展华副局长的信
朱副局长钧鉴：
您的信收到了。明白您的意见，并衷心感谢您对我迫切的期望和诚挚的关怀。《存储春秋》这个剧本还未臻成熟，不能与《团》《春》二剧相比，这是意料中之事。但我有一个想法，提出来供您参考：一个作家不可能每一部作品都是一等品，必有上、中、下之分。就以世界上最着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而论，传世的三十多部作品中，上上的只有《哈姆莱特》《罗蜜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几部。上中的有《第十二夜》《奥赛罗》《仲夏夜之梦》等。其余的就都属于上下、中上，甚至也有中下的作品了。我国大作家郭若沫的许多剧作中，以《屈原》为最着名，是上上之品，《虎符》次之，《孔雀胆》《武则天》属于中品，《蔡文姬》是由焦菊隐的导演手法和朱琳的表演而出名的。又如曹禺的作品，以《雷雨》《日出》为上上，其它的许多戏虽然都是优秀的，但都没有超过这两部，最近的新作《王昭君》还在争论之中。以上所举，是就作家本身作品互相比较而言，并不是说他们较次的作品就是低劣的。他们终究是伟大的作家，就是次要的作品也不是一般的作家所能企及的。
我感谢您对我的希望和鼓励。但我认为，要出上上的作品，只能在量中求质。也就是说，惟有在勤奋的写作中，上上的作品才能涌现出来。我在仙游十三年的创作中，共写了六十多个剧本，只有《团》《春》两剧得到肯定(《嵩口司》一剧还没有受人注意)。但是若没有这六十多本戏，也就不会有《团》《春》等较好的戏了；何况《春》剧是经过十多年的考验才被肯定下来的。《春》剧在1962年写出，参加晋江地区汇演，省、地文化领导同志都看了，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倒是后来诏安潮剧团带到潮州和广州作业务演出，得到好评，省局才命我到省修改，登在《热风》月刊上，国内其他剧团才陆续移植演出(香港凤凰制片厂拍摄《假婿乘龙》故事片，就是根据这个版本)。后来又作了修改，由本省及北京出版社出单行本，当时也不很出名。真正得到嘉奖的是在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之后。可见一个剧目的被肯定，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舞台的实践，而且还要适应当时的文艺思潮。《春》剧在表演上能发挥莆仙戏剧种的特色。如《坐轿》一场，为其他剧种的程式所无，而且三十周年献礼，适逢文艺界批判“左”的思潮、文艺创作大解放，因此《春》剧就比“文革”前吃香得多了。
由此我想起我的另一个剧本《嵩口司》。此剧实际上比《七品芝麻官》有趣(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少同志也这样看)。但《嵩口司》为什么不出名呢？因为舞台上站不起来。《嵩》剧是一个闹剧，对于主角性格的刻画，突破了莆仙戏的表演程式，舞台动作要另行设计，这是一个创新，所以演员的水平就跟不上，人物形象塑造不起来，剧本就变作案头文学。戏没有打响，很可惜。我曾经想由泉州高甲戏剧团移植演出，他们演丑有很高水平。《连升三级》满台是丑，都有新的创造，就是一个实例。如果他们能把《嵩》剧加以研究，使剧中两个主角----任有道、曾康永在舞台上活起来，是会给福建戏剧界再添一个好剧目的。这个戏，北京《剧本》月刊的编辑同志曾与我省省委宣传部前文艺处处长张鸿同志持有不同意见。张鸿同志认为《春草闯堂》比《嵩口司》好；《剧本》月刊编辑同志认为《嵩口司》好，可与《团圆之后》争上下。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同意《剧本》月刊编辑同志的意见的，所以《嵩口司》1963年由上海文艺社出单行本；《春草闯堂》他们不肯出。
《存储春秋》一剧是于1958年写成，演到1964年传统戏被禁演为止。
“四人帮”打倒后，又开始演出至今。在舞台实践近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观众激烈争论的剧目。因为此剧写的是一位忠心保护太子的忠臣，在太子登基当了皇帝之后，反被太子所杀，而一个千方百计谋害太子的大奸臣，在太子当了皇帝之后，反而受到重用，官越做越大。这样的写法，是同一般传统戏所写的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陈规相违背的，所以观众看后很不舒服，有意见。但我觉得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推翻了过去的陈规，写出了这个剧本。这次又加以修改，分为上下集，现在送上该剧编后记一份，供您参考，可以进一步明白我的创作意图。又送上近作《阿良寻父记》给您看，求您指导。这个戏是儿童剧，是我与上海童话作家黄衣青同志合作写成的。《存》剧与《阿》剧均已送我局戏研所戏文室，向各位同志征求意见，准备再作修改提高。
总之，戏剧创作第一要量中求质，上、中、下作品都可拿出去。当然主观上作者要争取上上的作品。但如果没有次等的作品出来，经过吸收意见，不断修改提高，就不可能有上等的作品问世。第二要经受时间的考验，要适合时机。第三要舞台实践。好戏没有好表演，成不了好戏；次戏若有名演员的精彩表演，可以成为上品。《三岔口》是演出来的。《存储春秋》剧本现在还不是十分成熟，而且也是一个较难演的戏。如关凌花的内心矛盾、秦继乐的阴险狠毒、申春的愚忠戆直等等。剧团如果能演活这些角色，也许能够争取一些观众；但这个戏的构思违反旧套，若在福州剧场演出，观众不一定会通过。我认为福州观众对传统戏的鉴赏水平是有点保守的，很难冲破旧框框。但福州的剧坛对全省的戏剧却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各县的专业及业余剧团，大部分来福州搬戏，探知哪个剧目较卖座，就争着搬回去排演。所以闽剧戏风可以左右全省。但各县是否有新作者产生呢？就各处寄来给我看的剧本而言，确有一些有才能、可培养的青年作者正在成长，我都给他们回信鼓励。但他们往往向我诉苦，说他们的剧作没有机会搬上舞台。因为各县剧团宁可花钱去福州买热门戏本，卖座比较保险，不愿排演青年作者的新作。因此我省戏剧界便产生出一种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剧团闹剧本荒，争来福州抢热门戏，使剧本贩赚了大钱；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好的或可以改好的新戏得不到演出，下一代剧作者找不到出路，只好把剧本窝在案头，心灰意冷，失去了创作的热情。这种现象对传统戏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是推陈出新的一大障碍。所以，打开闽剧剧坛的新局面是很重要的事。近来，评论界对闽剧的要求比较严格。譬如对《珍珠塔》等剧目的争议就非常认真，《珍珠塔》并非是个很坏的戏，演员的演技也很精彩。但戏的内容既有优点，也有些缺点，对这些缺点加以善意而认真的批评，是可以使它提高为一个好剧目的；更可以使比《珍珠塔》坏的剧目在剧坛敛迹。闽剧的表演水平确可执全省戏剧界牛耳。如果创作和观众的鉴赏水平能够进一步提高，对全省传统戏的进步是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我个人蒙省领导的关心，给我以这么高的荣誉与地位，心中十分感激，愿以垂暮的有限之年，勤奋地写作。每写一部作品，主观上都不敢存随意性或即兴性，都希望成为上上的、一打即响的好戏。但主观的意图往往与客观的现实相矛盾，好作品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要经历许多曲折的道路。惟一的办法就是多写，多付舞台实践，多经时间考验，虚心吸收意见，不断修改，上上的作品才能出现。这是客观的规律，不以主观的愿望为转移的。但我现在调来省里，距仙游很远，不能每个戏都交鲤声剧团演出。鲤声现在也正在赶热门。我的剧本常常不按陈规写，若推荐给他们演出，观众看后不一定都能接受，所以也不一定包赚钱的。但叫我给他们写赚钱的戏我又不愿意。所以目前我写出的剧本拿到何处去演出，使我很伤脑筋。我想，以后我写出的剧本，无论哪一个剧团，只要适合他们的胃口，愿意演出，我都是非常欢迎的。没有经过舞台实践，好戏又从哪里来呢？
话太多了，浪费了您宝贵的时间。不过蒙您关怀，咱们上下级说些心里话，也是有好处的。然而以上说的不一定都对，望您批评指正。
陈仁鉴上
1981年6月24日
甘作低唱与民同
陈仁鉴
现在戏曲不是产生危机了吗？行家们都在分析危机的各种原因；但我个人却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戏曲界出现了适合八亿农民观众欣赏水平的剧本荒。建国以来，戏曲工作者忽视了毛主席对提高与普及的辩证论述，渐渐脱离了群众，尤其是文化较低的广大农民。这种“高档化”与历史上的“庙堂化”，虽然性质不同，但导致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各级文化领导部门搞会演、调演、评奖，极力追求思想的深刻性，内涵的哲理性，以致弄到只有文化修养很高的少数人才能领会。尤其是新编历史剧，能上舞台演出的不多，大部分都成为案头文学。这样高档化的精品得奖了，上京了，而作者也就名扬全国，再不愿去搞默默无闻的普及本。但这样的精品带回家乡，上演时仍然门可罗雀，观众因为对剧情看不懂，不愿走进剧场；剧团虽然得了光荣，经济仍需国家补助!
我并不是反对写提高的精品，而是觉得提高不从普及的基础上出发不好。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在鲤声剧团编剧的十多年时间里，共写了六十多个普及本，只从中筛选出两三个比较精细的被公认为提高了的本子。而众多的普及本中，都比较通俗易懂，故事性较强，趣味性较浓，而又做过一番净化封建性糟粕的工作，因而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寻妃记》就是其中的一个。
《寻妃记》原名《真假娘娘》，是我于1956年根据李渔的《玉搔头》改编的。次年参加县戏曲会演获创作一等奖。从此便在莆仙戏剧种区流行开来，上演不衰。1980年应榜头剧团要求进行再修改，易名这《寻妃记》，参加莆田地区戏曲会演，获剧本特别奖，被推荐参加福建省1981年的创作剧目调演，落选了。我自知这个剧目不是高档作品，但却对它深有偏爱。因为调演后，省内许多剧团都把它移植演出，颇受观众欢迎。这样的剧本带到乡下演出，上座率高且又能增加剧团收入。
古代戏对现代的观众为什么能够起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作用？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封建社会制度被摧毁之后，残余、腐朽的道德观和精神还可能在新社会存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对进步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存留下来的历史积淀，给古人和今人铺设了一条相通的渠道，在传统戏的故事里面，就有现代人的影子走出来。比如《寻妃记》中的正德皇帝，是一个专门追求女子外形的美，而不注重品德，以致受臣下捉弄到可悲程度的人；另一个女子范希珠不惜用最卑鄙的手段，以骗取富贵和享受。这种旧社会普遍存在的渣滓，在新社会还是不少见的。所以他们的面孔观众是熟悉的，他们的语言就觉得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唯物史观又指出，与落后的社会意识相反，先进的社会意识继承了历史上优秀的文化成果，能动地给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指导和促进的作用。如刘冰梅与肖友竹不以外表的美丑和富贵为条件的良好品德的结合，与《玉搔头》为皇帝的荒淫出谋献策的主题，恰好是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意识相对立的。这样去改编，就会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在今天，通俗易懂的、有教育意义的、普及的传统戏，仍不失为一个有力的武器。凡为人民所需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有用的东西就会永远存在，永远不会消亡。但在目前专尚高档精品的戏曲界和戏曲报刊，普及本要在他们的阵地里谋求一席地位，比骆驼穿针还要困难!
什么是剧目的精品？离开广大观众，奢谈剧目精品，是不科学和不全面的。我希望文化界的各级领导、行家，注意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提高的精品固然要奖励；普及的也有精品，也应该奖励。这样，大部分的编剧者就会兴致勃勃地去写普及本了。剧团的剧本荒解决了，收入增加了，不但戏曲的危机可以解除，而且还会重新繁荣起来!
这篇文章主要是为《寻妃记》而写，却也是我写戏以来的一得。临了，以即兴诗一首结束此文：
不爱凭凌御高风，
但愿低唱与民同；
敢将新词换滥调，
散入千村万落中。
神笔奇锋典范立 仁德仁心世人敬
——陈仁鉴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陈培仲
我对陈先生的仰慕之情，由来已久。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偶然一次机会，看到川剧名角许倩云、张巧凤、吴拙、陈淡然、蔡如雷等人演出的《贞节牌坊》，说明书上标明“根据莆仙戏《父子恨》改编，原剧本整理陈仁鉴，改编赵循伯，导演阳友鹤”，改编、导演均是我熟悉的川剧名家，陈仁鉴却是陌生的名字。那天看戏给我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入戏不久，我心中就仿佛压上块石头，而且石头越来越大，直至让人喘不过气来，真是沉重压抑之极。这是我以往看戏的经历中，从未有过的体验。那天是午场演出，戏完之后外面还是秋阳灿烂，暑气未消，但我感到眼前昏暗一片，浑身寒气袭人。我仍然沉浸在剧中营造的黑暗王国之中而未能自拔。朦朦胧胧之中，我觉得这种震撼，与当时正在课堂上学习的希腊悲剧带给我们的感受，有几分相似。但陈仁鉴明明是中国人，为何这样“厉害”，如此“残酷”。我虽然搞不明白，可从此记住了这位作家。
20年之后，我已在中国戏曲学院任职。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文艺献礼演出中，全国各地剧团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焕发出勃勃生机，纷纷将一台台好戏推向北京。在长达一年之久的献礼演出中，真是千红万紫、蔚为大观。其中莆仙戏《春草闯堂》以其深刻的思想意蕴、妙趣横生的喜剧情节、古朴独特的表演形式，格外引人注目，赢得行家里手和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其时，我正参与中国戏曲学院学报《戏曲艺术》的创刊工作，在创刊号上，当时的副院长、老戏剧家任桂林特地嘱咐要及时刊发评论《春》剧的文章。我们特地约请福建的林庆熙先生写了题为《<春草闯堂>是推陈出新的范例》的评论，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优秀之作。由此，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陈仁鉴先生“化腐朽为神奇”的深厚功力和杰出才华的敬仰之情。
1989年秋，我收到李国庭先生寄赠的《陈仁鉴评传》一书，一口气将其读完，受到深深震撼。书中对传主坎坷人生路的详细记述，对其代表作的深入研讨，给我极大的教益。特别是当我读到“文革”期问，陈先生已被遣送回村管制劳动，在放羊之际，还在改陆游诗句，还在“尚思为国振歌台”，此情此境，令人落泪。我请对陈先生研究有素的王安葵先生为《评传》撰写书评，刊发于1990年第一期《戏曲艺术》，及时向读者推荐这本好书。同时给陈先生寄去了样刊，开始了与陈老的书信来往。
1989年，安葵先生的专着《当代戏曲作家论》出版，填补了当代戏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书中论及的10位戏曲作家，均为剧坛老将、文苑俊彦，为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着贡献。安葵先生为他们写照传神、树碑立传，功莫大焉。读完该书，我深受启发和教益，写了题为《知人论戏，亦论亦史》的书评(刊于1990年4月29日《中国文化报》)，对该书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感到美中不足，“例如对陈仁鉴剧作特色的分析较一般，因为对真善美统一的追求，不止是陈仁鉴一人所为，而是许多作家的共同追求，对陈仁鉴剧作那种特殊的穿透力和爆破力，安葵似乎还缺乏足够的估计……。”不久，经我手在《戏曲艺术》1990年第3期上发表了天津魏子晨先生题为《为中国戏曲体系“衔微木”的“精卫”们》，对《当代戏曲作家论》一书作了热情洋溢的礼赞和见解独到的评论。不约而同的是，魏先生认为该书的“一点缺憾:对‘陈仁鉴现象’缺乏足够深入研究”。由此展开了魏先生本人对“陈仁鉴现象的深入思考:
对于世界戏剧艺术的未来，不少智者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便寄希望于中西合璧。就中国戏曲作家阵线而论，具有贯通中西的实力而能当此重任的，应该说不是太多尚嫌甚少，屈指算来，不过田汉、陈仁鉴数人而已。《论》集注意到顾锡东的《五女拜寿》曾接受《李尔土》的影响，这很不错;但对陈仁鉴在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之间保持一种张力的本领却考察不力。为什么人谓陈仁鉴剧作为莎士比亚式的？或曰《团圆之后》比《大雷雨》深刻，或曰《春草闯堂》比《钦差大人》好看，关键在于陈仁鉴既学习研究了中外话剧名作，对本民族戏曲艺术及其表现手法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引进”西方文化精华从容不迫，取舍自如，他自称的“局式”独树一帜，创造出中西结合的新的戏曲文学样式，这就使他的戏信息量大、爆破力强，确能“予旧制度以毁灭性的轰炸”。莫说在这十位大家（按:指安葵在《论》集中评论的陈仁鉴、翁偶虹、范钧宏、马少波、黄俊耀、杨兰春、王肯、胡小孩、顾锡东、徐进）中已不同凡响，即或与世界第一流剧作家并肩比美也未必逊色。前些年来，剧苑与文苑一样，这“现象”、那“现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其实照我看来，真正够份量的，倒应首推 “陈仁鉴现象”。现象“核心”:中西合璧。全部价值在于:使中国戏曲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魏先生的精辟分析，将我心中有感而笔下所无的话说了出来，深获我心。我将刊载有关评论的报纸和刊物先后寄给了陈仁鉴先生，留作资料。陈先生于1990年7月18日首次给我的信中说:“拜读7月18日来信，使我激动不已!您称我为尊敬的先生，又自称为学生，叫我如何担当得起!浅陋如我，在戏曲界并没有什么贡献，……我们虽未见面，已知您对我早已相知甚深。拜读来函，什么‘您的作品，我是作为教材来学习、研读的……’，使我十分惭愧，十分难过，您太过誉了，我该怎样努力，才不负您的期望!但是我年老了!...9月21日陈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又提到:“读魏子晨同志的文章。太过誉了，愧不敢当。其实我对莎士比亚的剧本有些还看不懂，更不用说对中外话剧名作有什么研究。写剧本出于我内心的激情，而且过硬的剧本也很少，实无承担‘陈仁鉴现象’的载力。请我兄代向魏了晨同志表示我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对我写作的特别的关注，感谢他对我写作的推崇之情!”在信中除了感受到陈先生谦虚诚朴、珍视友情之外，还感到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内心仍涌动着激情，力图超越自我而又年老多病、精力不济带来的心灵煎熬和焦灼。按说，这位历经磨难、身心均遭受严重摧残却以戴“罪”之身写出第一流作品的老作家，获得平反之后，可以安度晚年了。但这位视创作如生命的老人，仍然在病榻上笔耕不止，相继在《新剧本》上发表了《寻妃记》、《存储春秋》(上、下本)等新作，虽然不及《团圆之后》、《春草闯堂》那样出类拔萃，但也是难能可贵的优秀之作。从陈老身上，我更明白了什么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子精神!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解放军出版社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编写一部大型图书《文艺鉴赏大观》。这是一部对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等艺术门类古今中外作品进行赏析的综合性读物，旨在帮助部队指战员以及社会上的读者提高文艺鉴赏能力。该出版社约我担任戏曲门类的撰稿工作。我从关汉卿、王实甫到田汉、魏明伦等数十位剧作家中，选出他们的代表作逐一评析。其中，我对陈老的两部代表作，分别以“《团圆之后》--捅向封建礼教心脏的利刃;《春草闯堂》--传统剧目推陈出新的范例”为题，进行简明扼要的评论，意在以白己的一点学习心得与读者进行交流。该书出版不久，正巧闽剧《丹青魂》晋京演出，在演出座谈会上，我在与剧作者吴永艺的交谈中，得知他对陈先生十分尊崇，并且住地相距不远，我想托他将《文艺鉴赏大观》一书带给陈老，请他教正。因为书相当沉，我怕给吴永艺增加负担，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年轻力强的小吴十分热情地满口应承。很快，我就接到陈老的来信，其中说:“接来信及《文艺鉴赏大观》一册，不胜之喜。蒙您支持，该书收入拙作《团圆之后》及《春草闯堂》两部，并加以大力推荐，实在感激!拙作得以与名家之作品并列，难得的很，再一次向您致谢!千万分的致谢!’，他还兴奋地告诉我:“最近我与魏子晨同志通信，并知子晨不但是评论家，还是个剧作家。由信上看，他的性格很爽快，学问也很渊博。他过去跟范钧宏学习，是戏剧界的后起之秀，所幸我又得了一个好朋友，很是荣幸!高兴!”看来年老多病的陈先生仍然保持着一颗率真的童心，很愿意与晚辈后生结成“忘年”之交，表现出平易近人的大家风范。
观看闽剧《丹青魂》之后，我深受感染和启示，写了两篇题为《洁白与罪恶》的观后感，一简略、一详细，分别刊登于《剧本》和《戏曲艺术》上。在文章结尾，我特别强调:“福建是我国戏曲事业兴旺发达的大省之一，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在这方热土上，曾造就了陈仁鉴、陈贻亮等老一辈戏剧家，并培育了包括郑怀兴、周长赋、姚清水等在内的‘武夷剧作社’的创作群体，如今又涌现了陈欣欣、吴永艺、陶闽榕等后起之秀，令人钦羡不已。这与省、市领导和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对戏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植密不可分。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繁荣创作、活跃舞台的有力措施，改善了戏曲的生存环境，促使人才辈出，佳作纷呈……为八闽剧坛争光，为我国戏曲园地添彩!”我将载有此文的刊物和赞扬陈老绘画艺术的信，于1993年春寄给陈老，他以抱病之身，给我回了一信这是陈老生前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其中谈到了他晚年写我的追求和对戏曲现状的一些看法，很有现实意义，我想照抄如下:
培仲仁兄大鉴:
接4. 15来信，因俗事缠绕，一时不能马上作复，很对不住，请愿谅!
子晨同志近来不断与我通信。他在《艺术世界》上的文章(按:指魏子晨发表于《艺术世界》1993年第2期的《“春草不来不举觞”——向陈仁鉴先生求画记》一文)，我也看到。他的文章简练而深入，自是上乘之作。不过加之于我，很不敢当。我本来是艺术科毕业，学的是山水，但诗与字配不上，始弃而写戏，所以给子晨同志的画，不过临摹而已。您的来信推崇备至，真使我无地自容，根本担当不起。前送我《文艺鉴赏大观》一册，将《团》、《春》两剧与世界名着列在一起，真是汗颜之至。今又寄《戏曲艺术》一册，贵文中把我列为福建剧作家之首，我已落后太多，新的名家无不超我之上。谬蒙抬举，足知仁兄爱我之深，此信聊表谢意!
我最近还在写剧本，转入浅近，务使群众能够了解我的故事，下乡演出有人看，是我晚年写戏的愿望。对于大作家提倡的写哲理，写内心，写人的复杂性，我固然也很羡慕尊敬;但这样的戏，群众看不懂，再好也不能演出。我觉得这无异与戏曲的低潮推波助澜。戏曲，群众之艺术也，惟有离不开群众，才是正确的道路。不知仁兄以为然否?
年已老迈，错别字很多，望见谅!
此致
近安
弟陈仁鉴敬上，五月十四日
信中称“学生”，切切不可!折煞老朽了!信中陈老以兄弟相称，这才是真真的折煞我这后生小子也!除了再次感受到陈老虚怀若谷的博大襟怀外，更为他对戏曲的现状和未来冥思苦索而深深感动。面对一部分戏曲作品越来越贵族化、高雅化、小圈子化、越来越脱离群众、脱离市场，重温陈老的至理名言:“戏曲，群众之艺术也，惟有离不开群众，才是正确的道路。”应当促使我们反思和警醒。
1994年春，我收到陈老的公子陈纪联先生的来信，其中提到:“您每次热情洋溢的来信，都使我父感动不已。你寄的书，他也很珍惜，而且都读得很仔细。上次您来信称赞了他的画，他很高兴，本想画一幅送给您补壁，又迟疑说您不曾讨要，寄去合适么?不料，白去年五月问，忽感吞咽困难，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胃癌(贲门癌)已住院近一年，……这病我们和医生都隐瞒了他，只告诉他是胃溃疡，以免因情绪紧张而使身体免疫力下降。……我父一生所受打击和挫折太多，精神创伤很厉害，……得此病症，天何无眼!但愿医生回天有术，让我父再度一个安乐祥和的晚年!”父子深情，溢于言表。我亦在心中默默祷告，望老天保佑，使陈老转危为安，为人类再奉献精神财富。我满怀希冀静静地等待。可是，造物弄人，一年之后，竟传来陈老病逝的噩耗。我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仍接受不了这无情的事实，在思绪纷乱之中，匆忙发去唁电:“年年绿春草，代代唱团圆。斯人跨鹤去，遗泽惠人间”，表达我的悼念之情。同时，我编发了《着名剧作家陈仁鉴同志逝世》的消息和陈老另一公了陈纪建悼念先父陈仁鉴的文章《何须浅碧深红色，白是花中第一流》，刊登于1995年第三期《戏曲艺术》，表达编辑部同仁对这位杰出剧作家的深切缅怀。
陈老生前，我曾到过他的家乡莆田县，却与他失之交臂，至今引为憾事。那是1985年夏天，我随当时的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俞琳、戏剧处处长林毓熙等人一行，到华东六省一市观摩和挑选剧目，为当年底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作准备。我们从山东开始，一个月之内，跑遍华东地区，看了近二十台演出，已相当疲劳，最后到闽南地区，却有意外的惊喜。特别是在莆田地区，深深感到当地群众对家乡戏的热爱，感受到莆仙戏这一古老剧种已深深扎根于这片沃土。据同行的福建戏研所的刘世今先生和当时任团长的吴天春先生介绍，他们可以演出一个星期的戏，都是新创作的，各有千秋。后来我们看了《秋风辞》、《鸭了丑小传》两剧，果然名不虚传，震撼人心。这一悲一喜的两部优秀作品，无论是对封建专制的犀利部析，还是对世态人情的洞若观火，无不显示出作者的卓识和才华。我仿佛觉得，陈仁鉴剧作中的某些基因，或者说，莆仙戏剧种特有的某些基因，已流传到年轻的剧作家身上。地灵而人杰。我们很想拜访曾长期在此耕耘，并培育出《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等奇葩的陈仁鉴先生。可此时陈先生已移居福州。7月23日我们在离开福州回京的头天晚上，俞琳见缝插针，带领我们去拜望老艺术家郑奕奏，接下来再去拜访陈仁鉴先生。谁知郑老见到俞琳，喜出望外，激动得儿乎流泪，有说不完的话要倾诉。大家亲切地拉起了家常，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从郑老家出来，已经很晚了不便再去陈老家打扰。俞琳只得托人转达对陈老的问候。我为失去与陈老见面的机会而懊悔。俞琳安慰说:“不要紧，以后还有机会。”如今，俞琳、陈老均先后作古。回首前尘，宛如昨日，一股莫可名状的感伤之情袭上心头，怅然若失。
陈老辞世后，我总想为他作点什么，以回报这位长者。刚巧，山东教育出版社约请老戏剧家郭汉城先生担任总主编，精选古今戏曲，编纂成《中国戏曲经典》和《中国戏曲精品》大型图书，前者以古典戏曲为主，后者以当代戏曲为主。这两部姐妹篇，汇成一条中国戏曲优秀文化的历史长河，具有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系统性、贯串性，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而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发展戏曲艺术，较为系统地为读者提供阅读、欣赏、研究、借鉴之方便。所选标准为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经过舞台考验，在全国或本地区、本民族观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剧目。承蒙郭汉城老师的信任和提携，委托我担任其中“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卷”的主编。由于名家名作太多，编委会确定，除特殊情况外，一个剧作家只选一部作品。我从上百部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中，初选出几十部，经编委会反复斟酌、几上几下，最后确定为26部，约loo万字。其中陈老的《团圆之后》、《春草闯堂》两剧，从最初提名，到最终入选，均是众口一辞，毫无异议，成为极个别的以两部作品入选的剧作家。这两部杰作，已成为大家心目中当之无愧的精品。我为该卷所写的前言中，将这两剧列为化腐朽为神奇的代表，写了如下一段文字，帮助读者阅读、欣赏，也借以表达我对陈老的哀思:
《团圆之后》，亦名《父了恨》，是陈仁鉴先生根据莆仙戏传统剧目《施天文》改编、创作的。在《施》剧中，郑司成和叶氏是被批判的“奸夫”、 “淫妇”，柳氏是被赞扬的“孝妇”，而杜国忠则是为民仲冤的“清官”。全剧的主旨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美化封建制度。改编本反其道而行之。它重新处理了人物关系，将郑、叶、施、柳四人塑造成既懦弱又善良的复杂的艺术形象。他们既是封建礼教的信奉者、维护者，又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牺牲者。他们是封建时代的顺民，只希望平静地生活下去，但这种起码的正当要求都无法达到，不得不以死来抗争，在那个令人窒息的黑暗王国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杜国忠貌似清正官吏，而实质是阴险狠毒的封建鹰犬，死心塌地维护封建纲常秩序。他确实从专横暴戾的洪如海的刑场上救出了柳氏，但其出发点是为了查处“奸夫”、“淫妇”，以挽救“世风”，维护皇上的权威和尊严。他与洪如海一文、一武，一“仁”、一凶，但同样是杀人不见血的封建卫道者。全剧通过上述人物之间的尖锐冲突，通过两代无辜夫妻的鲜血和生命，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和吃人本质，进而揭示出封建礼教制度的罪恶及其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从小耳闻目睹封建礼罪恶的剧作家陈仁鉴一直有个心愿:“写个戏捅一下封建礼教的心脏。”《团圆之后》正是这样的力作。为了把积压在内心的对旧意识的憎恨感情引发出来，陈仁鉴说: “我想把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刻的观察力，激越而兀突的生死挣扎，人物形象的特殊深刻性、社会性，吸收到我的作品中来，并溶化在我们充满戏曲特点的舞台中去。”这种博大的心胸和开阔的视野，使《团》剧在艺术表现上也同样出色: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深刻细腻的心理刻画，层层推进的悲剧高潮，“热”起“冷”结的前后呼应……无一不显示出非凡的功力。陈仁鉴以炽烈的感情和冷峻的笔法写出的这部震撼人心的大悲剧，同他执笔改编的优秀喜剧《春草闯堂》，交相辉映，同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典型。
放眼今日剧坛，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成为最为薄弱的环节。官方为了政绩，主创人员为了实惠，评奖专业户们为了各种“好处”，都在“创新”的名义下，一股劲地创作、排演和嘉奖新戏。遗憾的是，那些急功近利、花费巨资打造出来的获奖剧目、精品剧目，往往演不了几场，即束之高阁，造成极大浪费。像陈仁鉴这样不为名利、甚至忍辱负重、孜孜矻矻，全身心地投入“化腐朽为神奇”这种笨重活计的“傻子”，恐怕是越来越少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福建的剧作家们继承和发场了陈老开创的好传统，在整理改编传统剧目与新编剧目方面，齐头并进，取得了同样骄人的成绩。从姚清水、祁宗灯执笔改编的《状元与乞丐》，到任经纬改编的《金魁星》，从郑怀兴改编的《叶李娘》，到王仁杰整理的《牡丹亭》，无不令人瞩目。这在其他地区是罕见的。其实，艺术无新旧之分，只有好坏之别。改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有时因受原作局限比创作一部新戏更难，所以“看似平常实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无论是田汉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改编的《白蛇传》，还是陈仁鉴呕心沥血、长期磨砺的《团圆之后》、《春草闯堂》，都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在“三并举”中，整理改编传统剧目这一“举”受到如此冷漠的今天，陈仁鉴先生的高尚精神和成功实践更觉难能可贵。我们应当继承和发场这种精神，将继承、整理，改编传统剧目这一“举”重新举起，并放到应有的局度。
也许是陈老生前受过太多的伤害，因此对于友情格外珍惜，对于给予他支持和帮助的人常存感激之心。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多次嘱我向王安葵先生、魏子晨先生，向《新剧本》的主编潘德千及编辑部诸公，向《戏曲艺术》编辑部同仁，转达他的谢意和敬意。可是我却将他的问候“扣压”下来，未能转达。因为我觉得大家对陈老人品、文品的宣传、评论，都是应当的、自然的。一再言谢，反而显得生分了。近日重读陈纪建《剧坛劲松，艺苑高士》一文，其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陈老1993年住院后，“他还忘不了戏剧。病床上放着戏剧杂志，发现缺《新剧本》1994年第三期，几次要我去信催讨，直到见到这期杂志后，他才安下心来。”读到此处，我忽然明白，陈老对发表他晚年两部剧作的《新剧本》如此钟爱，快到生命的尽头仍念念不忘，足见他当初让我转达对潘德千和《新剧本》的谢意，确是发自肺腑。而我都未能及时转达老人的心意，太不应该、太失责了。我应当向陈老在天之灵检讨，向上述诸公致歉。陈老生前曾希望我写一篇对《存储春秋》的评论，我因未看过此剧的演出，一直未能动笔，可能让老人失望，至今惴惴不安，亦要请求陈老在天之灵谅解。
陈老一生改编、创作了六十多个剧本，所得稿酬无几，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却是精神的富翁，为后人、为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由李国庭、陈纪建编校，由友人大力资助才得以出版的《陈仁鉴戏曲精品集》，荟萃陈先生戏曲创作和理论的精华，其含金量之高恐怕是目前某些耗资百万打造的“精品”也难以企及的。重温陈老关于“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论述，关于量中求质、千锤白炼、磨砺精品的主张，关于雅俗共赏、还戏于民的追求，……对于克服戏曲创作中急功近利、浮躁喧嚣的弊病，不失为一剂良方。陈老的戏剧理论和创作经验并不高深莫测。真理都是朴素的，闪射的光芒也会是长久的。
陈老已经渐行渐远，但他仍然活着。活在长久思念他的亲朋好友中，活在李国庭先生的《陈仁鉴评传》中，活在王安葵先生的《当代戏曲作家论》中，活在谢柏梁教授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中，活在更多的学者、专家的论着和讲义中，活在戏剧院校的课堂上，更活在中外广大的观众和读者心中。
陈仁鉴先生的业绩不泯，风范长存!
陈仁鉴先生百年诞辰之微语
翁宏华
［一］某小品戏说名人签字售书，说那场面，那家伙，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火爆了。而我记忆中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次真实的看戏经历。当时仙游全县唯一的大众电影院，那几天人山人海，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终场不消。我刚上小学，是跟母亲去的。所有人都只为挤上一票，看上一场由长影厂摄制的叫《团圆之后》的莆仙戏电影，那才叫爆棚啊。没有彩旗，没有锣鼓，没有鞭炮，仙游人民仍是不亦乐乎，津津乐道，口口相传，以这种简单朴实而近乎亢奋的方式去“捧场”，分享了一场剧情悲怆并一回文化荣耀，现在叫饕餮或盛宴。但没过多久又听说，惟独剧作者陈仁鉴没得到“荣耀”，反是徒增伤痕，在那个激情与禁锢并存的年代。
［二］我看莆仙戏《春草闯堂》已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女主角也已换上“第二代春草”，老百姓叫“黑莺”的那个鲤声名角许秀莺。时值改革开放起步，当时仙游县文化局组织了一场两三天的文艺创作座谈会，县委宣传部主官张文明能几番到场，临闭会时请出剧作者陈仁鉴“给大家说几句”。其时见先生两鬓霜花，怎么也看不出“喜剧色彩”，反而见之面容腼腆，说话木纳，更象一个老实的做错事的孩子、终获大人肯定后、让他换上新衣带他去作客的窘喜状。但丝毫不影响全体与会者报以尊敬和热烈的掌声，也为庆幸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先生曾记否？我们这些晚辈所能表示敬重和给予你的，仅此而已，先生感受到了吗？
［三］《团圆之后》、《春草闯堂》已分别入选国家级优秀传统剧目“前十佳”，可告慰先生矣。《春草闯堂》中嬉笑怒骂的阶段，即便放到如今“全民娱乐”的年代，尚足为娱乐经典。
一名草根女子，沾相府丫环身份，就有了擅闯公堂及冒认“姑爷”的背景底气；一个草根侠士，英雄救美，被相府千金恋上，命运戏剧般逆转。剧情叠合“缘来有你”，草根攀高枝，英雄配美人，能不令时尚“快男快女”心驰神摇而浮想连翩？知府大人为见相府千金，求证这桩婚姻关系，甘愿下轿背靴，给相府丫环当“跟班”，令人会心爆笑；相比较在台上走着走着就摔着的“肢残体”噱头讨人干笑，真不知高明多少倍。至于改“不”为“本”、改“付”为“府”的文字游戏，楔成生死忽悠的情节，谁看谁叫绝。最后当“送姑爷进京”惊动朝野，皇上下旨完婚，胡知府屁颠屁颠地跟上老相爷，却被老爷子一脚踹翻的时候，观众们开怀大笑。好戏看不厌。
［四］回头看去，先生笔下并没把“胡知府”刻画成一个恶人抑或贪官污吏。不是吗？“春草闯堂”与“知府送婿”，其实是前后两部分的重头高潮，构成一台大戏。当事件逐渐进入“权力层面”，那个顶聪明泼辣的“春草大姐”，也就没她什么事了；只有胡知府能于“官场潜规则”中赌一把，“胡”下去。他腾挪把玩潜规则，搅得风生水起处，却被潜规则狠拍一砖。还是辖下众百姓在特定场合挺了他。因为胡知府居然“顶住压力”，宣判了那个为害一方的吏部最高长官的“官二代”该死。同时鸣锣击鼓，“高调”成全男女主人公，办了一桩百姓看着叫好的事，即便这时候胡大人走的是另一条“程序”而已。我们冷笑过，嘲笑过，苦笑过，也不吝给予这样的人物一点赞许。推及为官者们，只要肯为百姓做事，百姓则给予许多感念。好剧耐琢磨。
先生总是这般予人亮色，与人为善吧。师者已去，百年诞辰，追思遗风，拟此纪念。--当我们从彼此的视线中消失，愿天上的怜爱永与我们同在！
父亲往事
——怀念父亲陈仁鉴诞辰100周年
陈纪联
许怀中先生（福建省文联主席）说过：“陈仁鉴是不幸的名人”。时代造成他悲剧命运，他的剧作却垂于后世。今天，广大戏迷与观众以各种形式自觉开展他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观众是上帝，上帝如此眷顾、垂青于他，他地下有知，会十分欣慰的。
我和父亲既是父子，曾经又是同事（1962-1970年同在仙游县编剧小组工作）。起初，我国刚结束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物质生活普遍匮乏，单位不设炊事员，也没有厨房，每日三餐，不管盛夏严冬，刮风下雨，都要走很长一段路，到城关木器社炊饭罐，配的是街上买的咸菜之类。因为家住农村，一家老老幼幼，缺乏劳力，时有断炊之虞，我们能在城里吃“皇粮”是很幸运的。最有“口福”的事，莫过于有时夜间到街上小摊吃炖牛肉。因为祖母信佛，牛在印度是神物，父亲生肖又属牛，祖母常告诫他莫贪此口腹之欲。加上那些年戏景并不好，工资只发70%，医药费无处报销，于是连这点“特殊享受”也取消了。
剧团要吃饭，不断向单位索要上演剧本，特别争要父亲写的。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日夜不停伏案写作。组长张先生跟我说：“你父已是有名气的作家了，应该写些品位高的作品，不要只写低俗的演出本。”话虽如此，也没有谁给他安排优裕些的生活条件和舒适些的创作环境，让他专心致志使作品更上一层楼。尽管父亲身心严重超负荷，但仍不知疲倦。营养不良和用脑过度，使他时常晕眩；有时胃部出血（少年时落下的病根）也不在意，吃几天米糊，服几天“胃舒平”，就捱过去了（为晚年的胃癌埋下祸根），每晚的睡眠，全靠安眠药维持。父亲除了写作之外，别无所好，一生烟酒茶不沾唇，不与人交际，其他消遣方式如玩纸牌、下棋之类也不感兴趣。偶尔会弹一弹八角琴（一种本地乐器），画几幅山水——这些闲情逸致，在他50岁之后，全没有了。他乐天的性格，诙谐风趣的言谈，童稚般的天真，全都一扫而光，代之以整日沉默寡言、愁容满面。
有人说写剧本是“带着镣铐跳舞”，指的是其艺术形式限制多。而父亲，则是在不断被诬遭冤，带着各种解不开的政治镣铐中生存与写作。只要没有剥夺他手中的笔，他就奋力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但是，这种写作的权利，眼看就要丧失了，父亲于是变了一个人。原因是1962年之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得势，掌握舆论工具，大兴批判杀伐之风，把古今中外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彻底否定，人们固有的价值观，文艺观被砸得粉碎。我们这些以读书、写作为生的人，感到无所适从，惶惶不可终日。1964年，全国宣布停演古装戏，一律创作演出现代戏。为了顺应潮流，我们单位的人全都下乡体验生活，与群众同住同吃同劳动。父亲还独自一人去几个水库劳动。大家限时交出作品。父亲本来写现代戏也是行家里手，1956年首届省现代戏会演，他的两个戏《大牛与小牛》、《三家林》荣获大奖。但此时对现代戏的创作设置许多禁区，条条框框，清规戒律极多，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碰。就以当时莆田县两位演员创作的以南日岛女兵民为题材的《东海神鹰》为例，获得晋江专区大奖，上省会演时，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但却遭到大会的严厉批判。只因剧中一位地主分子在舞台上多唱几句，以莆仙戏丑角“七下蹓”的表演身段发挥一点表演艺术，被认为反面人物嚣张，是“替阶级敌人张目”，罪名大得吓人，剧团被留在福州一个月“整改”。在这种形势下，作者提笔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父亲所写的几个现代戏，都被一概否定。
仙游县在全省现代戏会演中失利，引起仙游县委的不满。有一天，我们的组长张先生疯了，直叫“我有罪”。送进医院治疗，提着水桶，用自己的衣服到各病房擦地板做好事，病房里病人和家属慌作一团，大叫“疯子”。他还去跳井自杀（后由省文化局接到省里治疗）。我们的直接领导为何如此？我们很惊诧。后来才得知，县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找他谈话，严厉谴责他，说过去写古装戏，轰动全国，如今写现代戏，一个小奖也拿不下，要对他这个组长追究责任，并说他这个地下党城工部党员，“对党是否有二心”等等，他又怕又急，精神分裂症就爆发了。还听说在“四清运动”中，县里更打算把我们这些人转业或下放，后来没有执行。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终究在劫难逃。
“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就不说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最终都平安无事。这里要说的是父亲在“万炮齐轰”中对自己作品的态度。大家知道，《团圆之后》一度署“仙游县编剧小组改编”。按理说，此戏的“罪名”应由小组集体承担，我父如果拒不单独“认罪”，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父亲被挂上“《团圆之后》黑作者”大牌时很乐意，他背地里对我说：“《团圆之后》终于回到我的怀抱。”我说：“那是要把罪栽在你一个人的头上，是大祸临头呀。”他说：“即使是祸，我也认了。”原来，他视自己的作品比生命还重要。
如今，历史已翻上新的一页。往事如烟，有些已烟消云散，有些则刻骨铭心，久久挥之不去。
世道逼出的奇才
傅绍良
今年是我国着名剧作家陈仁鉴先生诞辰100周年，他的儿子陈纪联打来电话，说，你与我爸是老朋友，请写一篇纪念文章。
老朋友确是老朋友，前前后后交往几十年：他下放老家榜头南溪的时候，他在仙游编剧小组的时候，他到省戏曲研究所的时候，我都多次上门探访。每次上门，都作半日长谈。交谈话语，如果记录成为文字，可以汇编成为好几万字的大书。但是，七老八十而又脑萎缩脑供血不足的我，当年谈些什么，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搜索枯肠，寻找记忆，只记起他曾说的这么几句话——
“这世道，真有款啰！以前，在国民党的政权下过日子，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以后，在共产党的政权下过日子，共产党又说我是国民党。我到底是什么党？千思百想，怎么也不明白。”
“款”，是莆仙方言，翻译成普通话，是“逗”的意思。
国民党真逗，共产党真逗，陈仁鉴真逗，逗来逗去，逗出一条坎坷人生路。
陈仁鉴的坎坷人生路，还延续至家人特别是下一代。在“文革”中，他本人被游街批斗自不必说，他的小有名气的儿子——剧作家陈纪联，也陪游陪斗。2011年7月20日，他的最小儿子陈纪建，在网络上发表一篇题为《我与父亲陈仁鉴》的长文章，文中，对父亲的坎坷际遇愤愤不平：建国之初，三反五反运动中，父亲就被错打为“老虎”：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仙游发生所谓的“小匈牙事件”，但是，没有走进“匈牙利”的父亲，却被无缘无故下放回家；“文革”中，更是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顶大帽子……受到株连，一家老小凄惨度日。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陈仁鉴才得到彻底落实政策，拿掉一切帽子，复职复薪，发还被扣的工资，调到福建省戏曲研究所当副所长。
谁也想不到，坎坷路上，居然走出陈仁鉴这样的一代戏曲创作奇才？
坎坷成才，也许是条规律。戏曲创作的坎坷成才，也许更是一条规律。不妨假设：陈仁鉴，以前你在国民党政权下过日子，以后你在共产党政权下过日子，两党都承认你是好党员，树为优秀的杰出的党员，高官厚禄，养尊处优。这样一来，天天宾客盈门，日日门庭若市，大会三六九小会天天有，大宴三六九小宴天天有：你哪有心思哪有时间去写剧本？肯定写不出68部好剧本！肯定写不出大悲剧《团圆之后》！肯定也写不出大喜剧《春草闯堂》！剧作成就肯定得不到与莎士比亚相匹美的高度评价！
老友陈仁鉴先生呀，我说你听，你之所以成就戏曲创作奇才，应该大大感谢世道逗你啰！
具有屈子精神的剧作家陈仁鉴
陈纪建
陈仁鉴（1913.4-1995.3），福建仙游县人。生前任福建省戏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省分会顾问，省文联名誉委员，省政协第五届委员。陈仁鉴生活的年代，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他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但因出身封建家族，在革命初期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使他走了一段弯路，后来又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人的革命道路曲折是生活使然，只要革命的热情没有消退，就应该给予充分理解。但解放后由于长期的一段时间内实行错误的左倾政策，从1949-1978年近30年间，陈仁鉴蒙受种种不白之冤、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长期身处逆境。他在逆境中奋斗，被形容为带着脚镣写作。不但战胜了屈辱、悲哀、饥饿、贫病，而且对戏曲剧本的写作取得重大突破，开拓了一条新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为我国的戏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仁鉴的精神，被中国戏剧界称为“韭菜精”精神，并上升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子精神。回顾陈仁鉴的道路，总结陈仁鉴的戏剧成就，对今天的戏剧事业乃至文化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曲折艰辛的道路，百折不挠的精神
陈仁鉴出生于仙游县榜头镇南溪村一个逐渐破落的封建家族，家族内部，吃喝嫖赌、承祧争产，天天都在演着悲喜剧，结果使男人多半早死，遗下一大群寡妇孤儿。他的父亲在外浪荡，在陈仁鉴22岁时也死了。封建家族的糜烂与童年凄苦的生活使他埋下憎恨封建制度的种子。1931年，他由莆田东山职业学校转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但只学了半年，就回到莆田，到一家报社当职员，希望用笔来唤起民众，开始发表一些散文、杂文。1933年初，他参加了莆仙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同年4月，地下党为了筹钱买枪，以派他去苏区学习为名，将他拘禁在莆田莒溪的一个山洞里，企冀以他为人质，逼其父和当县长的堂舅交款赎人。陈家依靠家族势力与地下党对峙，结果害苦了陈仁鉴，被关押长达8个月，最后在大年三十夜晚逃了出来。在革命无路的情况下，他于1936年考入福建区政训练班，受训三个月，被派到德化的大乾区任区员，后又转大田县桃源区任区员兼巡官。在国民党基层政权里任职5年多的时间里，他看尽了黑幕里的丑剧，对政权的腐败有了切身体会，终于在1941年春弃职潜逃。这段生活，为他以后创作《嵩口司》提供了生动的素材。1942年，他考入在南平的福建师专艺术科学画。在校三年，他与同学组织了兴化剧社，课余演戏宣传抗战，他任编剧兼演员，初步显露出戏剧才华。毕业后回家乡任教，并于1946年到台湾师范教书，1947年2.28事变后回到大陆。在家乡继续教书的同时，还接收了一个旧戏班，试图通过改制来演新戏，但遭到失败。1948年秋通过中学同事陈淑萍再次与地下党联系上，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了仙游东区工委书记，东区游击队政委，进入山区开展游击战，经过出生入死的战斗，终于迎来了仙游的解放。虽然他的这段革命史文革后才被承认，但党籍始终没有恢复。
1950年，陈仁鉴到县新华书店任职，后任经理。工作之余，他改编、创作、导演了多部戏剧并参加演出，将演出收入捐献给抗美援朝志愿军。1951年底，“三五反”运动开始，他突遭构陷，不明不白就成为贪污分子，被判了一年徒刑，坐了一年多监狱。出狱后回乡当农民期间他仍兼写剧本，供剧团演出。1954年他被请到仙游鲤声剧团任编剧。在党的“改人、改制、改戏”的方针指引下，他以“劳改释放犯”的身份，冲破各种偏见，对莆仙戏进行大胆改革。1955年进县编剧小组，开始了专业编剧的生涯。在1953-1963年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是陈仁鉴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年富力强，用普通话创作了传统剧《团圆之后》、《春草闯堂》、《嵩口司》、《新春大吉》以及现代戏《大牛与小牛》、《三家林》等剧本；用莆仙话创作了传统剧《鸡爪山》、《太平天国》、《长州驿》、《一文钱》等剧本。以上共60多部，这些戏剧观众十分喜爱，充分展现了一个剧作家勤奋拼搏与才华横溢的品质。但这些成就，并不是在充分尊重他的人格的基础上取得的。1957年他奉命参加了对几个战友冤案的调查，结果被下放回家，1958年底才被调回。1959年《团圆之后》进京献演，他没有署名权，也不能随团进京。他发了一些牢骚，结果又被罗织罪名，遭到无情的批斗，于1960年被内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留用。政治上受打击，伴随而来的是经济上的被剥夺，每月只有30多元的工资，迫使他在贫困中度日。这种情况直到1962年文艺八条政策下来才有所改善。可是1963年开始，《光明日报》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团圆之后》，古代剧被禁止不能写了。此后不久，爆发了空前的文革灾难，连在逆境中写作的条件也没有了，他的创作黄金期就此结束。
文革中，陈仁鉴经受了戴高帽游街、游乡，批斗吊打、在展览馆当活展品等非人的折磨，1970年初被戴上“历史、现行反革命”两顶帽子，回乡接受管制。在8年多的时间里，他引导子女百计谋生，自己也去牧羊、卖画。在这样贫病交加、悲苦凄凉的环境中，他还念念不忘戏剧，在牧羊时，带着破笔糙纸在墓地旁写剧本。凭着心中这种不灭的信念与坚信真理必胜的信仰，也得到了友人的无私帮助，他终于战胜了歧视、贫困和死亡，迎来了春天。
1978年，福建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为陈仁鉴平反。在政策还没有得到完全执行的时候，他抱病修改了《团圆之后》，因为这个剧本在他没有自主权的时候，被多人改得面目全非，这次作了全面修改，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春草集》一书中。在省文化局领导的督办下，他于1980年10月到福建省戏曲研究所任职。此时他已是67岁并且身心俱创的老人了，至去世时，共15年时间，他大部分是在医院里度过，前8年他是一边写作，一边为自己的一件件历史冤案写申诉材料，因为在基层各种“左”的阻力还很大，认为除了写剧本不能定为“现行反革命”外，其余的历次处理都没有错。陈仁鉴在逆境中都没有屈服过，在新时期，更没有向这些势力妥协的可能，在上级组织的坚决支持下，倔强的他经过一次次的反复申诉，终于把一顶顶戴在他头上的“帽子”全部拿掉。后来，又经过反复的申诉，虽党籍没有恢复，但他的那段革命史也得到了承认。虽有一点遗憾，但也是比什么都令他高兴的事，因为他的政治面目终于得以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此后，他想专心写作，可他忘了自己是一身是病的老人，还想将年轻时设想的创作计划完成。家人劝他，使他有一段时间转移了兴趣，重操画国画的旧业。但无法使他忘却对戏剧的深情眷恋，他生生死死忘不了这项事业。这样，他又回到了戏剧，依靠意志顽强拼搏，躺在病床上写写停停，共写了近20篇剧论文章，重新创作了《寻妃记》、《存储春秋》、《状元遁》等剧本。可是，终因过于劳累，引起胃出血，后转为癌症，于1995年去世。在他去世前的1988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出资委托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国庭撰写的20多万字的《陈仁鉴评传》。在他去世后，他的亲朋好友为他集资，于1999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陈仁鉴戏剧精品集》，共收入他的6个剧本，13篇创作谈与剧论文章。
二、深刻的思想内涵、独特的艺术成就
陈仁鉴认为，戏曲产生在封建社会，虽然里面有人民性，但封建意识还是占绝大部分。因此，这些遗产，如果要发挥舞台教化作用，就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人道主义立场），用辨证法与唯物史观重新审视，并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成为戏剧舞台上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些见解这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不但是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与欧美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是他对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刻观察以及受封建专制遗风迫害的切身感受中领悟到的。这些独到见解，使他的剧作主题具有全新的思想内涵。不但使他的戏曲中彻底剔除了封建的意识，而且还成为彻底反封建的思想利器。
1.异乎寻常的反封建内涵。
陈仁鉴经过深入研究传统剧本，发现这些本子中所宣扬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但与人民的思想愿望有着本质的冲突，而且本身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本质冲突。因此，经过他改造的作品中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内容，充满了不可调和的深刻的矛盾冲突，他以博大的情怀对人民的遭遇给予深切同情，对封建专制，用作家强烈的、具有火山爆发式的情感予以猛烈轰炸，寓有作家独特的审美评价与审美理想，这种异乎寻常的的批判力量，使剧本达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戏曲创作新的高峰。
《团圆之后》通过施佾生一家正常的生活愿望与封建专制的剧烈冲突造成的大悲剧，深入批判了封建社会皇权、婚姻制度、贞节观、宗法制度、法律制度，揭示了专制制度与人道主义精神的深刻矛盾。《春草闯堂》通过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产生的薛、李意料之外的爱情喜剧，不但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建筑在争正义基础上的爱情，批判了封建制度对自由恋爱人性要求的禁锢；而且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封建制度的本质矛盾：第一，封建特权所产生的认势不认理的黑暗官场造成封建法制的难以执行，使社会正气下坠，邪恶势力横行。第二，认势不认理与礼教的矛盾。这第二种矛盾在李阁老身上得以集中体现，最终认势不认理的一方取胜，封建礼教这一方失败，他吞下了自己所不同意的女儿婚姻的苦果。作者充分利用第二种矛盾，通过对封建官僚的无情嘲弄，来批判封建制度，达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喜剧效果。但第一种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正义的胜利只是偶然性的。作者让观众在笑声中思索，以喜剧的形式提出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存储春秋》通过封建社会“传嫡不传贤”的皇位继承故事的演绎，揭示了封建官场几千年来“忠必获咎”的历史规律所导致的忠臣命运悲剧的必然性。由于传嫡而无法使德才兼备的人继承皇位，这样，没有德才的皇位继承者，其声色犬马的价值取向，必然与忠臣要求他从国家大局出发，关心民瘼的价值取向产生冲突。陈仁鉴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间的剧烈冲突，他让忠臣申春冒死救护储君，使储君最终登上皇位，但登上宝座的皇帝出于私利却与企图谋杀自己的奸佞结成一党，申春为避免前朝复辟，与奸佞展开生死搏斗，可是皇帝却因沉溺于女色，听从宠妃的安排而认不清奸佞的阴谋，下旨杀害了申春，结果自己的皇位也面临被奸佞谋取的危险。作者指出了忠臣愚忠，认识不到封建制度本质矛盾导致“忠必获咎”的必然性，而做了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2.鲜明深刻、生动复杂的人物性格。
陈仁鉴成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具有区别于文学画廊中其他形象的鲜明特征。《团圆之后》中的施佾生，寄寓了陈仁鉴自己的情感体验，如果他没有坎坷的生活经历，就不会有施佾生“这一个”形象的塑造。作者写施佾生是一个封建制度热烈的拥护者，他中了状元，踌躇满志，请旨旌表母亲，回家完婚，对前程充满憧憬。可是在大团圆的帷幕后却早已埋下悲剧的因素，原来他母亲并不是封建社会的“节妇”，而是一个对恋爱自由有追求的封建婚姻的叛逆者，他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个不被封建宗法制度所容纳的不能参加科举的私生子。这样，当他母亲因不堪皇帝旌表贞节的压力而自杀时，他发现母亲“不贞”，自己请旨旌表是错的，为免隐情暴露给自己造成欺君之罪，他要妻子自认忤逆之罪，想事后再以状元名分，酌情予以解脱；当他发现无法求情，按司要将她以忤逆大罪处以极刑,也使她的娘家陷入无法解脱的祸灾；在救妻无计，以为知府有同情之意，他转向知府求情，又发现知府救妻包藏更大的祸心，要刨根究底；主人公骑虎难下，在与妻子诀别，准备以死救妻时，发现知府暗中偷听了他们的对话，案情即将暴露；在准备饮毒自杀时，发现母亲的“奸夫”竟是表叔；在“骗”表叔饮下毒酒，以保祖上家风、母亲名节时，又发现被自己下毒的表叔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样，他从自负到自责、迷惘、彷徨、挣扎、愤恨、绝望、觉醒后以死反抗的心理裂变过程，就是主人公一次次发现自己错误、致步步皆错，情势一次次逆转的过程，也是他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发现封建社会的黑暗，逐步荡涤身上的封建性、呈现民主性的过程。在最终饮下毒酒，以死来抗争封建制度时，施佾生这一个封建社会叛逆者的形象便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个形象具有作者强烈的主观倾向性，借以达到“予旧制度以毁灭性的轰炸”的创作目的，实现了人物形象客观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这种鲜明复杂的人物形象，是陈仁鉴剧作中人物的特色。
3.新颖奇巧的表现手法，精练集中的戏剧结构。
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典型的人物形象必须通过独到的表现手法和完美的戏剧结构来完成。陈仁鉴的成功剧作具有清新的艺术风格。《团圆之后》、《春草闯堂》、《嵩口司》都涉及公案，但都突破公案戏的写法，迥异于公案戏。比如《春草闯堂》，主要围绕薛玫庭命案如何判决展开，如果薛与李府没有瓜葛，则必死无疑，这个案件的审判就没有悬念，也无戏可做。作者高明之处就在于既写了公案，又避开公案戏的写法，让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也就是封建法制与封建特权的冲突，由春草一手导演，通过冒认姑爷，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借以转移到封建特权与封建礼教的冲突这方面来，使矛盾斗争的性质复杂化。这就使剧情的发展，以证婿为表，正邪斗争为里，含有两种趋势，一是正义能不能取胜，二是李薛爱情能不能成功，造成强烈的悬念。因此这个戏既有正邪斗争又有婚姻爱情。作者辨证地使正义的主题与婚姻爱情的主题相反相成，使爱情服从于正义，又使正义的胜利促成了爱情的成功。首先，将社会正义作为作者要诉求的重大主题，用春草的冒认婚姻来搅乱封建阵营，暴露封建制度的重重矛盾，使其丑态百出、左支右绌，让正义在偶然性中取胜，用以尽情讽刺、嘲笑、揭露封建制度的不正义、无价值，官僚人格的丑陋、社会的黑暗。第二，让李薛爱情主题服从于这个主题，将婚姻与爱情区别开来写。这就必须写李半月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熏染但在斗争中逐步抛弃封建性的女性。在她身上，存在着礼教的束缚与追求爱情自主的矛盾。她鉴于礼教的严酷，放弃了与薛结合的追求，可是爱情的产生是礼教挡不住的，她在精神上与薛热烈相恋，并在情势的发展中走出来，在道义上以行动支持薛。这样的行动有强烈的爱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为社会讨公道，她并没有想要与薛结合成为夫妻。因此这是一个摆脱了欲的支配、在精神上有高尚追求的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形象。同时写薛玫庭是一个虽对李有爱慕，但更是一个一身正气的磊落君子，他不想利用相府的权势来为自己解脱，只要官府凭公执法，按律该判几年徒刑，自己也愿意受之，只求为社会讨个公道。只有这样写，才能在人格上形成强烈对比，将反面人物衬托得更加丑陋；只有这样写，才能反映出是因为封建制度的本质矛盾促合了这桩婚姻；只有这样写，才能反映出封建势力貌似强大实则腐朽的本质；只有这样写，才能在终场用意料之外的婚姻，给观众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发出会心的笑，给腐朽势力以极大讽刺，收到强烈的喜剧效果。所以这样的写法，也使爱情戏别具一格，不但摆脱了俗套的才子佳人戏，也将各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心理变化的特征鲜明地表达出来，用人物性格的冲突推动剧情的发展。这是作者在艺术上引进辨证法所取得的。
这些新颖奇巧的表现手法，还表现在他大胆引进并融化西方戏剧、文学的各种写法，比如锁闭式、反团圆、批判现实主义等。
在戏剧结构上，陈仁鉴对原作删繁就简，集中表现一个要着力表现的主题，这就使剧情精练集中、节奏明快，场次处理干净利落、戏剧冲突尖锐激烈。这样的情节安排，使整部戏犹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亦如贝多芬的交响曲，激情澎湃、大气磅礴！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限于篇幅，就不做详细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陈仁鉴的剧作大多寄寓了彻底的反封建主题,与其他的剧作家相比，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思考是全方位的，是更加深入的，是对整个的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憧憬着民主社会的未来。这些思考现在看来，深入到了民主、自由、法制、正义等具有普世价值的有关人权的问题。这样的主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专制以及新时期的缺少监督导致一些地方官员的腐败窝案、大案，更反映出反封建专制、加强民主制度建设的迫切性，它无可辩驳地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何使我国社会走出封建文化的阴影。陈仁鉴在艺术上的贡献也是突出的，是他第一个在戏曲的改编中采取吸取旧本中的民主性精华、打破框框、重新构思，“化腐朽为神奇”的改编方法，并引进西方的文化精华，“创造出中西结合的新的戏曲文学样式”。这样的成就使他成为一个有个性、有独创精神、有胆识、有气魄的戏剧家。所以中国戏剧家协会认为他的代表作是当代剧坛的闪光之作，郭汉城先生认为他的贡献是“光照曲苑”，上海艺术研究所的评价是“高山仰止”。他的这些贡献，在新时期，表现为“在不少新一代剧作家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出陈仁鉴的创作思想、艺术风格等等的深刻影响。”（郭汉城《陈仁鉴评传·序》）他在逆境中表现出对戏曲事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子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戏剧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这些都使陈仁鉴将在戏曲史上千古流芳。
（注：此文发表于《中国戏剧》2005年第8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先生去后精神在 日夜仙溪滚滚波
——缅怀莆仙戏杰出剧作家陈仁鉴先生
陈国恩
黄叶告诉我，为纪念陈仁鉴先生百年诞辰，杨美煊先生已首吟一律，要我步韵奉和。我闻之初感寂然。继之各种思绪又如突变的风云，汹涌而来，让我又记起福建省艺术学院院长王评章先生的《陈仁鉴戏曲作品简论》卷首全文：“大悲剧《团员之后》入选《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大喜剧《春草闯堂》入选《中国当代十大喜剧集》，两剧均被称为可与莎士比亚媲美的剧作。人生中有两部剧作入选中国当代十大悲、喜剧，全国仅其一人。”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郭汉城老人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当年的《团圆之后》、《春草闯堂》在中国文化界影响很大，因为有鲤声剧团的存在，我们才有幸能目睹宋元南戏的风采……莆仙戏的价值不是用别的可以补偿的，莆仙戏的价值等同于中国文化、中国戏剧的价值，一定要保护抢救莆仙戏这个唯一全面保留宋元南戏遗响的古老剧种”。这等同于中国文化，中国戏剧的古老莆仙戏的稀世价值，正是通过陈仁鉴先生的两大悲喜剧展示于世，震动了全国文化界，从而获得的专家们的一致认同。陈仁鉴先生对莆仙戏发展的历史性贡献，也是有史以来“仅其一人”！
我十岁（1959年）进入鲤声时，就知道早前在小学春游时，那榜头后坂寺教人看了喜欢的壁画原来就是这个人画的，这个人原来就是陈仁鉴，陈仁鉴原来就是他，他不但画的好看，听说还写了一个剧本叫《团圆之后》，由鲤声排演去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孩时的好奇心，催生了一种莫名的向往，我从此记住了他那高大的身影、爽朗的笑声……
“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一个黄昏，我陪陈仁鉴、于帆等几位仙游老文化人漫步至县体育场，半坐半躺在草坪上，对着烧的正红的夕阳，听老人们谈的全是美丽的畅想，却竟然没有一丝往昔的悲伤！
毛泽东说的好：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陈仁鉴先生正是凭着这点精神，发挥自己的绝代奇才，奋力“推陈出新”，终于将一直“流浪”在莆仙方言地区、东南一隅的古老小剧种推向新时代辉煌的顶峰！
十七年前的一天，莆田市委宣传部在鲤声剧团团部召开陈仁鉴先生逝世一周年座谈会。我当时百感交集，拟了一副联：“团圆之后，天地动容，抚丰碑，追念先生肠寸断；春草闯堂，山河添色，承遗产，留于后者血满腔”。
满腔热血来自一点精神。眼下方兴未艾的莆仙戏演艺市场和市艺校正为莆仙戏表演艺术的保护抢救所作不懈的努力，使我深信这精神还在，一如“日夜仙溪滚滚波”！
莆仙戏迷协会纪念陈仁鉴先生诞辰百年
专题宣传活动小记
今年，时值我国着名剧作家、原福建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莆田市戏剧家协会荣誉主席陈仁鉴先生诞辰100周年，为纪念这位中国“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大师，莆田市莆仙戏迷协会经过数月的精心筹备，自发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7月6日，为配合莆仙大剧院“周周有戏”鲤声剧团演出《春草闯堂》剧目，戏迷协会在剧院大堂开展纪念陈仁鉴先生诞辰百年专题展板宣传活动，展板通过丰富详实的图文资料充分展示了陈仁鉴先生的生平及其代表作《团圆之后》与《春草闯堂》的历史情况，吸引了众多戏迷朋友们的驻足观看，也获得了莆仙戏剧界人士的大加赞赏。
7月19日，戏迷协会开展采访老艺术家专访活动，通过录像、录音、摄影等多种方式记录，让老艺术家们回忆当年下乡及晋京、巡演、会演等演出盛况，追忆陈仁鉴的作品、生活及思想的具体细节，以及老艺术家们对角色塑造的心得体会。戏迷们利用各自工作业余时间自费前往莆仙各地采访老艺术家，先后分别采访了郑怀兴、王顺镇、朱石凤、谢宝燊、王国金、黄宝珍、许秀莺、陈纪联、王梅金、王必庆等十数位老艺术家，还前往拍摄榜头陈仁鉴故居和后坂圆通寺陈仁鉴1949年创作的壁画，总共历时一月有余，收录录像素材将近三十个小时。目前，戏迷协会正积极投入紧张的采集、剪辑、编辑、合成等后期制作，预计十月底完成纪录片，并在莆田旅游网等本土网络平台播出。
戏迷协会的纪念活动获得了莆仙戏剧界的热烈响应与支持，我国着名剧作家郑怀兴、周长赋、杨美煊等老先生们都特别为莆仙戏迷协会的本次活动撰写了纪念文章和诗歌，其中杨美煊的七律诗更引发了莆仙诗人纷纷和诗，共收集诗文二十余篇。同时，戏迷协会还于8月1日开始，正式在莆田旅游网开展为期半个月的专题宣传活动，通过图片、文章、视频、连环画，采访专题片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每日更新资料，其中有陈仁鉴先生的剧作、创作谈，还有一些珍贵的视频、图文资料，首次与戏迷朋友们见面，如，1980年版王国金与周如典演出的悲剧《团圆之后》视频、1981年福建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嵩口司》连环画、1982年宝文堂书店出版的《春草闯堂》演出照连环画、198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团圆之后》演出照连环画以及1992年版陈开扬与苏先荣演出的喜剧《新春大吉》视频等等。戏剧名家们的热心与戏迷诸多珍贵资料的搜集，都表达了大家对仁鉴先生的深切缅怀，追念他为莆仙戏做出的杰出贡献，传扬他“以戏为命”的戏剧精神，让更多人了解陈仁鉴先生不平凡的一生，更进一步宣扬莆仙戏文化。活动进行过程中，许多新生代戏迷们也热烈关注和支持，他们纷纷以诗文形式表达缅怀纪念。戏迷协会的自发宣传活动得到了当地主流媒体的大力支持与积极跟进，莆田电视台、《湄洲日报》、《莆田晚报》、《仙游今报》等相继推出了陈仁鉴诞辰百年专题报道、纪念专版。莆田论坛网、兴化府论坛等本土民间论坛也对该专题做了同步推广。
陈仁鉴先生是与田汉齐名的剧作家，以《团圆之后》、《春草闯堂》两部悲喜剧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剧坛崇高的地位，原中国剧协副主席郭汉城说，陈仁鉴在中国当代戏曲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剧作光照曲苑。莆仙戏这个地方小剧种能引起全国的关注，陈仁鉴先生功不可没。现时代物欲横流，快餐文化盛行，仁鉴先生的成就与莆仙戏的荣光似乎为时代所湮灭……如今时值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莆仙戏迷协会的年轻戏迷们勇敢地告诉世人：莆仙戏迷们没有忘却莆仙戏过往的辉煌，更不会忘却仁鉴先生为莆仙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着名剧作家郑怀兴先生在陈仁鉴先生仙逝时，曾写下一副挽联：“大悲大喜，悲喜交集，剧团上京君何在？亦雅亦俗，雅俗共赏，戏犹上演公去矣！”至今读来仍令人无限哀伤！陈仁鉴一生坎坷，历经千辛，身前身后都与名利没有瓜葛，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不公平！但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将近二十年的百年诞辰之际，一大批年轻的新生代戏迷自发组织宣传纪念，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公平！相信陈老先生泉下有知也应当感到欣喜。
陈仁鉴先生，本就该是莆田人引以为傲的一张文化名片，再大张旗鼓地宣传也不过分，又怎能忘却呢？
为什么我们要纪念陈仁鉴先生
受家庭熏陶影响，我从小便开始接触戏剧，父亲订阅几十年的戏剧杂志更成为我获取丰富戏剧知识的绝佳途径。正因这种近水楼台的缘故，使我很早便知道陈仁鉴、郑怀兴等莆仙戏剧作名家，深知先生们都历经苦难坎坷，却依旧无怨无悔地为莆仙戏艺术孜孜矻矻奋斗着。莆仙戏也因拥有这些前辈们才名闻天下，誉满神州，使全体莆仙人享有无比的骄傲与荣光。于我心底深处自然也对为莆仙戏贡献卓着的先生们心怀感恩，其作品人品更是令人无比崇仰。
又过了许多年，我自己步入了梨园行，见闻愈多，困惑也愈深。我深感自己愚钝，对老先生的认识还十分浅薄，因此从今年六月开始筹备纪念陈仁鉴先生诞辰百年专题宣传活动至今，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一个问题：在莆仙戏几近衰亡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陈仁鉴先生？
回首历史，很容易发现，鲤声剧团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陈仁鉴先生有莫大的关系。他不仅是仙游县编剧小组成员，还是鲤声剧团艺委会领导，对鲤声艺术的传承发展费尽心力。鲤声剧团的成功首要归功于一剧之本，上个世纪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