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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祖信仰与华侨会馆

      妈祖信仰跨出国门而迈向世界,主要是靠华侨的虔诚传承。反言之,大多数华侨也是以妈祖信仰为精神支柱而勇敢地跨海出洋去谋生创业。所以,妈祖信仰与华侨社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一信仰对所在国文明建设也有一定的影响。最早关注此课题的是韩槐准教授,他曾于1941年在《南洋学报》上发表《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一文,但限于历史条件,韩文只涉及星马地区的调查。近年来,亦有许多学者发表关于妈祖信仰在海外传播的论文,但一般侧重于介绍各国的妈祖庙。因此,拙文拟从妈祖信仰与华人会馆的结合及对所在国的影响上,进行初步归纳,并从中揭示妈祖信仰的普世价值。

      一、华侨传承妈祖信仰的历史概况

      (一)在东洋日本的传承

      华侨在外国传承妈祖信仰有史可稽的,是始于明太祖赐福建三十六姓移民琉球。这批华人集中居住在那霸附近的久米村。据清代三十六姓后裔蔡世清《久米村记》:“久米村一名唐荣,即古之普门地。明太祖赐唐人三十六姓聚居于此,故曰唐营,又以显荣者多,故曰唐荣。国王厚其禄,世其糈,故取世禄之义,曰久米村。”这三十六姓华裔后来大都成为琉球的贵族阶层,也是积极传承妈祖信仰的群体。久米村的天妃宫建在半山上,因称上天妃宫。这座天妃宫创建于明初,在宣德八年(1433)柴山《千佛灵阁碑记》中已明确记载:“于是重修宏仁羔济之宫。”而此“宏仁普济之宫”乃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所赐天妃庙额。天妃宫“其正中为天妃神堂,其右为关帝位座,其左为久米公议地”。可见这是最早的天妃宫与宗乡会馆的结合。惜此庙已毁于太平洋战争。

      继琉球之后再向东传播的国家就是日本,其源是明嘉靖后期(即日本天文、永禄间)由从事海运贸易的中国商人把妈祖信仰带进九州岛的长崎港。早期进入长崎的唐船商帮主要有三江帮(江苏、江西、浙江)、漳泉帮和福州帮。他们所创建的妈祖祠堂后来衍化为著名的长崎三唐寺。其原因是由于元和、宽永之间(1615-1643)日本当局严禁天主教传人,并规定唐船的神像必须送到日本寺院查验。因而,唐人为避免天妃圣母被混同于天主教圣母而招致麻烦,便干脆把早期所建的天妃祠堂改建为佛寺,并聘请中国僧人为住持,以便借佛教之名行天妃崇拜之实。有关长崎唐寺和唐人坊及福建会馆的妈祖堂建造史略如下:

      兴福诗(俗称南京寺):元和初(1615),由江西吉安人欧阳云台购地建别庄兼设天妃祠堂。元和六年,江西浮梁人刘觉来长崎,因坐事,削发为僧,隐居妈祖堂,充当住持,法号真圆。宽永九年(1632),由释如定(默子)开始募建为佛寺,至宽永十八年建成,并获得当局的认可。如宽永十九年(1642)传达大将军告示称:“本寺虽属妈祖香火道场,实乃祝国焚修、摧邪辨正之伽蓝也。”兴福寺佛殿有右边建“海天司命”堂,主祀天妃,配祀关帝和三官大帝。堂前置钟鼓楼,钟楼上有古钟一口,铭文曰:“宽永庚辰十七年上浣之吉,肥前长崎东明山兴福寺沙门如定、如空,司募缘首张洎、张维垣、陈廷诤、何高材等,信士陈瑗、何其良,今村太卫兵。”可见此钟是如定募建兴福寺时所铸,几位司募缘首当即三江帮的海商兼功德主。

      福济寺(俗称漳州寺):据延宝二年(1674)合十撰《重兴分紫山福济寺记》:“本朝正保间,有道人缚茅以居,奉天妃圣母香火。诸夏商人罹风浪者,祷祝于此,辄有神应。”说明1644年,福济寺开山之初仍以妈祖为主祀。福济寺完成向佛教转化,是待到庆安三年(1650),当时泉州安平紫云山开元寺僧蕴谦戒琬来长崎卓锡,应聘为福济寺住持,遂大兴土木,护建寺宇。福济寺鼎新之后,妈祖等神像被移祀于圆通殿,与观音、关帝合祀。福济寺及妈祖殿堂均毁于太平洋战争,但其石刻及神像资料尚存。

      崇福寺(俗称福州寺):据《长崎图志》:“崇福寺,在火光寺左仑山 名圣寿山。宽永九年,明人王、何、林、魏诸大商施,僧超然建。即祀天妃,正保元年重建。”《崇福寺开创历代住持事实》亦载:“宽永九年岁壬申,福州诸旧檀越禀王允许,开建祝国道场。于乙亥年始兴殿堂也。”也就是说,崇福寺是四家福州籍大船商以“祝国道场”的名义申请布施,至1635年由僧超然主持改建为佛寺。这四大施主是王心渠、何高材、林太卿、魏之琰,其中王为福州人,另三人皆福清县人。崇福寺的妈祖堂建在佛殿之后左。

      圣福寺(俗称广州诗):此寺略晚于以上三唐诗,开山僧系漳州籍华侨陈朴纯(1640年东渡长崎,娶当地孀妇西村定月院为妻)之子陈道胖,后出家为僧,法号铁心,剃度于木庵性王舀 (晋江人,1655年东渡)。延宝元年(1678)募建圣福寺,院内另设妈祖堂,由一位珍居士塑妈祖、水仙王为镇寺。

      唐人坊天后堂:唐人坊是中国人集中居住地,日人称唐人屋敷。1689年日本当局划地建唐人坊,强制华人入住。至18世纪中叶,坊内华人达近5000人,便集资建了一座天后堂。1780年又建八闽会馆,因称馆内町天后堂。1897年八闽会馆移址扩建,改名福建会馆,馆内亦设天后堂,并由中国驻长崎领事题额曰“星聚堂”。但原来的馆内町天后堂仍存在。

      1859年后,长崎唐人坊华人的自由出入得当局默认,许多华人开始离开长崎,向大阪、神户、横滨等港城发展,而比较集中在横滨和神户两个城市。横滨于1873年建立中华会馆,祀妈祖和关帝。但在战争和地震灾害中遭毁灭。直到2006年,横滨华侨募资在中华街重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天后宫。神户的天后宫,则建在中华会馆西侧,香火不断。

      除华裔会馆天后宫外,日本还有不少华侨个体家庭建设的妈祖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萨南片浦林家妈祖和平户郑成功故居妈祖,林家始祖名林北山,明末携家契眷渡海移居九州岛南端的片浦,随带七尊妈祖与陪神像。而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1612年从马尼拉乘船来到平户,妈祖神像可能是他随身带到平户供奉的。

      十二家大公司发起,200多家铺号参加捐献,共耗银24155圆,可见该宫建筑规模之宏大。

      (二)在南洋各国的传承

      除东洋日本外,俗称南洋的东南亚地区也是华侨较早涉足并相对集中的地区。该地区古代分为许多小王国,17世纪起又陆续沦为欧洲殖民地,“二战”后各国先后独立,遂成现在的东盟十国。华人华侨在这一地区创业的历史背景相似,故妈祖信仰的传播特点也具有一定的共性。

      现有史料显示,马来西亚是南洋地区最早传承妈祖信仰的国家。据调查该国现有70多座天后宫,其传承特点明显分两个发展阶段。即19世纪之前主要由侨领,即甲必丹倡导募建庙宇,而且往往是同观音菩萨合祀。如创建于1673的马六甲青云亭,即由前第一、二、四任甲必丹郑芳扬、李为经、曾其禄相率倡始、肇造和扩建。槟城的广福宫,肇创年代失考,但从今存嘉庆五年(1800)碑考察,也当创于19世纪之前。该宫也是主祀观音,而合祀天后圣母和协天大帝。吉兰丹的圣春宫的来历,据说是清雍正十三年(1735)福建漳州六甲乡人林伯显奉圣母乘舟南渡,遇风漂到了吉兰丹万捷海岸,遂在当地定居垦殖,奉祀妈祖为保护神。后来华人将小庙扩建为圣春宫,在宫内设立伯显牌位。进入19世纪后,随着华人大量增加,以祖籍和方言为纽带的宗乡会馆便应运而生,而这些来自闽粤移民的宗乡会馆又大多以奉妈祖为主而兼祀各自家乡的神祗,因而会馆和天后宫合二而一。其中早期的有马六甲永春会馆(1800年)、槟城嘉应会馆(1801年)、马六甲福建会馆(1806年)等。中期发展较快的是遍及全国各州的海南会馆(原称琼州或琼府会馆,海南建省后乃改称现名),如槟城(1866年)、马六甲(1870年)、柔佛(1880年)、太平(1881年)、雪隆(1889年)、雪兰莪巴生(1894年)等,现已成立海南会馆天后宫总会,属下有17个分会。后起之秀则是妈祖故乡莆田的兴安会馆天后宫,自1899年第一座太平兴安会馆成立之后,全国各地兴安会馆相继创建,至1970年成立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现属下有32个分会,各会馆内皆设妈祖殿堂。此外,大马还有林氏家族以宗亲为纽带而建立的天后宫3座。

      印尼的妈祖信仰发展史与大马相似,即由侨领创建合祀之庙在先,继后才由商帮建造具有会馆性质的天后宫。首都雅加达古称巴达维亚,是印尼妈祖信仰的发祥地。早于1650年即有福建龙溪侨领郭桥兄弟创建一座观音亭(后改名金德院)奉祀观音和妈祖。之后,巴城陆续再建了许多寺庙,亦大多兼祀妈祖。直到1751年左右,福建侨商才在巴城创建第一座天后宫。该宫尚存乾隆五十三年(1788)雕的石狮一对。另有咸丰八年(1858)碑记:“自明季以来,中华之客贩于巴陵潮海之间,尤蒙圣母垂佑,行贾坐商,各得其宜。盖圣母系出湄洲,为我族之祖姑。我族之客巴陵者,皆深感圣母之庇,且以亲亲之义,崇奉最虔,乃鸠族中同志,而西园天后宫之所由建焉。”其次是寥内群岛的丹戎槟榔天后圣庙,存有乾隆已亥年(1779)由“沐恩弟子蔡耀叩立”的“敕封护国庇民天后元君神位”木雕一件,可见其庙当建于立碑之前。19世纪后,由华商集资兴建的天后宫几乎遍及印尼各埠。据现有资料有万隆协天宫,东爪哇的三宝垄市妈祖宫、南旺慈惠宫(今存1841年碑记)、茉莉芬市慈荣宫、我森村慈安宫、泗水天后宫,苏岛棉兰天后宫,寥内群岛丹戎槟榔天后圣母庙,锡江天后宫及苏拉威西岛俄伦打洛埠天后宫等。其中棉兰天后宫存1909年《乐捐碑》记载,此次重修由十二家大公司发起,200多家铺号参加捐献,共耗银24155圆,可见该宫建筑规模之宏大。

      新加坡的妈祖庙皆同会馆结合。据华裔学者考证,星洲妈祖信仰起源可以追溯到1810年左右,即今天福宫地址原为海湾,福建移民最初在此立有土庙。迨至19世纪30年代,新加坡已开发成为东南亚航运贸易中心,原来在大马发迹的闽籍侨商便纷纷南下星洲发展。随着侨民的激增,原来的土庙已不能适应祭祀的需求。遂于1839年由富商陈笃先领衔捐资倡建天福宫。该宫存道光三十年(1850)碑记:“我唐人由内地航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报,公议于星嘉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创建天福宫。”天福宫初建成即具备会馆功能,迨1861年,方在宫内成立福建会馆。随着时代的进步,福建会馆亦再分发许府县会馆,如福州、兴化、晋江、惠安、同安、永春等会馆,至于粤籍侨商,主要为潮惠与海南二帮。最早是1822年广潮惠侨商在侨领曹亚志创办的宁阳公司,1848年改为宁阳会馆,崇祀妈祖、关帝和财神。其次是1825年潮帮侨领林泮倡建的粤海清庙,庙分两座殿堂,左奉妈祖、右祀玄天上帝。海南帮的琼州会馆则建于1857年,据说建筑材料全部由海南岛运来。宫中主祀妈祖;左坛配祀108位兄弟神位,据说是纪念早期从泰国回海南时不幸遭海难的108位同胞;右坛祀水尾圣娘,是海南岛一位保护渔民的女神。此外,还有广惠肇帮的碧山亭和高桂廉帮的三和会馆等也主祀妈祖。

      越南的华人聚集社区主要在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即南圻省的柴棍铺(今西贡、提岸、嘉定一带)和广南省的会安,据说他们原是南明时代不愿归清而来依附阮氏政权的华人。阮朝高春育等著作的《大南一统志广南省寺观》中列有“天妃祠”条:“在延福县会安明乡社,一祀天妃林氏。”明乡即华人不忘故国所起的地名。另据会安中华会馆永佑七年(1741)碑记:“夫会馆之设,由来久矣。”从1741年上推“由来已久”,似可证为清初。其次是南圻柴棍铺的华商社区设立会馆、崇奉妈祖的情况,则见于华人郑怀德所著《嘉定通志·域地志》的记载:“柴棍铺距镇(嘉定总镇)南十二里,当官路之左右,是为大街……北头本铺关帝庙,福州、广州、潮州三会馆分峙左右;大街中之西天后庙,稍西温陵会馆;大街南头之西漳州会馆。”降至清末民初,提岩闽商会馆有四:三山、二府、温陵、霞漳,皆主祀天后。提岸还有两府主祀天后的会馆;一为穗城会馆,一为七府公业(由漳州、泉州、福州、潮州、琼州、广州、明州七府商民合建)。穗城会馆坐落于第五郡阮鹰街,为早期广东华侨所建,俗名阿婆庙。据存碑记载,该庙1800年进行一次大规模重修,故推算其肇建于18世纪。

      泰国华商建立的天后宫分布在曼谷、洛坤、素叻三地。其中曼谷三座,即由潮州侨商分别建于1851年和1863年的七圣妈(因林默有五姐一兄,排行老七)庙,福建侨商建于1864年的天后圣母庙(后改名新兴宫)。洛坤2座,即由潮州侨商建于1887年的天后庙。素叻一座,是由琼州侨商建于1901年的天后圣母庙。另有5座是以其他神祗为主祀而兼祀妈祖的,即素叻府的玄天上帝庙、顺福宫、本头公庙,北揽府的本头古庙,北大年宋卡港的城隍庙。

      缅甸有4座华人兴建的祀有妈祖神祗的古庙。其中丹老天后宫是由闽粤船商集资兴建于19世纪初,宫内尚存大钟一口,上镌“道光十七年献”等铭文。另外3座皆以妈祖为兼祀,即渤生的三圣宫,供祀观音、天后、关帝三圣;仰光的观音亭,主祀观音而兼祀天后,系由福建广东侨商所建;仰光的广福宫,亦以观音与妈祖合祀,系由福建船商集资兴建于1861年,今存碑记一方,刻捐资船户52家名录。

      菲律宾的历史情况不详,现有妈祖庙皆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华人所建,其中规模最大,香火最旺的是位于拉允隆省仙彬安洛社区中心的隆天宫。据说1967年一只台湾渔船在海上遇风,漂流到该社,受到侨胞们的热情接待,台湾渔民深受感动,就以船上供奉的妈祖神像相赠,希望能给当地侨胞带来平安幸福。至1975年才集资建造一座占地3000平方米的巍峨宫殿,命名曰隆天宫。该宫于1987年妈祖千年祭时组团诣湄洲祖庙谒祖朝拜,并分灵新的妈祖神像回去供奉。其次在首都马尼拉也有几座妈祖庙,其中福海宫为独立的妈祖庙,风里庵和隐秀寺的妈祖堂皆为20世纪70年代从台湾北港朝天宫分炉。此外在描东岸市有一座妈祖天后宫,规模亦颇状观。

      (三)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承

      除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经外,新老华裔在世界五大洲传承妈祖信仰的史迹还有:印度的孟买市天后庙,据康有为《印度游记》中说,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曾到支那街天后庙演说,看到那里聚居着广东华侨:“岁时宴会,红帽长衫,鼓乐爆竹,俨如内地,几若忘在外域者。”可见天后宫为早期广东籍华侨修建的社庙。又如美国的旧金山中国城的一座天后古庙,也是1852年由广东华侨集资兴建的。另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加州、纽约州、夏威夷及首都华盛顿,澳洲的悉尼、墨尔本,巴西的圣保罗,南非的开普敦,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城市也先后从台湾北港朝天宫和湄洲祖庙分灵神像,建造庙宇供奉。

      以上所列华侨华人传承妈祖信仰的历史概况,由于资料匮乏,难免挂一漏万,遗缺多多。

      二、会馆天后宫的社会功能

      以妈祖宫庙(含合祀庙)与宗乡会馆结合,构成以共同信仰为核心,外联地缘、亲缘、业缘等关系为纽带,是华侨所创造的一种公益性社团组织形式。这一组织不以赢利为目的,只讲奉献为宗旨,因之具有无与伦比的公信力、亲和力和号召力。大多数会馆天后宫都经历了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克服了前进路上无数艰难曲折,创造了一宗宗的历史奇迹,所以,这是华裔先辈们留下的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物质和文化财富,值得后人珍惜、继承并发扬光大。

      在历史上,会馆天后宫的功能,正如越南会安中华会馆1741年碑记所说:“夫会馆之设,由来久矣,虽谓会同议事之所,实为敦礼重义之地。吾人于此,存公道,明是非,息争讼,因不比别事例相同者也。内崇拜天后圣母,春秋朔望,或祷或庆,诚称异国同堂。会计经营必公正,相与同心戮力;至于疾病相扶,患难相助,福因善果,不胜枚举。”可见,华侨崇拜妈祖,是既重视儒家的“敦礼重义”,也相信佛道的“福因善果”。至于会馆天后宫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因资料所限,仅能就办学、营丧、文化活动和关爱祖国四个方面略为概括。

      (一)办学方面。中华民族一向重视子弟教育,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传承,而身处外邦的华侨华人也不忘这个优良传统。古代的典型例子如琉球三十六姓华裔,他们先是在天妃宫内设立塾学,推选华裔中有真才实学的担任教习。至清康熙年间,便在天妃宫邻近另建孔庙和庙学,即在庙的“两庑设学,选立二师,一曰讲解师,一曰训诂师。村中通事、秀才皆从业於焉。”这是在外国设立的最早的私立孔子学院。三十六姓子弟在琉球自办的庙学内初学之后,又纷纷争取官派到中国留学。中国政府也为此设立专门接收琉球留学生的官学。但官学名额有限,更多的人是自费到中国自寻师门。如琉球大夫程顺则,就曾于清康熙二十二年到福建拜师,在莆田硕儒陈元辅门下从学四年。

      近现代的办学实例则以新马地区华侨最为典型。最早的是1849年福建会馆在天福宫西侧创办崇文阁,继又于1854年在厦门街设立萃英书院,以上两校算是新加坡最早的具有私塾性质的华文学校。戊戍维新运动后,中国国内掀起创办现代教育风潮,而得西方风气之先的新加坡华侨自然更加积极追逐潮流,各会馆天后宫都先后投入开办新式学堂的运作。其中,由福建会馆主办的新学堂有道南学校(1906年)、爱同学校(1912年)、崇福女学校(1915年)、南侨女子中学(1947年)及光华学校(1952年)。其中崇福女学校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女子学校,其取名“崇福”即源自妈祖于南宋曾敕封为崇福夫人。另外,1956年,福建会馆又领导华社创办了南洋大学(1991年改名南洋理工大学)。由粤海清庙功德主义安公司创办的有端蒙学校(1906年)和义安学院(1963年),后者1968年改名义安工艺学院。由琼州会馆创办的有育英学校(1910年)。由兴安会馆创办的有宏文学校(1920年)。由福州会馆创办的有三山学校(年代不详)。除办学外,海外许多会馆天后宫还谱遍募集奖学、助学基金,用以鼓励品学兼优的侨生和资助经济困难的华侨子女上学。

      (二)营丧方面:华侨在生、老、病三方面遇到的困难,大多在会馆天后宫的仁爱关怀下,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缓解,而唯有丧葬这一关,别人难以帮助,只能依靠会馆天后宫统筹解决。早期华侨人数少,一般是由会馆施棺和租屋暂时寄柩,但随着华侨人数的不断增加,会馆的停棺厝也容纳不了。故其根本解决办法还是在当地购置山地,让华侨丧家直接造坟客葬,待将来有条件时子孙可以把先人骨骸送家乡安葬;而遗骨不能还乡者,在外邦也有个入土为安之处。华人的坟山通称义冢,由会馆天后宫统一管理。各国的会馆天后宫几乎都有经营这种义冢,只是规模不同而已。早期的如日本长崎的三唐诗后山均设有义冢,后因城市开拓造成地理变迁而难以查考。今所知仅有福建帮的崇福寺后山(圣寿山)的义冢尚有残留。据日本学者实地调查资料,今尚存唐人墓碑244方。碑上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贯、身份、去世年月日等。其入葬年代自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间跨度近两百年。又如马六甲的三宝山是1685年由华人第二任甲必丹李为经集资购置献给青云亭作为华人坟山的。1795年华人第八任甲必丹蔡士章与广东籍大学士胡德寿等人发起筹资,兴建一座宝山亭,供作扫墓的华人避雨休憩之所,同时也作为祭祀无主孤魂的祭坛。亭内主祀三宝公(郑和),配祀妈祖和福德正神。三宝山虽历经劫难,但在华社的坚持斗争下,终于获得政府批准为永久性的历史文化区,现在山上有12500多座华人坟墓。再如新加坡华侨义冢更极为普遍。原因是星洲地域狭小,人口众多,华侨们似早有预见,故各个会馆都大量购置山地,设立义冢。

      (三)文化活动方面:会馆天后宫的文化活动,总的趋势是由单纯的祭祀文化活动逐渐发展为综合的社会文化活动。祭祀文化主要指各个传统节日的致祭和娱神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的妈祖诞辰的迎神赛会。各地的祭祀规模和娱神项目虽有所差别,但致祭者虔诚之心则是一样的。今所见最早的迎神赛会的史料记载,是1840年新加坡天福宫落成开光的迎神赛会。据19世纪新加坡名医宋旺相所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曾引录当时新加坡报章的一篇报道:

      迎接神像的游行队伍长约三分之一英里,沿途锣鼓喧天,彩旗飞扬……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花童,她们都是五至八岁的小姑娘,身着各色满汉服装,一组组地排列在游行行列中的彩车上。这些花童双脚踏在铁杆子上,并将铁杆掩饰在衣服下面。她们服饰艳丽,笑脸相迎,头上有锦伞为其遮阳……天上圣母神像是安放在一顶极其华丽的杏黄色绸纱的绿轿上,四周是身着杏黄色短袄的“天神”护卫。这位女神究竟拥有哪些象征,我们尚不清楚,但看来她显然是受到人们的高度崇祀。本地的华人为迎接这位女神,在镇上按照中国的风格为她建造了一所华丽的庙宇。华人称呼她为天上圣母(或妈祖婆)。此次迎神盛会被视为是华人正式宣布:天上圣母已驾临新加坡了。迎神连同欢宴的全部费用,据说共达六千余圆之巨。

      此后,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盛大的妈祖出游迎神赛会。直到1915年,天福宫董事们考虑到减少铺张浪费,对妈祖诞辰的庆典进行改革,即常年只在庙内举行祭祀并演戏酬神,每三年举办一次出游迎神赛会。迨1929年陈嘉庚先生执掌福建会馆,才决定完全停止大规模的出游迎神赛会,只在庙内演戏酬神。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昌明和各国文化的多元趋势,会馆天后宫的文化活动也与时俱进,由单纯的祭祀活动拓展为综合性的社会文化活动。如新加坡于1984年成立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提出会馆现代化建设的口号,推出一系列改革和创新的措施。尤其是针对接受英文强化教育的年轻一代华裔,大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补课教育。通过举办各圳培训班,组织开展语言、文学、艺术(包括戏剧、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及特色手工艺等)学习竞赛活动。同时利用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等,组织妇女、青年继承传统的过节活动。此外,还举办中华文化讲座,组织学术研讨,创办《源》杂志,出版中华国学丛书等全方位的文化宣传。

      马来西亚华侨所经历的历史背景与新加坡相似,但由于地域辽阔,华人居住分散,成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比较困难,所以示范的作用尤为重要。而位于首都吉隆坡市区的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便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会馆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优势,把文化事业不断做大做强,使之成为吉隆坡展示现代文明和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会馆领导尤其重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组成一支干劲十足、活动超强的妇女团,开展诸如慈善募捐、就业培训、文娱体育等多功能的大型文化活动。而在重视全方位的社会文化活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妈祖文化的弘扬和提升,他们于2003年成立妈祖文化研究中心,并已成功地连续举办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创办了目前世界唯一的妈祖文化学术专刊——《妈祖文化学报》,通过这块学术园地,广纳世界人才,为提高妈祖文化研究水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关爱祖国方面:爱祖国、爱家乡是海外华侨华人固有的民族感情和优良传统。不管祖国政治风云如何变幼,华侨华人的爱国之心总是不变的。史料显示,自近代以来,国外的会馆天后宫在组织华侨支援祖国同胞御灾捍患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上做出很大贡献。如晚清时期,因连年割地赔款,国库早被掏空,故每遇灾害,政府只好派有名望的绅商向国外华侨募捐劝赈。据光绪五年(1879)前福建巡抚丁日昌《题为南洋华商捐赈请颁匾额事奏折》透露,时因山西、河南发生严重粮荒,先是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派人赴日本向华侨募得银圆15000圆;继又由福建巡抚丁日昌选派绅商陈占鳌等赴南洋募得白银30933两有奇。华侨们不求朝廷给予叙功奖励,只请求给会馆的天后、关帝神位各颁御书匾额一方,“以顺舆情,而资激励”。相似的情况还有光绪二十五年两广总督谭钟麟和广东巡抚鹿传霖的一本奏折,说的是新加坡潮州会馆为山东赈灾等捐银6000两,华侨们自称:“力薄资微,不敢仰邀奖叙,惟往来海上,恒赖天后默佑,风波无惊,敬恳奏请恩颁匾额于新加坡天后庙敬谨悬挂,以酬神贶。”此方御匾尚存于新加坡粤海清庙,题曰:“曙海祥云”。另外,新加坡天福宫亦有一方光绪三十三年御赐匾额,题曰:“波靖南溟”,可能也是华侨助赈所得之颁赐。

      20世纪初,清朝政府腐败不堪,气数将尽,华侨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而,孙中山先生针对时局,因势利导,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革命口号,得到广大华侨的热烈响应。无论在日本、南洋或美国旧金山,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募捐筹款,都受到华侨们的保护和支持。日本长崎福建会馆天后宫犹存一帧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合影照片。而当20世纪30年代中国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侵略时,海外侨胞更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全力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如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嘉庚即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致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提请召开全坡华侨大会讨论对付日本的办法。他还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胡佛,要求其履行国际条约,维护世界和平。“七·七”事变后,中国国内掀起全民族抗战高潮。南洋各会馆、会社也纷纷成立援国内抗日救亡团体。为了联合海外抗日救亡团体的力量,在陈嘉庚等多方斡旋筹措下,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礼堂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来自东南亚各国和香港的代表164人,代表45个救亡团体出席大会。会上正式成立“南洋各国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通过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宣言》,号召海外侨胞“增筹赈款,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之难民”。

      三、妈祖信仰对华侨居住国的影响

      妈祖信仰不仅在华侨社会深具张力,而且在所在国的政府和民众中也曾产生过一定的历史影响。但这种影响的趋势往往是随着所在国的政局和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大体上只能分为历史的和现实的两种影响来谈。

      (一)历史的影响

      历史上,妈祖信仰在俗称东洋的琉球、日本、朝鲜等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其原因是以上这些国家原本跟中国有很深的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关系。其中最具典型的是琉球,该国原系中国藩属,在明、清两代约五百年的历史过程中,琉球国王均由中国皇帝派天使前往册封,琉球的贡使、留学生和贸易商人等也频繁地往返于中琉之间,而以上人员的来往,又只能依靠帆船为交通工具,所以,中国航海者对海神妈祖的崇拜,自然也就普遍地影响到琉球人当中。妈祖信仰在琉球甚至形同国教。早在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国王就在首府那霸天使馆之东建造了一座天妃宫,即俗称下天妃宫。迨景泰八年(1457),国王尚泰久还特献新钟一口,铭曰:“王大世主庚寅庆生,兹现法王身量,大慈愿海,新铸巨钟以寄舍下天妃宫,以上祝万岁之宝位,下济三界之众生。辱命相国安为其铭。”清乾隆二十二年,国王尚穆又采纳中国册使全魁、周煌提议,在姑米山再建一座天妃宫。更有意思的是,该国还把天妃宫建到中国来。先是清康熙间,琉球贡使在福州柔远驿(中国官方接待外国使者的馆驿)内建造一座天妃楼,以便住在馆绎的琉球人员早晚上香祈祷。雍正二年(1724)又对天妃楼进行提升重建,由琉球硕儒程顺则为记。继之于乾嘉间,琉球驻闽商人又在福州建立琼水球商会馆天后宫,并置有庙产和冢山。福州仓山至今尚存许多琉球人墓碑。直到清同治五年(1866)由于清政府腐败,不能保护琉球的藩属地位,而终于被日本侵吞,中华文化在琉球的影响亦从此衰落。

      妈祖信仰在日本的历史影响也颇为深远,其发祥地是在萨南笠沙河野间岳。“野间”二字即“娘妈”之和训,或谓野间岳之名即由山上祀神女娘妈而起,故野间岳亦可直译为娘妈山。据《三国名胜图绘》显示,野间岳三面临海,巍然兀立,标志明显,故出入长崎港的船只都以此山为航标。山上原有一座日本神社,称东宫。永禄十年(1568)再建一座西宫,祀日本三神兼中国神女娘妈,但后来三神为娘妈完全取代。野间岳除西宫外,在山麓间还有一座爱染院,也建有娘妈祠宇。据《三国名胜图绘》说:“每岁,唐客于长崎向娘妈神社致香火银,爱染院住僧赴长崎受之,且住僧赠镇牌符,向娘妈神祈祷海上安全。”至于野间岳的来源,在日本也不同版本的民间传说。如高玄贷的《娘妈山碑记》:“我大日本国萨摩川边郡加世田娘妈山宫庙其来尚矣。古老之言曰:有中华神女,机上闭睫游神……手持梭,足踏机轴而眠,其状若有所挟,母怪急呼之,醒而坠。神女泣曰:‘阿父无恙,兄殁矣。’顷而报到,果然。神女酷哀……誓愿曰:‘当来世海中遇难者,念我乞救护,我必应之,令得度脱。’遂投身入海。其肉身临此,皮肤丽如桃花,身体软如活人。观者如堵,远近大惊之;知其非凡人也。举而以礼葬焉……国君特立庙山巅,号曰西宫,春秋二祀,虔依典礼。“另一版本是西川如见的《长崎夜话草》:“福建……渔家林氏之女,生有灵异,十岁时说:我即海神化身,要入海保护往来之船。不久淹死海中,其尸体漂流到萨摩海边,被打捞起来,葬于山下。从此以后,此山号野间山权现,野间的和训即唐韵老妈的转语。“野间岳的娘妈祠祀直到明治维新时才被废止。先后存在三百多年。

      日本的妈祖信仰还从九州传到了东日本和大北半岛。其传播使者则是一位来自中国杭州的侨僧。他的原籍是浙江金华,幼年剃度于苏州报恩寺,后来在杭州西湖永福寺卓锡,人称心越兴俦禅师。康熙十六年(1677)东渡长崎。因其法统属曹洞宗,与长崎的黄檗宗僧人意气不合,延宝八年(1680)正欲回国时,被幕府将军德川光国请到神户天德寺(后称祗园寺)为住持。心越禅师因把天妃神像亦带到祗园诗供奉。至1690年,心越禅师又将天妃尊分灵到茨城县的祝町和矶原两处。其中祝町的天妃神社的信仰圈还辐射到鹿岛、那珂二郡。直到天保间(1837-1846)常陆国藩主德川齐昭掀起国粹风潮,排斥外来神祗,下令把天妃祠换为当地的弟橘媛和笠原明神的称号,但村民们仍将天妃尊和弟橘媛等一同缮写在神牌上。矶原的天妃祠亦遭同样命运,但天妃崇拜在当地渔民中已深入人心,矶原、大津两村渔民联合向当局请愿,说是天妃尊被改换笠原明神后,导致渔业萧条,经营困难,村民们吵嚷不休。因而至弘化改元(1844),天妃尊又被迎请回来。祝町和矶原的天妃崇拜亦持续到明治维新之后,才渐废止。日本的妈祖信仰最远传到与北海道隔海相望的大北半岛的太间村,是元禄九年(1696)由该村伊藤五左卫门从水户天德寺(祗园寺)分灵来的。伊藤原是该村船主,至享保十一年(1726)当上了村主,又发动村民集资重建天妃大权现祠宇。该村的天妃亦一直延续至明治五年(1812)才被并入稻荷神社(村社),不过村民们仍把天妃称为天照大神奉祀。而把天妃崇拜传播到东日本和大北半岛的心越兴俦禅师的纪念堂和塔墓,尚屹立在神户寿昌祗园寺内,塔旁立着一块由德川光国题刻的诗碑:“恭诣越师坟墓前,叫天打地欲惊眠。一朝挑起法灯火,照破东方万八千。”可见,心越禅师一直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在朝鲜(韩国),我们尚未看到有关华侨在该国传播妈祖信仰的资料,但妈祖信仰对朝鲜曾产生颇不一般的影响,是有确凿史料证据的。朝鲜汉文古籍《圃隐先生文集》、《奉使录》、《双梅堂箧藏集》等录载明初朝鲜使臣郑梦周、权近、李詹等在山东沙门岛(即长岛县庙岛)瞻拜妈祖的诗作。原来,明代朝鲜的使船往返航线是从辽东半岛横渡渤海湾至登州府登陆,改陆路赴南京进贡。而使船往返渤海湾一般都要在沙门岛候风,并向妈祖祈祷,即所谓“去住任神妃”。特别是建文三年(1401)李詹的《沙门岛待风又题》一诗前四句:“久客绕情绪,当春亦惘然。分香灵应庙,乞火孝廉船。”原注:“监生为香使,同泊沙门岛,以志灵应庙乞火、分香事也。”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朝鲜使船上也供奉妈祖,其神即从沙门岛灵应庙乞火、分香来的。明永乐迁都北京后,朝鲜使船仍然是走这一条海上航线,故照样要在庙岛拜妈祖、候风。如天启六年(1626)朝鲜使臣金尚宪就作有《八月十五日登庙岛城楼》、《咏天妃观道士》等诗。但妈祖信仰在朝鲜影响范围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长?尚不清楚。

      东南亚各国的土著文化跟中华文化少有关联,所以历史上妈祖信仰在非华裔民族中少有影响。但亦有特殊的情况。如菲律宾,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天主教势力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描东岸省的达社仙俞谢,却有一座由天主教神父主持的妈祖庙。其来历据1611年由天主教士所著的《天主教寺院历史》记载,说是1603年有个叫范马的渔夫,从达社仙俞谢的拜斯毕河上捞起一尊约6英寸高的木雕神像,消息传开,居民们纷纷前来参观膜拜。渔夫为避免接待麻烦,便把神像寄存在一位官员的孀妇家中,不料神像却经常自然失踪又返回原处。此奇迹传到当地教堂的神父那里。神父为探知究竟,就领着村民日夜守护在神龛前,谁知半夜里,在众目瞪瞪下神像又不见了。继而大家听到十分明朗的声音:“我要回到最初发现我的地方去。”于是村民们只好在原来的河边盖一座小庙供奉。后来听华侨说,这位女神就是妈祖。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地小寺院经常变更,但这座妈祖却作为古迹一直保留下来,并由达社大教堂派一位神父住持。还约定俗成:每星期四下午,妈祖金身由达社大教堂迎往仙俞谢小寺庙,星期六下午又从小庙迎回犬吠日大教堂。1954年,世界天主教会在菲律宾举行祈祷大会。教皇特封妈祖为天主教七圣母之一,并为她隆重加冠。

      在马来西亚的吉兰丹,亦有一个颇具历史意义的故事。即当地的镇兴宫(即从圣春宫分炉的妈祖)尚存一个国王所赠的在鼓,鼓上刻有题词:“天上圣母灵感。”上款:“咭兰丹大王四丹恩惠大鼓。”下款:“光绪庚辰年谷旦。”赠鼓的来历,据民间传说:吉兰丹原为暹罗属国,苏丹哈默二世因三年一贡的时间已到,乃派华人阿旺押运金花赴曼谷向暹王进贡。嗣因阿旺迟迟未归,市上传说是海上遇难,苏丹亦忧心忡忡。但阿旺的亲人到镇兴宫求签问卜,神的启示却说平安无事。不久,阿旺的使船果然平安归来,国王因此赠鼓与镇兴宫。不管此说真实性如何,但它毕竟是当地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

      (二)现实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各国都面临社会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大多数国家领导层意识到:鼓吹民粹主义、排斥外来文化的做法,已越来越不得人心。所以纷纷改弦更张,实行开放政策,接纳多元文化,扩大对外交流,以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存共荣。因而,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妈祖信仰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大(包括儒、释、道)的华人主流文化之一,又在华人聚居的国家得到恢复和发展。如海南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只有在马来西亚政府的允许和支持下,才能在首都市中心的乐圣岭上建造这么一座美轮美奂的中国式宫殿。而天后宫的建筑艺术和管理模式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衷共济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观念,也必然会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天后宫成为主要旅游景点,也为振兴国家经济作出了贡献。故天后宫每次举办大型文化活动,都得到大马政府的支持,许多华裔高级官员还直接参与了有关活动。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妈祖信仰在宗乡会馆的运作下,已融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天福宫已被国家古迹保留局公布为第一批重点古迹之一,各天后宫也献出所拥有的地产支援国家建设,政府与会馆天后宫的互动呈良性循环态势。越南提岸的穗城会馆天后庙(阿婆庙)于1993年被越南文化新闻部确认为国家级历史文化遗迹。1995年,该庙举行“庆祝穗城会馆天后庙建庙二百三十周年典礼”并进行大规模兴工整修,使这座独具广东建筑艺术特色的古庙重焕光彩,也为提岸当地的旅游经济作出贡献。印尼自20世纪60年代起,因军政权推行排华政策,华人社团和庙宇概遭取缔,而自90年代恢复民主政治后,华人庙宇又纷纷修复或重建,这就体现了印尼政府对华人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日本的横滨,原有一座妈祖与关帝合祀庙,但已毁于二战。近年来,横滨中华街区的商贸价值日益攀升,日本住宅建筑会社所属大京集团计划在中华街建筑一幢现代化高楼。中华街街区建设团体联合会获悉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一致认为,在中华街建筑高层洋楼与本街区的传统色和文化氛围格格不入,因而决定联合抵制。此事引起横滨市政府的重视,经多方协调,最后以9.86亿日元的代价从“大京”手中夺回这块风水宝地。并公议决定用这块宝地建造一座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妈祖庙。2003年12月成立了中华街发展会和妈祖理事会,并组团到海峡两岸参观取经。1996年1月,庙宇初步建成后,理事会一行再次到湄洲社庙分灵金身。当年3月,湄洲妈祖祖庙应邀参加横滨妈祖开光庆典。横滨市市长田中宏在庆典会上发表演说,赞扬横滨妈祖庙开光,能增进中华街繁荣,促进日中人民的进一步交流和了解。妈祖可以疑聚华人的心的看法已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所接受。2006年9月,加拿大卑诗省坎伯兰市市长贝茨·弗雷德特地来到湄洲祖庙分灵一尊妈祖,准备先安放在市图书馆供人瞻仰膜拜,再规划建造一座中国式的庙宇,以吸引华侨华人到该市旅游观光和投资兴业。

      总之,妈祖信仰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凸现的许多普世价值,已成为海外多数华侨华人的共识,也正为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认同。     (蒋维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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