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海洋意识与妈祖文化

　　妈祖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形成，并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巨大辐射作用的独立文化形态。妈祖根植于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历史文化精神内涵；它产生于中国，又波及世界各地。如今，蔚为大观的妈祖文化已上升为人类传承文明、发展进步的世界性课题，妈祖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信仰诸多方面，本文拟从妈祖企盼之文化心理、海洋探险与妈祖信仰、海洋商贾之妈祖情结、海滨群祀与妈祖信仰，以及海洋宗教文化的意蕴及流播方面，浅析妈祖文化。

　　一、 海神企盼之文化心理

　　妈祖信仰从产生至今已延续了一千零四十六周年，它是一种影响至深，流播久远的民间宗教文化。据史料记载，妈祖乃湄州人氏。宋绍兴二十年（1150），《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中记曰，妈祖“姓林氏，湄州屿人”。元人程瑞学在《灵慈庙记》中说：神姓林氏，兴化都巡君之季女，生而神异，能力拯人患难，室居未三十而卒，宋元裕年间邑人祠之。《敕封天后志》和《天后显圣录》亦载，妈祖生于宋建隆元（960年）三月二十三日，卒于宋雍熙四年（987年）九月初九。仅在世了28岁。

　　妈祖的故居湄州在福建莆田市，这是东濒大海的海滨孤岛。海湾秀屿港的特殊位置，是妈祖民间宗教产生的地理因素。在湄州岛，男人出海捕鱼，女人料理家务。她们朝夕祈祝妈祖保佑出海家人的平安，同时也企盼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妈祖信仰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湄州屿居民虔诚地祭拜妈祖，传播着妈祖为之拯危救难、济世救人的故事。据传妈祖还通晓天文气象，熟悉驾舟操舵，水性娴熟，能导人避凶趋吉。她还精通医术，专心慈善事业。妈祖终因渡海救难而牺牲。至今在湄州湾石顶村的村北石崖上还镌刻着“天妃故里”和“天妃祖迹，地名上林”的古代石刻遗迹。湄州岛的妇女，特别是中老年妇女，头顶发型都梳着船帆状的“妈祖髻”。这种习俗源于企求妈祖庇护的文化心理。

　　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农历九月九日，妈祖羽化后，人们已将她视为保护神，平安的象征。为了顺应百姓祈求安定的愿望，稳定封建秩序，历代帝王们亦大力推崇对天后的祭祀。从宋微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开始，到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69年）止，天后受历代皇帝褒封共有二十六次，封号由“夫人”、“妃”、“天妃”、“天后”，直至“天上圣母”。致使妈祖成为了历史上一位颇具影响的传奇人物。

　　二、海洋探险与妈祖信仰

　　航海事业在宋代以后的历朝中皆占据重要地位。在近千年间，海神妈祖已成为航海者的精神寄托，她赋予航海者向茫茫海洋进军的勇气。

　　《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七年正月，成祖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为“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岁时遣官祭奠。宫中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系永乐十四年（1416）郑和奏请成祖而立，明成祖感念海神天妃屡次庇护远航安顺，亲自撰写碑文。该碑由碑冠、碑身与碑座三部分组成，通高5.9米，是国内现存最大的郑和下西洋刻石。也是现存妈祖碑刻中的极品。因为郑和下西洋,天妃信仰在南京迅速流布，使得当地宗教文化更具魅力。

　　《勅封天后志》载，永乐五年，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出了珠江口在赤湾前的海域“适遇狂飚，祷神求庇，遂得全安，归奏上，奉旨差官致祭”。永乐八年，郑和的副帅张源出使暹罗（现泰国），行前到赤湾天后庙奉旨祭祀，平安归来后亲自率人重修天后庙。

　　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在赤湾天后庙立下《天妃灵应之记》的碑文，碑文详细记载了天妃灵应的故事，和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与经过。《天后志》亦生动地记载了郑和在今深圳南山的赤湾海域遇险，天妃显灵救应的故事。为此朝廷颁文：凡朝廷使臣出使东南亚各国，经过这里时必定停船祭祀。他们在行前要举行隆重的典礼，祈祷天后庇佑。安全返航后，又要到北“辞沙”，答谢天后的庇佑。所谓“辞沙“即是用太牢来祭祀。太牢的祭品包括牛、羊、猪，将此三牲去肉留皮，用草填充，摆祭于海边的沙滩上，祭祀完毕，再将三牲沉入海中。当时中国出海的运输船、商船、水师船、海盗船、民船以及外国来华的贡献、商船等凡出入经过珠江口时，也都要到此朝拜。

　　明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妈祖加封为“昭孝纯正灵应孚济圣妃”，其前因后果与赤湾天后宫庙亦不无关系。赤湾天后宫始建于宋，赤湾又是明军舟师直取广州的必经之路。因此，朱元璋于舟师出发前下旨，赐妈祖“昭孝纯正灵奕孚济”，“庙号圣妃”！这番心诚意切的加封果然见效。海天杳杳，水波不兴。舟师挂帆远征，竟然没有遭受多少风波之苦。

　　断桥观风   周秀廷/画

　　远在十世纪时，中国航海者不时遇到海上气候的万千变化，强风暴雨常常发生。因为当时没有气象预测，小舟在大海中如沧海一粟。当风暴发生时，因无航标指南针的指向，航海事业十分艰巨。明万历年间高澄出使琉球，在他回航后的《使琉球录》一书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船摇荡天暴风雨中，篷破、杆折、舵叶失、舟人号哭、祈于天妃，妃云，立即换舵可保平安。在巨浪中舵叶重二三十千斤，由于神庇，力量信增，平素换舵须百人以上，今日船危三数十人举而有余。”明太监郑和著《通番记》第五卷二回有“软水洋换将硬水，翁铁岭借下天兵”；第二十二回有“天妃宫夜助天灯，张西塘先排阵势”。明末崇祯年间，陆云龙《新镌出像通俗演义辽海丹忠录》第十八回：“大孝克仲母节，孤忠上格天心”，也提到妈祖许多神迹显应的故事。这些记载说明，妈祖已成为航海人的精神寄托。

　　清朝康熙年间，施琅率水军攻克台湾，他明奏朝廷是因得海神天妃之帮助。康熙皇帝于是将默娘赐封为“护国庇民”的“仁慈天后”，将妈祖封号由“妃”、“圣母”升格为“天后”这一海洋最高神祗。

　　传说中的妈祖常身着朱服在海上现身，为航海者护航，故湄洲岛之妇女亦仿效之。

　　三、海洋商贾之妈祖情结

　　自元代在古燕京建大都以来，为了解决北方物资严重短缺的困难，官方采取了“南粮北调”和“南货北运”的大规模航运措施，于是为开发河海航运，崇拜天后妈祖的祭祀活动也随着海事、海难的频繁而风行起来。有私商兼任海上运输。自广州北至天津，天妃宫普遍建立，可以看出当时航海者对妈祖的信仰程度。自南宋起，例定舟内载海神航行，朝夕拜祭。

　　明人笔记《琅琊代醉编》记载：相传在明代洪武初（约公元1380元前后），“海运风作，飘泊粮米数千石于落祭，万人号泣待死，大叫‘天妃’，则风回舟转，遂济直沽”。这是一则天津商贾遭遇海难后转危为安的纪实。也是一则妈祖崇拜的动人传说。文中写到大队重载粮船遇风飘泊到琉球群岛深海水域时，万人呼唤女神，而后绝处逢生的奇迹。这一奇迹对于强化天妃崇拜起到了极大的鼓动作用。

　　明罗懋登《三宝太监全传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二十二回道：“只听得半空中，那位尊神说道：吾神天妃宫主是也。奉玉帝敕旨，永护大明国宝船。汝等日间瞻视太阳所行，夜来观看红灯所在，永无疏失，福国庇民。”《通番记》亦云：“值有险阻，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民间神格天妃形象在航海经商者的心目中已成为了至高无上的保护神。

　　《澳门记略》通过追述万历年间闽商重修妈祖阁之缘由，传达了民众对妈祖的信仰：“相传明万历时，闽贾巨舶被飓殆甚，俄见神女立于山侧，一舟遂安，立庙祀大妃，名其曰娘妈角。娘妈者，闽语天妃也。于庙前石上镌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异”。

　　同治年间黄光周《妈祖阁燑兴堂碑记》云：“尝谓天地生百女才女易，生一神女难，古今得百贤女易，得一神女难。吾闽莆田梅花屿之有天后圣女也，女各种之圣而神者也。天禀聪明，生而灵异；诞降神切而酬圣德也。亦各尽其诚，敬之微忱而已”。亦表达了异域妈祖故乡人对其感恩载德的诚挚敬意。

　　清嘉庆举人顾翰有《松江竹枝词》曰：“天妃宫里起笑歌，商贾纷纷祭赛多。女伴避人私祷祝，愿郎归海亦无波。”词人通过商贾和民女的祭祀及其心理，深刻地展示了其妈祖意识与情怀。

　　清人笔记载：“土人呼神为妈祖，倘遇风浪危急，呼妈祖，则神披发而来，其效立应。若呼天妃，则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时刻。”足以显见民众与妈祖的亲和程度，以及妈祖崇拜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又据史料记载，南宋开禧元年的紫金山击金和合肥的解围，是以妈祖作为精神支柱来鼓励士气的。明清大量汉人同南洋群岛进军，均舟载妈祖神像以行。妈祖信仰已随着探险、移民步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上述妈祖的许多美好传说，经过艺术的演绎发展，逐渐形成了反映人类“真、善、美”追求的妈祖文化，并且规范和影响着今天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价值取向。

　　四、海滨群祀与妈祖信仰

　　宋、元、明、清四朝正史的“庙坛”或“群祀”部分，亦皆有妈祖信仰的记载。赤湾天后庙和大庙湾天后庙是香港天后文化的代表性标志。香港至今有大大小小的天后庙七十多座，而座落于深圳大南山脚下的赤湾天后庙对香港天后文化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香港鲁言先生曾撰文《赤湾天后古庙》，文中有这样的载述：“由于赤湾天后古庙宏伟，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港九水陆居民都前往赤湾天后庙去贺诞。因此，九龙油麻地、香港干诺道中的海旁，都有数以万计、挂满彩旗的船只到赤湾去。同时，上述两处地点也有很多临时营业的渡船，载客到赤湾天后庙去参拜。据说香港博物馆、档案馆内至今还保留大量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港人前往赤湾天后庙参拜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生动的再现了赤湾天后庙昔日的繁荣影象。

　　佛堂门大庙湾天后庙是香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天后庙。1950年后，赤湾天后庙遭到严重毁坏，祭祀天后的活动亦被列为迷信活动不准进行，港人更不能前来，所以都改向佛堂门的天后庙去。为满足香港天后信徒的需要，大庙湾天后庙于1955年夏进行了修葺。修葺后的佛堂门天后庙为五开间，宽四十米，依照古制修建，正殿帷幔层叠，装饰精致辉煌。正殿两旁月门通左右偏堂，左偏堂为庙祝居处，右偏堂为“天后寝宫”。寝宫内设“龙床”。据传抚摸该龙床可添丁发财，尤以天后诞之日摸之最灵，故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纪念日，前来摸龙床者络绎不绝。

　　又如天津、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亦皆有妈祖祀庙。天津妈祖天妃庙就已建立了近730周年。《元史·祭祀志·祭祀五》中有明确的记载：“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金、元两代天津的古称叫直沽，代表着当地大小上百个沽泊淀坨的水陆码头，是元朝首都内河外海航运的重要门户。明代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才改设天津卫。可见早在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左右，古代天津就有了妈祖海神庙。从那时起，每年由皇帝遣使备礼致祭，或交付官漕司及当地府官行祭。祭文上钦定敬称十字神号“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天妃”。到了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朝廷为了推动漕运，再次在直沽敕建天妃宫。清代康熙朝，又将天妃加封为“昭灵显应仁慈天后”。于是天津才将天妃庙改称为天后宫。

　　潮州商人在清代澳门也十分活跃，黄宗汉的《温陵泉敬堂碑记》云：“闽潮人之商于澳门者，为之塐像立庙，并绘船形，勒石记事。迄今闽之泉漳、粵之潮州，飘海市舶，相与祷祈赛为会于此”。反映了澳门潮人的祭拜活动之盛。

　　近人林纾所著《天妃庙传奇》中，从民众对毁坏天妃庙行为的极大愤怒，表达了天妃在人们心目中神圣的地位。故事以江苏松江地区天妃庙为背景，描写了清光绪年间留学日本的假洋鬼子捣毁天妃庙神像，从而引起数年集资修建天妃庙的商人们的反抗情绪，以及军阀的干涉。

　　五、海洋宗教文化的意蕴及流播

　　但凡有华裔民族存在的沿海地带就一定能够找到天后宫或妈祖庙，这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传统与海洋宗教文化的特征。

　　妈祖作为东文海神所象征的东方海洋化精神是值得积极肯定的。在航海民俗文化中，民众对海神的崇拜是其信仰的核心。海神妈祖如今也已成为沟通海峡两岸乃至海外，密切世界往来的和平女神，以及文化交流的媒介。妈祖从福建湄洲岛上的平凡人家走出来，经过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的加封，已成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在中国沿海的港口，几乎处处可以见到妈祖庙，在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也都有妈祖庙宇或祀奉场所。

　　日本本土接受妈祖的传播后，又发展为“妈祖会”，以宗教形式规定朝拜制度，研究中国海神信仰的传播和影响；台湾同胞家家户户信仰妈祖，称为“开如妈”。台湾的妈祖神像是从湄洲祖庙分炉过去，可见海峡两岸共同信奉妈祖的民俗同趣。

　　海峡两岸妈祖信仰遥相呼应，体现了两岸民众尊典法祖，不忘文化同根的传统理念。同时，也加深了两岸人民的骨肉亲情，促进了两岸人民的密切往来，使两岸共同崇拜的妈祖成为促进两岸三地和祖国统一的和平女神。道光九年，澳门人赵永箐《重修澳门妈祖阁碑记》中，有关于闽南人重修妈祖阁的记载：“澳门之妈祖阁神灵尤著，土著于斯者，固皆涵濡厚泽……至省会之巨室大家，岁资洋舶通商，货殖如泉……崇奉禋祀，永永无穷者也。”文中所谓“至省会之巨室大家”，即指广东十三行的巨商。他们不仅为重修妈祖阁碑积极捐献银两，亦常到澳门妈祖阁烧香祭拜。

　　天后文化史料不仅口耳相传，而且保存了一定的文献资料。历代对于天后文献的编撰，集中深刻地反映了民众对海神崇拜与认同的文化心理。目前关于海神文化的文献主要有《天后显圣录》、《湄洲志》、《天后照应录》和《圣迹图志》诸书。    

　　断桥观风   周秀廷/画

　　挂席泛槎  周秀廷/画

　　《湄洲志》是清乾隆年间举人林清标应其儿子林霈的请求而编撰的。林霈当时任台湾凤山教谕。自雍正以后，台湾各地涌现了大量的天后宫，台湾人民迫切希望知道海神天后史迹，在这种背景下，林清标写出《敕封天后志》简称《湄洲志》。当时西方科学学术逐渐由传教士传播到中国，所以林清标就将《显圣录》中许多神怪部分删除，仅保留了一些神话，另外补充了清初统治阶级利用海神征服台湾的资料。其内容虽不屏神异之谈，但对认识当时的历史航线、航运贸易和外交方针等亦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天后显圣录》是其中部较早忠实记录妈祖信仰的录书。据称是清初僧照乘编印的，但原版已散失。现存于台北图书馆的藏本，是清雍、乾年间由照乘的徒弟普日、徒孙通峻重修的。

　　《天后显圣录》上卷含《序》8篇，《绣像》4页8版，《本传》17篇,《灵应》40篇。《本传》叙天后生前业绩；《灵应》描写天后升天后的灵验。下卷载《褒封》24则，《喻祭》（含《陪祭》22则，《诏诰》11篇，《御祭文》19篇，《奏议》4篇，《祈祷文》10篇，《记志》4篇，又《天后灵应记》1篇，《疏文》2篇。本录篇《序》的作者是林林尧俞。林尧俞（1558-1626），莆田黄石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熹宗即位（1621），授礼部右侍郎视祭酒事，后又拜礼部尚书。因不肯攀附魏忠贤，屡遭陷害，最后辞官回乡。《天后显圣录》未铭著作者。本录比起后来刊印的《天后灵应录》、《敕封天后志》和《圣迹图志》诸书，资料更翔实，编排更精当，并增辑游宝、徐葆光等的《奏疏》及《中山传信录》等详细资料。因此，它是一部研究妈祖文化较为原始、齐备和可靠的录书。

　　上述文献反映了民众对传统民俗文化遗产的选择和认同，至今人们仍在进一步认定这些文化资源本身潜在的现代性价值，使其中所具有的民俗事象不再是“古化石”或“历史残留物”，而是将其引向未来的文化财富，使之生成现代化效应。

　　《元史·祭祀志·祭祀五》中，将祭女神妈祖事宜载于“忠臣义士”祠祀篇中。故而妈祖崇拜又具有纪念圣女义举的文化内涵。这一内涵正是妈祖庙会文化现代性认定的依据之一。

　　在以妈祖崇拜为核心的民俗形成中华海洋民俗文化圈时，其文化资源已显现出综合的强力效应。如，由于后宫的民俗文化向周边辐射，与儒、释、道等多种传统文化资源相组合，已构成一条多彩多姿的民俗文化链。其中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观念、海洋与人的相互作用、海洋人文社会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涉海人类群体的生存生活模式、政治结构、政策法规、审美情趣等等。同时利用当地海洋文化遗址遗迹的遗留影响、外来侨民和移民后裔的遗存文化，亦可进一步强化海洋文化氛围，使之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海洋文化气息。

　　概言之，妈祖之“神缘”已将中华海洋区域以及世界各地华人之“亲缘”、“地缘”、“业缘”等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了富有强大生命力的跨越政治的共同体。

　　作者简介：田若虹，女，文学博士，广东海洋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