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游东南界纠纷始末

　　□陈震辉

　　泉港区界山镇鸠林村南庄自然村的“南庄溪”上旧有一桥叫“安平桥”，最近笔者几人找到了该桥刻于光绪年间的桥碑。桥碑高1.7米，宽0.75米，厚0.24米。桥碑正面刻：“永宁卫崇武千户所峰尾巡检司为界”。背面刻“大清安平桥，乐捐信士开列于左……（略去芳名及捐额），光绪己亥二五年（1900）拾二月吉日立碑。” “安平桥”桥碑既是捐款碑，又是“峰尾巡检司”界碑。“峰尾巡检司”是当时惠安县下辖的次县级军警机构，主要负责稽查往来行人，打击海上走私，缉捕盗贼等事项，相当于现在的“边防派出所”。显然，当时的“安平桥”应是惠安北界和仙游南界的标志。但历史上仙游东南界一直在“北漂”。

　　宋黄岩孙撰《仙溪志》载：“（仙游）南至五十五里，至县界白水坑”，这是最早关于仙游县东南界的记载。之后，明陈迁撰《仙溪志》、康熙《仙游县志》和乾隆《仙游县志》亦载：“仙游县南抵白水坑七十五里，惠安县界。”就连清嘉庆《惠安县志》亦载：“惠邑之疆正北曰白水铺，距县四十里，其外则枫亭。”这充分说明从宋代到清代，仙游东南界分界的官方记载一直没有变化过。

　　但清康熙九年（1670）郑得来撰《连江里志略》载：“七里岳，仙游惠安分界。”这时的分界线已北移到“七里岳”，即“枫亭驿”南七里的地方，故名。郑得来《连江里志略》解释说：“古仙界至白水坑，惠邑李恺居天官时，买天马界乡田、地，唆藩司改割版籍，移界植此（七里岳），里庠薛公光宠争之不胜。公，大丰公赠君也。汶阳见侵，虞芮莫质，仙之土田狭，赋税重，率由此。”李恺（1511-1592），惠安人，曾任湖广按察副使，嘉靖二十六年（1547）致仕。王忬，嘉靖三十二年（1553）任浙闽提督军务，“唆藩司改割版籍”就应发生在这一年。这是仙游县东南界第一次“北漂”，从“南九里”北漂至“南七里”。乾隆《仙游县志》沿袭郑得来《连江里志略》说法，但过程较为详细：“惠邑乡宦李姓因田、地、山，近接五里，谋改图，移过长坝桥。里庠薛光宠争之，立界于此。”也就是说，原来李恺本想把边界北移到长坝桥（今枫亭耕丰村长坝自然村，枫亭驿南四里），因薛光宠力争，才确界在七里岳。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林郎如撰《枫亭志》载：“古仙界至白水坑，今东坵（今界山村东丘自然村，在枫亭五里自然村西南，枫亭驿南五里）则又为惠辖矣。”这是第二次边界“北漂”，从“南七里”北漂到“南五里”。这次推进，由西向东，从东丘到西庄，全面北移，其中就包括了交界塘，“交界塘”也因此得名，并奠定了现在分界线的基础。也就是以“枫亭驿”为中心，从“九里白水坑”到“七里岳”再到“五里东坵”逐步北漂。据统计，界山镇的南庄、港西、东丘、仓厝、交界塘、柯寨等6个自然村（今属鸠林、界山行政村）和涂岭镇的秀溪、岑兜、白水、白水岭4个自然村（今属秀溪、白潼行政村），共10个村落并入到原惠安县境内。边界北移造成的后果很严重，不仅行政区管辖面积变小，从此仙游海岸线也缩短了一半以上。仙游本来海岸线就不长，边界北移后，仅剩不足4公里长的海岸线，深深的躲在湄洲湾的西部角落里，仙游几乎成了一个内陆县，这就大大影响了仙游的发展。

　　被惠安县合并的10个村落，居民讲的是以莆仙话为主、惠安话为辅的“顶路话”，习俗是以莆仙为主惠安为辅的“交界习俗”。10个村落本为仙游县管辖，符合古代“犬牙交错”的行政区划分原则，即以族群、方言、习俗等作为划分依据。而李恺因“买天马界乡田、地”，遂“唆藩司改割版籍”，可能是因为方便经营管理，也可能有偷税逃役的企图。

　　综上可知，仙游和惠安的官修县志对两县的边界改变并无记载，而民间所修里志却有记载并为官修县志附录在“连江里”部分，耐人寻味。首先，王忬任“浙闽提督军务”，主要分管军务，而民政财政是由布政使负责的。其次，古代允许跨区买卖田地，但并不能随意“改割版籍”。其三，“改割版籍”出于民间所修里志，官修县志引用郑志，却没有对仙游的道里八至和田地面积进行修改，说明仙游官方并不认可这种“改割版籍”的行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历代，统县级政区的幅员、划分都是自上而下由中央决定的，因为土地和人口是国之根本。政府执行严厉的户口户籍制度，禁止百姓自由流动，严惩隐瞒土地行为。李恺要从官方角度改变分界并不容易。

　　方志载，武德五年（622）析南安县置莆田县，属丰州（今泉州）。唐圣历二年（699）析莆田县西置仙游县。唐开元六年（718）析南安县东部置晋江县。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析晋江县东部十六里置惠安县。可见仙游县惠安县都出于南安县，原南安县治下区域文化同源同根，尤其是交界处，田地、百姓和方言、风俗形成交错状态，很多边界模糊不清。虽然宋《仙溪志》记载的道里八至很是详细，却也只是“点”并非“面”，这就给后世的边界纠纷产生温床。

　　在县域幅员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发生的边界变化，往往是渐进式的。李恺买地之后，依附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还在，土地仍然由这些佃农耕种。由于地主是惠安籍的关系，这些土地和农民就渐渐惠安化。李恺也趁机通过各种人脉将界碑向北移，这种“北漂”行为很微妙，显然不是中央的正式重新划界，所以历代各种方志均以宋代《仙溪志》所载边界为准。但迫于李恺巨大的个人影响力，当时的福建省、兴化郡、仙游县的各级官员不敢明确表态，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人口和赋税，仙游县和兴化郡照旧造册征收，以至于郑志说“仙之土田狭，赋税重，率由此。”而随着兴化郡和泉州郡的实力不断消长，边界不断北移，问题愈发难以解决，从此一直暧昧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长达500年的边界纠纷终于得到了上级的关注。1955年11月，晋江专区公署作出调解并报送福建省委，惠安县涂岭区位于枫慈溪上游，山岭下靠仙游这边的东坪、岭北、义路、六户4个行政村划入仙游县枫亭区，作为对历史上鸠林、界山、秀溪、白潼4个行政村划入惠安界内的补偿。这种划分是基于“山川形便”的原则，颇有道理。

　　仙游东南界的纠纷在新中国得到彻底解决，令人欣慰。而关于历史上边界纠纷事件，历来层出不穷。或许仙游东南界的纠纷问题的解决，能给人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