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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漈山随想

      □周扬剑

      这是次晚到的拜谒,我早该来看看郑樵这位莆田历史上最知名的大学者了。

      很久以来一直都想为这位乡哲、这位中国文化巨擘写点什么,可总怯于下笔,自忖除了知道他是个著作等身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外,对其生平知之甚少。可转念又想,尽管我没读过《通志》这一皇皇巨著,但不影响我去他的结茅读书之地奉上一瓣心香,看看是怎样的一片土壤,竟然孕育出这么颗读书种子。

      于是不作他想,在时近清明之际专程前往夹漈草堂,一偿宿债。

      驱车蜿蜒在盘山路上,似乎有股力量一直在牵引着、拽着我往上走。我想一袭布衣的郑樵一定早早就在夹漈草堂沏好了茶等着我的到来,那一缕茶香,已在夹漈山飘荡千年。

      郑樵先生生活在离今天已有900多年的两宋之交,且少年丧父,“幼而孤苦,长而穷困”,在到达夹漈草堂之前我就并没指望能看到什么历史遗存,这种没有预期的心态反而能让我更从容平和地追远怀人,致敬夹漈先生。

      从市区车行近一小时,到达夹漈草堂遗迹暨“郑樵纪念馆”,纪念馆匾额由大德赵朴初居士题写。如我所料,除了草堂后山的一座郑樵石雕提醒人们这里曾是夹漈先生映雪照萤读书著作之地外,看不到其它任何历史遗迹,倒是四周的山静林幽能让人理解夹漈先生为何会择此地结茅筑屋,尽享栖丘饮壑的太古之乐。

      谈郑樵,当然要说到他的名山事业《通志》。郑樵之前,同为宋朝的司马光刚编修过《资治通鉴》,客观讲,《资治通鉴》在后世的影响力远比《通志》大。《资治通鉴》的灵魂当然是司马光,是司马光以他的立意和史识筛选删削史料,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治通鉴》的编修是集体的努力,司马光身居高位,有皇家的鼎力支持,更有刘攽、范祖禹、刘恕这三个得力助手为他做了大量工作,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

      而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卷帙浩繁的《通志》却是由郑樵一人完成。在《寄方礼部书》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郑樵是这么说的,“自司马迁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着为一书,曰《通史》,寻纪法制。”。

      我没读过《通志》,对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不敢妄自置喙,身处夹漈山中,涌起更多的是对郑樵先生的敬意,先生那种于学无所不窥、于书无所不读,立志凭一己之力,集天下之书为一书,自成一家之言的读书治学精神令人景仰,这是兴化大地孕育出可贵的读书种子。

      如果再放宽历史视野,作为一个莆田人,还真得感谢郑樵的先祖。据《福建兴化县志》记载 ,郑樵是郑庄之后。提到郑庄自然会让人想到郑露、郑庄、郑淑这“开莆倡学”的“南湖三先生”,是这三个族兄弟在莆阳大地上撒下了读书种子,让莆田赢得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如今,他们的子孙后代郑樵、郑厚更是成为个中翘楚,彪炳史册。

      如朱熹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一样,郑樵这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只能出现在宋朝,在宋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宋代,印刷术得到成熟和普及,书籍的获取变得便利,读万卷书也变得可能,而福建又是宋朝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这让少而贫困的郑樵有机会遍读各种书籍,如其所叙:“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往曾不吝情。”

      宋朝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的集大成时代,对其文化原创性的质疑从未绝耳。想来也能理解,在无书或少书可读的时代,没书可看之下就只好自己写给自己看了,因此我们的原创性思想都迸发在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不仅中国如此,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这一命题,即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东西方在公元前四五百年都同时出现文化突破现象。西方更有两千多年哲学仅是柏拉图注脚的说法,这种“影响的焦虑”是成熟期文化难以摆脱的宿命。

      对宋代的这种质疑是不公平的,如果说汉、唐文明是流光四溢的话,赵宋就是精光内敛,每一时代的文化各有其使命,不能以高下来评判。

      也正是因为宋代文化的这种特点,使得宋朝历史在后人看来“个性”不突出,国祚绵延三百多年的宋朝是个远没被人充分重视的朝代。

      人也是到中年才是最成熟的年龄,可能因这种“同构性”,我越来越觉得,人到中年后才会被宋史吸引。年轻时候很多人喜欢追溯汉、唐,因为那容易使人沉缅于旧日荣光而让虚骄心理得以满足。也可能会喜欢明、清,那重重迷案和“宫心计”容易让人的猎奇心理找到代入感。宋朝因不具备这些“质素”而显得平平无奇,易被人忽略。可实际上,仅从朝代存续时间来讲,宋朝比这四个朝代都要绵长,在我们这个以“年长为尊”的传统里,时间本身就值得尊重。

      当然,宋朝远不止因“年长”而重要,它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分水岭。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严复先生在更早也说过类似的话:“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要之,想了解中国何以成今日之中国,中国人何以成今日之中国人,不可不了解宋史。

      穿行于夹漈山中,由郑樵想到宋史,想到中国文化,神游八极,不觉中天已薄暮,想起郑樵写他与从兄郑厚一起在山中耕读的快乐时光,悠然神往,不忍下山:

      “春风二三月间,弟兄二人手挈饭囊酒瓮,贸贸深山中,遇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凡可以可人意向者,即释然坐卧。一觞一咏累月忘归。山林蓊荟,禽鸟不知人来,争食,挥之不退。牧子樵夫,泽薮相逢,呼而不就坐,即疑为神仙怪物,不问姓名,睥睨而去。”

      然草堂虽好,终非吾庐,短暂盘桓即可,长时逗留有扰夹漈先生清静。遂依依惜别,下山返程,车辙过处,留下满山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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