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龙江与朱熹

　　□林劲松

　　林龙江先生小时候读书，离开不了读朱熹的《四书集注》。本篇就来说他俩人的关系吧。

　　许多人论《四书集注》，往往专注于一个面，忘记了另一面，肯定朱熹时，就说他的代表作《四书集注》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了现在，却不知道他还有另外一面，即供人研究宋朝历史的另一面；否定朱熹时，只看到读孔、读孟都没有到位这一面，却忘记了其中还有有价值的另一面。三一教主读书、写文章却不是这样的，比谁都全面，方方面面都注意。只有这样做，才能谈得上去创立三一教，谈得上挽救国宝的实际行动。三一教总纲领的提出，说明了这一点。

　　《夏午真经》说：“三一教主言：儒氏之执中，其与道氏之守中，有不同乎？道氏之守中，其与释氏之空中有不同乎？而其所以持心法以入门，以造于执中守中空中之极则者，不可不知也；儒氏之一贯，其与道氏得一，有不同乎？道氏之得一，其与释氏之归一，有不同乎？而其所以持心法以入门以造于一贯得一归一之极则者，不可不知也。”（第4页）这是三一教学说的总纲领。这一提出，就在政治思想上与宋代理学划清了界线。一个说，尧舜禹之道可以丢；另一个却说，尧舜禹之道要坚持，万万不可丢。二者可谓是旗帜鲜明，针锋相对。

　　据《四书集注》记载，韩愈与程颐兄弟俩都认为尧舜禹之道可以丢。

　　在《四书集注》的《孟子序说》中，朱熹说：“韩子曰：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 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 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 而不详。’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 疵。’”

　　其前引言注释说：“程子曰：‘韩子此语，非是蹈袭前 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 者何事。’”后引言却说：“程子曰：‘韩子论孟子，甚善， 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 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 性，更说甚道？’”就这样，经过“集大成”之后，孟子之 死竟然成了尧舜禹之道失传的分界线。从孟子之死，到韩愈发表《原道》，相隔1000多年尧舜禹之道失传，中国仍然可以发展——这是韩愈在胡说八道。

　　尧舜禹之道可以丢，这是韩愈和宋代理学家的奇谈怪论；接受这种观点，天下就要大乱，宋朝中后期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就证明了这一点。

　　拙作《理论上不了，宋朝末期危机四伏》说：“史称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就是说，孔子理论水平高，对乱臣贼子零容忍。同样是元祐大臣，宋哲宗时打击不力，殿试时莆田人方天若提出批评，得到重视，得中榜眼。

　　”但是，宋理宗尊孔却把司马光为代表的元祐大臣作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这就等于是背叛了熙宁新政。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宋朝进入‘朝代尾’的重要标志是理论上不了。宋理宗在位一直希望使理学成为正统官学，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端平更化后，朱熹和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都先后被入祀孔庙。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噤伯。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排定的入祀孔庙的名单包括：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其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那时这样做，完全是理论上不了的具体表现，宋朝政治危机日益加深。”

　　在这里，我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找出来了宋朝末期政治危机原因。2020-9-3在莆田文化网发表，10-10上午十点网友阅读达59472人次。这说明许多网友关注这篇文章。网友就是这样，彼此之间互相推荐。

　　但是，相比之下，在三一教主面前，我却是小学生。这样比较，对他来说，那是家常便饭。读了《夏午真经》，我才知道，三一教学说不仅有总纲领，而且还有许多目，“纲举目张”，各个部分都写得很认真，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这是因为面对广大人民群众，他是传道授业解惑者，需要把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一一进行传授，让他们一样一样领会，有了“同心干”的雄心壮志。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同样懂得历史比较法，三一教主要是自己只有“半桶水”，一问三不知，谁还会盲目跟着他去进行什么行动？！

　　之所以明朝中后期会发生群众性自发的挽救国宝行动，是因为1368年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出台扶植工商业政策，中国开始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986年7月，拙作《试论明清城乡人口变化》在《中学历史教学》第四期发表，我提出的中国资本主义“明建立说”从此开始在我国教育界传开。）这说明1072年熙宁新政出台“市易法”，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硕果累累。到了1368年朱元璋扶植工商业出台，继往开来，再创辉煌，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熙宁新政”和洪武新政一脉相承。

　　但是，明朝教育却不能与时俱进，所用的教材还是离不开“程子曰”，学习孔子教书育人的立场、观点、方法等，还要听从程颐兄弟指挥。这样做行吗？三一教主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不行！”

　　究其原因，《四书集注》还有有价值的一面，那就是有着宋代理学祖师爷程颐等言论丰富历史资料，为后人研究宋朝历史提供了方便。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好事。这是因为历史研究好像建桥修路，三一教主创立新教，无非是桥架起来了，路修好了，人们来往畅行无阻。这就需要认真总结宋金并存期间我国南北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在那时，北方是金世宗改革顺利进行，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也上去了；南方却是理论上不了，老是想“非攻”，发动非正义战争，所以，那时南方是重灾区，莆田人民优秀儿子龚茂良官至宰相，后来因为“五年不说恢复”即恢复对中原的统治被罢官，贬至英州，“父子卒于贬所”。冤案平反后， “上曰：‘茂良本无罪。’遂复资政殿学士，谥庄敏。”为此，《宋史》 的《龚茂良传》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个血淋淋的历史冤案不能不引起林龙江先生的高度重视，认真总结。就这样，三一教肩负着历史使命，在明朝中后期诞生了。

　　三一教诞生之时，是理学家收摊之日。这是因为道理很简单，网友要是赞同拙作《理论上不了，宋朝末期危机四伏》，那么您对程朱理学会不会改变了看法呢？三一教也是一样，纠正了韩愈《原道》发表以来人们对老子、孔子的错误认识。从此，《四书集注》虽然代代相传，但是，它所起的作用也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它的另一方面价值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了。

　　《道德经》二十七章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意思是说，善于行走的，不会留下辙迹；善于言谈的，不会发生病疵；善于计数的，用不着竹码子；善于关闭的，不用栓梢而使人不能打开；善于捆缚的，不用绳索而使人不能解开。因此，圣人经常挽救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经常善于物尽其用，所以没有被废弃的物品。这就叫做内藏着的聪明智慧。所以善人可以做为不善人们的老师，不善人可以作为善人的借鉴。不尊重自己的老师，不爱惜他的借鉴作用，虽然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大大的糊涂。这就是精深微妙的道理。在这里，老子对善人与不善人有着独到见解。二者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缺一不可。

　　在《论语》里，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意思是说，孔子告诉学生，要尊重和关心平民百姓，凡是老百姓说得正确，或者做得好，那就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相反，凡是说错了，或者做错了，就要及时纠正，把理由一一告诉他们，让他们心中有数。

　　学了《夏午真经》，我深感三一教主是不折不扣地按孔子和老子的要求办事的，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他人，诲人不倦。凡是重点和难点，他都能注意到，讲深讲透，让平民百姓都知道，都能掌握。所以，读了他的著作，我浮想联翩，感想多，写了一篇又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