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荣校到母校——大学毕业后最初历程

　　大学毕业面临着工作分配的问题，有去西藏的一个名额，我怀着以四海为家的志愿，要求分配到西藏那神奇的地方。但因有次打腰鼓，气喘喘地去食堂喝了热稀饭，走出膳厅，便吐出一口鲜血，原来是胃出血，重患了高中毕业时的毛病，躺床治疗，去西藏的名额便轮不到我了。系主任在毕业分配表格栏上写道：“学业成绩优良，长于写通讯，可培养为高等院校师资。”意即要我留校。然而正好清华大学分配来一名研究生，留校名额便没有了。正好抗美援朝正热火朝天，各省成立一所荣誉军人学校，培养在战场上负伤回国的人民志愿军，福建这所学校从福州搬到建瓯，学校正需要师资，首先保证，从大学毕业生中挑，挑谁是谁。我就被挑上了，厦大就分配4名学生去该校。说来也巧，正好在厦大当厦门日报通讯员时，学习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对志愿军这“最可爱的人”十分敬仰、崇拜，有机会和他们一道生活，真是求之不得，还准备好好地写这“最可爱的人”。

　　天蒙蒙亮，在厦大群贤楼下一批毕业生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王亚南校长来送行，我和他握了手。到集美坐渡船，上汽车到福州统一住在一起，等待单位来领。在榕城还和教育系的同学畅游闽江。荣校来了一位副校长，把我们领去坐汽车，来到闽北文化名城建瓯。报到的时候领导看了我和材料，便留在教育处当干事，算是行政干部。校长姓孙，是部队团级干部，山东人，在战火中耳朵被大炮轰聋。工作不到一年，由科长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入党后调到组织处当干事，校长把我当秘书使用，开会都要我去，我记录下来给他看，可记下大部分内容，充当了他的耳朵。

　　在这所学校，任行政工作，偶尔也去教书，和学员相处也很融洽，这些负伤的荣誉军人，伤残程度不一，最严重的四肢都没有了，轻伤的学生，生活自如，还有一些老红军在此疗养，他们的事迹感动了我，我写了一篇通讯《英雄的学校》，发表在福建日报副刊上。

　　当时荣校还带有点部队性质，师资由高校毕业生和部队有文化的转业军人担任。学校领导多是转业军人，校长曾带我到福州军区，挑选一批年轻的转业军人。学校生活算是丰富多彩。刚到校报到后，正逢中秋节，晚上在操场上举行晚会，明月当空，我代表新来的老师讲话。学校除了教学，还时常有晚会、跳国际舞、开运动会、演出、旅游等等。这些活动，我都参加，尤其是被选上工会主席后，不但参加，还要负责组织工作。我和爱好文学的张老师，一道编黑板报，写诗歌朗诵，上台演话剧，演过《阿Q正传》中的小D，在严寒的冬天，在舞台上光着上身，不觉寒冷。节日还和校长等同台表演乐器合奏。我吹箫，因紧张，吹得太快，弄得大家都乱了节奏。在体育运动会上，我也是积极分子，特别是田径、赛跑、跳远是强项。篮、排球也爱好。参加县的运动会，报了跳远，不经意一跳，破全区记录。便被作为建阳地区的代表，参加省第一届运动会。

　　便在这里成家，当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离开了这座曾经是青春驿站的学校。由于抗美援朝结束，生源断绝，学校完成了历史使命，教师逐渐另行分配。那时学校的领导部门是省民政厅，要成立省第一所民政培训干校，需要师资，组织上决定送我去党校学习，我到福州应考，写了一篇作文，觉得很流畅。一部分留在省委党校，一部分被中央第三中级党校录取，我被录取上，到上海生活了大半年。

　　这所党校，在上海长乐路，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在厦大我曾旁听过王亚南讲授的这门课，当然学习得比较轻松，还购得哲学教材自学。我还主动担任辅导员，给同班同学讲课。快放假时，正值上海几十年来最冷的天气，下着雪，第一次看到雪花飘扬的景致。晚上还踏着雪地，去看一场苏联电影《没有讲完的故事》。

　　学校毕业后，省政法干校已开学，校址在仓前山，讲哲学课，几位领导和老师分别讲课，教学任务不繁重。我利用出差厦门机会到母校，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是老同学，他说厦大正成立海外华侨函授部，需要教师，我也希望“归队”，不久便下调令。我独自到省委组织部表达我的愿望，接待者说：“厦大正需要党员，听说你学业成绩很好，我们支持你回厦大。”新单位的领导，说这所厦大函授部是陈嘉庚办的，也就放我回母校任教。

　　其时，我乘坐长途汽车，从福州回厦大母校，车过集美高崎大桥，海风吹入车窗，心潮犹如大海波涛似的翻滚……

　　2016年3月9日于榕城  许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