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故里

　　2015年10月29日下午2点30分，我慎重记住的这个时间，在我的人生履历上将变得意味深长。那天，我随福建省书法家采风活动走进郑樵故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夹漈山，作为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对家乡的史学大儒所知甚少，也从没来过夹漈草堂，真是汗颜之极。若不是这回的采风活动，若不是作为东道主的一分子，还不知要怎样才能修来这个缘分？

　　我们坐着车子，在阳光的簇拥下，在疾驰的风声中上了山，车子在九曲十八弯的山道上左冲右突，老是担心对面要是再来一部车子的话，要怎么避让？上去，再上去，突然眼前就出现了一大块平坦之地，那就是郑樵著述《通志》的夹漈草堂。到了山上才明白，刚才的担心是多么的多余，这里空旷而且寂静，就像九百多年前郑樵在这里修史一样，鲜有闲人来打扰。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强调一下夹漈草堂的位置：它位于戴云山脉的东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巩溪村的夹漈山上，离市区北面约30公里，海拔600多米。这是一座不起眼的山，一般的地图册上找不到她应有的标识，但是因为这座山，郑樵被称为“夹漈先生”，因为“夹漈先生”，这座山在中国的文化史册里才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通志》是继司马迁之后又一部纪传体史学巨著，与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为“三通”。自古就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之说。

　　莽莽群山，荆棘纵横或许只是道路上的困难，物资困顿，家人离去也只是一介布衣在那个时代必经的伤吧，而严禁私人修史，朝廷无为应是他心头永远的痛。

　　郑樵是这样描述他的草堂，“斯堂也，本幽泉、怪石、长松、修竹、榛橡所丛会，与时风、夜雨、轻烟、浮云、飞禽、走兽、樵薪所往来之地。溪西之民，于其间为堂三间，覆茅以居。”郑樵和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文人一样总是用诗意覆盖艰辛，用淡定彰显从容。现在，草堂成为我们走近文人的一个入口，成为时间的暗喻，成为文化的符号。

　　站在堂前，我一时神移目眩，心堵难言。众峰之间，茅屋之下，九百多年前那个清冷的身影是怎样一种决绝的选择？怎样决绝的心志才能抵抗得了那一个个清冷的黑夜和白昼？1148年，郑樵徒步千里，打算将140卷自著新书献给宋高宗，他在商贾云集、青楼林立的杭州又是怎样度过了一年？1162年4月26日，宋高宗命进《通志》上殿，他却郁郁病逝于临安馆舍，终年58周岁，没有多一天，也没有少一天，而且恰恰是在高宗命进呈献《通志》之日，这个时间是不是有什么隐喻？

　　其实纵我有三千妄念又如何能够接近一位山林穷儒、布衣学者那宽厚的内心？

　　站在郑樵的塑像前，我不敢顶礼膜拜。他那略带轻蔑的目光仿佛一下子就击穿我惨白的内心。我没有《通志》一书，至今也没有去翻阅，甚至很少诵读他的诗文。“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我不是什么“士”，自然不必为此等说法所困囿，只是想到他生前如此穷困潦倒，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却又彪炳有加，现在的夹漈草堂仍杂草纷披，谒者甚少，想想心里就有一些隐痛。

　　当采风团一行下了夹漈山，从枫亭的白蛇过路来到蔡襄陵园的时候，心里的隐痛还在加剧。一路尘土相随，杂草凄凄。忽然想起1999年纪念蔡襄陵园落成的盛大庆典活动，那时人声鼎沸，陵园流芳，众多海内外蔡氏宗亲齐聚一堂，盛况空前。

　　陵园内的花草很久都没有修剪了，墓地的东边什么时候新盖起了一幢高楼，碑林上的灰尘恍然就是蔡襄淡淡的表情。有一个书友特地找了一炷香，我也跟着他在墓地前鞠了三躬。对这样一位横跨书坛、科学和政坛的奇才，怎么能冷落他呢？

　　至今，我都没有翻阅《通志》，也没有临摹蔡襄的书法，一直都不敢去触碰他们，宁愿让自己的心空出一块地方来供奉这些家乡的贤士，让他们一直保有神秘的色彩，让自己一直保有恭敬之心。

　　许多时候，时间就像夹漈草堂和蔡襄陵园的杂草一样丛生，让心灵荒芜，让鲜活的事实成为模糊的记忆，让我们看不到时间埋下的真相。想想不知是在哪一天，我们也终将离去，是不是也会像杂草一样在风里没人管没人顾地疯长？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蔡襄和郑樵的成长背景和人生抱负是那样的相似。不管在莆田，还是全国，蔡襄和郑樵都是一张畅行无阻的历史文化名片，他们就像时间本身一样顽强地延续下来，在记忆里，在史册中，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习惯里。

　　千年的光阴意味着什么？夹漈草堂和蔡襄陵园仿佛就是时间的证明，给大家提供了一种对抗时间的途径和方式，让我们明白时间的无情和友情，成为我们思考某个空间、地理、人文、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一种载体，成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标志。□温建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