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新政与兴化教育发展

　　北宋建国之初，“冗官”之弊一直无法克服。后来又出现“冗兵”局面，朝政愈发雪上加霜。到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宰相，提出“抑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精贡举”等国策，宋仁宗决心改革吏制，实行新政。

　　其中，最突出的是改革考试制度。例如，旧制选拔进士仅考诗赋，新政则增至三种：“先策，次论，次诗赋”。这一制度遂成宋朝中期既定方针，后来王安石、司马光任相时都这样做。嘉佑二年（1057年），宋仁宗“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进士和殿试者从此有了言论自由。可见，北宋治世从庆历新政开始选贤举能，令兴化军三县教育显著变化发展。

　　首先，中进士数量增加。据《重刊兴化府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82年间，兴化军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而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68年）仅仅22年间，中进士就达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则越来越兴旺，状元多，进士多，当宰相多，进中央政府部门的更多。

　　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赞叹不已：兴化县“古籖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语，乾道丙戌（1166年）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年）科郑侨，壬辰（1172年）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求。’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书，名震海内。《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当时，兴化县人口不及莆田县十几分之一，但中状元不比莆田县少，而且还多了一个武状元。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宋代兴化县中进士居全兴化军首位。

　　其次，学校教育有了大发展。唐代，只有莆、仙两所县学；兴化军建立后，县学多一所，而且有了军学（郡学）。弘治志卷十五说，“真宗咸平元年（998年），有诏立军学，进士方仪、陈诩及邑人输钱三十万。二年，仪与弟能及从子慎言举茂才至京师，复上书请官钱三十万，修三礼堂与步廊、崇阁；越六年而学成”。

　　当时的郡、县学，犹如专门培养官吏的本科大学，学生送礼部考核后便可做官或教学生。按古例，郡、县学必须经常完成上面摊派人才名额数量，“贡生”经礼部统一考核后，才有“明经”、“进士”等及第。一个县要是长期没有明经、进士及第，知县就要掉乌纱帽。

　　《重刊兴化县志》卷二《儒学志》说：“儒学，旧在兴泰里，宋绍兴（高宗年号）二年（1132年）邑宰詹公卓然建于尉厅；又以其地狭陋，乃移于三圣堂，规模甫立。”弘治志卷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200户以上者”。这就是说，兴化县学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年以前就有，而且很可能是庆历四年立的，可见该县人口虽不多，却有一所县学。庆历新政后，宋廷重视山区教育，兴化县受益匪浅。当地人民也很争气，为国家输送不少优秀人才。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