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蔡京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徽宗皇帝也曾带着这个疑惑不解的问题，察问了众群臣：“蔡京何如人也？”蒙对曰：“使京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1)  侯蒙是户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他认为：“如果蔡京心术比较正，即使是古代的圣贤之相也无法与他相比。”或许有人会认为，侯蒙怎能把蔡京与古代的圣贤之相相提并论？他不是蔡京的同党便是有意要逢迎抬高蔡京。

　　其实，侯蒙的回答是出于其“日久见人心”的内心感觉而客观提出的。《宋史·侯蒙传》中说，“（侯蒙）未冠，有俊声，急义好施”，“进士及第，调宝鸡尉，知柏乡县。民讼皆决于庭，受罚者不怨”，“崇宁星变求言，蒙疏十事，曰去 冗官，容谏臣，明嫡庶，别贤否，绝幸冀，戒滥恩，宽疲民，节妄费，戚里毋预事，阉寺毋假权。徽宗听纳，有大用意，迁侍御史。”，“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由此来看，侯蒙应是个正派的人，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他对蔡京的看法并不是随意乱说的，其概括性的评价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从中也给我们透露了两项信息，即，一是蔡京的心术不正，二是蔡京是个很有才干的人。

　　“心术”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心计，计谋。《管子·七法》：“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尹知章注：“凡此六者，皆自心术生也。”后亦指居心。

　　元代脱脱撰修的《宋史·蔡京传》中对蔡京的评价是：“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天资，天生的资质，或为天赋，天才，即天性聪明，有特殊的智慧与能力之意。凶谲，诡诈，怪异，变化多端之意。舞智，即玩弄权术，含有善于心计和权术之意，“舞智御人”，即是玩弄权术用诡诈的智慧驾驭他人，这实是能力才干的一种体现。有人认为，“权术”这个词，仅指处理问题的一个手段。法家韩非、申不害这两个人，就提倡用权术统治天下。(2)  一个在复杂政治圈里讨生活的人，没有一点权术，是很难生存的。蔡京若没有使用权术，决不能跻身于最高统治阶层中，而且五度当上宰相而统领三司。

　　一、怎样看待对蔡京“凶谲”和“心术不正”的评价（连载之一）

　　人们对蔡京的凶谲和心术不正的评价，是从他入仕之后以及掌权过程的一系列政治表现与行为中总结出来的。蔡京究竟有哪些表现和行为使得同僚们感到厌恶和憎恨呢？

　　首先，人们从蔡京参与朝廷三次变法和改法的表现中，得到了凶谲和心术不正的深刻印象。蔡京是熙宁三年（1070）得中进士的，当他一踏上仕途，就被卷入王安石、司马光和章惇三次变法和改法的复杂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但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化，蔡京在参与这三次变、改法过程，都表现得相当的突出：先是“积极支持并参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执政后，蔡京又是“在限期内恢复差役制”，受到了司马光赏识；章惇掌大权时，蔡京又帮助章惇“改差役制为雇役制”，再次获得章惇的信任。可是，人们对其“不倒翁”的政治表现感到不满而对其产生了厌恶情绪，纷纷指责他是“投机变法”。

　　其次，人们从中国传统的 “二分法”思维和儒家道德观念的角度，看待人们对蔡京的指责。中国传统的二分法思维，就是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正确即错误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只分全好和全坏，没有不好不坏和有好有坏，对待事物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没有部分肯定和部分否定。在中国传统的“二分法”观点认为，若是王安石的变法是“好”的，那么司马光的恢复旧法就是“坏”的，章惇的改法也是“不好”的。蔡京既然三方面都卖力参与，那蔡京必定是别有居心，即是心术不正的“投机”表现。再则，从儒家所提倡的“不事二主”传统道德角度认为，既然蔡京积极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就不能再支持司马光的恢复旧法，既然你要恢复旧法，也不能再帮助章惇改变法度，否则蔡京你就是一种心术不正的诡谲“背叛”，从而引起了正人君子所不齿而受到了谴责。例如，司马光执政，恢复“差役法”，限期五天完成，同僚们苦于期限太短，只有蔡京一人如期完成，全部更改开封府各属县的雇役制，没有一项违例的。司马光高兴地说：“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执行法令，还有什么不可推行的法令呢！”可是，御史台的谏官却不屑于蔡京的做法，却弹劾说是蔡京执行诏令是为了保住自己官职而“故意扰民以坏成法”的投机行为，其“心术不正，破坏差役法”。元祐七年，保守派中的一些大臣进言欲将蔡京升迁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时，内部意见不一，当时谏官范宜禹以及翰林学士梁焘极力反对，认为“蔡京为人，心藏*巧，见风使舵，绝不可大用。”就是现代的后人，也有人在网站上“闲话历史上的政客”时(3)，举例指责蔡京是“从事政治活动谋取私利的”政客，说他忽而是王安石的“新党”，忽而又成司马光的“旧党”，忽而又改为“新党”，朝秦暮楚，反复无常。

　　再次，从切身利益和阶级利益本性的角度，看待蔡京的三次不同的政治表现。蔡京得中进士后，先被授舒州推官，调任到浙江钱塘任县尉，之后任起居郎，出使辽国，回来后被提升为中书舍人，在宦途上可算是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当时正是王安石变法处于炙手的势头，在一片拥护的呼声中，积极支持并参与王安石变法，乃是当时官员的一种在势不免的政治行为选择，作为朝廷的新生官员力量的蔡京，也必然积极参与此次的变法之中。况且，与他同科得中进士的胞弟蔡卞在变法中比他捷足先登，在积极参与变法之中，受到王安石的青睐，成了他的乘龙快婿。兄弟情深，作官相依，蔡京由一个小小的县尉，能一下子升任为“起居郎”，之后再提升为“中书舍郎”，不能不说是胞弟蔡卞之力，更确切地说，就是借助王安石之势。无论在公在私，积极参与变法都是蔡京的唯一选择，且是心甘情愿的参与。

　　然而，蔡京出身于官宦门第，其父蔡准是宋仁宗景祐元年进士，经三十三年的经营，至施行新法时，其家族应当算是步入官绅阶层了。蔡京在施行新法中，其中的某些条款必然会触犯到他家的自身利益，例如，在新施行的“募役法”中规定：“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品官形势之家，……都得依照户等交纳，叫做助役钱。” 它还规定官户、僧道户都与民户一同按田产多寡交纳役钱。蔡京虽然对新法是拥护的，可是对这些有侵犯其官户利益的新法，他的内心却是抵触而不拥护了，按照他的“己益为上”阶级利益来说，必定要抛弃这些不合他家利益的新法，也就是说，当变法变到自己的头上时，他必定要换转阵营路线。为此，当司马光废止王安石新法，蔡京不顾受人非议，立即执行司马光的政治路线，在限期内恢复原来的差役制，即刻受到司马光赏识。可是，司马光听说蔡京过去推行新法很积极，出于个人的成见，就把他下放为地方官，从四川成都，调到江淮一带，又再调回成都。当时，司马光又将四十名新派要员列为“*臣”，蔡京虽然没有被列入，可是，他本身及其曾与共事的同僚受到如此待遇，照他的个性，怎能不反感而再次改变其政治路线呢？

　　绍圣元年，哲宗皇帝决意再行新法，在起用章惇为相的同时，也任了蔡京为户部尚书。再行新法中蔡京再次得到了利益，他怎能不重新拥护？所以，章惇召集众官员商讨差役制之时，蔡京大胆地将司马光的“差役制”改回王安石所施行的“雇役制”，既解决了久议不决的问题，又维护了本身的官家阶层利益，为此又得到了章惇的赏识。

　　最后，从蔡京的本身性格角度，看待其三次不同的政治表现。蔡京的性格怎样？这可从他师承书法的过程中可见一斑。蔡京次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一书中叙述得很是清楚：“公（指蔡京）始受笔法于君谟（指蔡襄），即学徐季海，末几弃之，学沈传师。及元丰末，又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着。殆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右者。其后又厌率更，及深法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其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从上述可知，蔡京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的书法大家，是因为经过了三个层次提高的嬗变阶段：第一层次是“始受笔法”阶段，即是先师从蔡襄入手，形成书法。《宣和书谱·蔡京》云：“京从兄襄，深悟厥旨。”第二层次则是通过“学”、“弃”、“厌”和“从”等不断转换师承的继承阶段，才“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着。殆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右者。”第三层次继续通过“又厌”和“深法”的再次继承与提高阶段，最后“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蔡京在师承书法的过程中，每深得师传之后，就不囿于师承之旧法，不满足于自己的现有笔意，即毅然放弃，重新追求更高层次的师承，经五度的择师弃师，吸收各家之长处，刻意求创新，终于在“晋韵唐法”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具的书法美学特征和个人风格，这就是他在“尚意”书法上创新了“姿媚”、“飘逸”和“藻丽”笔体，最后达到了“笔势奕奕，足以追配古人，名垂后世有可观者。”(4)  的书法成就。

　　蔡京在学练书法的过程中，数度弃师择师，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朝秦暮楚”、“这山看那山高”和“不能终一”的学习态度，甚至可能还被斥为是屡屡“叛道离经”的“背叛师门”之行径。实际上，蔡京这种学习行为，正是杜甫所说的“转益多师是我师”，韩愈所说的“圣人无常师” 的具体表现。

　　古代人虽有“专一从师”的道德性师传之遗训，但随着封建士大夫们自我价值的不断膨胀，日益形成了“己益为上”的思想行为，即是在求学或处事过程中，一切都是以自己所追求的意愿或利益为中心。在个人奋斗的目标上，他们认为，“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家语》），“志当存高远”（诸葛亮语）。求学是人生道路的初始之步，所以在学习上，就应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曹操语）地不满足于现状，才能有所作为。为此，他们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在求学过程就毅然抛开传统的师承法则，不顾世人的责难与议论，不断改换学习环境，以追求更高层次师承。“己益为上”的求学行为，成为当时封建士大夫们所共有的一种特性，这种共性的本质就是他们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阶级本性在师承过程的具体表现。

　　从上述蔡京师承书法过程中，基本上可以看出蔡京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性格轮廓。性格乃是由共性与个性所组合而成的，蔡京的性格中既含有封建士大夫“己益为上”的共性，也含有因“己益”而不断改换环境的个性，以及刻意求创新和追求“姿媚”“飘逸”“藻丽”艺术美等多种个性。

　　性格是体现人对事物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个人特点，但反过来又能影响人的处事态度、行为和能力，这在他以后能迎合各种不同政治环境而自立，以及能规划宫廷园林建设起了极大的作用。为此说，自蔡京涉入宦途之后，对许多政事的处理，都明显地受其共性与个性的性格所影响，他初入政坛后三度参与变法、改法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是这其中的一个特例。

　　案例之一：有人说，蔡京刚步上相位，就替徽宗皇帝完成了两件清理异党、打击异己的重大举措：策划“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案，即是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祐党人和分门别类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励下而上书言事的人们。史书记载认为：以此为发端，从此形成北宋末年的党人之祸。（5）{nextpage}

　　宋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次年，任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排斥新党。但旧党中不同政治集团又互相争权，史称元祐党争。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重行新法，党争停止。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初，徽宗为了调和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便改元为“建中靖国”，想以“大公至正”，两派并用，兼行“元祐”与“绍圣”的施政方针，以平息两派之间的朋党之争。然而，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长期积怨已深，其权力之争不但根本无法调和，而且更加激烈。曾布向徽宗陈述“绍述”理论（即继承先皇帝的遗志），并建议“绍述先圣”，重用变法派。门下给事中、右正言任伯雨也上言说“元祐”与“绍述”两存是不可行的。徽宗因此决定重新实行熙宁政事，诏令改元为“崇宁”，这里的“宁”指的是熙宁，即父亲神宗皇帝推行变法的年代，“崇”是推崇、崇尚之意，即承上绍述父兄遗志，并拜蔡京为相，于崇宁初，采取“一边倒”和“一刀切”政策，将持不同政见的司马光、文彦博等98人，列为“元佑*党”。崇宁四年（1105），又“黜元佑害政之臣”，“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得120人，    徽宗皇帝亲自书写，刊石置于文德殿门东壁。(6)

　　“上书言事”案的情由是：徽宗初政时，曾经发布过一份诏书，鼓励、号召天下人畅所欲言、言者无罪地品评朝政。在此之前，徽宗的同父异母哥哥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后来，哲宗君臣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消了专门在臣民上书中罗织罪名的编类臣僚章疏局，使人们相当感奋，有五百八十多位官员和八百多位布衣平民上书言事，为国家发展出谋献策。结果，同样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同样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徽宗皇帝便尽反前言，将所有奏章和上书交给蔡京、蔡攸父子、他们的门客强浚明、强渊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错的学者叶梦得，由这个五人小组根据上述文书中的内容与词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上书言事者。

　　在上书言事案中，蔡京、蔡攸父子同他们的门客叶梦得、强浚明、强渊明兄弟等五人，“同己为正，异己为邪”，把那些上书言事者分别划分成了七大类：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其中，仅五百八十多位官员里，被列入“邪”字一榜中的，就有五百三十四人。进入“正”字榜的，只有四十一人。其中，“正上”一等的六人。而监察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凡是与蔡京有过节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列进了“邪”字榜中。之后，又将元符末向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再各分上、中、下三等。邪类五百余人，都加降责。（7）后又将元祐、元符党人合为一籍，共309人。打击的对象，也包括章惇等变法派。指章惇、黄履等十余人为“党人”，“为臣不忠”，也和元祐党人一样对待，予以贬逐。“党人籍”碑再由蔡京书写，颁行天下，“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并下令在全国各州县刻石立碑。碑列309人中曾任宰臣执政的27人；曾任待制以上的49人，文官177人，武官125人，内臣29人，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的２人。当时蔡卞因坚持主张遵循王安石，与蔡京不合，也被排挤出朝。清朱彝尊《曝书亭集》说，“是时，籍中曾任宰臣执政者十一无存；曾任待制及余官，亦已零落过半。亡者毁其绘像及所著书，夺其坟寺；存者定为邪等，降责编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诣阙下。”可见这场斗争的激烈、残酷。这件事，引起全国朝野强烈反对，宋徽宗也有所感悟，于崇宁五年（1106），以“星变”为由，下令全国毁碑。

　　其实，崇宁四年五月起至政和三年八月间，宋朝廷对受惩处的党籍人及其亲属逐步予以平反。如崇宁四年五月至崇宁五年正月间，在蔡京任司空兼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开始解除对元祐党人父兄子弟的禁令，并视罪责轻重照顾受羁管、编管的上书邪类人，对被贬逐到边远地方的元祐党人实行大赦，特许他们向内地调动；销毁朝堂与全国各地的元祐“党人籍”碑，撤销对党籍人的所有禁令，叙复进用152名元祐党人，准许元祐党人籍子弟在京城差遣。大观二年，蔡京时任太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魏国公时，重新审定元祐党人的罪行等级有143名，元祐党人被全部除落党人籍，并恢复元祐党人韩忠彦、苏辙、安焘的一级官阶与追加议复元祐党人彦文博、吕公著等十一位宰相、执政大臣的官职。

　　同时，在大观元年（1107），蔡京再度登台拜相后，也意识到自己的失误，立即纠正，“省刑名，宽党锢”，因坐党籍被流放的官员一并放还。后来徽宗有“党人不得居四辅”的明令，蔡京仍奏保苏辙等人免外徙。当苏辙死时，“赠宣奉大夫，仍与三子恩泽。京以子由长厚，故恤典独厚也”。（8）可见蔡京尚知悔过。

　　对于“御书刻石党人碑”一事，后人叙述就相互矛盾，王松山、欧宗启在《挂羊头卖狗肉的蔡京》文中认为，蔡京进行上述两次的举措，是“他曾投靠保守派而未得逞，不禁恼羞成怒，一直怀恨在心，他任相后立刻把元祐党人贬谪诛杀殆尽，还感到意犹未尽，又命人把元祐党人按罪列分等次，司马光位居其首。然后又让徽宗把‘*党’的名字御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还自书大碑，遍颁全国。” 而余岳桐在《宋徽宗的浪漫生活》文中所说的：“徽宗皇帝以自己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书法艺术同样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惩恶扬善。”前者认为是蔡京主使徽宗皇帝御书刻石，且还自书大碑，而后者则说是徽宗皇帝“亲手书写，并由蔡京书写（大碑）”。两种不同的意见，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历史责任。

　　林金岱在“《宋史·蔡京传》中‘党人籍’事件的史实”一文中（9） 以确切的史实说明，“崇宁元年九月至崇宁三年六月，元祐、元符党人和无符末上书的邪类官员受到比较严厉的处罚，……尚未发现有史料记载是蔡京直接所为。”至于“立石刊名于朝廷文德殿的‘党人籍’，是由宋徽宗亲笔书写的，而诏令颁行全国各州、县并刻石立碑的‘党人籍’名单，是宋徽宗命令蔡京写的。”他并指出：“《宋史·蔡京传》中将元祐、元符党人籍问题归罪于蔡京一人，掩盖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只字未提对党籍人的平反，是不客观、不公道的，应当对该事件始末的历史事实进行全面分析，予以公正的评判。”

　　案例之二：蔡京居心不良的舞智御人行为——迷君误国。《宋史》说蔡京舞智御人，他究竟是“御”了什么人？原来是徽宗皇帝。《宋史·徽宗本纪·赞曰》：“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徽宗）骄奢淫佚之志。”张邦炜在“唱着新调子亡国”一文中指出，蔡京一切投徽宗所好，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岂止一味逢迎而已，他“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徽宗这个18岁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极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个重要原因。

　　余岳桐在“宋徽宗的浪漫生活”一文中，在追究北宋亡国的原因时，为了把亡国的责任推给蔡京，对宋徽宗刚登位时的表现持肯定的态度，其事例列举如下：……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观”。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

　　之后，余岳桐将徽宗皇帝一步步地被蔡京等人如何引诱变坏列举如下：有一次，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

　　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 蔡京援引《易经》，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其核心的意思大致是：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反倒会——变化——易，——失去上天的眷顾，变得不吉利起来。他还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做“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告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 之后，遍及全国规模的灾难性“花石纲”，以及大兴土木修建“艮岳”等，都是蔡京引诱徽宗皇帝走上了大肆挥霍的荒淫奢侈邪路的罪证。

　　余岳桐为徽宗皇帝开脱亡国责任的观点笔者不能苟同。误国之罪非同小可，历史上曾经给许多人定下误、亡国的罪名，也包括了王安石、宋徽宗等人在内。只不过是蔡京处于宋室末世的宰相，虽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至于负全部的责任，正如蔡京死在流放途中，其门人吕辨为他草殡立石为志，刻道：“开元之末，姚宋何罪？”意思是说唐开元盛世之末出现安史之乱，这难道是名相姚崇、宋璟的罪过吗？

　　人们不禁要问：“蔡京为何要舞智御驭徽宗皇帝？”唯一的答案就是蔡京有“不臣”的野心。蔡京时常受到政敌以“文字狱”的形式而施放的此类暗箭，诸如：（1）有人论：“蔡京之宅号为‘即倉’，拆‘倉’字为‘人君’，谓京有不臣之心。”（10）（2）蔡京创立“兴学法”中把贡士退归（即退学）者，称退送，有人就以此称叫做文章，说是“送”与“宋”同音，蔡京欲为“退宋”之谶。（11）（3）因汴梁是京都，蔡京把郡城朝向京都的门称为“朝京门”，这时有人就说：“天下郡城朝向京都的门历来都命名为‘朝天门’，而蔡京故意改为‘朝京门’，意要天下朝向他自己。（12）（4）决兴化之水（莆田木兰溪）建木兰陂，使水绕壶公山，以符古谶，有不臣之意。（13）蔡京父亲葬在浙江临平山，山有飞龙之状，蔡京以祝寿皇诞之名，在山上建塔，其意即是欲以塔为“龙角”，以成“龙飞”之势，其心不可测。（14）（5）宋代皇帝本称“公主”，徽宗时按古制改作“帝姬”，而赵（宋代皇帝姓赵）出嬴姓，姬为“蔡姓所自出（蔡姓远古出自姬姓），这样一改称，则“京乃使天下之女悉从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15）

　　总之，蔡京在几十年宦海生涯的种种努力，其结果最终得到的却是“误国”*臣（历史定论）和“篡国”不臣（历史不定论）的坏名声。难怪他在临终前写下真实的感叹之词：“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事漫繁华，到此番成梦话。”词中的“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就是他的聪明才智所努力而来的，到最终，却成梦境了，其人生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实难料定的！

　　蔡京既然能“舞智”地使宋徽宗从一个本是“锐意进取、年轻有为”的贤君御驭成一个“极度荒淫无道”的昏君，驭君如玩偶，何人能比他更有如此大的才能！这虽是对那些无限夸大蔡京“迷君误国”本领的一个讽刺性的逻辑推论而讥，但平心而论，蔡京确实有相当的本领才能，不然他怎能在错综复杂的党争和政争之中而五度为相？但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才能，仅指他的艺术才能和执政才能的两方面。

　　（一）蔡京的书画艺术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如《宣和书谱》卷第十二载：“太师蔡京，字元长，莆田人也(实仙游人)。早有时誉，摆进士甲科。博通经史，挥洒篇翰，手不停辍……喜为文词，作诗敏妙，得杜甫句律。制谙表章，用事详明，器体高妙。于应制之际，挥翰勤敏，文不加点，若凤构者，未尝起稿。然性尤嗜书，有临池之风。初类沈传师，久之深得着之笔意，自名一家。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赫变，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侍匹。本朝题榜不可胜计。‘龟山’二字，盘结壮重，笔力遒劲，巍巍若巨整之载昆仑，翩翩如大鹏之翻溟海，识与不识，见者莫不耸动，斯亦一时之壮观也。”

　　上述虽然没有提及蔡京的绘画才能，但从《宋史·蔡京传》中可明显地透露出此一信息：“……童贯以供奉官诣三吴访书画奇巧，留杭累月，京与游，不舍昼夜。凡所画屏幢、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论奏至帝所，由是帝属意京。”若无高超的绘画艺术，绝不能得到皇帝的赏识，因为皇帝所经目的高品绘画何其多，更何况徽宗皇帝自己也是个绘画天才，能被他入目的画必定是高档次的，从而说明蔡京的绘画才能可与其书法、诗词等艺术相媲美的。

　　至于蔡京的书法才能，在《宣和书谱》中阐述得很清楚。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至于“蔡”所指的，有人认为是指蔡襄，则另有人认为是指蔡京。明代的张丑《管见》云：“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蔡京也。后世恶其为人，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本人觉得，争论是蔡襄还是蔡京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蔡襄和蔡京的书法各有千秋，其标准将如何制定？而且当时只是以一、二个人发表文章议论一番，由于各人的好恶不一致，他的鉴别水平也不一定会有那么准确，后人以他的议论为标准，本身就不客观。即使当时成立一个评委会通过集体表决，也不一定绝对准确的。不管是指蔡襄，还是指蔡京，能被人们所推崇到的，说明他的书法就是好的。

　　当时的人们谈到蔡京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等等，以至于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16）

　　史书记载说，有一年夏天，两个下级官吏极为恭谨地侍奉蔡京，不停地用扇子为他扇凉。蔡京心中喜悦，于是要过扇子，在上面为他们提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喜气洋洋地阔气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买走了。两万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而这位亲王，就是登上皇位之前的宋徽宗。（17） 从这一事例中可以想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从而也说明了蔡京当时的书法艺术是何等地备受时人的推崇。徽宗皇帝曾多次让蔡京在他的书画上题记、题诗。如明人莫云卿说过：“蔡京父子人品别论，不能不重其书。”

　　在河南平顶山地区的碑刻上至东汉，下至清末，留传至今的成百上千，较有名气的也有几十种。其中“香山大悲观音菩萨传碑”位于宝丰县的香山寺中。碑文主要记述了大悲观音菩萨得道正果的史话，系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汝州知事蒋之奇撰写、当朝宰相蔡京书丹。1973年，这块“蔡京碑”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展出了拓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8）

　　在日本一个洲部展出蔡京一幅与胡舜臣合璧的《送郝玄明使秦书画卷》。画者是胡舜臣（生卒不详），宣和初为画院侍诏，南渡后，绍兴初复职，与张著、张浃、顾亮同门，俱学郭熙画家山水，舜臣得其画法，据说胡舜臣主要活动于十二世纪初，其传世作品极少。此图题签为：“宋胡舜臣蔡京书真迹合璧神品，桐寿山房吴氏永存珍藏。”下铃：“荣光之印”一印。图上作者自题诗款：“丛桂方招隐，君犹赋远游，青枫初试锋，白露正宣秋。玉叠浮云暮，秦关玉气收，离情付图画，恨我一登楼。”

　　蔡京书题：《送郝玄明使秦一首》：“ 送君不折都门柳，送君不设阳关酒。惟取西陵松树枝，与尔相看岁寒友。蔡京。”继后顺次为十数人，其中有明代沈周等观署，清代刘墉、翁方纲等题跋。此图可见经过几个朝代几数达官名流的辗转流落于日本，极为珍贵。（19）

　　由此可见，蔡京书法古今中外都受到高度的推崇。{nextpage}

　　（二）蔡京的园林建筑艺术

　　人们常把“花纲石”灾难和大兴土木等来归罪蔡京，当然，这些损害百姓的利益，蔡京作为主政首脑是应负的历史责任。宫廷园林建筑的美化建设，固然体现帝王的奢侈生活，它能损害到广大百姓的利益，但从另一审美的价值观角度来评价，即是从文化艺术和历史贡献方面来看，宫廷的园林建筑美化建设却是受到历史学家的肯定。如，阎崇年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列举康熙帝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八大贡献之一，就是“移天缩地，兴建园林”。从园林的艺术文化角度而论，蔡京在宋代美化宫廷园林建筑，可算是一项领先于西欧国家宫廷建设许多世纪的创举。

　　蔡京的园林建筑艺术才能，主要体现在施政期间，他创新地将书法上的艺术美移植并运用到宫廷乃至整个宫廷园林的美化建设上，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建造“九成宫”和“艮岳”宫廷建设创举。但此一特殊才能，正像其书法才能一样，因被指责为“视国家财物如粪土，大兴土木，任意挥霍”的一种罪恶而被世人所否认，从而未被后人所认识，以至被埋没。

　　“艮岳”又叫万岁山，或“寿山”、“寿岳”，是一座宫廷中人工堆砌的巨大假山园林。要进行这么巨大建设工程，蔡京从当时国家所能承担的经济方面考虑，他认为，是时国库里的积蓄有五千多万，足够于用以建设了。在建设前的舆论理论方面，蔡京考虑到易经乃是被历代帝王将相和文人们捧为至高无上的学说原理，所以他就用易经中的“丰亨豫大”中的哲理作为其园林建设的理论根据。

　　“丰亨豫大”之说实际上是取意于易经中的丰卦和豫卦，在《易经·丰卦》卦辞为“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丰，盛大之意。亨，最完美的聚会。整个卦辞的意思是：“在丰盛之时，是亨通的，王者一统天下，至于此丰盛。不必忧虑，应该象日在中天，照遍天下一样，使惠泽无穷。”《易经·豫卦》卦辞为“豫，利建侯行师。”意思是，有利于建立侯王，与聚众行师的象征。豫字的本义，具有悦逸安乐的意义。豫之彖曰：“豫之时义大矣哉！”意思是说，豫卦所包含顺天时的意义，是最大的。蔡京就在“丰卦”中取其“亨”意，在“豫卦”中取其“大”意，集成为“丰亨豫大”，其意即是欲显“王者一统天下之安乐盛大”的显赫之威势。蔡京认为，只有通过美化宫廷以至整个朝廷，使其场面富丽堂皇，令人悦逸安乐，这样才能符合“丰亨豫大”易理之意，此时皇权之威也就顺其天时，以显出其大。经蔡京用易理性的建设理论一宣扬，徽宗皇帝果然接受，并且欣然颁诏即刻执行。

　　蔡京入相第二年，就着手进行宫廷建设修造园林。先是修大内，复修创景灵宫及元符第十一殿及殿中，铸完九鼎之后再建九成宫，即于中大一宫之内建九殿以奉安九鼎。各殿四周修有围墙，墙之上再有小墙，用本色之土铺地，再筑高墙环绕，又称九成宫。九成宫固然华丽壮观，但大宴宾客的地方太窄小了，于是开始修建延福宫的七宫三十二阁，其设计思路是，互为制度，互不因袭。叠石为山，凿池为海，建鹤庄、鹿寨，畜养了许多珍禽奇兽。殿阁对峙，亭台相望，怪石嶙峋，奇花争艳，宛若天宫，从而建了一座“不类尘境”的宫殿群。

　　熙宁七年，蔡京命户部侍郎孟揆在上清宝箓宫的东面筑山，模仿余杭的凤凰山，称作“万岁山”。宣和四年，万岁山筑成，更名为“艮岳”。艮岳，最高峰250步，约合公制一百五十米左右。山分东西两岭，其间亭台楼阁无数，奇花异石无数，珍禽异兽无数；艮岳山峰北部为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林之间，水声潺潺，如歌如诉；山上几十个山洞里，装满了雄黄与卢甘石；雄黄的作用是辟蛇蝎毒虫，卢甘石则据说可以产生云雾。为了产生更好的云雾缭绕的效果，还命人在油绢囊中注满水，放置于山峦峭壁之上，如此形成高山云雾的效果，名之曰：“贡云”。《东都事略》记载此山：“石皆激怒抵触，若隠若现，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态万状，弹奇尽怪，辅以蟠木瘦藤，杂以黄杨、对青荫其上；又随其旋斡之势斩石开径，凭险则设蹬道，飞空则架栈阁；仍于绝高榭以冠之；搜远方珍材，尽天下蠹工、绝技而经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兽动以亿计，犹以为未也；凿地为溪间，垒石为堤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凿，因其余土积而为山。山骨暴露，峰棱如削，飘然有云姿、鹤态，日飞来峰”（20）

　　当时以及后世人们对于艮岳的记载和评述颇多，给人印象较深的两个评价如下：其一曰：艮岳之壮丽，“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就是说，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艮岳乃天字第一份；其二曰：艮岳之美妙，“真天造地设，神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意思是，这玩意儿简直就不是人所能干的。

　　对于蔡京的园林建筑艺术才能，宋徽宗很是满意，曾赋诗一首以赞许：“琼瑶错落密成林，桧竹交加午有阴。恩许尘凡时纵步，不知深在五云深。”（21）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凡事都有是与非两个方面的两面观。蔡京以其“姿媚”“飘逸”“藻丽”的艺术美学思想赋于园林式的宫廷建设，这一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人类有一种爱美的本性”（罗曼·罗兰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园林建筑在西欧最早的时间是十六世纪，那时西班牙宫殿群才始建；德国无忧宫是由腓特烈二世亲自绘制的园林建筑方案建造于1744到1748年间；波兰有名的德累斯顿茨温格尔宫和城外易北河沿岸宫殿与宅邸也只是建造于十八世纪；法国的波茨坦王宫宫殿也是建于十八世纪，其宫殿外碧水环绕的园林式行宫到十九世纪才得以完成。（22） 由此看来，西欧各国的最早园林建设竟落后于蔡京时代足足有五个世纪之多，可以说，蔡京在园林式宫廷的创新建设方面完全是遥遥领先于西欧各国的。而且，蔡京的“丰亨豫大”之说中所蕴含的“悦逸安乐”之意，竟然成了十九世纪德国著名园艺师和园林设计家彼得·约瑟夫·莱内的一个愿望：“我要让来到园林的人感到身心快乐，忘却一切烦恼。”（23）  所以说，蔡京在园林建筑这一方面的创新应当给予肯定，这可算是蔡京的“是”的一个方面。

　　（三）蔡京的执政才能

　　从现有史料上看，宋徽宗当上皇帝时，蔡京已经享有了相当广泛的声望。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却也大有人在。当他第一次成为徽宗皇帝的宰相时，为数不少的臣民热切地期待着，希望他能辅佐皇帝，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兴盛。《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1《蔡京事迹》中称：“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也就是说，朝野上下寄希望于他有所作为。从这一侧面可以清楚知道，蔡京的执政能力已经受到时人的承认。特别是起居郎邓洵武以特殊的方式向徽宗皇帝推荐蔡京，更说明蔡京的能力和才能足以能承担起国家的重任。

　　邓洵武先对皇帝说：“陛下是神宗先帝的儿子，现在的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先帝创制新法以利天下苍生，韩琦曾经百般反对；如今忠彦做了宰相，废止了先帝的法度，这就表明，忠彦能够继承父志，陛下却做不到。陛下如果想要继承父兄之志，现在的朝中没有人能帮助您。”说着，他给皇帝展开了一张图，就是那张著名的“爱莫助之图”。这张图仿效《史记》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为变法派，右边为保守派。结果，变法派的左边，人名寥寥无几，从上到下只有五、七人而已。宰相执政一级的，只有执政一人；而保守派的右边，则有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人，宰执公卿满朝文武，“盖举朝无遗焉”。最后，在左边变法派的最上面，用小字密书着一个名字于宰相之下。皇帝细细看去，乃蔡京二字。邓洵武告诉皇帝：假如皇帝要继承父志，就非用蔡京不可。（24）

　　很多史料认为，邓洵武向皇帝推荐蔡京是因为他受到蔡京结交的结果。孟子曰：“事以论其世也”。也就是说，凡事都要观其政治背景。当时的政治背景怎样？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个朝代二十多年变法派与守旧派反反复复的残酷搏杀后，到徽宗并没有什么治国方略，这时他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来整治朝纲，剩下的变法派已廖廖无几了。在皇帝身旁的邓洵武是专门负责记录皇帝大大小小各种各样言论举止的，他最清楚朝中各派势力，故此邓洵武说：“陛下如果想要继承父兄之志，现在的朝中没有人能帮助您。”他非常清楚蔡京曾经在王安石执政其间积极参与变法，最富于变法的实践，后因受到守旧派的打击与排挤，成了“逐臣”，一旦起用了他，必定能以其变法的经验和能力来竭力整治朝政。

　　蔡京执政期间，正是国家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人口迅速增长，“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间。”（25）国库也日益充裕。朝廷在元丰、元祐库的基础上，增设了崇宁、大观、宣和等库。举其中一库为例：“大观东库物，有入而无出。只端砚有三千余枚。张滋墨，世谓胜李庭珪，亦无虑十万斤。”（26） 内府储藏的丰富，可见一斑。当时仅京师一地，就有府库92座。金人攻陷汴京，遣使检视内藏府库，共74座，“金银、锦绮、宝货，积累一百七十年，皆充满盈溢。金人役禁军搬三日不绝。”（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