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校雠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余文烟
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对郑樵《校雠略》进行研究的有钱亚新的《郑樵〈校雠略〉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钱亚新从儒学、焚书、求书、官守、类例、编目、辨难、影响等方面分析了郑樵的《校雠略》的各个方面，对郑樵的校雠学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作为郑樵后人的郑奋鹏，意欲以研究郑樵的校雠目录学作为研究郑樵学术的起点，因此首先撰写了《郑樵的校雠目录学》一书。该书吸收了钱亚新《郑樵〈校雠略〉研究》一书中的很多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加详加密，对郑樵的《校雠略》、《艺文略》、《图谱略》、《金石略》作了精当的解读。为了更加精准认识郑樵校雠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笔者分为三点叙述。
一、历代学者对郑樵校雠学的评议和仿写
（一）宋元时期学界对郑樵校雠学的评议
在宋代，郑樵的学术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主要是学者们对其著作部分称引或对其人为学进行褒贬。马端临《文献通考》就批评郑樵：“高自称许，而所自为则不堪检点。”郑寅是其侄孙，编制了《七录》，也并未完全参照郑樵编制《艺文略》的方法。可见，这段时间，郑樵的校雠学思想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二）明清时期学界对郑樵校雠学思想的评议和著作的仿写
1.明代学者对郑樵校雠学的评议
（1）胡应麟《经籍会通》对郑樵校雠学的评议
郑樵的《通志》成书后，因议论未能持平，多受后人讥弹。在《通志·二十略》中，其《校雠略》等略，同样因其中所含的强烈批判精神而招来后人的激烈反对，需要后人作出客观的评定。1590年，明代学者胡应麟撰写了《经籍会通》，在该书的第二卷，胡应麟对郑樵的校雠学理论多有评述。对于郑樵的《艺文略》，他说：“郑作《通志》，《礼略》全袭《通典》，《艺文略》率本《唐书》，亦引来后人之讪。第中间考索精到处，真有汉、唐议论未及者，不可诬也。”胡应麟总体上认为郑樵“该括甚钜，剖核弥精”，但也认为其《艺文略》中不注存佚之书致使“大误后学”；同时也认为郑樵坚持“泛释无义”，而使“昔人著作之旨，亡所发明”；并首次提出郑樵的《艺文略》是在其
《群书会记》基础上写成的。对于郑樵的《校雠略》，胡应麟认为皆前人未发，后学当熟参者，然其失往往多自蹈之。如诗集类，崔曙以盛唐置之晚唐，许浑以晚唐置初唐，此例不一；又段成式《酉阳杂俎》有《玉格》一卷，所记鬼神祥异，而类之谱录中，盖以为品玉之书。元撰《树萱录》一卷，人入草木类，盖以为种树之书，皆可绝倒。其过在概录前志，原文不复精核故尔。“可见，郑樵自己在《艺文略》中也犯了其所谓的”见名不见书“的错误。天下书至多，不能一一尽览书之内容，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对于郑樵的”求书八法“，他认为”备矣精矣“”穷极苦心“，并推想郑樵藏书必富，然而还是遗憾于”《通志》所载，今古混淆，靡从考核，甚为惜之“。
对于郑樵妄讥班固，胡应麟采持平之论，对班固多有维护。可以说，胡应麟对郑樵校雠学的研究是较早的，有导夫先路之功，属于评点式的。他的一些观点，如认为的《艺文略》不注存佚致使后人无从考核也为后人所接受。
（2）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对郑樵校雠学的评议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其在《国史经籍志》”簿录类“序中说”《记》有之：‘进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书之有类例，亦犹是也。故部分不明则兵乱，类例不立则书亡。向、歆剖判百家，条钢粗立，自是以往，书名徒具，而流别莫分。官滕私楮，丧脱几尽，无足怪者。尝观老释二氏，虽历废兴，而篇籍具在，岂尽其人之力哉！二家类例既明，世守弥笃，虽亡而不能亡也。古今簿录，胜劣不同，郑樵弹射，不遗余力，而伦类溷殺，或自蹈之。目论之讥，谁能独免？今备列之，而别为《纠缪》一卷，以附末篇。“可见，他继续阐扬郑樵的”类例“之说，作《纠缪》一卷。其《纠谬》一卷，对《汉志》、《隋志》、《唐志》、《崇文总目》、《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书目一一指出他们的分类错误，其批判精神与郑樵如出一辙。他把《国史经籍志》分为制书、经、史、子、集五部，下再分为五十二小类，三百多属。一些子目大体是根据郑樵的分类体系而来，如经部易类分古易、石经等十四门，史部传记类下分耆旧、孝友等十二门，也与郑樵的《艺文略》几近相同。在分类上极为详尽，并分到三级类，甚至一些错误也沿袭了郑樵而不察。如郑樵《艺文略》释家类传记下既有《开皇三宝录》十四卷，又有《历代三宝记》三卷，二书实为异名同书，撰人为费长房，郑樵犯了见名不见书的错误且分类也失察——此为目录书，而不应入诸子类释家传记类。而焦竑《国史经籍志》四中也是如此，以讹传讹，沿袭不察。姚振宗甚至在《汉书艺文志拾补》例言中认为：”焦氏经籍志剿袭《艺文略》最无谓，故不取。“每类之后有总论，阐明学术的源流，周中孚认为：”以畅发其大旨，是又《新唐志》《宋志》所不及为者，所谓质有其文也，此则加于人一等矣。“
但焦竑口头上似乎并未多称扬郑樵，他在《国史经籍志序》云：”刘歆《七略》类例精已。荀勖乃更著《新录》，折为四部，合兵书、术数、方使于诸子；《春秋》之内，别出《史记》；经子文赋，一仍其旧。由近世史籍猥众，若循《七略》，多寡不均，故谢灵运、任昉悉以勖例铨书，良谓此也。今以所录，亦准勖例，以当代见存之书，统于四部，而制御诸书冠其首焉。“可见，他更多地是称许荀勖的四部之法。但其所持的”类例“之说，其书目中的分类子目，确实受郑樵影响极大。梁启超先生说：”竑之学风，私淑郑樵。此书最用心者，乃在各类目后之总论及所附《纠谬》一卷，意在辨正疏略，整理类别。
虽学识不无偏驳，要亦自有创见。故章学诚《校雠通义》既驳正其误校《汉志》十五条。然仍许其‘整齐有法，有可节取’，洵持平之论也。“可见，焦竑深受郑樵的影响而不自知。
（3）祁承熯的《庚申整书小记》对郑樵校雠学的暗合
郑樵将书籍分类譬为部伍之法，焦竑也曾以此喻之，祁承熯更在其《庚申整书小记》中更张其意而详论之，他说：”此是吾家墨兵，余日来正于此中部署整搠，第汝辈不解兵机耳，试与汝言之：手摽秘帙，亲兵同渡江之八千；床积奇编，爱士如成师之一旅，此吾之用寡法也。缥缃触目，绝胜十部鼓吹；铅椠由心，不减百城南面，此吾之用众法也。架插七层，籍分四部，若卒旅漫野而什伍井然，如剑戟摩霄而旌旗不乱，此吾之部勒法也。目以类分，类由部统，暗中摸索，惟信手以探囊；造次取观，若执镜而照物，此吾之应卒法也……“将此譬喻申发得更为详尽了。虽然祁承熯不明言受郑樵的启发，以祁承熯之博览全书，应不会对郑樵的观点毫无所知。郑樵以部伍之法譬喻类分书籍，祁承熯更以用兵之法比附整理书籍，如此类似，可见前后数百年，无论是明袭还是暗合俱可说明二人思想的渊源关系。
2.清代学者对郑樵校雠学著作的仿写
（1）《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对郑樵校雠学著作的仿写
如前所述，清”三通馆“编纂《续通志》和《清朝通志》，也对郑樵《通志》中《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诸略进行了仿写和续作。然其续作或失之苟简，或失之政治意味过浓，均只得其形，未得其真。
（2）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对郑樵《校雠略》的仿写和全面评价
王锦民认为：”明清两代之批评指摘者更多，惟明末方以智能传其学，清代章学诚能通其志，可见郑氏的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诚如其说，第一个极力发扬郑氏校雠学的就是章学诚。章学诚服膺郑氏学术，在其《文史通义》中撰有《申郑》、《答客问》和《释通》篇为郑樵学术申辩。而《校雠通义》则”是在《和州志艺文书序例》的基础上，仿郑樵《通志·校雠略》分章分节，用标题立论的形式编写的。初稿本来是代替三通馆给《续通志》所拟的稿子，原题为《续通志校雠略》“。可见章学诚追蹑郑樵足迹之意极为明显，最初是基于仿写续作的目的。尽管如此，除为郑樵申辩外，章学被同时也多处表达其”补郑“的意愿。比如在其《校雠通义》中他就指出：”故其自为《通志》，《艺文》、《金石》、《图谱》诸略，牴梧错出，与其所讥前人著录之谬，未始径庭，此不揣本而齐末者之效也。“的对郑樵的错误之处并不予以否认。”又其论求书之法，校书之业，既详且备，然亦未究求书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书以后，图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郑氏所未遑暇。“对其未足之处予以点出。因此章学诚此书可以说是由”补郑“生发出来再行扩展而出。其卷一更有一篇——《补郑第六》，即补郑樵的《校雠略》中《书有名亡实不亡论》和《阙书备于后世论》，从而提出辑佚书的新方法。卷二又有《郑樵误校汉志》一篇，纠缪补正之意极其明显。可以说，章学诚深受郑樵影响，对郑樵的校雠学多有阐发和补足，是郑樵学术阐释中一大功臣和难得的后世知音。
二、个民国时期学者对郑樵校雠学的评价
（一）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对郑樵校雠学的评价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对郑樵和章学诚的评价，多是把他们放置在整个目录学史上进行综合考察，不迷信，不盲从。对于郑樵的”类例“之说，余嘉锡认为：”知编书必谨类例，固非郑樵之创论。特汉时尚无类例之名，又古人言简，说之不详耳。“对于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说，他认为：”然章氏书虽多谬误，而其人好为深湛之思，往往发为创论，暗与古合。即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语，亦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以《隋志》及毋煚之说考之，然后知此非章氏一人之私言，盖天下之公言也。“不突出评价他们的个人地位，而是着意探讨他们在整个目录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余嘉锡的评价十分中肯。
（二）杜定友《校雠新义》对郑樵校雠学的阐发
杜定友受郑樵影响较深，首先表现在对”类例“的进一步探讨上。对于”类例“，杜定友认为古今有”五不同“。他说：”古之类例以书为准，且编目之书几经选择，严为去取，故分类苟简，不足为病。然今之类例以定其系统，总括群书，此古今之不同一也。古之类例，以书之多少为米……然今之类例，以学术门目，书之内容为单位，有其学必有其类，有类乃有次，有次乃便检查，此古今之不同三也。夫学有专门，自有专类，且释道之言，未必不可以与孔墨并重，此古人门户之偏见。而今以学术为公分类之法所以包罗万有，以见天下之大，学术之广，此古今之不同三也。古之类例必有书而后有类……（而今）然后书有所出，
学有所增，类例部次不为纷乱，此分类之要也……此古今之不同四也。今之书与古之书相较，乃倍徙焉，今之学与古之学相较，乃倍徙焉。故古之类例但求简明，今之类例务求详尽，此古今之不同五也。有此五不同，而今之人犹欲复古而不改弦更张者，吾未见其可也。“对于杜定友揭示的古今”类例“的”五不同“，王子舟认为此概括了近代图书分类法的特性：”有一个能总括群书的科学体系；依科学分类为基础，包罗万有，无学术偏见；分类表能够伸缩，可以涵盖一切新旧类目；图书分类依图书之学术内容为标准；分类法类目设置详尽可包容各种内容图书。很显然，这是杜定友在受郑樵启示后作出的对于图书分类法的思考，他一生编写了多部图书分类法，于我国的图书分类事业作出了很大的功绩。
杜定友受郑樵影响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对于郑樵“求书八法”的进一步发展。郑樵的“求书八法”，章学诚认为“无遗义矣”。杜定友继续提出“求书新八法”，前已论及，不再赘述。
杜定友在撰写《校雠新义》时大胆提出了“中国无分类法”的观点，一时语惊社会。他回顾了我国的分类历史，然后说：“目录之书代有传留，但欲求离书而独立成表，部次详明，有标记、有组织、能伸缩、便增减，而与典藏出纳为表里者，不可得也，故曰中国无分类法。”王子舟认为杜定友喊出“中国无分类法”（此处“分类法”亦有“分类学”之意）的口号，其真意一方面在于批判传统学术之不足，另一方面是为建立中国的分类学而疾呼。笔者倒以为杜定友此种批判精神及用语风格实有郑樵之影存杉。
（三）张舜徽的《广校雠略》对郑樵校雠学之评估
1945年，张舜徽撰成《广校雠略》。其在《广校雠略》自序中对郑玄、郑樵“二郑”的学术表现了无比崇仰之心。他自称：“独宗二郑，以为康成经术，渔仲史裁，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对其此书所作的原因，他说道：“频年为大学习文史者言校雠之学，因称举及此，择其浅明易了者，事各为篇，相与讲论，首正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体，复厘析乎二千年来儒学大小浅深之故凡此数事，关涉非小，故论议所及，务致其详。若夫部类分合之际，书籍散亡之原，以及校正讹谬之术，旁涉搜辑遗书，审定赝品，虽属附庸，犹为纲领，因论立题，各相统摄，乃效郑氏《通志·校雠略》之体，稍加诠次，都为百篇，命曰《广校雠略》。”不但“仪郑”之意，还“效郑”之体。细考其书目录，前两卷辩校雠之学名，考著述之体，明古书作者，究古书篇题。卷三、卷四则更接近于郑樵《校雠略》之内容，比如卷三涉及理篇次、注流别、考传布、述散亡、究体例、详部类，而卷四涉及校勘以及校书人的资质与要求、校书方法、清代校勘得失论、审定伪书、搜辑佚书等。卷五是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正如其所仪“二郑”一样，张氏之《广校雠略》也是综合了“二郑”关于广义校雠学的理论，并下以己意，当然其主体仍以论郑樵之《校雠略》为主。恰如其名，确实是“广校雠略”。通过他的“仪郑”，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郑樵的《校雠略》。
张舜徽晚年还继续阐发了另一“郑”——郑玄的校雠学。他在其《郑氏校雠学发微》自序中说道：“世人徒以康成注经，兼录异文，考订疑误，大有裨于遗经，而不知其不可泯没之功，固犹在考镜原流，厘析篇帙间也。盖必学术渊湛，识断精审，而后能语乎校雠流别之义，后之经师所以不能望及郑氏者在此耳。即以勘正文字异同言，亦非深明一家学术，贯澈本书首尾，无着力处。郑康成惟能博稽六艺，深造有得，故虽不以校雠名，而校雠之业，莫盛于郑氏。”在他看来，郑玄的校雠学更为博大精深，虽不以校雠名，却实于校雠之业有莫大功绩。当然，郑玄的校雠学更偏向于校勘注经等方面。
（四）钱亚新的《郑樵（校雠略）研究》对郑樵校雠学的阐释
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亚新之《郑樵（校雠略）研究》，图书馆学家汪长炳与徐家壁为之作序。在他们的序言中，都提到须对郑樵《校雠略》进行重新估价的必要。徐家壁议论该书为：“它的箭幅虽不太大，但对于郑樵的《校雠略》，不失为一种简要的评述。借它里面的分析、比较、批评的文字，读者对郑樵的校雠学说，可以窥得其全豹。”后评述其特出之处，也多有肯定。其内容包括：引论、儒学、焚书、求书、官守、类例、编目、辨难、影响、评议十个方面。所论较全，但也较为简单。他的用意在于：“这书不仅为我国校雠学专门著作的滥觞，而且是建立这门学间的先锋，所以，对于这书撰述的用意，自当潜心探讨，而其立论的得失，更宜加以推阐。”该书跳出章学诚以及张舜徽仍然仿照郑樵因篇立题的形式，从西方学术的理论框架出发，对《校雠略》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
三、当代学者对郑樵校雠学的评价
（一）郑奋鹏的《郑樵的校雠目录学》对郑樵校雠学的评论
郑奋鹏是郑樵的后裔，颇有承继先祖“志学”之气。在《郑樵的校雠目录学》的序中，其表达本研究的初衷是：第一，前儒对郑樵的误解仍在影响后代学者，亟需为之澄清；第二是欲光大先祖的史学，而郑樵的学术包罗甚广，因此欲以郑樵的校雠目录学为一入口先行研究郑樵的学术。因为有极其浓烈的情感涉入本研究，因此该书中不难发现其对郑樵多有维护。比如对郑樵奔走权贵，其论道：“以夹漈先生治学之勤，天分之高，取功名如拾草芥，根本不需要上书奔走权贵。因此个人认为夹漈先生投书宇文枢密，纯因家国之恨、社稷之耻，所以表现的乃是英雄热血，绝对不是为了个人利禄。”这样的论述难免就有被人认为拔高郑樵之嫌了。事实上“贵冑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文人哲士求取功名从来艰辛决无“如取草芥”之易。至于郑樵是否纯为国家，绝不为个人利禄，其动机如何，这也不能率尔定论。该书分为五章，论及郑樵的生平、著作、郑樵的校雠目录学的理论、实际以及影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郑樵的校雠目录学及其成就。
（二）当代学者对郑樵校雠学著作的今译
当代的学者针对郑樵校雠学的代表著作——《校雠略》《艺文略》、《图谱略》、《金石略》作了较多研究，从各种角度对这四略进行了解读和理论阐释，对郑樵在文献学史、目录学史上的贡献给予了全面的评价。从另一个角度说，郑樵的校雠学著作也仍在给后代学者无限的学术滋养，如前所述，李昭恂称：“我读《校雠略》爱不释手，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郑樵校雠学著作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将有价值的古文著作翻译成现代的语体文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对于继承我国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翻译郑樵的校雠学著作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因文化断裂而产生的种种错误。《图书馆学研究》1984年从第二期到第六期刊载了李昭恂的《郑樵〈通志·校雠略〉今译》一文。但在该文中，出现了很多的错误。孟昭晋就曾指出过其翻译过程中的错误：比如《收书之多论》中的“乡人”应解为“同一乡之人”，或解作“乡里之间的普通人”，而不该解为“乡下人”；“日就一道士传之”，应解作“每天到一位道士处传写‘道士的藏书’”，而不该解为“有一天遇见位道土传给他的”。“还未尽其书”应解为“还没有完全传钞完道士的藏书”，不应解为“还没有把全部书收来”等，诸如此类的错误，难可一一列举。孟先生还特别指出：“贵刊今译《校雠略》，嘉惠士林，但希着意于准确性。”究其实，是古今文化的隔膜，文化的断裂，以及译者对《通志》文本总体的把握不够。比如《校雠略》中很多“臣向谓”中的“臣”是郑樵的自称，因为《通志》是献给皇帝的“进书”，拟定的读者对象是皇帝，所以郑樵自称是“臣”。因此，翻译中，将“臣”翻译成“做臣子的”就有诸多不妥，可直译成我“或”为臣“。”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应译为”书籍有亡佚的，有好像亡佚实际上还能得以辑佚的“，而不是译为”书有没有的，有虽然没有而不会没有的“。”世有其书“应译为”历代都有此种书“，而非”世上有这种书“。”今观崇文之作，贤于二志远矣，此二类往往是一手所编，惜乎当时不尽以其书属之也“中的”不尽以其书属之也“，应译为”当时没有将整部书委任于他（指一手所编之人）“，而不是”当时没有都用它的书来统属“。古人言简，翻译过程中应尽可能地领会其意，再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出来。表述中要尽量避免过于口语化，有古雅之意最好不过，因此说，《校雠略》的古文今译工作还需后人进一步努力力争较为准确地译成白话文，便利与后代解读与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