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儒商林时霖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也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因此，解放前莆田人来这里经商的也特别多，以后，逐渐形成了“兴化商帮”。当时的福州下杭街是商业的中心，又是兴化商帮主要商家的集中点，整条街莆田人经营门市占有70%以上，有人说：“下杭街也可以叫兴化街”，根据当时的状况，以上称呼并不过分。

　　莆田人历来有一个优良传统，不论干什么都能埋头苦干，不怕吃苦，且能勤俭耐劳。他们初到福州，就是肩挑担子，摆着地摊，开着铺子，贪早摸黑，走街串巷，沿街叫卖，经过多年努力，也有些人发家致富了，成了富商，生意做得越来越大。经商界认定，莆田商帮最具有影响力的，像林时霖、蔡友兰、苏秋兰、何元育四人，是在兴化商帮中号称“四大金刚”的代表人物。他们不是一般的商人，可以称得上“儒商”。

　　“四大金刚”之一林时霖，号沛然，排行十六，有“十六先”之称，北高镇梅湖村人，1960年逝世，终年84岁。

　　他家世代务农，家境清贫，因他父亲在福州下杭街一家商行当伙计，故他在童年时，随父母迁居省城。后来，由人介绍到靛街协发溪纸行当伴读，也就是书童。因他天资敏悟，感动了塾师，帮他学习一些文化。

　　他为人朴实能干，开始调为助理司账，不久，升为正式司账。因老板沉湎于酒色，行里业务如商家往来和银钱出入等，统统由他一人经办，这给他后来发迹打下了基础。

　　1911年（清宣统三年），协发溪纸行宣告倒闭，林时霖乘机而出，与胞弟祥霖合资，在下杭街开设聚源发溪纸行。溪纸行的主要业务，是经营闽西北各地所产的土纸———白料纸（毛边纸、连史纸、玉扣纸）、海纸（多做纸钱用的）、甲纸（粗纸）等。当时，因交通不便，闽西北所产的土特产，都挑远至南平，再由溪路航运到福州，故统称“溪行”。经营土纸的，又称为“溪纸行”。

　　因他善于思考，驾轻就熟，以原协发溪纸行的铺家为基础，负责对外联系事宜；他的弟弟又善于经营，负责料理行内业务，内外配合很好，可谓得心应手。刚开办时，只代客户经销各种土纸，后来，由小到大，业务逐渐发展，则采取食吃进来的办法，以低价购进，雇人加工，印上“林聚美”印号，然后出售，获利颇多。

　　同时，又在营口、大连、青岛、台湾、香港等地设庄经售，并兼营建阳、建瓯等地的红菇、香菇、笋干等，亦获利可观。

　　由于林时霖兄弟能同心合力，善于抓住商机，又经营得法，数十年中，资金达到银圆二、三十万，一跃成为福州数十家溪纸行中之大户，被人称为兴化商帮在福州的“四大金刚”之一。

　　“九·一八”事变时，他家在营口、大连经营的货物，多被人吞占，以致无法收回。抗日战争期间，在青岛的货物，又被日军洗劫一空，损失巨大，故即结束在外地的业务，专营本埠生意。

　　在本埠经营中，他又将现金多用于放债，企图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因国民党政府的法币、金圆券、银圆券等不断贬值，最后几同废纸，损失更大。

　　同时，林时霖的儿子多无心经营，长子只喜欢收藏古董书画，往往不惜重金购买，致使生意呈下降趋势，入不敷出，延至解放前夕，终告负债倒闭。

　　早期，闽侯县商会组织，实际权力都操纵在罗金城和罗勉侯父子手中。北伐胜利后，成立了闽侯县商民协会，由于中、小商人入会的人数大大增加，故对罗派在执行会务中，多是偏袒大商家的利益表示不满，经过改选，罗派人物被迫下台，林时霖得以当选，为莆田人出任闽侯县（福州市）商会会长之第一人。

　　林时霖是一位商人，也是一位儒商。他平时嗜书成癖，晚上，常常阅读至更深阑静才休息，对史书、诗赋、小说等很有研究，无不涉猎。他学问广博，广交朋友。过去与莆田著名人士张琴、陈乃元（爱吾）等经常书札往还，过从甚密。

　　晚年，因经济拮据，他深居简出，惟以诗赋自娱，著有《壶雅楼诗集》1卷，因未能付梓，在“文革”中，已散失无遗。

　　林时霖的一生，是处在三个朝代交替年代，又是处在战乱烽火迭起年代，他经历了峥嵘岁月坎坷不平的生活年代，他能以一个莆田普通商人成为在榕商帮中的“四大金刚”之一是难能可贵的，他的经营策略，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黄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