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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马院——中共闽中特委机关所在地 闽中工农游击队驻地漈川纪事

           □吴建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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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设计中的闽中游击区(马院)革命史展示馆效果图。

      漈川(今常太镇马院村)地处莆田和仙游山区交界,这里曾经是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组织领导和战略指挥中心。80多年前,中共闽中特委在失去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且没有正规红军部队参战的情况下,依靠当地群众,在这里开辟了闽中游击区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统一领导着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而又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

      始于1934年秋之后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重要部署。游击战争有效地钳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率领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长征)提供了支持和配合。同时也在南方各省保存了革命力量,储备了骨干,为抗日战争时期,华中、华南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闽中游击区主要由莆仙边(以漈川、外坑、金竹坑为中心)、福永边(以罗汉里为中心)、莆永边(以山溪、宁里、旗插安为中心)三块游击根据地共同组成。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这块游击区自建国以来就一直被遗漏,直到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在组织编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才被发现。1986年第二期《党史研究》发表的阎景堂《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文章,从“游击区”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党的领导、武装力量、游击根据地、国共和谈和编入新四军等),论证了闽中与其它十四块游击区并驾并驱,提出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八省十五个地区”的新说。1988年12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批示同意把闽中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块独立游击区,闽中游击区的历史地位至此才得以确认,正式载入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辉史册。

      闽中游击区革命意义非凡。作为组织领导和指挥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共闽中特委机关,就设在漈川(今常太镇马院村)。

      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福建临时省委)遭受国民党宪兵破坏,市委书记陈之枢、委员练文澜等被捕叛变,市委常委王于洁(仙游榜头人)侥幸逃脱。随后,莆仙地下党组织亦遭严重破坏,从此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同年9月,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在灵川西厝村重新成立,王于洁任中心县委书记,潘涛、郑金照、林阿郎、陈建新、黄国璋为委员,会上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常太开辟新的活动据点。10月,中心县委委员郑金熙、陈建新到常太顶外坑(今常太镇渡里村),动员该村进步青年雷光熙参加革命,雷光熙在接受党的思想教育后,毅然献出家中藏有的步枪14支、短枪一支及手榴弹、子弹数箱,参加革命队伍。利用这些枪支弹药,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在常太山区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游击武装。同年12月,潘涛、郑金照率沿海游击队与常太游击队会合,化装袭击了设在枫叶塘的国民党镇公所的民团常备队,缴获反动民团步枪二十多支、子弹数千发。

      枫叶塘突袭打响了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第一枪,从而拉开了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1935年5月,莆田、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取得联系,王于洁、潘涛亲赴福清樟溪参加两个中心县委联席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中共闽中特委,统一领导福清、长乐、莆田、仙游、惠安、永泰等闽中各县的斗争,王于洁任特委书记,黄孝敏、潘涛、刘突军、余长钺、陈柄奎为委员。会议还决定把福清和莆田两支游击队分别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以罗汉里(第一支队)和常太(第二支队)为根据地,分别开展游击武装斗争。中共闽中特委的成立,结束了两个中心县委各自为战、孤立无援的局面,这也是闽中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所在。

      樟溪会议后,特委成员分赴各地传达会议精神。王于洁、潘涛回莆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莆田各地不脱产的游击队集中到常太的漈川、外坑、金竹坑一带,参加军事整训。1935年秋,王于洁在常太漈川主持召开第二次党团联席暨军事会议,决定以漈川、外坑、金竹坑为中心,建立游击斗争根据地,同时把参加整训的沿海游击队、黄笏中心区游击队、常太游击队等正式改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郑金照任支队长、潘涛任政委(兼)。支队驻地和闽中特委办公机关都设在漈川。

      漈川军事会议正式确立了漈川在闽中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指挥中心地位,建立了闽中地区第一块游击根据地——莆仙边(漈川、外坑、金竹坑)根据地。

      改编后的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在中共闽中特委的统一领导下,以莆(田)仙(游)边的常太游击根据地和福(清)永(泰)边的罗汉里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协同作战,进一步在敌后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活动,打土豪,攻民团,杀恶霸,革命力量日益壮大,革命烈火熊熊燃起,闽中游击斗争的形势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高潮。期间较为重要的战役和事件有:大洋田赋处奇袭战、东山寨突围战、镇压地霸韩觐侯、沃柄岑伏击战、河村桥伏击战、漈川反“围剿”以及三官塘遇袭等等。

      1936年5月,为粉碎国民党对福永边(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重兵清剿(国民党当局出动飞机、装甲车等共3000多人的部队),王于洁亲自赶赴永泰后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反清剿事宜。后溪会议认为,由于魏耿(第一支队支队长)、何兰英叛变,第一支队余部不宜再回原处斗争,必须把两个支队合编为一,以莆仙边的常太根据地为依托,在莆仙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战争。这次会议后,王于洁沿莆永边山区小路,把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带到常太根据地同第二支队会师。在常太漈川,王于洁主持了合编仪式,第一支队正式并入第二支队,合并改编为“闽中抗日义勇军”(下属编二支队),由刘突军任政委,吴德标任司令员,雷光熙、王铁成任副司令,杨采衡为参谋长。闽中抗日义勇军的办公机关设在常太根据地漈川。合编后的游击队对外仍称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

      漈川合编后,分散在福清、长乐一带隐蔽的原第一支队游击队员也陆续到常太集中,常太根据地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加强,游击队在闽中特委的统一领导下,频频出击侵扰国民党部分军事据点。主要战役和事件有:长岭缴枪、奔袭(黄石)区署、九坑土寨攻击战、度口上坂攻击战以及荒墓掘枪补给等等。

      国民党当局铁心拔除游击队大本营——莆仙边常太根据地,采取“久驻长剿”,大举“清乡”活动。7月下旬起,莆田驻军四十九团出动两个营,抽调仙游保安队配合,由常太区壮丁队带路,从莆仙两路包围夹攻莆仙边(漈川、外坑、金竹坑)常太根据地,大肆烧杀抢掠。

      为保护有生力量,1936年9月,闽中特委在外坑陈文通家中召开紧急撤退会议,决定把游击队和一部分的地方干部、群众撤出常太根据地,同时决定在靠近永泰交界的莆田北部山区开辟新的游击活动据点。特委派黄国璋到庄边北部的杉溪(今山溪)与当地实力派黄开元谈判,双方以“互不侵犯”为条件达成协议,使游击队得以暂时开进杉溪休整、训练。特委同时派方子民(方言)到莆永边的宁里、寨下(属永泰)一带开辟新的地下活动据点。10月下旬,国民党重兵围剿杉溪,游击队为避开敌人锋芒,主动撤出杉溪,大部分队伍由刘突军带领转移到莆永边的旗插安、宁里一带隐蔽,小部分队伍由雷光熙带回常太根据地继续进行斗争。同年11月,闽中特委与中共南临委接上组织关系。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南临委的指示精神,闽中特委决定实行战略转变,停止袭击国民党当局军事据点和打土豪行动,把游击队隐蔽在莆永边(宁里、旗插安)游击根据地整训待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闽中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方针,及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等抗日口号。但国民党当局却对闽中游击区死咬不放,仍然进行着疯狂的“清剿”。

      1937年春节过后,王于洁决定在莆田召开特委会议,商讨新一年工作。会议地点原定在城郊四亭村,后接受特委交通员薛宝泉(原渔溪特支书记,当时已秘密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自首,充当汉奸)建议,改在梧塘洪渡村薛家。2月16日,特委领导人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准时到位(刘突军因军务请假)。当晚,薛宝泉提议与会领导到邻近的林外村赖金繁家投宿,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宪兵队悉数逮捕。王于洁等四位闽中特委领导被捕后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于6月23日在福州惨遭杀害。

      王于洁被捕后,刘突军于3月份召开闽中特委部分党员干部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中工委,刘突军任工委书记,苏华(王于洁妻子)、黄国璋任工委委员,继续领导闽中游击区的革命斗争。1937年6月,闽中工委按照南临委指示,把闽中工农游击队改编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为奔赴前线抗日作准备。1937年8月,闽中国共两党经过多轮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至此,闽中地下党和工农游击队终于渡过了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闽中游击区所开创的革命英雄事迹将永远彪炳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辉史册上,而马院(漈川)这一块红色热土,作为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组织领导和战略指挥中心所在地,也将永远被闽中儿女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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