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经国字监林才伍其人其事

　　莆田黄石龙渡鳌头社一根房檩铭文上这样写着：“檀越主，唐明经、国子监林才伍，捐地七分九厘三毫。” 这铭文弥足珍贵，为龙渡鳌头社的初建提供了断代的依据，但尚嫌简略。本文拟通过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变化，融入福建文化教育和科举活动的叙述，勾勒出唐代明经、国字监林才伍的大致人生轨迹。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朝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制度多有建树。唐继承了隋朝初创的科举制度，并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唐朝的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为定期分科而举行的考试，科目很多，很杂。据 《新唐书选志》 记载：“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 （选拔法律人才），有明字 （选拔文字人才），有明算 （选拔算术人才），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为唐朝老祖宗老子创立的道家而选拔的专门人才），有童子等数十种。”以上科目虽多，但有主次之别，轻重之分，有的科目行之不久，即被废止。唯有明经和进士两科在唐朝科举制度中是长久不衰的，成为开科考试的主流。

　　“制举”，是皇帝临时确定科目，诏令进行考试的，这是朝廷选拔特殊人才的一种方法。然而，“制举”在唐朝并不被人所看重，被视为“非正途出身”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明经科起源于隋朝，至唐朝明经分为五经、二经、三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唐朝规定：“儒家九部正经中 《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毂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小经各一，或两中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同时，还要求兼通《孝经》和《老语》。这就是说，九部儒家经书，是唐朝科举考试必备的教科书。但明经科考试的内容应视上述科目的不同规定，而有所区别。如通五经者，两部“大经”皆通，“余经” 即指“中经”和“小经”中也须通熟其中的一经，另一部《孝经》。以此类推，这些儒家经典便成为唐朝应试明经科举子、士人必须精通、熟读的教科书。

　　进士科创始于隋朝大业年间，唐贞观、水微年间开始兴盛。由于官僚士大夫的重视向往，特别是唐玄宗，以后朝廷大力提倡“以诗会文章取士”的新规定后，其地位逐渐超过明经科而被应试的知识分子视为“士林华选（即首选）”，从而成为唐朝中后期社会地位最高和最主要的科举考试科目，对以后我国科举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初，包括福建在内的南方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且当地士人的文化素质也比较低，但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开发后，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很多地区正处于士子报考明经科的热潮中，涌现出一批“明经及第”和“进士及第”的优秀人才。以莆田为例，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 752 年），莆田人林披年二十，以明经擢第；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 788年）林披第六子林蕴以明经及第；贞元七年（公元 791 年）林披次子林藻进士及第。林氏父子三人先后荣登“明经及第”和“进士及第”两科光荣榜，为莆田举子士人树立了学习的楷模。贞元八年（公元 792 年），泉州晋江人欧阳詹与贾技、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崖、冯宿、庾承宣等二十二人联第，时称“龙虎榜”。据李贻孙的《欧阳詹文集序》载，称福建在唐德宗“建中（公元 780-783 年）、贞元（公元785-805 年）四，文词崛起，遂大振耀。”

　　从唐中期唐玄宗至唐德宗福建地区科举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可以证明黄石龙渡鳌头社一根房檩有关林才伍为“唐明经、国子监”，这则铭文是可信的。按唐朝规定“明经及第”只是一种“出身”，还必须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继续深造。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未发现林才伍“出任为官”的有关史料。可以推断，青年时代林才伍，是一位“明经及第”出身，兼职有国子监“监子”身份的优秀学子，这与他小时候天资聪颖、博览群书、饱读经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年长后，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檀越，佛教名词，梵文的音译，意译为“施主”。他作为“施主”为鳌头社的初建，捐出田地“七分九厘三毫”，为家乡的文化建设事业留下了一处珍贵的文化遗产。由此，我们认为林才伍是一位有名望、有才学，践行儒家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名士乡绅。吴文炎